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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少將﹝552﹞: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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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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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吴忠对周恩来的赤胆忠心

吴忠与周恩来,一位是战功赫赫的共和国开国少将,一位是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共和国总理,两人相识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相知于携手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革命行动中。其后,周恩来病逝,吴忠又与百般阻挠悼念活动的“四人帮”展开了激烈斗争。吴忠对周恩来的爱戴之情和赤胆忠心,铸就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传奇佳话。

  懋功会师 吴忠结缘周恩来

  吴忠与周恩来的初次相见,是在1935年的6月18日。当时,中央红军经过艰苦转战,终于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之日,还不到15岁就已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政治部共青团委书记的吴忠,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那时的周恩来已是党内的传奇人物,是当时进步青年尤其是年轻党员心中的偶像。

  见到周恩来时,吴忠很兴奋。但由于个子比较小,在人群中,他只能使劲地踮起脚尖,遥望着周恩来,激动地喊着口号:“欢迎中央红军老大哥!”“庆祝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周恩来一边走着,一边连连向人群挥手示意。

  不久,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手中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个人野心极度膨胀,公然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率部南下。他甚至以红四方面军总部名义给部队下发了题为《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反动路线》的小册子,其中列举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很多“罪状”,包括丢失中央苏区和拖垮中央红军等。张国焘还另立中央,下令通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至于在红四方面军南下的道路两旁,都在张国焘的授意下贴满了 “北上是逃跑主义,南下是革命路线”、“打倒毛周张博,拥护张主席领导”等标语。

在此形势下,吴忠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政治工作人员,常常陷于两难之中。此后,红四方面军在几次大的战役中均遭受挫折,部队损失惨重。而北上的中央红军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指挥下胜利到达陕北,与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巩固并扩大了根据地。这些消息在红四方面军《红色战场》报上刊载后,在部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吴忠也深感欣慰,他在心里更加盼望能早一点再见到周恩来。

  但造化弄人,虽然此后吴忠英勇战斗,逐步成长为我军一名优秀的高级将领,但却一直没有机会与周恩来再次相见。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通知,准备于9月25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举办这样的大会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按照预定计划,与会的战斗英雄和工作模范以及民兵代表一共350人,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分到了59个名额。吴忠作为第二野战军的著名战斗英雄,光荣当选为全国战斗英雄大会的代表。

  当时担任十八军五十二师师长的吴忠,正在紧张地部署昌都战役。接到军区让他立即赶赴北京出席全国战斗英雄大会的通知后,他颇为犹豫。一边是赴京参加会议,从而能面见周恩来,聆听他的教诲;一边是率领部队发起昌都战役,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吴忠有些举棋不定。思索良久,他毅然决定留在甘孜,指挥部队作战。他将珍藏的一个日记本交给师里其他出席大会的代表,请其带到北京,设法让周恩来签名留念。

  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圆满结束,五十二师参加大会的代表也给吴忠带来了一份礼物——周恩来的亲笔签名。吴忠大为兴奋,他打开笔记本,只见在扉页上写着“为解放西藏而奋斗。周恩来1950年9月26日”。随后,吴忠便在周恩来的激励下,率部发起了被刘少奇称为“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的昌都战役并取得胜利。

  吴忠与周恩来的真正相识,还是在1955年9月27日我军首次举行的授衔仪式上。那天下午,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西边的国务院礼堂,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命令,周恩来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诸位将军。年仅33岁的吴忠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成为迄今为止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

  也就是在这次授衔仪式上,吴忠第一次跟仰慕已久的周恩来握手,而周恩来也记住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开国将军。

  处理“林彪事件”成为周恩来助手
 1968年4月,在中央军委命令下,吴忠由第四十军军长调任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负责北京地区的安全保卫工作。1970年7月,吴忠又升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由于工作需要,他与周恩来的往来更加密切。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为达到以设国家主席之名,行抢班夺权之实的目的,林彪、陈伯达不顾毛泽东的反对,坚持要在会议的内容里加上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这两项,还宣称:“谁反对设立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林副主席。”

  对吴忠来说,要是在以前,听到有人反对毛主席,他一定会拍案而起,严词痛斥。但这一次,吴忠却一反常态,既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参加签名活动。经历了在卫戍区两年多的风雨洗礼,吴忠隐约觉得,林彪等人所大肆宣扬的“天才论”和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背后,一定隐藏着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24日下午,北京组的聂元梓专门找吴忠签名,鼓动他这门有名的“大炮”开火:“有人反对毛主席,我们一定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你要站出来讲话!”吴忠当即表态:“反对毛主席,这种话不能随便讲,讲出来是要负责任的。我不清楚谁在反对毛主席,所以我现在不能发言。请不要再和我讨论这个问题。”

  25日上午,在陈伯达等人的煽动下,许多委员不明真相,纷纷效法华北组,要求设国家主席,要求揪人,会场气氛十分紧张。细心的吴忠却发现与会人员的发言竟和聂元梓的话惊人地相似,他私下里一问,才知道聂元梓在河北、总后的代表中进行了广泛的串联。吴忠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北京组的召集人吴德,吴德随即写信给周恩来,说:吴忠发现聂元梓在搞串联活动。周恩来接信后,马上请示毛泽东将信批转政治局成员传阅,然后指示吴德组织批判聂元梓。

  25日下午,在周恩来提议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参加。会上,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还对林彪说:你也不要当。至此,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闹剧以失败收场。

  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其反革命集团主要分子叶群、林立果等人仓皇出逃。消息传出,党内高层极为震动。身负卫戍首都重任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凌晨2点30分被叫到了位于人民大会堂的总理办公室。当时,周恩来神情冷峻,对吴忠等人说:“叫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而严重的事情。林彪跑了!带着老婆、儿子从北戴河乘飞机往北边跑了!他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叛国投敌的行为!……党的副主席外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但林彪的党羽、死党不少,要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同时也要防止国外反动势力趁火打劫。”

说到此处,周恩来盯着吴忠和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缓缓地说道:“现在我宣布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由你们两人具体负责执行。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现在情况还不明朗,中央决定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北京市的范围内,只限于你们两人知道,决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当务之急,是要确定首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实施方案。你们有什么想法,提出来一起讨论。吴忠同志,你是卫戍区司令,你先讲!”

  吴忠先是站起来回答:“我们卫戍区全体官兵,坚决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首都!”接着,他提议增加北京卫戍区政委杨俊生参加首都紧急战备的组织指挥工作,周恩来思索片刻后,同意了吴忠的建议。三人经过讨论,由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中央名义向吴忠下达了几项命令。最后,他紧握着吴忠的手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起,你只对我负责,向我直接报告。在发生突然情况时,可以临机处置,先斩后奏!”

  随后,吴忠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一项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卫戍区部队频繁调动,一支支队伍奔赴中南海,负责加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警卫任务;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驻地,增加岗哨和便衣流动哨,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要害目标周围加强警戒;担负封闭机场任务的部队,也接到了吴忠“如果发现有飞机强行起飞,立即开火,击毁它!”的指示,严阵以待;从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吴忠亲临现场指挥细致检查,起获了大量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证。到13日晨曦初露时,卫戍区部队已经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北京处于党中央的严密控制之下。

  这日清晨5时左右,一架直升机在怀柔县境内迫降,机上5名人员3人死亡,生还者飞行员陈士印及李伟信被民兵抓获。吴忠得知情况后,立即指示对现场进行严密搜查。但就在清晨6时左右,突然有一支空军分队,说是奉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命令,要进入飞机迫降区。吴忠获悉后,立即决定“先斩后奏”,下令解除来者的武装,在查明情况之前,扣留所有人员。随后,吴忠打电话向周恩来做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听后,高度赞扬了吴忠,并重申飞机迫降地的警戒任务,由卫戍区全权负责;要求仔细查证,如果真是李德生派出去的人,就予以释放。

  不久,经过查证,到达飞机迫降现场的空军分队,确实是李德生派出执行任务的。吴忠在请示周恩来后,遂将被扣人员全部释放。周恩来对吴忠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再次指示吴忠:“现在指定你和杨俊生同志,各带一名得力的干部,突击审讯两名被俘人员。由你审讯李伟信,杨俊生同志审讯陈士印。查获的物品,由你和吴德、杨俊生三人亲自清点,迅速上报中央。有情况,随时向我直接报告。”

  13日傍晚,被俘人员和查获物品运抵卫戍区司令部,吴忠连夜审讯了李伟信。精神已经完全崩溃的李伟信遂供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小舰队”的武装政变计划,并细述了他们阴谋谋害毛泽东,在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党和国家的活动。李伟信还交代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的“571工程计划”(“武装起义”的谐音),吴忠立即带人前往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搜查,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与此同时,吴忠和吴德、杨俊生对查获物品的清点也取得很大成果。缴获的物品中,除了党和军队的绝密文件、国防力量部署图表以及大量美元之外,还有许多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证,如其准备叛逃广州所乘坐的飞机编号及人员安排表、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叛乱组织——“联合舰队”的人员名单等。

  随后,吴忠便将所有物品仔细清点后上报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将林彪的亲笔信拿给黄永胜看,希望其主动承认错误,黄却以拼接成的信件中“胜”字少了个“月”偏旁而狡辩道:“没有听说过空军有个叫‘永生’的人啊!”气愤的周恩来遂指示吴忠全力寻找“月”字旁。吴忠接到指示后,立即命令警卫团即刻派人到现场再次搜索,务必找到“月”字。后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那片只有指甲大小、写着“月”字旁的纸片终于被从泥水中找到了。吴忠立即亲自将小纸片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非常高兴,下令将纸片小心地拼接到林彪的信上,再次拿给黄永胜看,沉重打击了黄的嚣张气焰。

  后来,吴忠发现黄永胜等人在家里烧东西,阴谋搞串联、统一口径,鉴于当时这四人尚各在其职,手中握有兵权,为防情况突变,夜长梦多,他便向周恩来建议尽快采取行动,抓捕四人。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中央随即做出决定:9月23日晚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施隔离审查,由北京卫戍区部队负责执行和关押。随后,吴忠便在周恩来向黄永胜等人宣布中央决定后将其一一逮捕。

  吴忠后来回忆说:“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我们党和国家、军队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这场斗争,是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指挥的,他们以非凡的胆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及时识破和粉碎了一场极其险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避免了党被分裂、国家内战、军队相残的严重后果,避免了中国历史的一场大灾难。这是党和人民的大幸。”

  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地区紧急战备行动的组织指挥者吴忠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立了大功。

  悼念总理 “抗命”相争亦无惧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噩耗传来,吴忠悲愤难抑,几度昏厥。自到北京卫戍区工作后,他的很多任务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他对周恩来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不仅把其当作自己的上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更把他看作自己的长辈,学习的楷模。特别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分裂党、分裂国家的复杂政治形势下,他更是把周恩来视为自己的主心骨。

  周恩来的逝世使吴忠痛不欲生,他哭着对家人说:“我们党和国家一天也离不开周总理,他老人家心力交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他的心里时刻装着党和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位置。他老人家是累死的,是被一些王八蛋们气死的啊!”

  不多久,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市成立了周恩来悼念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吴忠作为成员之一,负责组织指挥。在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有人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求降低治丧活动的规格,对群众的悼念活动进行限制,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献花圈,不准设灵堂。吴忠听后勃然大怒,他毅然决定抵制这所谓的“上级指示”,对其一不传达,二不布置,对卫戍区官兵甚至自己家属进行或参加的各种悼念活动都予以默许。不仅如此,他还从卫戍区所辖的仪仗兵中百里挑一,选出体态、仪表最好的战士为周总理守灵,同时亲自指挥布置灵堂。

  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吴忠亲自守候在灵堂,既是为了现场组织指挥,更是为了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做最后一次告别。当时现场不允许执勤人员哭泣,可吴忠看着停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遗体,听着周围撕心裂肺般的哭声,这个铁打的汉子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几次独自跑到灵堂的后边,俯在冰凉的墙壁上,任悲痛的泪水滚滚流淌。

  1月10日,当周恩来的遗体要被火化时,吴忠又以北京市委书记的身份,专门召集民政局、殡葬管理处的同志开会,提出了几项要求:一、灵车要用首次使用的新车,装饰要庄重、肃穆;二、司机要选政治素质强、技术最好的人,车要开得十分平稳,绝对不能颠簸;三、火化炉膛事先要打扫干净,并重新粉刷,在周恩来遗体火化前,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四、周恩来遗体火化时,严禁使用铁钩子翻砸,必须保证自然燃化;五、骨灰必须取净,不差分毫。会议结束后,吴忠仍不放心,他又亲自到八宝山殡仪馆实地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当面向有关工作人员交代任务。

  第二天,在人们为周总理送灵时,吴忠又亲自指挥由他一手挑选并严格训练,身着礼服、臂戴黑纱的8名仪仗兵,步伐沉稳地将周恩来的灵柩缓缓送上灵车。灵柩上车后,吴忠也随车护卫。追悼活动期间,吴忠更是连续几天没有离开现场,他要用自己的全部心力,为敬仰的周恩来站好最后一班岗。

与此同时,在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也开始了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吴忠听说后换上便衣,几次到天安门广场查看情况。每次从广场回到家后,他都泪流满面,情绪久久难以平息。

  不料,就在举国哀悼之际,吴忠却接到命令,说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是“以死人压活人”,要卫戍区马上出动人员,做群众的工作,劝阻群众不要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吴忠大怒,他大吼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到底对周总理什么感情?怎么能不让群众悼念总理呢?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吴忠决定采用“软顶”的政策,他令人通知机关、部队例行警卫职责,命其只维护广场秩序,对群众的悼念活动不予干预。

  不久,“四人帮”便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控制的舆论工具,接连发表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其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人们自发地向天安门广场聚集,敬献花圈,发表讲演,朗诵诗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罪行。

  “四人帮”异常恐慌,他们密谋运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压制。对于“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吴忠深恶痛绝,他在感情上与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没有距离,也完全支持群众的悼念行动,但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对于上级的指示,他又不得不执行。处于两难之间的他思索良久,毅然做出决定:一、对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绝对不允许干涉,要协助群众把花圈放好,保护好;二、维持秩序,绝对保证群众的安全;三、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要耐心解释,有些问题不好答复,先记录下来,并向群众保证会及时反映给上级;四、警惕坏人从中破坏,防止反革命活动;五、保护好广场的外国人安全。对于做这样决定的原因,吴忠后来是这样说的:“群众悼念总理和先烈,这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可现在有的人却依靠手中的权力,发号施令,要禁止群众悼念总理……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任何时候都不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

  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局势越来越严峻。4月4日,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由北京市委统一指挥,调集卫戍区部队,协同首都民兵,于当晚8时30分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驱散聚集群众。

  出于对周恩来的挚爱和对“四人帮”的厌恶,吴忠并没有按时执行清场任务,而是一直拖到了夜里11时才忍痛下令清场。他是想尽量拖延时间,使群众自行散去,他在后来曾这样说:“从我内心讲,我实在是不愿意与群众发生冲突,群众是悼念总理的,事情完全是‘四人帮’激出来的。可我又不得不执行命令,只好想方设法拖延。一面是政治局的指示,一面是群众的安全,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群众的安全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只能在两者之间走钢丝。我当然知道拖延时间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可在这样的时刻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我只能那样做,而且必须那样做。”甚至在不得不开始清场行动后,吴忠还指示卫戍区部队和公安干警徒手走在前面,民兵在后面跟进,尽量避免与群众发生冲突。

  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的杨俊生后来曾说过:“对于上级交代的任务,吴忠从来都是不讲价钱的,不打折扣的。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对上级的指示采取了拖延的态度。我了解吴忠,也理解他当时的处境。他作为卫戍区司令员是左右不了大局的。我认为,吴忠同志在处理天安门事件和执行政治局指示的过程中,有头脑,有主见,敢冒‘抗命’的风险,他是在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最大限度的保护群众。”

  随后,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吴忠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并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之后不久,吴忠受命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年近六旬还亲自挎着自动步枪穿行在热带丛林中指挥部队进行边境作战。

  而在晚年,吴忠还念念不忘周恩来,他常去看望邓颖超,跟她一起回忆周总理的点滴往事,直至1990年2月26日,他因车祸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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