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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的“枪炮大王”——吴运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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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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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运铎在工作中
吴运铎在工作中

  (《福建党史月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吴运铎在全国乃至世界,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一批革命回忆录,比如《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赵一曼》、《方志敏战斗一生》等书籍,曾畅销过几百万、近千万册,影响了一代人。那时,《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与方志敏、赵一曼、欧阳梅生齐名,知名度很高,用家喻户晓来形容也不为过。

  《把一切献给党》被译成28种文字,向全世界广为介绍,苏联年轻人,可以说是人手一册,被翻译后的书名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

  新四军老战士个个知道吴运铎的英雄事迹,都说他的脑子特别聪明,什么样的枪炮子弹一看就会造。他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1951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到全国各地作事迹报告,受到毛泽东多次接见。

  3个月设计造出步枪,创造新四军会造枪的纪录

  1917年吴运铎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一个矿工家庭。家境贫寒的吴运铎只上了两三年学就当了小矿工。1935年,煤矿不景气,大批工人失业,父亲带着一家人逃荒到了湖北的大冶煤矿。吴运铎在富源煤矿的电机车间当学徒。一天晚上,他到工人夜校上课,一位同学正在翻阅从武汉传来的《新华日报》。吴运铎伸头去看,一个大标题吸引了他:《新四军军部从南昌迁移到皖南,先遣支队正准备挺进苏南敌后抗战》。当时,吴运铎还不知道新四军是怎样的部队,便问那个同学。同学告诉他说,新四军同北方八路军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新四军正处于初创阶段,极需年轻人加入,尤其欢迎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吴运铎一听,顿时心中一动,下课后回到宿舍,他把自己想去投奔新四军的想法告诉了几个同事,谁知几个人不谋而合,大家暗暗约好了时间,于第二天晚上,扛着行李离开了煤矿来到了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

  军部首长得知吴运铎等是来自大冶煤矿的工人,其中有人熟悉机械,就分配他们到修械所工作。吴运铎头脑敏捷,人也机灵,什么东西他只要看上一眼就会。一年之后,修械所扩大为兵工厂,吴运铎担任了造枪班班长。造枪对吴运铎来讲这是第一次,厂里没有图纸,设备也十分简陋,为了造出枪来,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吴运铎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他不气馁,不畏惧,没有图纸自己画,精心打造一个个零件。工夫不负有心人,不到3个月,凭着他的智慧和灵巧的双手,设计和制造出了枪支,创造了新四军造枪的纪录。新枪一批又一批地从这里送到了前线。一天,叶挺军长带着一个外国女记者来参观。这个记者会说并听懂中国话,她就是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走进造枪车间,她要了一支新造的步枪,拉开枪机,放进子弹,举枪向前方的钢板一连打了3枪,弹弹穿过。她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好奇地问,这枪是用什么机器制造出来的。吴运铎指指长凳、矮凳、木桩、木板,回答她说:“就这些。”

  史沫特莱耸耸肩膀,称赞说:“奇迹!没有机器凭着智慧热血制造出了枪,我见过许多兵工厂,可从未见过没有机器的兵工厂,这个兵工厂是世界上少有的。”

在淮南终于有了自己的子弹厂,不仅天天生产子弹,还生产迫击炮弹、地雷

  1941年1月,吴运铎在皖南事变突围时身受几处枪伤,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坚持走到苏南,在快到长江边时,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他的腿部又一次负伤,险些被捕。过江时,他坐的小船被巨浪掀翻,他抓住一块木板,侥幸地游到了对岸。

  刚到盐城的新四军新军部,负责兵工生产的赖传珠参谋长对吴运铎说:新军部成立,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国民党不给经费,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而且,我们的队伍扩大到7个师9万人,我们紧缺枪支弹药。他用期盼的目光看着吴运铎说:“当务之急,你和兵工厂的同志们要赶快建立一个子弹厂。”

  吴运铎二话没说便走马上任。他们开动脑筋,从实际出发,把从战场上捡来的旧弹壳加工成新子弹。再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自己设计和制造了一批生产子弹的工具和机床。从这年5月起,就开始大批量生产自己设计和制造的新子弹。

  然而,由于鬼子的“扫荡”十分频繁,子弹厂东搬西移,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继续生产。

  1941年9月,军部和华中局通知他们到淮南二师建立新的兵工厂。吴运铎担任了子弹厂厂长,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生产60万发子弹的工厂,还分配给吴运铎8个工人。吴运铎接到任务,就像接到战斗命令,当晚便心急火燎地带着工人赶到了离黄花塘30多里的小朱庄。

  小朱庄只有10多户人家,村西头的两间大草房,就是吴运铎的子弹厂厂房。

  为了早日建成子弹厂,从师参谋处到军工部领导,从区县政府到广大群众都动员起来了,收集破铜烂铁,木材煤炭。但是,收来的这些东西只能做手榴弹,要寻找制造工具和机床的钢铁,不知何处才能找到,急得吴运铎四处打听,日夜奔忙。

  一天,吴运铎终于打听到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说以前国民党地方政府要在高良涧一带建造水闸,兴修水利,运来过一批钢材和破旧机器。日军占领南京后,那批钢材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沉到了三河里。当地区委和材料科出面,招集到一批渔民,组成潜水打捞队打捞出了这批钢材。军工部又送来一部4呎皮带车床,一部皮带钻床和一部牛头刨床。在小朱庄北边的仙墩庙建立了第一个机械加工车间。

  吴运铎指挥大家在庙门外搭了席棚,用土砖垒个打铁炉,支上风箱和铁钻,建立了锻工车间。同时,还建立了木型车间,设计制造冲压子弹的大冲床。

  吴运铎和大家白天黑夜地干着,他们相继制成了生产子弹和生产迫击炮弹所需的工具和机床。人手不够,罗炳辉派来100多个小伙子当工人,区政府把派到工厂摇机床的民工也组织好了。开工这天,吴运铎和工人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一个个穿上新军装,铁钟一响,大家涌进大殿。吴运铎装上材料,在冲床的吼声中,第一发弹壳形成了,大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民工们把机床摇得飞转。机箱全部开动了,弹头冲床也压成了一颗颗弹头。装备车间的女工们忙着制造火帽,装填弹药。

  在二师首长的领导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吴运铎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终于建成了新四军第二师的军工厂,吴运铎任厂长,洪泽任指导员,由最初生产子弹发展到生产迫击炮弹、地雷等,不断补充部队弹药。
 从旧炮弹中挖雷汞,炸断了左手瞎了左眼

  1942年夏天,罗炳辉师长指挥部队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日军5000发迫击炮弹。但是经检查后发现是一批报废了的炮弹,不能用,可丢了又可惜。他派人把这批炮弹送给了吴运铎,要他尽一切可能,修好这批炮弹。

  接到任务,吴运铎对这批炮弹进行了仔细地检查,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原来,这批炮弹不是缺弹尾就是缺引信,而缺得最多的是引火的炸药——雷汞,5000发炮弹中没有一发是完整的。问题找到后,他决定带领大家将每一发炮弹配齐零件。可是,子弹厂当时缺乏现成的雷汞。他灵机一动,决定从废旧的雷管中挖汞。内行的人知道,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吴运铎当然更清楚,不能拿大家的生命去冒险。他面对着那些争先恐后要求担任此工作的工人们说:“为了减少牺牲,我们要先做试验。”

  工人们又纷纷要求参加试验工作。吴运铎说:“大家别争了,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厂长,在关键的时刻,我必须站在最前沿,这个试验就让我来完成它。”然而,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管爆炸了。吴运铎左手的4个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开了个腕口大的伤口,脸上也在流血。

  被吴运铎阻挡在外面的工人们奔了过来,看到他成了血人,不少人急哭了,慌乱中就用老乡耙田用的耙当担架,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送到医院救治。

  吴运铎昏迷的那段时间里,他有时会突然从床上跳下来,直往大门外跑,嘴里还高喊着:“我要回去,前方正等着要炮弹呢!”有时,他会突然撕开伤口的绑带,喊着:“为什么把我的手捆起来?这怎么干活啊!”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吴运铎终于清醒了,大家焦急万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围着他问长问短,告诉他首长和老百姓们都络绎不绝地来探望他。

  工厂派来护理吴运铎的小顺子和护士小张打来洗脸水帮他擦脸。当毛巾遮住了他的右眼时,他突然觉得病房里一片漆黑,心里一沉,问道:“我的左眼瞎了吗?”小顺子一听,连忙拿来照明的油灯,护士翻开了他的左眼,发现他的左眼珠中有个米粒大的东西,难过地说不出话来。吴运铎安慰起大家来:“同志们,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是一个工人,从小家里没吃没喝,14岁就被饥饿赶进了煤窑,死去活来地干活,为资本家做牛做马。就凭着这双手,一天挣一角钱养家糊口。要是在那个年头,像我这次负伤,肯定是活不了了,即使能活下来,也是个残废人,狠心的资本家就会一脚将我蹋出煤窑,我也就会像许多受伤致残的矿工弟兄一样,流落街头,最后也就像野狗一样死在荒郊野外。”他打起精神,堆起笑脸又说:“今天我仍然是工人,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军人,我的负伤是和千千万万的战士负伤一样光荣。虽然我被炸掉了左手,可我还有右手,炸瞎了一只左眼,我还有一只右眼。革命总是要流血牺牲的,不是我就是其他同志。只要我能回到工厂,能站在机床前,我仍要生产更多的子弹、炮弹来打击敌人。当我能坐在画图桌边,我就要设计出更好的武器并生产出来装备我们的部队。我只希望能早日回到工厂,和同志们一起在建立子弹厂的同时,把炮弹生产也搞起来,给我们的炮兵更多的炮弹。”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的这番话,感动得眼泪直流。

  当吴运铎脖子上挂着三角巾,拄着根竹竿回到工厂时,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吴运铎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研制的新武器,在桂子山战斗中立了大功

  一天,他接到师部通知,要他立即赶到罗炳辉师长那里接受新任务:研制新型的类似掷弹筒一样的武器——枪榴弹。他找来有关书籍,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将掷弹筒拆散,对一个个零件进行研究。但是,有关书籍上对枪榴弹介绍得很少,全本书只有300多个字,多半是讲它的杀伤力如何厉害,对于究竟如何制造,没说一个字。他唯一的收获就是书上提到,枪榴弹是用普通步枪发射的一种小型炮弹。

  吴运铎是个知难而进的人,他整天摆弄着掷弹筒和各种大、小炮弹,脑子里不断地思考着,寻找着灵感。终于他想出了一个方案:把粗钢棍掏空,制成类似掷弹筒的枪榴弹筒,用铸铁造成像迫击炮弹一样的枪榴弹,装进枪榴弹筒内,用没有弹头的步枪子弹的火药高压气体,把筒内的枪榴弹发射出去。

  要让想像变成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运铎日思夜想,翻书设计。钳工老高提议把枪榴弹筒的底座和底座柄分开,成了两个零件,这样既节约材料,也方便加工,有利于大量生产。可是,用什么样的机械装置来调节射程呢?大家都面露难色。车工老李突然脑子开了窍,指着车床上转换齿轮旋转方向的手柄说:“吴厂长,为什么枪榴弹不可以照这个转换配置来设计呢?”对啊!这也是个办法啊!吴运铎绘图、作试验,半个月后,第一批枪榴弹和第一支枪榴筒造出来了。第一次试验射击,吴运铎用绳子把步枪捆在大柳树树杆上,枪口卡上了枪榴筒,筒口对着荒地,再把枪榴弹装进筒里,拉开枪栓,推进无头子弹,扳机上系一根小绳子。等大家都隐蔽好后,吴运铎蹲在干水塘里,一拉小绳,枪榴弹射了出去,火光一闪,在爆炸声中,尘土卷起烟雾向上冲起,破片呼啸着飞散。“好哇!”大家就像听到过年的鞭炮声,那种激动和喜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大家高兴地围拢过来,互相握手、庆贺。

  试验虽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吴运铎还是觉得不十分理想。他认为,枪榴弹在飞行时的弹道不稳定,而且射程还没达到要求。他开始重新设计图纸,把原设计的柱状型弹,改成了滴水型弹,经过射击试验,弹道是稳定了,可是射程总不过二百三四十米。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射程呢?吴运铎苦思冥想突然想到发射药,他赶紧推醒了同屋的老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两人立即来到装备车间,把火药倒了出来,放在碾槽里碾成碎屑,使它燃烧得更快一些,充分发挥火药的作用力。他们连夜配好火药,装好几发子弹。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大家来到试验场。吴运铎装好枪榴弹,左腿跪在地上,朝荒地打了一枪,只听一声枪响,枪榴弹飞得无影无踪。大家都昂着头向前张望,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雷鸣般的爆炸声,大家奔向爆炸点,一量距离,射程是540米,比先前增加了一倍多,顿时一片欢呼。

  第二天,吴运铎带了两个同志,扛着枪榴筒,挑着枪榴弹到了二师司令部。周参谋长高兴地拿起电话,立即布置了靶场。

  靶场边上人山人海,师长、政委、参谋长都去了,一连打了十几发枪榴弹,每一发都射得远,炸得漂亮。

  “太好了!”“真棒啊!”靶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为了生产枪榴弹,吴运铎在仙墩庙的大殿上又新建立了枪榴弹车间,制造了几部造枪榴弹的车床,正式开始了枪榴筒和枪榴弹的生产。
他们制造的枪榴弹,很快就出现在前方。1943年8月,在反击日伪军“扫荡”的桂子山战斗中,枪榴弹第一次立了大功,一个大队的日军和汉奸伪军,到我根据地来“扫荡”抢粮,他们进入我边境山区时,新四军的枪榴弹就像雨点般飞过去,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日本鬼子。战后,成钧旅长特地把一支从日本军官身上缴获的手枪送给了吴运铎,作为对他制造枪榴弹的奖励。

  1943年后,吴运铎在盱眙县上贺郢村,组建了平射炮弹厂,干部和工人近200人。当时发展到由二师军工部直接领导的有5个军工厂,除子弹厂、平射炮弹厂外,还有旧铺翟庄平射炮厂、手榴弹厂和一个修械厂。

  1944年9月20日至10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召开华中兵工会议。会议代表们参观了二师兵工厂,吴运铎向代表们介绍了制造枪榴筒和平射炮的过程及经验。平射炮厂造的平射炮,在作战中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45年夏天,二师六旅十八团在淮南铁路对日反攻作战中,攻打柘塘街伪军据点时,曾用平射炮一举摧毁了敌人12个碉堡,收复了柘塘街。

  1945年7月,日军的汽艇在淮河活动频繁,为防止日军从淮河上岸,罗炳辉师长命令军工部尽快试制出水雷,用以封锁淮河。军工部长王新民、政委吴屏州、党总支书记柏林从师部接受任务之后,经过研究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工务科承担。

  工务科接受命令后,集体开会讨论研究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他们认为时间紧、任务重,最大的困难是缺乏钢铁、炸药等材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吴运铎想到,当时前方部队送来了一大批缴获的日军地雷,便将目光锁在了这些地雷上,他提议将这些地雷改制成水雷。这种日式地雷外形像个大西瓜,顶端有一个5.26公分厚的铁帽,铁帽下便是引信。吴运铎经过亲自试验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引信帽锯掉一半,用石棉布和腊、火漆等将帽口封严,防止进水,经这样一改,地雷就成了水雷。可是锯铁帽是个危险性极大的工作,在锯的过程中,如果引信发热,就会引起爆炸。吴运铎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胡序同和俞启英。胡序同是1938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她1940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1942到淮南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工作。她是个高中生,平时十分喜爱画画,当时军工部缺乏设计人员,组织上考虑后,将她调入军工部工务科工作。当时,吴运铎制造枪榴弹、迫击炮、平射炮等新武器时,都是由吴运铎先画出构思草图,然后交给胡序同和俞启英两人再画出正式的施工图纸,交给工人制作。她俩按吴运铎的嘱咐,把地雷夹在台虎钳上,一个人用钢锯锯铁盖,另一个人用油壶不断地向锯口浇水降温,锯下铁帽再封口,几天下来,进行得还蛮顺利,她俩也就渐渐地放下心来,胆子大了许多。谁知,就在任务接近完成时,一场爆炸事故发生了。

  那是7月末的一个下午,俞启英发现石棉布用完了,便叫政治处的小勤务员小高代替自己向锯口上浇水,自己到材料科去领石棉布,当时在场的有从分厂调来搞试制的两个工人,一个是车工徐玉才,一个是钳工。徐玉才在一旁看胡序同锯的速度慢,心里有些发急,便拿了一把榔头,想把快锯断的铁帽砸下来,以节省时间和锯条。他的这个动作第一次成功了,可是,当他第二次再砸时,引爆了地雷,房顶顿时被炸了一个大洞,在场的六七个人全炸伤了,徐玉才被炸成一个血人,脸上的皮都炸掉下来了。可是,他不顾一切地走到车床边摸摸,看看有没有炸坏机床。等其他同志赶来,他已经牺牲了,当年他才20来岁,吴运铎抱着他的遗体泣不成声。

  胡序同和其他几个负了重伤的同志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序同伤愈后,左耳因耳膜被震破失去了听力。为了制造水雷,吴运铎、俞启英、胡序同等同志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水雷终于被他们试制成功了,及时地送到了前方。罗炳辉迅速派人将水雷布在淮海两岸,有效地防止了日军在淮河两岸登陆。


朱总司令称他是中国的保尔,《把一切献给党》一出版一抢而光

  抗日战争胜利,吴运铎和他的军工厂由盱眙迁移到了淮阴,后又迁移到山东。吴运铎担任华东炮弹厂厂长。1947年2月,一份密电传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手中,电文中指名要吴运铎火速赶到东北大连创建炮弹厂。陈毅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密电对吴运铎说:“同志哥啊,你在盱眙制造的大批炮弹和枪榴弹,其中有不少支援了八路军,你的名气很大哦!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知道你是兵工专家,是枪炮大王了。现在国共双方急夺东北,那里急需你去制造炮弹,全国一盘棋,我们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1947年3月,吴运铎越过了几道封锁线,从烟台搭上了客轮来到大连,经过一番艰辛准备,他很快在一座荒山上建立了东北炮弹厂。为了试验新型炮弹,他曾3次被炸倒负伤,但他一直坚持在制造炮弹的第一线,直到东北解放,他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炮弹,支援了辽沈战役,还为淮海战役提供了30万发炮弹。解放后,东北军区派人将吴运铎送到苏联治伤。1950年他回国,担任中南兵工厂厂长。1953年他撰写出版了《把一切献给党》的传记作品。朱总司令得知他身上还有30多块弹片没有取出仍在坚持工作时,被他的这种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他。他说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顿时,吴运铎的名字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的书只要在新华书店出现,便立即被一抢而空,大有“洛阳纸贵”之气势。

  1991年,一代“枪炮大王”吴运铎在北京病逝。如今,他的住所成了“吴运铎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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