「吉訶德先生（Don,西語先生之意,台灣普遍翻譯成  : 唐.吉訶德）」是西班牙偉大作家塞凡提斯於西元1605年出版的說。描寫，吉訶德，因為讀騎士小說而入迷，幻想自己就是一個好俠仗義的騎士，做出許多荒唐的行徑。他騎著一匹瘦馬，手執長矛與盾牌，浪跡天涯，冒險犯難，仗義行俠，結果卻鬧出各種笑話。經過千百次失敗，回到家鄉，因憂鬱，一病不起，死前的一刻，他終於悔悟：「騎士精神根本是『謊言。』」          

「吉訶德」，「可笑、可悲又可憐」，他他毫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他把維護正義、除強扶弱，並把清除世間的不平做為自己的神聖使命，在他看似神經錯亂的荒唐行為中，仍透著善良的動機與人性中完善無瑕的純潔，明知不可能還要去向不可能的事挑戰！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還沒有「人權」的概念，但那時代，人們對「社會不公不義」是冷默、忍受、習以為常,對「對抗不公、不自量力的傻瓜」反而給予無情的嘲諷，今天看起來，難倒不是似曾相識嗎？作者塞凡提斯，何嘗不是想用筆，哀嘆「一個肉弱強食、不公不義成為人類社會欉林的常態時，所有俠義行為，都變成滑稽，不是嗎？」

阿Q正傳」的出版，比「唐.吉訶德」晚300年。「阿Q」「可恨、可悲又可憐」，欺善怕惡，最後處死他的，卻是「偽善的革命黨（國民黨的前生）」，其實新的權力階級，也還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他們仍不容像「阿Q」這樣社會底層、因「人窮志短」而為囂小的「罪惡」（類似搶超商被捉），這就是權力階級的偽善。法律的原始來由，是「保護既得利益的不被搶奪」(「阿Q正傳」的趙太爺被搶)，而非「保護被勞役者的勞力被剝削」(「法律」無視絕大部份為了尊重「法律」而忍受「不公平」。)至今，雖然有「勞動意識」的覺醒，「服務有錢有權階級」，還是「法律」的「遺傳因子」。

看看我們的社會現象，曾正仁、陳由豪、劉松藩、伍澤元、朱安雄、辜正諒、、、、、、這些與政府關係良好的經濟罪犯，無一被繩之以法，而無巧不成書，個個逍遙國外，就算劉泰英、翁大銘，走上法院，也見不到一個「結果」（唯一榮星花園案的民進黨議員，叫什麼？給忘了，他是執政無能卻想立威的祭品。）這難道全是「不得已的例外」？全是湊巧？這已不奇怪，這是台灣社會常軌。每到選舉前夕，總是「預料有戲，意外劇情」，這種鬼把戲，次次上演，全是湊巧？這已不奇怪，這也是台灣社會常軌。

          反過來看「邱毅」、「施明德」、「紅衫軍」、「媒體」、「名嘴」、、像不像騎著瘦馬，夾帶長矛、衝向風車的「吉訶德」先生？所有正義的出征，都如小丑，被「價值曲扭」的「常態」，當為「笑柄」。「一個肉弱強食、不公不義成為人類社會欉林的常態時，所有俠義行為，都變成滑稽，不是嗎？」「唐.吉訶德」與「阿Q」，異曲同工！

 15th ,Dec.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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