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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三弟毛澤覃的激烈爭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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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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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福建黨史月刊》 作者:馮都

毛澤東與三弟毛澤覃兩人生肖都屬蛇,相差12歲,投身革命後,互相鼓舞,情同手足。但是兩人生性都好強,有時不免磕磕碰碰,鬧出矛盾。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前夕便發生過這樣的故事。

“擴紅”方法不當 引起兄弟爭吵

那是在1930年冬,國民黨反動派調集10萬兵力氣勢洶洶“圍剿”中央蘇區中部。敵張輝瓚師9000余人擬從江西吉安縣東固進攻永豐縣龍岡和君埠。當時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被任命為中共贛西南特委委員兼後方辦事處主任,駐扎在君埠,領導當地軍民擴大紅軍隊伍,組織赤衛隊、遊擊隊、糾察隊,襲擾敵人,破壞交通;同時籌糧籌款,徵集資財,為反“圍剿”作準備。11月29日,毛澤東率紅軍總前委領導機關經龍岡往東部30華裏的君埠圩進發。一路上,毛澤東看見根據地人民紛紛參軍參戰,支援前線,進行堅壁清野,大打人民戰爭,心裏十分高興。但是,他也親眼看見兩個紅軍戰士強行拉著一個青年去當兵。他對兩個戰士厲聲批評道:“擴大紅軍是當前的重要任務,但當紅軍要自願呀!你們怎麼能這樣把人擄走?這樣做是嚴重違反黨的擴紅政策的,你們是哪個部隊派來的?我去找你們的領導!”兩個戰士說:“我們是贛西南地方紅軍,是後方辦事處毛澤覃主任派我們來徵兵的,因為任務很重,我們不得不這樣。”當得知是毛澤覃要他們這樣“擴紅”時,毛澤東怒不可遏,命令他們立即放人。

毛澤東因此事心情十分沉重,傍晚來到君埠“源發藥店”住宿時,氣得連飯都吃不下,使勁地抽著煙,並派人把毛澤覃叫來。得悉大哥到君埠了,許久未見面,現在可以促膝談心,毛澤覃非常高興,便很快趕到。毛澤東一見弟弟就怒火中燒,狠狠訓了一頓。毛澤覃不服,兄弟倆就在房內大吵起來,外面的行人經過,都聽到激烈的爭吵聲。毛澤覃性格直率、果決,嗓門洪亮,此時滔滔不絕地強調客觀原因,他說:“反‘圍剿’在即,‘擴紅’任務繁重,省行委和省蘇政府接連下了幾道命令,規定了‘擴紅’數字,不這樣做無法完成任務……”毛澤東聽不進去,打斷他的話,大發雷霆說:“你就可以不顧黨的政策麼?豈有此理!亂彈琴!”見大哥不分緣由,不容分辯,毛澤覃說著說著火氣也上來了,因此二人爭吵十分激烈,互不相讓,越吵越兇。毛澤東氣得舉起手來想打毛澤覃,毛澤覃見勢不妙,怕挨打,不敢再吵,便承認了這種做法不對。毛澤東還要毛澤覃作出書面檢討,並去向那位青年賠禮道歉,挽回不良影響。

毛澤覃雖然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但心裏有氣,思想未通,曾經幾次在他人面前抱怨大哥火氣太盛,批評方法不當,好像兄長就是家長,接受不了。

毛澤覃1905年生,1923年入黨,參加過青年運動、工人運動、黃埔軍校、南昌起義、井岡山鬥爭,擔任過區委書記、中心縣委書記、獨立師師長、蘇區中央局秘書長、福建省委書記、閩粵贛軍區司令員等職,在黨和紅軍隊伍裏是一位智勇雙全的戰將,毛澤東曾自豪地說過:“我們毛家出了一個大將軍。”1932年冬,毛澤東受到錯誤路線批判,被扣上右傾帽子,常常沉默不語,一個人抽悶煙,身體愈來愈差,眼睛都陷下去了。後來,“左”傾路線更加猖狂,毛澤覃與反對王明路線、讚成羅明正確主張的鄧小平、謝唯俊、古柏等被誣為“江西羅明路線”,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徵後,毛澤覃被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遊擊戰爭,擔任蘇區中央分局委員,率領留守部隊轉戰閩贛邊區。1935年4月25日,毛澤覃在瑞金黃膳口的紅林山區黃狗窩被敵人包圍,為掩護同志們轉移,他跟敵人展開激戰,後來子彈打光了,便上好刺刀,準備進行白刃格鬥,就在這時,一顆流彈擊中了毛澤覃右腰上方,一直穿過前胸,他魁梧的身軀頃刻倒在地上,手中還緊握著槍,犧牲時年僅29歲。毛澤東當時在艱難的長徵路上,無法知道三弟的消息。到了延安後,有一天,警衛員拾到敵人一份報紙,上面說從犧牲者內衣口袋裏搜出了毛澤覃的照片,毛澤東這才得知毛澤覃已壯烈獻身疆場。他異常悲痛,沉默良久,淚流滿面。

四次憶及此事 懺悔肝火太盛

有一次,毛澤東向周恩來、朱德等人憶及紅軍第一次反“圍剿”前夕在江西君埠“擴紅”之事和兄弟二人為此事而發生的激烈爭吵,責怪自己當時態度太生硬,個性太強,沒有耐心細致地對弟弟做好說服教育工作,深感內疚,心裏很不平靜。接著毛澤東又向周、朱二人談起他們毛家三兄弟的性情。他說:“我這個人心高志大,不屑幹雜務,喜歡四處闖蕩,不願隨老父種田,二弟澤民比我小3歲,忠厚溫良,只讀了幾年私塾,就輟學務農,持家理財,左右手都會打算盤,成為父親身邊一位好幫手;三弟澤覃比我小許多,一直受到父母溺愛,天性機靈、淘氣、頑皮,膽子大,脾氣也暴躁,有時還揮動小拳頭跟人家打架,天王老子都不怕,老虎屁股摸不得,父母管他不住,澤民也沒辦法,只有我能管住他,使他規規矩矩地聽我的話。這次通過君埠的激烈爭吵,我發現我的脾氣比他更躁,更不冷靜,以致爭吵過度,影響也不好,我有責任。可是現在弟弟為革命犧牲了,我再也無法向他解釋和致歉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開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當毛澤東講到黨的民主生活時,他第二次談起了29年前在江西君埠兄弟爭吵之事,他心情沉重地對大家說:“我這個人有舊的東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弟弟毛澤覃和我爭論一個問題,他不聽我的,我也沒有說服他,我當時急了,大發脾氣,揮拳就要揍他。我弟弟是個要強的性格,最受不了委屈,此時也火了,拍著桌子大聲質問道:‘怎麼,你要打人?這是革命的地方,是紅軍的隊伍,不是毛氏宗祠!’事後,他還在一些人面前講我的閒話:‘共產黨實行的家法還是黨法?父母不在了,他是大哥,就可以打我麼?’”

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以前從未聽過毛澤東說他兄弟之間鬧矛盾之事,這次聽得很突然,很想知道毛澤覃革命烈士的情況。回到北京後,在一個星期天陪毛澤東散步時,特意問起此事,毛澤東第三次動情地說:“我的弟弟是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受了我的影響,在革命隊伍裏不甘落後,長了不少見識,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1927年8月初,他到了南昌,卻沒有趕上‘南昌起義’,一個人走了幾百裏路,困難重重,沿途當叫化子,向小攤販討飯吃,後來,總算在臨川城外追上了部隊,成了朱德的‘特遣大使’,上井岡山與我聯絡,實現了‘朱毛會師’,並創建了井岡山第一個黨支部,他任書記。想到以前在江西君埠的爭吵,我對弟弟缺乏民主,甚至動輒想用拳頭來制服,承襲了父親的家長專制作風,太不理智,太不應該。”

1959年6月30日毛澤東第一次上廬山,下榻在“美廬”別墅,次日揮毫寫下了《七律‧登廬山》名詩。幾天後,他與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等一起侃談,毛澤東第四次談起江西君埠兄弟爭吵之事,又作了坦誠的自我批評。他說:“我這個人呀,40歲以前肝火大,那年我37歲,對待弟弟動不動就發脾氣,總覺得正義、真理在自己手裏,直到現在我還有肝火。”毛澤東吸了一口煙,深情地說:“也許我弟弟是遺傳父親的基因,性子也急躁,如他第一次聽到我在中央蘇區受到不公平對待時,從不吸煙的小弟弟,突然向房東要了一袋旱煙,猛吸一口,嗆得他連聲咳嗽許久,眼淚也嗆出來了。那時我完全陷于孤立,不但沒有一個人上門,連個鬼也不上門,我的弟弟便常抽空來看我,為我解悶。後來他翻閱《鬥爭》雜志,看到一篇題為《什麼叫進攻路線》署名文章,把矛頭直指鄧、毛、謝、古,說這四人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我弟弟氣得血涌腦門,立刻病倒,燒到39度,我和子珍連夜去幫他請醫生。往後他為我受過很大委屈,受到撤職處分,下到興國縣‘基層改造’,直到開始長徵了,我也無法把他帶走。我弟弟還不到‘而立之年’,就為革命獻出了青春。”

批評講求方式 處事注重和諧

毛澤東從不掩飾自己的過錯,四次在不同場合談起自己在江西君埠與胞弟毛澤覃爭吵之事,反覆作了自我批評,悔憾終生。一方面說明瞭殘酷的鬥爭鑄就了他的鋼鐵性格,體現了他剛毅率直的秉性;一方面又說明他是個多情的男子漢,能認識自己的不足,對人和藹柔情,幽默憨笑。毛澤東的四次侃談,都沒有就事論事,而是讓人體察全黨不能搞家長制,要有民主作風,對人民、對同志、對兄弟不能動輒壓服,批評指責也要講究藝術,才能做到以理服人。

其實毛澤東40歲以後脾氣好多了,斯諾1939年9月23日同毛澤東談話,後來他回憶說:“我注意到毛異常安祥,什麼事都不會惹他煩惱,他逐漸養成了溫和的性格。他遠不像蔣介石那樣‘緊張’。”

毛澤東是位極有個性和自尊心的世紀風流人物,他本人承認既有“虎氣”,又有“猴氣”,但以“虎氣”為主。他決不願失去自我,趨炎附勢。他對友人寫信聲稱“性不好束縛”。他認為有人格而得生為第一,奮鬥被殺第二,自殺第三,屈服第四,他最深惡痛絕的是屈服。平時毛澤東溫和文雅,他與其他中央幹部相比,發脾氣是很少的,不輕易發怒,尤其是對黨外民主友好人士和人民群眾,更是和諧無間,洗耳恭聽,有“關羽性格”。但有時發起脾氣來,火氣十足,嬉笑怒罵的本領極其傑出,讓人無法招架,而且使人害怕。毛澤東睡眠不好,往往是個性躁動所致。所以毛澤東經常會檢點自己的“肝火”問題,相忍為重。發過脾氣之後,又像天真無邪的孩子一樣,既和氣又逗笑,親熱起來,高談闊論,氣氛十分融洽,而且展露綿綿情感,使人際關係輕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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