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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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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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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是如何画上人生休止符的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商谈关于新中国开国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图为刘少奇同代表团成员高岗(左三)、王稼祥(左一)在莫斯科合影。



  高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作。1952年底至1953年初,高岗从东北被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出于个人野心与权欲,高岗与刚调到中央组织部任部长的饶漱石联合起来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之后东窗事发,受到应有的惩戒。

  缘 起

  1953年夏秋,党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及会后,高岗、饶漱石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攻击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硬说中央有宗派,到处挑拨离间,制造党内不和,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高岗把党组织分成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以及“白区的党”,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自命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极力为他夺取最高领导权制造理论依据。饶漱石与高岗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财经会议结束后,在9、10月间中央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俩又以批评、攻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名,把锋芒指向刘少奇。12月,高岗四处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他还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人选,由他担任总理。

  对高岗与饶漱石进行的一系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党中央及时进行了制止。在1954年1月22日毛泽东明确回绝高岗到杭州谈话的要求后,25日,高岗无奈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检讨和解释。

  为了加强党的团结,从而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实施,1954年2月,党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四中全会还对高、饶反党事件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会上,高岗、饶漱石虽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不愿向党交心,企图表面应付过关。这样,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继续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

  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2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有43人作了发言,陈云在发言中证明了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会议进行到第3天(17日),高岗在住处触电自杀(未遂)。

  1954年春,党中央有关部门对高岗开始实行管教。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这时,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几个月了,却迟迟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他拒绝治疗。

  高岗在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虽然承认了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拒不接受。早在1953年7月,高岗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的通报,深知人民公敌以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结论的严重性。

  事 发

 在中央对高岗实行管教的时候,在他住的楼上设立了一个值班室,与高岗的卧室仅相距四五米,有专人值班。值班人员可以随时注意到高岗的每一个微小变化,防止发生意外。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8月16日,是个星期天,天空晴朗无云,暑气袭人。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这一头到那一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卧室、秘书卧室……似随便走动,又像是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6岁的小女儿告诉妈妈:“爸爸在房间里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还啪啪响。”李力群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对他不利,所以没有报告此事。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忽然不见了高岗。李力群到处寻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里半年来一直封闭着,堆放了许多杂物,布满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去那里,显然很反常。

  “你是干什么!”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说:“那你马上去报告,叫人把我抓走吧!”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说着,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拉着几个人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

  下午6点,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回到高家,高岗拉他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

  直到17日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算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

  最近一段时间,高岗经常在深夜与李力群长谈,这天晚上谈得更多,情绪也很激动。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不止一次流露出焦躁不安、悲观失望的情绪,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啦”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以为他仅仅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特别在意。她也只是反复劝慰他,开导他。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有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对高岗说:“两点半都过了,快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少气无力地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他没有觉察到,在黑暗与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掉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压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早晨,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钟。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儿说:“去把爸爸叫醒。”孩子连叫带推,高岗毫无反应。女儿吓得大喊:“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惊,急忙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只是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赵家梁当时正在看书,闻声大惊:“不好,出事了!”慌忙急奔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接着,董秘书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进来,围到床边。只见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

  李力群继续一边推,一边呼喊着。赵家梁摸了一下高岗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

  急促的砰砰敲门声,沉重的跑步声,凄凉急切的呼唤声,惊动了整个大楼里的人们,他们都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冲向高岗的卧室。于是,高岗身边的工作人员急忙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抢救。大家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抢救生效。

  高岗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

  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征状。”医生无奈地停止了抢救。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个个表情凝重。临走时他们嘱咐高岗身边的工作人员:“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死 因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这时室内和遗体周围已摆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赵家梁首先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周恩来挥一下手,意思是不要听检讨。赵家梁便简略报告了事发经过和抢救情况。周恩来听完,转身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先检讨了几句,随后详细汇报了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是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一再嘱咐要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他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周恩来口述,齐燕铭执笔记录,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鹏图)、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或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当时都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接着,周恩来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请他们亲自准时到会。”齐燕铭立即去安排通知。

  那时,周恩来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事先都要告诉会议内容,但这次是例外;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

  晚上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

  8点半,人都到齐,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恩来宣布:“今天,8月17号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3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有几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随同杨尚昆等一起上楼去了。

  接着,周恩来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经过情况。

  高岗的遗体及冰块已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红木写字台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内的灯全部开着,如同白昼。解剖检验就在这里进行,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进行顺利。杨尚昆、安子文只上楼看了一下,便去楼下大厅听李力群汇报,基本不在场,检验快结束时才回到楼上来。

  当晚10点多,大厅四面的壁灯和中央3盏枝型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走廊,则显得昏暗凄凉。监督小组和医生们一起下楼,经过走廊,来到大厅。参加会议的人屏息静待着,只听周恩来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黏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周恩来严肃地叮咛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人虽死了,死因也经医学解剖检验证实是由于服用了大量安眠药,但是,令人疑惑的是,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

  经过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这一可能性,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高岗在管教期间每晚服用安眠药,尽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容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准备好而保存下来的。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安 葬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车纷纷离去,大院又恢复平静。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里穿白色衬衣衬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崭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们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好的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6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板条拼合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几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了厚厚的一层,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平平实实。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上卡车,费了很大的力气。

  18日凌晨1时,高岗的遗体入殓完毕,大卡车当做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他在这里住了1年零8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8月19日,高岗的胞兄高崇义从陕北赶到北京。

  8月21日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被抬上一辆大卡车。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载人货车。车上的人都神态严肃,不说话,更不谈笑。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10点多钟卡车停在万安公墓门前。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高岗的墓穴,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向阳,位置很好。几个青壮年把高岗的灵柩从卡车上移下来,扛到墓穴处,缓缓放入,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成。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最后,人们不声不响地、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当人们回到卡车上时,已是下午1点半多了。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机关事务管理局派人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定 论

  对高、饶问题作出最后结论的,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对高岗盖棺定论的日子,距他自杀身亡过去了7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在这次党代会的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

  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换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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