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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中將﹝1﹞:丁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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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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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军丁秋生 为啥拒不接受组织任命而受处分?

民国初年(1912年)至民国14年(1925年),湖南省无年不灾,无县不灾;三湘四水,饿殍载道。

  1920年秋,丁秋生一家背井离乡,从湖南湘乡县莲花桥乡逃荒到江西安源。13岁时,丁秋生便成了安源煤矿六方井的一名童工。

 
 在《星火燎原》的一篇文章里,丁秋生曾记叙了那段暗无天日的生活:“我们凭着瘦弱的身体,在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的巷道里,借着暗淡的小煤油灯光爬行。遇
到上坡时,脚尖蹬着梯道,手扒在地上,拖着沉重的煤箕,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下坡时,用头顶着、用双手撑着煤箕,脚蹬着梯道,脸朝地背朝天,一步一步地
向后退着走。有的时候稍不留心,身上、腿上被煤块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完成资本家规定的定额,我们每天至少要干上12个小时的活。一天下来累得头昏脑
涨、腰酸背痛。我们住的是几十个人一间的工房,睡的是5层床铺,人多房小,挤得喘不过气来。一到夏天,臭虫、蚊子咬得整夜都睡不着觉,吃的是发霉的糙米饭
和不见油的辣椒煮白菜根,每天半饥半饱。至于穿的就更可怜了,破破烂烂,补丁加补丁,一到冬天,冻得哆哆嗦嗦。当时做工,最使人担心的是安全没有保障。资
本家只顾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安全设施极差,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我当童工时就亲眼看到过六方井发生的一次瓦斯爆炸。当时矿上流传
着几句顺口溜:‘背拖煤箕重沉沉,饥寒交迫牛马身,茫茫煤海苦无边,炭古佬日夜盼天晴。’”

  丁秋生的天空终于在1930年9月24日放晴了。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率二打长沙的红一方面军转进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待机。沉闷、灰暗的安源小镇突然喧闹、鲜亮起来,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井上井下、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奔走相告:“毛委员到安源了!”

  “毛委员要给咱炭古佬们讲话了!”

  史料记载这一天里:毛泽东“到红三军团驻地同领导干部谈话。召开军队干部和安源地方党干部联席会议,对安源工作作指示。出席安源群众的欢迎大会……”

  安源市苏维埃政府召开的欢迎大会,会场就设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楼前广场上,路矿两局呼啦啦拥来了上万工人。

  很多年以后,丁秋生脑海里还保存着那个下午的场景:烈日当空,纹风不起,热得人光着膀子都直冒汗。临时用木板搭起的讲台上,一字摆开几张方桌和几条长凳,讲台两边红色瀑布似的悬挂着两幅长联:“打倒资本家 工人求解放”,“砸烂旧制度 建立苏维埃”。

  他和几个半大伢子爬到讲台旁边的那株大柳树上,亢奋地俯瞰着会场:红军官兵成一个方阵坐在会场中央区;几百个儿童团、少先队员坐在会场前区;路矿工人和赤卫队员、农民方阵,则分布在会场的左区和右区。在工人纠察队的引导和纠察下,万余人的会场秩序井然。

  没过多久,两个穿着灰色粗布军服、头戴八角帽的人走上台来。会场上顿时沸腾了,人们纷纷站起来摇动着手上的三角小旗,高呼着口号。

  丁秋生留意到站在讲台上的那个高个子,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而那个壮实的中年人打着绑腿,穿着草鞋。

  骑在树杈上的二伢子告诉丁秋生,说那个中年人是红军总司令,那个高个子就是毛委员。
丁秋生趴在大柳树上,凝视着讲台上毛委员挥动手臂的身姿,倾听着那通俗易懂的演讲:工人们
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是命苦吗?不是!根子是穷人身上压着三座大山。所以,我们工人农民要解放,就要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
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推翻旧制度,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来当家作主人。

  丁秋生多年想不明道不白的事,让毛委员几句话就给捅破了,点明了。

  当毛委员最后振臂一呼,号召工人、农民参加红军,投身革命时,大柳树上的几个伢子全都跳了下来,朝扩红点奔去。

 
 那天,红一方面军在广场四周设了十几个扩红招兵点,每个点上都挤满了报名参军的人群。除了安源周围的农民和城镇无业人员,仅安源路矿两局,就有1000
余名工人加入红军队伍。其中有父子俩同时报名的,也有兄弟俩一起参军的。丁秋生看到离他不远的一个扩红点上,100多精壮过人的矿工,每人挑着一担黄色炸
药在报名。那个扩红点上的红军干部,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喊道:“欢迎欢迎……”

  丁秋生后来听说,这些挑炸药的矿工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工兵连。

  当时人们谁也不会想到,25年后,这批从安源参加红军的千余名矿工中,走出了包括丁秋生在内的十几位共和国开国将领。

  丁秋生和十几个当童工的半大伢子们,是在红三军团第三师特务连的扩红点报的名。一位红军干部问了问他们的年龄、籍贯、职业和家庭情况,便热情地表示欢迎,随即把他们带到火车站附近的一间房子里,去见特务连党代表。

  几十年后,丁秋生还记得那个眉眼清秀的党代表姓任。任党代表向他们介绍了一番部队情况,再三强调参加红军要自觉自愿。最后又叮嘱他们说:部队还要在安源休整几天,你们可以先回家做好亲属工作,争取动员更多的人参加红军。

  第三天,丁秋生瞒着母亲,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走了。

  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中,丁秋生作战英勇,多次参加敢死队,十几次挂彩负伤。1934年1月,丁秋生刚满20岁,便担任了红四十一团政委,成为中央红军中最年轻的团政委之一。

  这期间,他多次见到毛泽东就在离他不远的山头上指挥反“围剿”。尤其是长征到达遵义后,丁秋生调任军委干部团一营政委,更是常常能见到毛泽东。

 
 军委干部团是长征开始前由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等4所院校的干部、教员、学员合并组成的。所辖4个营的战
士都是排、连以上指挥员。红军著名战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干部团团长,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任干部团政委。这是中央红军最精锐的团
队,长征中始终担负中央军委纵队的前卫和警卫任务。

  长征中,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干部团一起行动。丁秋生经常看到他有时策马而行,有时徒步疾进。在敌几十万重兵的包围圈里,他从容若定地率领中央红军忽南忽北,时东时西,纵横于川黔滇边,穿插于敌重兵集团之间,迷惑调动敌人。

  但毛泽东工作繁忙,丁秋生一直没有机会和他说话。
1935年4月,红军过了北盘江,走到一个叫龙场的地方,毛泽东坐在路边一个小坡上休息。正好这时丁秋生带着一营走过来,毛泽东冲着队伍问了一句:“大家走得累不累啊?”

  丁秋生连忙站住,说:“累,但敌人被我们拖得更累。”

  毛泽东高兴地笑起来:“说得好。你是干部团的吧?”

  丁秋生报告:“是,主席,我是干部团一营政委丁秋生。”

  毛泽东点点头:“嗯,告诉营里的同志们,要想战胜敌人,就不要怕跑路。”说着,他站起身来,“走,让我们跟敌人比比,看谁跑得过谁。”

  敌人跑不过红军。

  数万中央红军跟着毛泽东一路西行,进抵云南嵩明、禄劝一带,突然转身向北,连续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将几十万敌军远远甩在了身后。

  8月22日,中央红军主力过草地那天,团长陈赓交给丁秋生一个任务,命令他带一个连担任干部团收容任务。

  丁秋生当即决定带三连担负收容。

  当陈赓得知丁秋生的那匹马在黑水病死时,连连摇头说:“搞收容连匹马都没有怎么行?参谋长,把前阵子缴获的那匹小棕马拨给丁政委吧。”

  丁秋生牵着小棕马回驻地时,正碰上徐向前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向草地进发。队伍中有随“前指”行动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等领导人。

  脸庞消瘦的毛泽东一扭头看到丁秋生站在路边,便走过来问道:“哎,这不是丁秋生同志吗,你怎么还站这里看景啊?”

  丁秋生一愣,还是4个月前在云南碰巧跟毛泽东说了几句话,他竟然到了毛儿盖还记得自己名字。丁秋生忙立正:“报告主席,陈赓团长命令我带一个连,担任干部团收容任务。”

  毛泽东听后叮嘱说:“哦,这个任务可不轻啊,你们不光自己要走出草地,还要帮助掉队的同志走出草地。你们要有吃大苦的思想准备,一定要把掉队的同志照顾好,尽量让每一个同志都走下来,有困难要及时报告。”

  丁秋生保证说:“主席,我一定组织好收容工作,力争把所有收容的同志都带出草地。”

  他看到跟在毛泽东身后的那匹马上,驮了一堆包筐,已经不好坐人了,便提出:“主席,你的东西多,就骑这匹小棕马吧。”

  毛泽东连连摇头,说:“那可不行噢,你们搞收容,目的是要帮助那些掉队的伤病员,到时候你们会比我更需要马。”他抚摸着那匹小棕马,动情地说,“我们的马也都是革命的功臣呐。”说罢,便快步追赶“前指”的队伍去了。

  丁秋生没有辜负领袖的期望,他不仅把三连带出草地,还帮助沿途收容的几十个掉队伤病员走到了班佑。

  这年11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打开腊子口,翻越六盘山,抵达陕北根据地。

  在一个名叫象鼻子湾的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庄里,丁秋生接到新的任命:中央军委通信警备连指导员。

  通信警备连顾名思义有两大任务:一是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送信传报;二是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站岗放哨。

  丁秋生在这个连任职时间很短,依稀记得那时通信警备连主要是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几位中央领导站岗。
他记得毛泽东初到瓦窑堡,住在中山街中盛店后院右边的两孔窑洞内,两孔窑洞有过洞相连。那
个时期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却又面临着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纠正陕甘晋省委肃反错误,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直接对
日作战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毛泽东工作异常繁忙,几乎不停地召开各种会议,约见干部群众,起草文件电报……窑洞的油灯常常通宵不灭,门帘里不停地散发出热
气和烟雾。

  一天深夜,整个瓦窑堡镇都沉寂在冰冷的月光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丁秋生像往常一样去查岗查哨,当他轻步经过中盛店后院的窑洞时,正好碰上毛泽东工作累了,披着大衣出来散步。

  毛泽东一抬头,马上就认出他来,招呼说:“哦,丁秋生,你从干部团调通信警备连工作了?”

  丁秋生惊异毛泽东记忆力这么好,过草地前向他报告过姓名职务,4个月后他居然都记得。

  丁秋生激动地忙报告:“是,主席。组织上调我到通信警备连当指导员。”

  毛泽东说:“你们通信警备连白天送信,晚上还要站岗,同志们很辛苦哟。”

  丁秋生说:“主席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比我们辛苦多了。”

  毛泽东笑笑,说:“我这是习惯了,还是你们辛苦。”说着,毛泽东从口袋里摸出盒香烟。

  丁秋生不吸烟,但那天连部生炉子取暖,正好兜里揣了盒火柴。他忙掏出火柴,给毛泽东点燃香烟。

  毛泽东发现他擦火柴时左臂不太灵活,火柴燃着后又看见他手腕上方有个小酒盅大的伤疤,便关切地问道:“你左手的伤是什么时候负的?”

 
 丁秋生回答:“是在广昌战役的三溪圩反击战中负的伤。那时,与敌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硬拼蛮干。当时我们许多战士只有3发子弹,打光了就跟敌人肉
搏。战斗非常残酷,几千人挤在一片山坡上殊死拼杀,打了整整3天没把三溪圩攻下来。我们四十一团伤亡很大,光阵亡的就有200多人。在反击战的最后一天,
左小臂动脉被子弹打断,背侧和背后十几处弹片伤,血,简直是往外喷,几乎流光了。张宗逊师长派了8个战士昼夜兼程轮流抬,把我送到瑞金红色医院。我昏迷了
7天7夜,才被傅连暲院长抢救过来的。回想起三溪圩,敌人依据碉堡、工事固守,我们明知道打不下来,还是硬着头皮反击。一场反击战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越想
心里越不好受。”

  毛泽东沉思良久,才语气沉重地说:“是啊,王明的错误路线使我们遭受多大的损失,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

  他循循善诱地为丁秋生分析“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本危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与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之间的关系,一定条件下敌我力量的变化……

 
 丁秋生深有感悟地说:“是的,刚参军那会儿什么也不懂,打仗只知道猛冲猛打,硬拼硬杀,积极报名参加敢死队,带头往前冲就行。特别是第一次反‘围剿’
时,天上飞来一架敌人侦察机。第一次看见飞机,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害怕,半个连的人都撵着飞机跑,跟轰苍蝇似的轰它。可它突然调过头来扔下颗
炸弹,幸亏我躲得快,背上只扎了几个黄豆大的碎屑。但人被爆炸掀起的泥土整个儿给埋了,是战友们七手八脚地把我给刨出来了。从那以后我才知道战场上空还有
飞机,而且还挺厉害。”
毛泽东听得笑出声来,说:“你命大,我们的红军命也大。”然后又问道:“秋生同志,你念过书没有?”

  丁秋生摇摇头,说:“没有,我是参军后在部队学了点文化,认的字也不多。”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要学习啊,将来敌人有的武器装备,我们也会有。我们红军干部、战士都要学文化、学知识、学军事技术,也要学会做思想工作。”

  这时,远处传来头遍鸡叫。丁秋生想着毛泽东该休息了,便不再吭声。可前两天刚在瓦窑堡开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毛泽东心境很好,颇有谈兴。

  他又问道:“听你口音是湘乡人?”

  丁秋生答道:“老家在湘乡县莲花桥,7岁时跟家人逃荒到了安源,后来我就下井当了童工。”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哦,我们俩的老家离得很近哪,只有40多里路。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丁秋生告诉毛泽东,家中还有一位老母亲,参加红军时,老人家不同意,把他关在房子里,后来是偷跑出来的,走时没能和老人家告个别,现在想起来,总感到对不起她老人家。

 
 毛泽东听后,动情地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可是忠孝又不能两全!等将来环境好了要设法联系上,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他抬起左脚,将烟
蒂摁灭在鞋底上,说:“经过长征,红军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但是质量提高了,现在留下来的人都是骨干。将来,我们依靠这些骨干可以把革命队伍发展得很大,把
我们的革命事业干得很大。比如你,由于红军减少,从团政委当了营政委,又从营政委去当连指导员。但是等不久的将来红军壮大了,你还可再去指挥一个团,一个
师,甚至一个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发展壮大起来,取得最后的胜利。”

  丁秋生心里一阵阵激动,最后终于把憋了许久的话说了出来:“主席,我想到作战部队去。”

  毛泽东看了看他,说:“好嘛!那有的是机会。”

  此夜谈话后约10天左右,毛泽东便满足了丁秋生的愿望,将他调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任政治处主任。不久,丁秋生又调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政委,与团长朱海波搭档。

  这是红十五军团的一支主力团队。

  丁秋生接到通知非常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他即将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去实现红军过雪山后就喊响的“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24岁的丁秋生意气昂扬,一路上都在憧憬着弹火纷飞的战场。

  然而,就在丁秋生跑了百十里路赶到二一八团的那天晚上,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由此正式开始。

  1938年4月初,丁秋生成为抗大第四期第二大队学员。丁秋生只学了两个多月,6月上旬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摩托学校去当政委。

  这所军委直辖的学校,是1937年4月组建的,目的在于为八路军建设汽车、坦克、航空等技术兵种,培养骨干力量。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急需大量干部投入对日作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摩托学校组建一年多,政委一职一直空缺。

  1938年6月间,刚成立没几天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第一次研究干部配备问题时,就把摩托学校政委的人选作为重要议题。会上忽然有人想到了担任过红十五军团教导营政委的丁秋生,并举证说他曾在一年里,卓有成效地训练了2000名基层骨干。

  与会者都认为,办教导营也是办学,能办好教导营,就能办好学校。

  于是,丁秋生任摩托学校政委的提议被一致通过。
此时,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极其艰苦的防御阶段。日军进一步扩大战争,侵略战火已从华北、华
东燃向华中。这年5月徐州失守,6月开封、安庆又相继陷落,日军兵锋直指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所在地--武汉。侵略者一路攻城夺寨,烧杀淫掠,制造了震惊世
界的南京屠城血案。为抗击这支日本侵略军,八路军仅有的3个主力师悉数北上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开辟抗日根据地,与敌展开游击战,屡有捷报传到抗大:
阳明堡夜袭战、广阳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反击日军九路围攻……

  这一切更加激起丁秋生强烈的民族仇恨和杀敌愿望。他不止一次向校领导请求,抗大一毕业就到抗日最前线去。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抗大还没毕业就被调到摩托学校,留在后方办学,这与他的愿望相去甚远。

  在抗大政治部的一再催促下,丁秋生一万个不情愿地来到摩托学校。

  摩托学校校长刘鼎是我国兵器工业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博学儒雅,待人诚恳。听说新来的搭档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担任过团政委,他非常高兴,亲自为丁秋生安排住处,并告诉说你人先到位,留守兵团政治部的任职命令随后就到。

  丁秋生一听命令还没到,也不等刘鼎介绍完学校情况,捆起刚打开的铺盖卷就走了。

  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和丁秋生同是湖南湘乡人,两人老家相隔仅20来公里,平时关系也很好。得知丁秋生对这个任命抵触情绪很大,谭政便亲自去做丁秋生的思想工作。

  他从军委办学的长远战略谋划谈到军人要服从命令,听从组织安排。他劝丁秋生说,到前线去将来有的是机会,以后可以再争取。但是情绪激动的丁秋生压根儿就听不进去,仍坚持要求上前线,不肯去摩托学校报到。

  谭政沉下脸来提醒他:“你是老同志了,应该清楚这样违抗命令是犯错误,会受到组织上处分的。”

  丁秋生却不在乎,心想:参加革命8年来,我从来都是受嘉奖,被表彰,如果要求上前线算个错误,那我也是第一次犯错误。给我个小处分也扛得住,反正组织上不会为这事儿开除我的党籍。

  他干脆地回答说:“处分我也不去!”

  第一次工作没做下来,隔了两天,谭政又把丁秋生约到傍城东流的延河边,边散步边谈。可丁秋生仍然拒不接受任命,还是那句话:“我要上前线!”

  第三次,谭政便很正式地把丁秋生请到后方政治部去谈。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结果,谭政站了起来,厉声道:“那我只好把情况如实向主席报告了。”

  丁秋生心想:你报告吧,主席早就知道我的想法。你一报告,说不定我很快就能接到上前线的通知。

  丁秋生原本性情随和,忠厚豁达,可这一回硬是转不过弯来。

  许多年后回想起这事儿,他仍有些懊悔,说那会儿跟鬼迷心窍一样,什么话也听不进。谭政这样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领导三番五次做我思想工作,却被我一次次给他顶回去,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要上前线打鬼子去!

  毛泽东听了谭政汇报后,严肃地说:“下了命令不执行,那怎么行?军队是有纪律的。管军队要严,管干部更要严,不服从命令要给予处分。”

  谭政见毛泽东动气,忙解释说:“丁秋生是想上前线,积极性是好的。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对他也是了解的。严肃批评一下,是不是就不要给处分了?”

  毛泽东毫不客气,说:“越是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越是熟悉的同志,越要严格要求。”

  几天后,丁秋生等到的不是上前线的通知,而是一纸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决定。与此同时,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撤销了他担任军委摩托学校政委的命令。

  这使丁秋生大为震动,他第一次触碰到纪律的坚硬。

  那时丁秋生还不满25岁,遇到了人生第一个沟坎。
1938年8月,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丁秋生留在兵团政治部机关,安排了一个巡视员的闲职。

 
 担任巡视员的日子里,丁秋生的任务就是下部队、跑学校到处巡视,搞调查研究。他去陕北公学考察过学员生活条件,也去杨家岭参观过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
会;去过三边地区的警备团,了解留守兵团部队剿匪进展;也跑过贺家堡、宋家川一带的黄河渡口,调查两延河防部队的防御设施……

  在这一系列的调研中,丁秋生亲眼目睹了陕甘宁军民保卫边区,团结抗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斗争精神,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大本营,联系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培养输送抗日干部的大学校。没有这样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也就无从开辟新的抗日根
据地。在太行山、吕梁山、沂蒙山、大别山与侵略者刀枪相见是抗日斗争,谁能说留在陕甘宁边区剿匪、河防、办学、大生产不是抗日斗争的一部分呢?

  想到这些,丁秋生忽然领悟到:闲职并不闲,这正是组织上的精心安排,有意让他在边区人民的斗争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认识后方工作的重要意义。

  丁秋生说那段时间他想得最多的,是率性与自律、谦虚与骄傲、个人愿望与党的利益的关系,前方与后方的关系……

 
 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入党6年来,为党的事业转战万里,负伤流血,九死一生,历尽艰辛,最后却受到了党组织的责罚,险些被党组织抛弃。为什么?追根寻
源,就是因为骄傲自满,个人膨胀,自恃有功,一意孤行,把个人愿望凌驾于党组织决定之上,违背了入党时“服从纪律”的誓言。

  一个跟斗可以让人消沉颓废,也可以让人警醒奋起。

  丁秋生如同浴火重生,开始了一次思想涅槃。

  1939年2月,丁秋生结束了巡视员工作,被调到抗大政治部组织部当干事……翌年8月,组织上又安排他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1941年8月,丁秋生终于实现上前线的愿望,奉命带一支近百人的干部队,由延安奔赴山东战场,坚持敌后抗战。

 
 因拒不接受组织任命而受的处分,是丁秋生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所受的唯一一次处分。但这次处分没有影响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解放战争期间,丁秋生
先后担任山东野战军第八师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三纵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政委。全国解放后,丁秋生曾担任浙江军区兼第七兵团政治部主任、浙江军区副政
委、华东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5年,丁秋生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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