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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民国史研究“一个民国,各自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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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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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年来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人提出两岸共同书写民国史,张玉法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时机还未成熟:看看分歧是教育背景、运用史料的不同还是政治禁忌造成,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再考虑一起写民国史。


两岸民国史研究“一个民国,各自表述”

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约翰·A·克里夫兰(John A. Cleveland)中校(隶属于作战部队总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和中国远征军第53 军中将军长在怒江惠通桥上方的山顶,以中国方式享用野餐。 (选自《国家记忆》/图)

辛亥革命80周年时,台湾中央研究院原院长吴大猷曾经找过学者张玉法,希望他能写一部两岸皆能读、客观信实的近代史。张玉法后来写了《中华民国史稿》,被台湾学界认为不具政党偏见,可惜这部书一直未能与大陆读者见面。

近年来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人提出两岸共同书写民国史,张玉法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时机还未成熟。目前,他正组织两岸的年轻学者研究民国史的基本问题,“看看分歧是教育背景、运用史料的不同还是政治禁忌造成,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再考虑一起写民国史。”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也正邀请两岸学者,分专题写中国近代史。

这种局面在三十多年前难以想象。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两岸同时在日本办学术讨论会:大陆在东京办,台湾在横滨办——两边唱对台戏,就是不碰面。

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

1982年,中国社科院由胡绳带队,参加了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一场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会上大陆学者章开沅和台湾学者张玉法展开辩论:辛亥革命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

据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汪朝光的回忆,这次辩论是主办方“有意撮合”,硬要把大陆和台湾学者拉在一起争论。“那时候大家没有私下的交往,互相看对方都是政治异类。”他说。

1991年两岸学者第一次大规模开学术研讨会。张玉法还记得,台湾学者蒋永敬在会上说,你们都批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好!

“那个时候台湾很有钱,大陆还很穷,我在一边开玩笑说,你不要在这里乱说,台湾很有钱不代表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张玉法说。

2001年,南京大学的张宪文教授在台湾参加辛亥9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开会前一天,他心里还在打鼓:台湾人要问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怎么回答呢?往常的应对方法就是反问对方:“你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那是什么?”

从台湾回来不久,他就看到江泽民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200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胡锦涛再次定性: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张宪文不再担心了:“只要能掌握材料,现在话能说到位。”

2011年10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的讲话中,辛亥革命再次被定性为“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蒋介石再评价:从鬼到人与从神到鬼

1977年,大陆学者杨天石开始参写《中华民国史》,“那时对蒋介石的定调就是‘人民公敌’,‘投机分子’。”同期在台湾,称呼蒋介石还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蒋公”。写史的唯一原则是:不能伤害领袖。

1986年,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张宪文在安徽一个有干部参加的纪念大会上第一次提出“蒋介石不是投机分子”。“我看了很多档案材料,蒋介石不是投机者,他早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参加民主革命,是个民主主义革命者。”

2006年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公开,杨天石两次赴美查阅日记,深受冲击,其间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既有大功,又有大过。”

在台湾学者看来,民进党上台后,不仅将蒋介石的雕像“大卸八块”,送去两蒋文化园;更在各个方面丑化蒋介石,不论政府民间,都在揭蒋介石的疮疤。

1994年,张宪文在台湾就目睹了“蒋公”维护者和反对者的激烈争论。2001年,他在台湾参加辛亥90周年的研讨会,在会上直接指出: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在大陆有上升,在台湾有下降。

“我们说要如实评价蒋介石,更多的是对他对北伐对抗日的贡献要肯定;他们如实评价,一定是对蒋的丢失大陆、白色恐怖、个人独裁有更多的批评,这在他们那才叫思想解放。”汪朝光说。

到现在,在台湾学者蒋永敬看来,大陆你说蒋介石不对,台湾也说不对,你讲他对的地方,台湾还不认为就是对的呢。

“这不是历史学家 可以解决的”

台湾学者胡春惠1991年到沈阳参加“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讨论会,会上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的比例是40:5,大陆学者的态度让他很无奈:“我只好说:我们都是弄历史的。这个话其实不该讲,就像老师跟学生说的一样。”

台湾学者蒋永敬在80年代一直憋着一口气——想把大陆的中华民国史著作比下去,却和中华民国史的两位研究者杨天石、张宪文成了好朋友:前者客观评价了蒋介石,后者第一个肯定了抗战中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和地位。

在张宪文看来,传统教科书在国民党方面只讲到七七事变、淞沪战役、台儿庄大战,后面国民党打了一系列大会战,绕不过去。1984年,他把“正面战场”的22个战役写进自己的《中华民国史纲》,并酝酿写一本名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专著。

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讲话中定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别承担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任务,共同构成了对敌斗争的态势。”之后不久杨天石赴台参加学术讨论会,亲眼看到马英九将这个讲话当做好消息告诉台湾学者。

30
年来,两岸学者在越来越多的尖锐问题上取得共识,但仍有一些问题目前难以求同。比如西安事变,“我们肯定张杨的义举推动了国共合作推动了抗战,他们会认为
是部下对上级的反叛,从军纪上是不被允许的,更别说纵容了中共的坐大。”汪朝光说。蒋永敬也举了个例子:“四一二政变,我们叫清党,你们叫政变。”

最绕不过的问题是:中华民国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不是历史学家可以解决的。”杨天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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