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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日籍八路軍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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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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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近500名日軍戰俘先後來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他們隨後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及反戰組織,36人犧牲。

  紅色延安

  1935年,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陜北。1937年1月13日,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的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延安。自此直至1948年3月23日東渡黃河,前往華北,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共度過了十三年。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在延安期間,毛澤東撰寫了許多重要文章。如著名的《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這些文章完整地記錄了中共在延安所走過的歷程,也記錄了凝聚著集體智慧的毛澤東思想的成熟過程。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等重要方針。

反戰同盟成員在陣地上向日軍喊話。製圖/葉綠

前田光繁

  又名杉本一夫,1916年出生於日本。1938年初,成為軍屬滿鐵職員。7月29日,即被八路軍俘虜。1939年1月2日自願加入八路軍。1958年杉本一夫回到日本。1995年8月18日,率“日人反戰同盟成員友好訪華團”抵北京訪問。

香川孝志

  又名梅田照文,1915年出生在日本四國德島縣。1938年1月被召集加入日本侵華日軍,在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期間被俘。1941年6月,進入“日本工農學校”學習。1946年回到日本,1982年曾率團訪問延安。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員1944年在寶塔山下留影。前排左起第二為香川孝志,後排左起第四為前田光繁。

  曾任日本工農學校校長的野坂參三(岡野進)在中共“七大”上講話,右為毛澤東,左為翻譯李初黎。

寶塔山腰日本工農學校舊址。本報記者李艷攝

寶塔山腰日本工農學校舊址。本報記者李艷攝

   

    四面環山,翠綠相圍,七月陽光下,延安城靜臥在山間平地。城東寶塔山上,九層古塔巍然聳立。寶塔山南山腰的一排瓦房前,豎立著一尊黑色的石碑,是為紀念64年前在這裡的“日本工農學校”而立。

  “是這兒,就是這裡了。”2005年7月17日,84歲的離休幹部郭豐瑞端坐在位於西安的蘭州軍區幹休所家中,手持記者從寶塔山拍回的圖片,老人止不住興奮。

  65年前,郭豐瑞在延安敵工幹校學習,校址與日本工農學校相鄰。把前田光繁等“日籍八路軍”與郭豐瑞聯繫在一起的,便是這所學校。

  公開的參軍聲明

  “既然知道中國的抗戰是正確的,那麼對於我來說,除了支援這個抗戰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前田光繁

  1938年盛夏的一天晚上,在河北南部一個叫雙廟的小站附近,前田光繁在睡夢中被驚醒,一支槍管已插進他的嘴中。

  “他手指雖然放在扳機上,但最後沒有扣下。只是狠狠地揍了我一個耳光。”前田光繁回憶,一名八路軍遊擊隊隊長突然出現在自己的床前,自己被俘虜了。

    時任原滿洲滿鐵子公司土建會社華北調遣員的前田光繁此時最擔心的是何時被殺掉,死於何種方式。雖然不是軍人,但一直以來聽到的“如果被八路軍抓住就要被打死”的宣傳,讓他覺得自己死定了。  

    “讓我驚訝的是,我的伙食從來都是大米飯、炒雞蛋、豬肉和青菜,而八路軍戰士的伙食不過是小米飯和蔬菜。”前田光繁一度懷疑,八路軍光給他好吃的是“想讓我為他們幹點什麼,最後再殺掉我”。

  最終,前田光繁被送往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所在地———山西武鄉縣王家峪村,在這裡,他碰到了在前線被俘的小林武夫和岡田。在王家峪村,他們看到了河上肇的《第二貧困物語》和早川二郎的《唯物辯證法》兩本書以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在一次轉移的途中,前田路過一座幾乎所有的房子被燒光的村子,看到了一家五口慘遭殺害的現場,“是日軍幹的”。這是前田光繁從未見過的景象,他開始相信 日軍的野蠻行為是事實。“一種被出賣的心情和憤怒情緒,以及受著實在對不起被害者這種內疚感”使得他身體“顫抖起來”。

  而當倖存村民得知他們是日本人時,臉色立刻大變。前田“永遠也忘不了那充滿憎恨和仇視的目光”,在八路軍指戰員的拼命勸說下,民眾最終把對準他們的槍口挪開。前田開始得,民眾這樣做,不無道理。“如果我自己的親屬被殺害……對待殺人犯,即使殺死他也不能解心頭之恨……”

  前田光繁說,此刻他得以體會到俘虜他的那位遊擊隊隊長的心情,“他把手槍捅進我嘴裏時,心中一定燃燒著憎恨的火焰,但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這次特殊的經歷讓他們以往對中國抗戰的看法得以徹底改變,並且不再想著逃跑和自殺。

  1939年1月2日,時值隆冬,山西省東南部一個貧困山村裏熱鬧非凡。八路軍前線總司令部、野戰政治部和警備部隊在此舉行迎接1939年新年聯歡會。

  前田、小林、岡田三個日本人走上聯歡會前臺,在近千名戰士面前發表了一則參軍聲明。前田光繁後來回憶,“22歲的那一天,第一個‘日本八路’誕生了。我走上了半年前想也沒有想過的道路,既然知道中國的抗戰是正確的,那麼對於我來說,除了支援這個抗戰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36名日本人犧牲

  “共有36名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成員在抗戰期間犧牲。”

  ———日本工農學校紀念碑

  “秋山君在哪,他好吧?”、“秋山君來了沒有?”1942年,冀南一座碉堡裏的日軍大聲詢問前來喊話的反戰支部盟員們。

  隨著各地日軍戰俘的增加,日本人反戰團體在各地相繼建立起來。前田光繁等人1939年11月在晉東南根據地組織的“覺醒聯盟”是華北的第一個日本人反戰團體。次月,鹿地亙在重慶組織了“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

  在當時諸多“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的各支部盟員中有位叫作秋山良照的人名氣最大。這位反戰鬥士多才多藝,能根據日軍具體情況,及時編印、散發眾多的日文宣傳品。

  秋山還抓住日兵的心理,經常與他們通信談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積起來有一尺多高。

  當時日軍中紛紛傳說“八路軍中有個‘秋山良照’部隊”,日本方面也開始專門討論所謂“秋山事件”。併發表公告通緝秋山良照,以連升兩級和1萬元作為懸賞。

  統計顯示,到1942年,就已有8個反戰團體在華北各地活動。他們主要的工作方法,一是散發傳單和慰問袋,二是使用電話和擴音器直接喊話。

   當年8月,各地反戰團體的代表來到延安,參加了全華北反戰團體大會和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會議形成了一份《日本士兵的要求書》,目的在於促使處在日本 軍部殘酷壓迫下的士兵奮起反抗。這份要求書被印了出來,廣泛散發到各地的日軍中。這在日軍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就連日本軍部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1943年,反戰團體散發的傳單總數,在華北高達83萬張,在華中也有20萬張,“每月都會有四五種傳單,有時甚至達到14種”。

  1944年冬天,已離開延安,在晉綏軍區工作的郭豐瑞再次見到了自己在延安的日本朋友加藤。加藤的日本人身份,使他的喊話很有效果,在日軍陣營引起不小的“騷動”。

  郭豐瑞說,曾經有個日本娃娃兵,帶著一支槍跑到郭豐瑞他們曾經的據點吳城縣李家灣村,要找“八路軍裏的日本人”,不巧的是,郭豐瑞他們已經轉移。郭老嘆了口氣說:“那個娃娃兵,聽說才18歲,自己跑出來的,沒找到我們,又不敢回去,後來自殺在了一個山溝裏。”

   1945年5月15日,在太原敵鐵甲1479特務部的翻譯官池田東根、太村三郎、菊本鎮田郎帶著家人一共9人投誠,在郭豐瑞的回憶中,這是規模最大的一 次。盟員香川孝志回憶,向日軍士兵喊話,要拿擴音器,到接近碉堡100米多的地方。直接對話時也會出現吵架的場景,日軍會罵他們“賣國賊!”他們就會頂回 去。但當碰到碉堡裏有老鄉時,就會一邊流眼淚,一邊對話。

  日本士兵最喜歡的是慰問袋。開始他們會警惕慰問袋裏的食物是不是有毒,所以開始裝著一些肥皂、毛巾和日記本等日用品。後來,在反戰同盟和日本士兵間,開始通過慰問袋互傳信件。一次,反戰同盟收到這樣一封信:“別人的碉堡都給了慰問袋,我們的碉堡裏卻沒有,請你們送過來吧。”作為答謝,日本士兵也會回送一些豆醬和海帶。

    也有一些反戰同盟的成員在反戰活動中喪生。香川孝志回憶,1944年5月,在山西的一座碉堡處,砂原和住野兩人在離碉堡20米處喊話時,碉堡上的槍向他們射擊,兩人因此犧牲。   

    寶塔山腰,日本工農學校前的紀念碑顯示,共有36名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成員在抗戰期間犧牲。

  “延安是我第二故鄉”

  “我被寒冷的空氣和日光以及近處的群山所打動……在這裡很愉快……和混沌的重慶相比,這裡完全是一個理想之國。“

  ———美軍觀察員約翰·埃默森

  從1940年到1945年,先後有近500名日軍戰俘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他們原本深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影響,後來卻有絕大部分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日本人在華的反戰組織,有些還在前線鬥爭中犧牲。

   前田光繁回憶,在他到達延安的前一年,日本工農學校,于1941年5月15日,由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建議而成立。野坂參三(當時化名岡野進)任日 本工農學校校長,此外他還兼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對敵工作部顧問。前田光繁也于1944年成為了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並兼教員和幹部。

  “寶塔,可以說是延安的象徵。它依然是昔日的風姿,威嚴地聳立在寶塔山頂。”日本人香川孝志在回憶錄裏寫道,學校創辦的目的是“給日本士兵以政治教育”,並設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日本問題、漢語、時事問題等課程”。

  學校教育進程,大致分三個階段。剛到延安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約一個月,對學員進行入學資格審查,主要了解學員是否有入學要求,是否具備入學條件。審查通過,就進行為期兩個月的預科生教育課程。經過預科教育,接著實施10個月的本科生教育。

  前田光繁是小學畢業,香川孝志是柔道學校畢業,加藤是中學畢業,對於大多是工農出身,在參軍前又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工農學校學員來說,講課內容相當深奧,但“我們決心在這種極好的學習環境中,齊心協力走上新的道路。因此,學習是十分認真和刻苦的”。

   “延河往北轉彎的南岸就是寶塔山。在接近山頂的地方,建有兩百多平方米的日本工農學校教室和與它並列的食堂。學員們的住處在教室稍上處的山腰挖出的窯洞 裏。”65年前,郭豐瑞所在的延安敵工幹校(專門培養對日工作幹部的學校)校址恰與日本工農學校相鄰,對這裡的一草一木,郭豐瑞老人無比熟悉。

  郭豐瑞回憶,敵工學校的學生和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一對一地建立起朋友關係,他們之間相互教授漢語和日語。正是在這個時候,他與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加藤等成為朋友。

   郭豐瑞說,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苦。上課沒有桌凳,會給他們每個人發一塊小木板,一個馬扎。上課時,坐在馬扎上,把木板放在兩條大腿上,大家稱之為“活動課 桌”。上課沒有教室,夏天熱了,就到外面的陰涼地裏;冬天冷了,就跑到外面的太陽地裏;颳風下雨時就搬到大一點的窯洞裏,大家稱之為“氣候課堂”。雖然艱 苦,但大家的心情是愉悅的。

   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在這裡受到了較高的待遇。當時八路軍每月都有津貼:戰士一元五角,排長二元,連長三元,營團長四元,師長五元。毛澤東和朱德的津貼便 是五元,工農學校學員的津貼是每月三元。他們每到禮拜天就會到街上逛逛,有的人還會喝上一杯當地產的高粱酒。當時的物價是:豬肉一斤五角,雞一隻五角,香 煙一盒一角,肉絲面一大碗一角三分。

   有時,郭豐瑞和加藤還相約一起在延安城裏走走,偶爾上街改善生活。也有時候,他們一起在黃土坡上坐到太陽落山,各懷心事。郭豐瑞在想自己飽受戰火的祖 國,加藤也在懷念遙遠的家鄉和親人。從這時起,郭豐瑞開始覺得,日軍的普通士兵和中國人民一樣,都是這場侵略戰爭的受害者。

   1944年12月,在延安,作為美軍觀察組一員的埃默森認為,“促使工農學校學員思想轉變的原因,有以下幾條:第一,他們發現八路軍不殺俘虜,不虐待俘 虜;第二,遇見轉到敵人方面的日本人後,心理上受到了衝擊;第三,八路軍的優厚待遇;第四,開始接觸外面的消息,從中得到啟發,看出日本可能失敗,有可能 出現與以前不同的政府。最後一點,工農學校的教育是促成他們轉變的決定因素。”

  1941年6月至1945年9月,香川孝志在延安呆了四年。後來他時常回想起“自己在延安蔚藍的晴空下,與中國朋友一起唱歌時的年輕的身影”,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一直把在青年時代哺育我成長,使我樹立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延安,看作是我的第二故鄉。

  四十年後,香川孝志曾隨團重訪延安。此行之後,香川孝志感慨地希望“肩負著日中友好使命的我國青年,儘量找機會訪問延安,呼吸一下現代中國的發祥地的空氣”,並表示,日本工農學校也應作為日中兩國人民友誼的象徵。  

    工農學校混入特務

  “八路軍……是一座學校,由樸實的、儉樸的、意志堅強的人們構成。”

  ———前田光繁

  “嘉嶺綠,延河清,城裏城外有幾個日本兵;這裡跑出,那裏跑進,我們好像一家人。”這首當時由延安詩人寫下的詩句表現了抗戰時期延安城裏的和平氛圍。

  在回憶錄中,香川孝志饒有興致地談到,工農學校的生活不光是埋頭學習,日常的活動中還有麻將、撲克牌、圍棋、象棋,甚至棒球。

   棒球是自己動手做,球也是自己動手做成。當時延河河灘特別寬敞,他們把那裏的小石塊撿走,修了一塊很寬敞的棒球場地。也有八路軍戰士向香川求教柔道。他 們在地上墊上草,草上鋪上席子做成柔道墊,沒有訓練衣,只有在普通衣服上扎一條帶子做腰帶,打撲克則通常是四個人分成兩組爭分。“日本人和中國人總在一起 編組,玩起來十分開心。”

  1942年2月,整風運動也刮進了工農學校。學員們開展了適合自身的整風運動。那期間,他們之間互相交談經歷,談在日軍中的思想、行動。香川孝志寫道,“結果,同學之間更加親密了。不僅如此,還發現了幾個日本軍部派到工農學校的特務。”

   香川孝志回憶,有部分人在整風運動中坦白了自己特務身份,並交代了各自的任務和訓練內容。其中有些人最終參加了反戰同盟。另一部分人則逃跑後被抓回了學 校。香川還談到,有個人坦白自己是特務,但在酒後發泄不滿,強烈要求把自己送到國民黨那裏去,最後他真的被送往了西安。

   這個時期,在王家坪,八路軍總司令部一帶,每個週六都會舉行舞會,工農學校的學員有時也會參加。美國《時代》週刊記者懷特後來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在 “1944年的延安,共產黨軍隊的領導人隨著《揚基歌》和《佐治亞進行曲》舞曲跳著舞……在1944年的這個中國,大鼓咚咚咚地敲著,穿著厚厚棉衣的男女 戴著帽子在水泥地板上跳著。”

  當年冬天,工農學校的學員構思並創作了反戰劇《島田上等兵》。劇本大意是,日本士兵向他們的上司———中隊長提出了正當的要求,可是並沒有得到答應。於是,士兵們打死了中隊長,投靠了八路軍。

  第一天的公演就受到毛澤東主席的積極評價,“內容很豐富,演技也很好”。香川孝志回憶,“這個情節是從華北的日軍裏發生的事情得到的啟發,全劇從士兵是穿著軍服的日本勞動人民的指導思想出發,著力刻畫了下級士兵在日軍等級制度下,怎樣遭受著殘酷的壓迫。”

  話劇的藝術指導和舞臺設計由“魯藝”的人幫助完成,話劇上演後得到了很好的反響,原本上演三天的劇目,後來累計公演了一個月。

  日本學員戰後返日

  “過去我們歡迎你們,正像歡迎我們的好朋友,今天也將諸位作為好朋友來歡送。將來我們也仍然是好朋友。”

  ———葉劍英

  1945年8月15日,廣播內傳來了日本裕仁天皇的聲音,他宣佈日本方面無條件投降。隨後的9月2日,東京灣,美軍艦“密蘇裏”號上,麥克阿瑟以盟國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簽字,接受日本投降。

  15天后的王家坪八路軍禮堂,一場歡送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的大會在此舉行。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在大會上說:“過去我們歡迎你們,正像歡迎我們的好朋友,今天也將諸位作為好朋友來歡送。將來我們也仍然是好朋友。”

   在這次大會上,日本工農學校、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和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宣讀了他們寫給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聯名致敬信,其中寫道:“……我們報答您們 好意的方法,惟一的便是記取您們的教誨……在前線則教育新來的日本兄弟,回日本後,則克服一切困難,為建立民主的日本而努力奮鬥。這是當我們離開延安時, 對您們的立誓。“

  從這年9月中旬開始,除50多位體弱多病的學員外,200多名日本學員開始徒步離開延安。在歷經各種風險,轉道中國東北及北韓後,他們在1946年2月回到日本。前田光繁在此之列。

  香川孝志因為另有事務前往長春,曾在莫斯科逗留,隨後返回瀋陽,從北韓釜山上船,在博多港上岸回到了“戰敗的祖國”。這是1946年1月12日,距他當年從香川港離開日本前往中國,已經過去了八年。

   香川孝志一直認為,他在前往延安之前在山西麻田鎮讀到的《論持久戰》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預言”。他在回憶錄中一再提及,這篇在日本侵略戰爭爆發第二年毛 澤東在延安撰寫的文章的內容:“中日戰爭將改造中日兩國;只要中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就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 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爭後得到改造。”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前夕,郭豐瑞隨第八軍分區獨立第二旅開進太原城,又一次見到了加藤。郭豐瑞說,“當時加藤告訴我,他已經參加了日本共產黨在華支部,回國就是正式的日本共產黨員了。他也急切地等待著回國。”

  “也不知道,加藤現在過得怎麼樣了。”老人告訴記者,他對加藤一直唸唸不忘。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加藤。

  本文部分細節參考《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紀實:八路軍中的日本兵》(香川孝志 前田光繁 著 張惠才 韓鳳琴 譯)

(注:毛澤東、朱德的津貼也為五元,工農學校學員待遇相當優厚)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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