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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传奇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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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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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影《建党伟业》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之一,周迅扮演的王会悟是中共一大召开期间的重要人物。她有幸见证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她还是
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安排者、转移会址的提议者、安排代表前往嘉兴的会务者、会议服务和保卫者,从而保证了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

  提到王会悟,我们脑中浮现出的关键词是什么?李达夫人?中共“一大”?还是大文豪茅盾的表姑?



  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掀起高潮又功败垂成,这一年,王会悟呱呱坠地于乌镇的一户书香门第。



  父亲王彦臣为人耿直严谨,是晚清的一名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在王会悟的同窗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大文豪的沈雁冰(茅盾),而按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王会悟从6岁起就随父就读,她聪慧热情,少有大志。12岁时,王会悟考入嘉兴女子师范学校。然而一年后她父亲突然去世。这个无情的打击,使她只得含泪辍学回乡接替父亲的私塾工作。



  她将在师范学校里接受的新思想、新知识传授给学生,又极力宣传妇女解放的新观念,鼓励女孩剪辫放足,赢得了进步人士的拥护,学生增至上百人,她
将私塾办成了县里第一所女子小学。王会悟那时特别喜爱《新青年》杂志。她曾给陈独秀、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人写信,赞成采用白话文,拥护他们的革命主张。未
曾想,陈独秀先生在百忙中给她回了信,夸奖她“胆子大”,勉励她“多读点书”。

她与李达的婚房在《新青年》楼上

  1919年,这是王会悟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到了上海后,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这是她真正从事妇女解放工作的开始,而不久后,她又在这里邂逅了她的人生伴侣。



  1920年,王会悟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当时,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回国交流思想,与“女联”经
常来往,与王会悟在工作中相识了。在接触中,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知识,让王会悟敬佩不已。李达也对王会悟是一见倾心,于是这对恩爱的青年于
1920年下半年结为伉俪,新房就安排在陈独秀家《新青年》编辑部楼上。



  她为“一大”提供后勤保障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建立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书记是陈独秀。但成立不久后,陈独秀由于工作繁忙,就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一职交由李汉俊代
理,后来又由李达代理书记一职。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
国共产党。于是,党的“一大”开始筹备,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开会的地点确定了,就是位于上海市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的一幢住宅,这里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李汉俊与
兄李书城的家。但来自武汉、长沙、北京、济南等地的各位代表的住宿如何安排,让作为“东道主”的上海代表李达颇伤脑筋,于是就把食宿等会议的后勤事务交给
夫人王会悟去操办。考虑到既不能引人注目,又要方便代表们来往,王会悟看中了离中共一大会址只有100多米远的博文女校。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教室空着,
王会悟便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校长租借教室。

  就这样,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在王会悟的安排下,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他当时带着新婚的漂亮妻子住在外面的宾馆)外,其余代表均借“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居住在博文女校。



  她用歌声、麻将掩护“一大”代表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6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
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
但一无所获。



  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七嘴八舌意见不一。此时,王会悟提出,可以到嘉兴南湖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选择嘉兴开会,有几大便利。王会
悟曾在那里读书教书,对嘉兴很熟悉;交通便利,可以乘火车直达;南湖虽然是风景区,但名气不响,游人少,好隐蔽。王会悟的提议很快被代表们采纳。

作为第一批打前站人员,王会悟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乘坐老北站头班火车离开上海,到了嘉兴后,她安排代表先在张家弄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休
息,洗脸和吃早饭。上午十时多,另两批代表也顺利到达。代表们会聚在烟雨楼熟悉环境,王会悟则出面,请旅馆代为租船。因为当时游客是租不到船的,只有旅馆
可以租借。由于代表人多,王会悟本来想租一条大船,但是,租大船必须隔天预订。无奈之下,王会悟只能租借一条中型游船。

  “一大”代表们上船时,王会悟将特意带来的一副麻将牌交给代表们,和他们约定,她一敲船板,他们就得打麻将。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她始终
坐在船头放哨,见有其他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就哼起嘉兴小调,用一把纸扇的柄敲敲船板,代表们接到信号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的响,有的还“七索”、
“八万”地喊着。



  期间,王会悟不仅承担了望风警卫工作,还安排了代表们在船上的饮食等工作。



  就这样,代表们在南湖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写出全新的篇章。



  饱受离乱之苦,协助李达出版革命著作



  1927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



  此时,李达虽已脱党,回到湖南,但仍是国民党的追捕对象。李达不得不忍痛抛下妻儿,只身一人逃离长沙,回到偏远的老家永州,后又辗转逃到武汉等地,随时都有落网的危险。



  留在长沙的王会悟,人生地疏,整天不敢出门,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屋里。她常在孩子们睡着之后,独自靠在窗前哭泣,盼望丈夫平安回来,但却几个月杳无音讯。

 直到年底,一家人才悄悄逃到上海。然而,上海再大,却再也没有李达一家人安定的家。为了安全,他们不得不东躲西藏,经常搬迁,他们的三个子女也都
改从母姓。不久,全家好不容易迁至北京。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李达身边一直放着个铺盖卷以及脸盆、毛巾、牙刷之类的生活用品,以备随时坐牢。

  1933年至1937年,王会悟、李达移居北京,王会悟在大学担任教务工作,在进步学生中做了许多工作。李达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哲学家,无论环境好恶,他都著述不辍。



  自与王会悟相识以后,其译著大多由王会悟誊抄付印出版。1933年至1937年,李达在北大等校任教,译著很多,其中《社会学大纲》一书,由以
王啸鸥(王会悟笔名)之名创办的笔耕堂书店出版发行。为了这本书的印刷和发行,王会悟花了许多心血,设法把书迅速寄给延安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反复阅读此
书,还作了详细眉批,并向延安的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这本书。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复信中,称赞了他们夫妇。



  1937年,日军占领了北京。王会悟立即安排李达先去湖南老家暂避,自己则带子女留守家中,又将李达书稿及有关抗日救国的书籍全部装箱,埋入院
中地下。不久,日本宪兵和伪警搜查了李达北京的住处,并拘留拷打王会悟。后经友人帮助,8月下旬,王会悟才带子女逃出北京,经天津南下,从此开始了多年艰
苦的流亡生活。



  1938年底,王会悟逃到了桂林,17岁的长女李心田突然高烧到38度,不到两天就病逝旅途。李达夫妇发疯似地要和孩子一起躺在棺材里。



  此后,为了保护孩子,同时让孩子有好的读书环境,李达夫妇再一次分居两地。直到1949年5月,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参加会议,并将王会悟母女接去北京。8月,儿子李心天来到北京,饱受十多年离乱之苦的一家人终得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欲留李达在京工作,因热爱教研,李达婉辞。1950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并兼任中国哲学会会
长。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住在北京北河沿法制委员会大院。后因多年劳顿,体弱多病,离职休养。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寓所病逝,终
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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