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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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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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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5月24日 習仲勳同志逝世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國務院原副總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屆、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習仲勳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02年5月24日5時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習仲勳同志,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陜西省富平縣一個農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參加進步學生團體。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春參加愛國學生運動,遭國民黨當局關押,在獄中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初,受黨組織委派到國民黨西北軍楊虎城部做兵運工作,任中共營委書記。1932年3月,組織發動了“兩當兵變”,任中國工農紅軍陜甘遊擊隊第五支隊隊委書記。同年9月,進入渭北革命根據地,任渭北遊擊隊第二支隊政治指導員。1933年2月,任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從事武裝鬥爭、農民運動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後,與劉志丹等同志創建照金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歷任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委員,軍委書記和共青團特委書記,遊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等職務。1934年11月,當選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他參與領導蘇區的遊擊戰爭,粉碎了國民黨軍多次圍剿,出生入死,浴血奮戰,在不斷排除內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幹擾中,壯大了紅軍武裝,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他以極大精力領導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為土地革命戰爭年代紅色政權的鞏固和經濟的發展,做了許多探索性、開創性的工作。1935年春,陜北、陜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在反“圍剿”戰爭中連成一片,合並成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習仲勳同志為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並繼續擔任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劉志丹等一大批領導幹部在錯誤肅反中被王明路線的執行者關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到達陜北後,他們才得以釋放平反,從而挽救了這塊在全國“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使之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徵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

     1936年1月,習仲勳同志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同年6月,隨紅軍西徵,先後任中共曲環工委書記、環縣縣委書記。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關中,守衛陜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時間。先後擔任中共關中分委書記、分區專員、分區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執委、西北局黨校校長。他組織領導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軍事、政治和經濟鬥爭,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贏得了黨和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戴。1943年1月,毛澤東同志親筆為他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他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培養典型,總結經驗,領導大生產運動,增強了當地的經濟實力,為鞏固和發展“三三制”政權做出了很大成績。在整風審幹和“搶救運動”中,抵制和糾正“左”的偏向,保護了幹部和群眾。1945年6月,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其間,曾擔任爺臺山自衛反擊戰臨時指揮部政治委員,領導了著名的爺臺山自衛反擊戰,取得了反頑鬥爭的重大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習仲勳同志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他受毛澤東同志指示,組織策動了國民黨陜北保安團隊起義,接應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圍返回延安,參與指揮了西華池戰鬥。1947年3月中旬後,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協同彭德懷同志指揮了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陜甘寧邊區的戰役,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和隴東、三邊戰鬥的勝利。他作為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彭德懷、賀龍同志,或轉戰西北戰場,或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或組織後方支前,戰勝了十倍于我的國民黨軍隊,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習仲勳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為建設陜甘寧邊區嘔心瀝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陜甘寧邊區土改中,他提出的區別老區、半老區、新區不同情況制定政策和糾正“左”的偏向的意見,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肯定,並轉發全國各解放區。

    新中國成立後,習仲勳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他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從實際出發,正確地、積極穩妥地領導了西北地區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大膽而妥當地解決了復雜的民族宗教問題,團結爭取了一批少數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為鞏固新生政權,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恢復戰爭創傷,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1952年9月,習仲勳同志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後,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他主持制定了一係列的規章、制度、條例,為規范國家機關活動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他厲行節約,勤儉辦事,樹立了為人民當家理財的優良作風。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讚。

    1958年4月,周恩來與習仲勳在河南視察時,在飛機上研究三門峽水庫建設情況。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勳同志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他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徹底平反。

    1978年4月後,習仲勳同志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擁護黨中央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落實各項政策,增強了團結,穩定了局勢。他團結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讚同。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習仲勳同志在這個歷史進程中,表現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革命膽略,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80年9月,習仲勳同志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後又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主持討論了許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他參與了一係列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處理了許多重大和復雜疑難問題。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幹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長期致力于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實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正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強工、青、婦群眾組織的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重視調查研究,密切聯係群眾,認真批辦和接待人民群眾來信來訪。他還在實現祖國統一、反對分裂祖國圖謀,加強港、澳、臺、僑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許多精力。

    1988年4月,習仲勳同志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他親自主持多部法律、條例的審議,參加了全國人大與外國議會間的交往活動,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1993年3月,習仲勳同志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仍一直關心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關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堅決支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工作,擁護“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習仲勳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具有堅定信念,對黨和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雖幾經坎坷,身處逆境,但百折不撓,奮鬥不息,他始終堅定地與黨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堅持執行黨的基本路線。他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敏銳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他堅持原則,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習仲勳同志一生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顧全大局。他謙虛謹慎,任勞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不居功,不護短,愛護幹部,關心青年,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關心群眾疾苦,與工農群眾、民主人士、文化藝術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誠相見,廣交朋友。他辦事嚴謹,寬厚待人,實事求是,嚴于律己,為政清廉,生活儉樸,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他德高望重,高風亮節,在黨內外和廣大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

    習仲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頑強奮鬥,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他的逝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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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远平文革中见父亲被问“你是近平还是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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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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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参加学生运动,21岁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平民出身的习仲勋参与创建了陕甘边特区,后长期主持西北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文革”期间,习仲勋蒙冤十余年。改革开放时期,他主政南粤,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

对于习仲勋的一生,他的夫人齐心有一句深情的概括:“我常说,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怀宽广坦荡,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这也印证了习仲勋那句流传甚广的自我评价:“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自古英雄出少年

二十出头当“主席”的习仲勋让毛泽东十分惊讶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县城西南10余公里外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春,习仲勋进入渭北地区最有名的立诚公学高小部。这是一所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学校,也是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在这里,习仲勋开始了人生的新起点。不到13岁,习仲勋就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底,习仲勋与数名进步学生被抓,入狱4个月。在狱中,习仲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习仲勋挥泪辞家,走上了追寻革命的道路。1932年3月,习仲勋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建立的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也成了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毛泽东带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就十分惊讶:“你这个主席原来这么年轻。”

1936年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

抗战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被誉为国务院的“大总管”。

“文革”蒙冤

7年不见,习仲勋几乎认不准自己的儿子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被停职审查。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文革”爆发后,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后身陷囹圄。直到“文革”结束后,习仲勋才彻底平反。

蒙冤时期的习仲勋,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其子习远平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7年后再见面)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参与创办经济特区

邓小平要求习仲勋“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到广东不久,习仲勋就遇到“偷渡外逃”这个老大难问题。他实地来到收容站,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习仲勋意识到,制止偷渡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经过深入思考,他认为,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郑重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得到许多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对此非常赞同,并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谈到配套资金,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在广东,习仲勋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在习仲勋的努力下,不到3年的时间,“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11.2万名干部被平反。

回到中央

习仲勋在工作中一贯反对铺张浪费

1980年11月,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在1981年6月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习仲勋在这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回到中央工作后,习仲勋依然保持着爱民之心。1985年11月,习仲勋到江西考察,当时陪同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曾撰文回忆说,因为路遇堵车,警车不时鸣响警笛,还从车上伸出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过往车辆注意让道。看到这些,原本与万绍芬侃侃而谈的习仲勋,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车上坐的不是老爷,我们是来给老百姓办事的,不是来给群众添麻烦的!”中途停车时,习仲勋亲自去与警车上的人员沟通,要求不要挥旗鸣笛。

反对不切实际的做法、反对铺张浪费也是习仲勋在工作中秉承的一贯原则。1961年4月,习仲勋到河南长葛县调查。他发现在县城搬迁过程中,新县城仿照北京长安街设计,有一座像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礼堂,占用了大量农田。为了建设新县城,还强迫农民拆迁,甚至动用民兵武装强制推行。习仲勋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地,“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

1993年3月,习仲勋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晚年时光多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珠海度过。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在京逝世。京华时报记者陈荞整理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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