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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闇公與新中國三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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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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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四川省級組織的主要創建者楊闇公,在大革命時期曾與朱德、劉伯承、陳毅三人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而並肩戰鬥、患難與共,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楊闇公對這三位元帥的早期革命活動產生了積極、深刻的影響。

    楊闇公與吳玉章介紹劉伯承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0年楊闇公從日本留學歸國返川,一面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啟蒙宣傳,一面留意物色革命人才。在川籍元帥中,楊闇公最先結識、交往最多的就是劉伯承。

    1922年夏,楊闇公與成都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吳玉章相識。吳玉章,比楊闇公年長20歲,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此時已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吳玉章稱讚楊闇公“忠實可親,精明能幹”。由于志同道合,二人引為知己,共同從事革命活動。楊闇公尊稱吳玉章為“吳老”。1923年秋後,吳玉章常去探望因在四川“討賊之役”中受傷而在成都治療休養的川中名將劉伯承,並介紹楊闇公與之相識。劉伯承比楊闇公年長6歲,自1913年起參加護國、護法戰爭,馳騁沙場,威名赫赫。在成都療養期間,劉伯承回顧在川軍10年奮戰,原為救國救民,但眼看新舊軍閥更替,人民生活仍很痛苦,他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正在這時,他結識了吳玉章和楊闇公,三人志同道合,很快成為知心的革命戰友。他們“朝夕不離,論說當時局勢”,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楊闇公對劉伯承十分佩服,極為賞識,稱之為“最折服的朋友”,“不可多得的人才,于軍人中尤其罕見”。他覺得劉伯承機警過人,志向遠大,頗有見解,與之交往,內心快活。二人相見恨晚。從此,他倆過從甚密,成為至交。

    1924年1月12日,吳玉章與楊闇公等人秘密正式成立了中國YC團。1月13日,楊闇公就加入“中國YC團”組織向劉伯承徵求意見,劉伯承並不輕易表態,表示要“極力深研,將來始能定其方道”。這種慎重的態度,令楊闇公深為感動和讚賞,並設法把他引為同道。同時,吳玉章也將組織中國YC團之事告訴劉伯承,希望他能夠加入。劉伯承也表示了同樣的態度。鄧小平曾對楊闇公、吳玉章發展劉伯承加入中國YC團一事作了高度評價。他在《悼劉伯承》一文中指出:“伯承在1924年就接觸了共產黨人,但他沒有馬上參加共產黨的組織,而是在經過了兩年的認真觀察和思考之後,才確定了自己的政治選擇。”鄧小平在這裏所指的“共產黨人”,就是當年的楊闇公和吳玉章等人。

    1926年2月,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川的黨組織工作)經中共中央批準正式成立,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此後,中共重慶地委經常在重慶二府衙街70號(今19號)楊闇公家集會。吳玉章、劉伯承等人經常來此開會,楊闇公常叫五弟楊尚昆做會議記錄,跑“交通”,給吳玉章、劉伯承等同志送信。

    1926年5月,由楊闇公和吳玉章介紹,劉伯承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由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正是與楊闇公和吳玉章的交往,促成了劉伯承革命歷史上的第一個重要轉折。

    楊闇公與朱德、劉伯承、陳毅等人共同發動領導瀘順起義

    1926年底,為配合北伐戰爭,楊闇公與朱德、劉伯承、陳毅這三位未來的新中國元帥一起發動和領導了著名的四川瀘順起義。

    1926年9月中旬,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童庸生奉中共重慶地委之派,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提出了在四川“扶起朱德、劉伯承同志,造成一係軍隊”的設想以及組織左派軍隊起義的準備情況。中共中央隨即作出起義的有關指示和決定。 10月,國民黨中央在廣州召開執、監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國民黨最近的政綱和國民會議召集方案等重大問題。會上,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提出:“楊森對湖北宜昌、武漢等威脅甚大,共產黨員同志要負責作川軍的工作。”意即要求解除四川軍閥楊森部對武漢的威脅。根據吳玉章的建議和推薦,會議決定派劉伯承回川,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名義,全面負責四川軍事,推動四川軍閥易幟。

    11月,劉伯承由廣州回到四川後,在萬縣會晤朱德。朱德,是辛亥戰將、護國先鋒,1922年在德國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8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四川萬縣做爭取軍閥楊森的工作。10月23日,楊森被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朱德為黨代表。當時,楊闇公是中國國民黨四川省臨時省黨部執行委員之一,朱德、劉伯承也是執委,黨部設在重慶。

    這時,劉伯承和朱德兩人先後到達重慶,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重慶地委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由楊闇公、朱德、劉伯承三人組成,地委書記楊闇公兼任軍委書記,統一領導全川軍事鬥爭。隨即召開第一次軍委會議,決定組織發動瀘州、順慶(今四川南充市)起義。劉伯承傳達中央關于加強四川軍事運動的指示,以及利用川軍矛盾、組織瀘順起義的戰役構思和具體策略。軍事委員會決定:爭取地方軍閥反對北洋政府,支持國民政府。軍委會確定了組織瀘順起義的具體方案,並作出決定和分工:(一)楊闇公在重慶主持協調全面工作和與各路軍閥進行周旋;(二)劉伯承負責起義的總指揮;(三)朱德赴萬縣做楊森的工作;(四)陳毅負責瀘州起義;(五)童庸生負責順慶起義。隨後展開起義的準備工作。

    原來幾乎與朱德回川同時,陳毅也于1926年8月,受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委派到四川楊森部隊從事兵運工作。9、10月間,經朱德介紹,陳毅與中共重慶地委接上聯係,被派往達縣川軍田頌堯部胡翼旅任黨代表,並在學生界開展工作。11月,楊闇公與劉伯承同赴合川川東江防軍黃慕顏部,策劃起義事宜,後楊闇公在合川會見了陳毅,陳毅受命積極準備瀘州起義。

    1926年12月1日和3日,瀘州和順慶分別舉行起義。12月9日,劉伯承率部到達順慶,次日召集順慶、合川起義部隊7000多人在順慶果山公園舉行慶祝起義勝利大會,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隨後指揮起義軍抗擊四川反動軍閥部隊的圍攻。12月15日,為避開優勢敵軍的進攻,在楊闇公的部署下,劉伯承率起義軍撤離順慶,轉移開江整頓,22日到達開江。12月26日,劉伯承到達萬縣,主持整頓和收容順慶方面起義軍的工作,並致電楊闇公商議軍事。1927年1月中旬,楊闇公、朱德、劉伯承和歐陽欽在萬縣召開中共重慶地委軍委會議,決定將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移往瀘州,立即委派劉伯承全權指揮瀘州起義軍。1月下旬,劉伯承在楊闇公掩護下到達瀘州,設立起義軍總指揮部。陳毅也參加了領導工作,奉命連夜從重慶趕往瀘州,12月26日被派到合川陳書農的部隊去做工作。

    1927年3月31日,重慶市民2萬余人為抗議英美軍艦炮擊南京和反對蔣介石獨裁,在打槍壩舉行大會。軍閥劉湘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命令軍警特務向集會群眾開槍,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造成死傷千人、震驚全國的“三?三一”慘案。4月4日楊闇公因叛徒出賣被捕,4月6日壯烈犧牲。4月9日,劉湘等四川軍閥首領聯合發表反共擁蔣通電,新舊軍閥勾結一起,共同鎮壓革命起義軍。4月13日,劉伯承率起義軍各路司令聯名通電討伐劉湘,嚴厲譴責反動軍閥的暴行,決心義無反顧,奮戰到底。然而終而寡不敵眾,至1927年5月23日,瀘州失守,歷時近半年的瀘順起義終于失敗。盡管瀘順起義失敗了,但它卻是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武裝和開展軍事鬥爭的一次勇敢嘗試,有力地支持了北伐,促進了四川革命的發展。此後,吳玉章、朱德、劉伯承、陳毅等許多四川革命同志,齊赴南昌參加了“八一”起義。朱德和劉伯承都在南昌起義擔任了重要領導職務。1928年1月,朱德、陳毅與中共湘南特委發動湘南起義,成立工農革命軍,4月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于井岡山會師。瀘順起義中留下的星星之火,遂與毛澤東等人領導的工農武裝一起形成了革命的燎原之勢。楊尚昆曾說:“瀘順起義是南昌起義的前奏。”參加這次瀘順起義的三位將領朱德、劉伯承、陳毅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曾與之共同發動、領導這次起義並英勇犧牲的楊闇公,對他們的革命精神無疑產生了重大的積極影響。

  三元帥深切緬懷楊闇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與楊闇公並肩戰鬥過的三位川籍開國元帥——劉伯承、朱德、陳毅對已故戰友楊闇公深切緬懷。他們各自都對瀘順起義有過專門記述和談話,對當年曾經一起革命,共同發動和領導瀘順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楊闇公給予高度評價。

    重慶剛剛解放不久,時任中共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劉伯承和鄧小平隨即籌備組織了“三?三一”慘案和“渣滓洞”慘案的合並追悼會。1950年3月31日追悼大會召開時,劉伯承、鄧小平親臨會場,敬獻花圈。大會紀念刊刊詞,由劉伯承親自審發。

    1952年陳毅對夫人張茜回憶說,1926年他受李大釗委派回川做革命工作,由朱德介紹他去中共重慶地委接上聯係,並說:“我到重慶和黨的特委聯係,領導人是楊闇公同志。我去之後又結識了劉伯承同志,他回川任軍事特派員。我們一起策劃了八個旅集中順慶,計劃創造革命根據地。劉任總指揮,我任政治部主任……1927年3月底,重慶爆發了三?三一慘案……結果造成楊闇公同志被殺,500多人被害的大慘案”。

    1957年3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潼南縣雙江鎮為楊闇公烈士建立墓碑,朱德委員長為此親筆題寫了碑文:“永垂不朽——一九二七年重慶三月三十一日慘案犧牲烈士、中國共產黨四川地方委員會書記楊闇公同志之墓”。

    1959年3月17日,劉伯承在成都金牛賓館發表了關于瀘順起義的專門談話,並詳細介紹了當年他和楊闇公一起從事革命活動的情景。劉伯承指出:“重慶‘三?三一’慘案是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勢力的一場尖銳劇烈的鬥爭。它是蔣介石反叛革命,勾結英、美帝國主義,拉攏全國各地軍閥、地主反動集團,執行屠殺政策整個計劃的一部分。”他滿懷深情地說:“闇公同志犧牲時才29歲,他意志堅強,有毅力,有決心。重慶應該修一個紀念碑來紀念這些烈士們。”

    由此可以看出,楊闇公的革命活動對劉伯承、朱德、陳毅這三位川籍元帥的早期革命生涯產生了積極而深刻的影響,楊闇公為中國民主革命而英勇獻身的精神也激勵了這三位新中國元帥的的革命鬥志。他們之間的革命戰鬥友誼十分難能可貴,可歌可泣!(王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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