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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涵: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接受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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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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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涵: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接受共同抗日

2012年09月08日08:36中国新闻网刘婉媛我要评论(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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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陶涵:蒋介石事前已就共同抗日问题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即便张学良没有绑架蒋介石,国共合作也将形成。因此,“西安事变本身实质上并未改变中国的命运,张学良唯一改变的只是他自己的命运”。

陶涵: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接受共同抗日

美国学者陶涵

陶涵: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接受共同抗日

1945年12月,上海大新百货公司大楼,外墙上挂着蒋介石的画像。

在陶涵笔下,蒋介石是一位“高度矛盾”的人物。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自己的观点,陶涵都希望这本多维视角、叙述比以往更平衡更全面的蒋介石传记,能给大陆读者带来启发

在矛盾中读懂蒋介石

“说老实话,我没有想到,陶涵先生会写出这样一本颇见功力的蒋介石传记,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与中国读者见面。”在陶涵新书《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文简体版的推荐序言中,历史学者杨天石在开篇如此写道。

这 本546页著作的作者陶涵,为前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学者,数年前曾经撰写了一部叫好又畅销的《蒋经国传》,被学界公认是解读 蒋经国的权威读本。两年前,当该书在中国大陆发行简体中文版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经询问陶涵先生在写完“小蒋”之后,是否意犹未尽会继续给面目更为 暧昧的“老蒋”作传。陶涵则告诉记者,他所撰写的蒋介石传英文版已经付梓,由美国哈佛出版社出版。

两年之后,这本著作历经曲折,终于由中信出版社引进中国大陆。

机缘

上世纪60年代,初出茅庐的年轻外交官陶涵被派驻台北,曾有几次在酒会中见到暮年的蒋介石,并与他握过手。“他身材不高,看似很脆弱。我很惊讶地发现他握手时力道很轻。”这是蒋介石留给他的直接印象。

几 十年来,陶涵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给这位孱弱的老人作传。直到《蒋经国传》出版、收获学界肯定和读者拥趸之后,哈佛出版社的编辑邀请陶涵再接再厉撰写蒋介石 传记,但陶涵当时已有些意兴阑珊。在编辑的坚持之下,他走访了一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得到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回答:“机缘难得。”

受 访的学者们认为,首先,无论中外,目前都缺一本完整、丰富、客观的蒋介石传记;其次,蒋介石日记已经部分公开,而当前还没有哪一本蒋氏传记借用了这部份珍 贵的史料;再者,蒋介石生前故旧目前还有些人健在,如能对他们进行采访,既是史学家们求之不得的机会,也是完善一段历史的迫切之举。

陶 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这本蒋介石传记的书名主体,刚开始他的建议是“The Father of the Generalissimo’s Son”,若直译成中文,大意思是“委员长儿子的父亲”。显然,作者有意沿承前一本《蒋经国传》的写作,使两本书成为相辅相承的姐妹篇。不过,这个拗口的 书名,最终改成了现在更为直截了当的标题。

这本书从构思、采访、资料集整,直到初稿完 成,共耗去了五年,这还不包括修改、补充内容的时间。其中最费时、最困难的一项工作,是如何对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进行甄别、考证、筛选、引用,并最终形成 自己的叙述和判断。以最重要的参考资料——蒋介石日记为例,陶涵在胡佛档案馆查看了目前公开的近一万九千则蒋的日记,最终在自己的书中参考采用了450段 话。蒋介石的日记以毛笔行书写就,文言文、无标点,当前的中国学者阅读起来尚且费劲,遑论是一位外国人。

陶 涵当年撰写《蒋经国传》时,曾穿梭于台海两岸和美国等地,采访了近两百位蒋经国生前故旧。而当传主换成了蒋介石,如此大量的采访似乎颇为困难,毕竟相差了 一个世代,许多知情人已经故去。但是,陶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两百多个采访,其中包括蒋纬国在内的蒋家儿孙,以及钱复(蒋介 石的英文秘书、李登辉时代的“外长”)等蒋的生前旧部,此外还有蒋的家庭医生、牧师、家臣等等。

陶 涵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书写作也参考了之前出版的关于蒋介石的文献,其中中国学者杨天石的研究“至为宝贵”。其次,美国、俄罗斯和台湾方面的解密档 案也令该书内容更为丰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美国学者,作者运用《美国资讯自由法》,查阅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尚未解密的档案。用作者的话来说, 他在这些档案当中,“常常能发现许多引人入胜的信息和细节”。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 书共分为“革命”“抗战”“内战”“岛屿”四个部分,纵贯了蒋介石的一生。相对于后三部分的叙述完整、细节丰富之程度,有关青年蒋介石的第一部分,其内容 相对粗线条。其中一个可能原因,是作者掌握的新鲜材料中,关于蒋介石的早年生活并非其优势。蒋介石从1918年、即刚过而立之年后开始记日记,其后一直延 续到1972年因为健康原因才终止。从日记中,外人无从了解1918年以前蒋介石的心路历程,而关于他早年时期的第一手资料也相对稀缺。

不 过,陶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他在谋篇布局时也有意简化早年蒋介石的内容,“因为蒋介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都是从1926年出任国民党总裁后开始 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考虑到篇幅问题。“事实上,关于蒋的早年生活,我掌握的材料是足够的。我曾经向哈佛出版社建议把这本书做成上下两卷,但编辑认为, 即便是学者,也会认为两大部头的篇幅实在是太大了。”

陶涵: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接受共同抗日

1942年10月2日,重庆,蒋介石接见美国代表威尔基(左)。

陶涵: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接受共同抗日

1940年4月7日,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与宋氏三姐妹合影。右起:宋庆龄、蒋介石、宋霭龄、宋美龄。

争议

以陶涵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及学者的身份,他笔下的蒋介石传记,最有看头的部分自然是蒋当政时期的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关于蒋与美国政要之间的交往,细节极为丰富精彩,而蒋在其中的决策应对乃至心理感受,都有生动而具说服力的展现。

此外,有关蒋介石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周恩来关系的部分,既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也引来了最多的质疑。他在书中写道:

“在蒋(介石)看来,周(恩来)是个很真诚的人。国共两党虽历经四十七年的竞争、斗争和激烈交战,两人之间却发展出不寻常的关系,彼此尊重,即使在两党激烈冲突之际,这种感情仍会不时显现出来。”

“西 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要归功任何人帮他脱险,毫无疑问,周要居首功。一九四一年,蒋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的是延安的控制, 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多年之后,蒋写道,在西安时,他认为共产党(当然指的是周恩来)‘真心后悔’。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同一调子,嘲讽蒋相信他的真 心,但是事后的事件展现,周的确相信而且也在中共党内力主,如果蒋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产党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在对西安事变进行总结的时候,陶涵通过研究得出的判断是:蒋介石在事前已经就共同抗日问题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即便张学良没有绑架蒋介石,国共合作也将形成。因此,“西安事变本身实质上并未改变中国的命运,张学良唯一改变的只是他自己的命运”。

这 样的叙述和论断可谓标新立异,甚至被指责“过于草率和大胆”。一些批评者归咎于陶涵身为美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有所隔阂,产生某种误读。陶涵在接受《中 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得到解密,对历史的认识也会越来越丰富。“我的叙述有历史纪录佐证。蒋介石和周恩来这两位浙江同乡,在 黄埔时期及后来的一些时候,实际上相处与合作都相当融洽。在1927年清共期间,周恩来被捕后脱险,我相信是蒋介石授意下属释放了他。史料还显 示,1936年西安事件爆发前夕,蒋和周的代表在重庆开展和谈,并且达成了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声明。而西安事变后,蒋坚持要和周恩来谈释放自己的条件,而 周最终也接受了蒋的要求和条件。”

无论陶著作中所呈现的个人观点如何,他提出的新的角度都不容忽视。就像杨天石在序言中指出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观点,但是,他所叙述的史实你却必须面对。”

事实上,在蒋介石辞世三十多年以后,他依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幽魂,漂浮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民众的各种断言和臆测之中。很多人对他的看法要么尊崇他如同帝王,要么鄙视他如同败寇。即便是在西方世界,人们也多以惯有思维,将他称为“丢掉中国的失败者”。

因而,《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文繁体版在台湾出版的时候,既收获了喝彩,也招来了质疑。支持者认为该书还原了一个个性矛盾而丰富的真实的蒋介石,反对者则称作者有意美化这位“历史的弃儿”。

启发

即便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眼中,也有两个版本的蒋介石。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认为,蒋介石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的天然领袖,坚定而沉稳。而丘吉尔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著作《二战回忆录》中,并不掩盖自己对蒋的轻慢,认为蒋独裁、腐败,难当大任。

陶 涵在《蒋经国传》中,对蒋介石的评价是相对苛刻的,而在《蒋介石传》中,他的评价却宽容了许多。陶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对史料的研究日渐深入,他 愈是发现蒋介石是一个“高度矛盾”的人物。就像他在自序里提到的那样,蒋介石是个现代的新儒家,却能接受太太外甥女兼亲信的女同性恋倾向;他是个不折不扣 的民族主义者,却一点不介意自己除了两个非婚生孙子之外,孙辈全是欧亚混血儿;他没有领袖魅力,不为同侪所喜,但他的坚决、勇气却时常令他受到拥戴;他自 身清廉,却纵容下属贪腐;他时而盛气凌人,时而笑容可掬;时而顽固偏执,时而冷静务实……

对于这样一个版本的蒋介石传记能落脚于大陆,陶涵觉得“欣慰之至”。“当这本书出现在中国的大小书店的时候,我相信外国的学者、外交官和记者们,都会对中国文学和出版界的进步与开放,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官方在推进这种进步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印象深刻。”

陶涵还表示,无论读者是否喜欢这本书,是否认同书中的观点,他都希望这本多维视角、叙述比以往更平衡更全面的蒋氏传记,能够给大陆读者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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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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