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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黨忠貞不渝的湘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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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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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正是因為黨在心中,湘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顧一切艱難困苦,堅定不移地走上為人民奉獻的道路,留下了許多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感人事跡……

  疾風知勁草 入黨在危時

    1927年前後,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比較弱小,敵人的力量相對強大。反動派
破壞共產黨的組織,逮捕、囚禁、殺害共產黨員,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因此,當時參加共產黨,就意味著風險與犧牲。但是,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英雄。正當共產黨處于極其危難的時刻,許多熱愛黨、信賴黨、追隨黨的有識之士毅然決然地投入到了共產黨的懷抱。徐特立、賀龍、彭德懷、羅榮桓等一大批湘籍革命家,便是大義存胸、危時入黨的典型代表。

    徐特立,湖南長沙人。1927年春,湖南農民運動發展迅猛,徐特立積極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參加了湖南省農民協會的工作,擔任教育科長,並兼任湖南農村師范農運講習所主任之職。

    正當徐特立尋找到了真正的救國道路,並且開始循此邁步的時刻,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失敗了。新軍閥代替了舊軍閥。他們血腥鎮壓革命工農群眾,殘酷屠殺共產黨人。“馬日事變”後的一天,徐特立在其隱蔽地、離長沙10公?的一個姓黎的同志家?,遇見同樣隱蔽在此、10年前一起在湖南第一師范上過課、後又一起赴法勤工儉學的李維漢。黎家是一戶大地主。當時,一群土豪劣紳聚集在這?,彈冠相慶,叫囂要把共產黨人斬盡殺絕。殺氣騰騰的叫喊聲,不時傳到徐、李二人耳中。

    徐特立和李維漢一起回顧了留法期間和回國後的情況,交換了對大革命的看法。徐特立對蔣介石、許克祥等鎮壓革命的罪行極端憤慨,對工農大眾深表同情。李維漢深感徐特立是一位堅定的革命者,是可信賴的同志。于是,李維漢鄭重其事地問徐特立願不願意加入中國共產黨。徐特立早就有加入共產黨的願望,見李維漢問起,喜出望外!當即,徐特立毫不遲疑地向李維漢提出了入黨要求。

    是年7月,年已半百的徐特立,在武漢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他回憶道:“從此,我真正獲得了新生。”當月底,他即奉黨的指示,星夜趕赴南昌,參加了偉大的“八一”南昌起義,他擔任了二十軍第三師的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南昌起義失敗後,徐特立歷盡艱險,輾轉到上海。第二年,黨派他去莫斯科學習。他不因革命的暫時低潮而意志消沉,堅信“革命有前途,國家有前途”,因而學習格外勤奮刻苦。1930年,徐特立回國,從閩西進入江西蘇區,擔任教育人民委員。之後,他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長徵,到達陜北。這時的徐特立,已經58歲了。

    1937年1月30日,毛澤東懷著十分敬佩的感情,寫信讚揚了徐特立老師:“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當革命失敗的時候,許多共產黨員離開了共產黨,有些甚至跑到敵人那邊去了,你卻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產黨,而且取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從那時至今長期的艱苦鬥爭中,你比許多青年壯年黨員還要積極,還要不怕困難,還要虛心學習新的東西。”

    1927年9月初,白色恐怖籠罩著江西大地。然而,在瑞金的一所小學堂?,卻點燃了一盞明亮的燈。已過而立之年的賀龍,肅立在鮮紅的黨旗下,噙著激動的淚花,莊嚴地舉起了右手。

    為了這一時刻的到來,賀龍經歷了極不平凡的歲月。

    賀龍是湖南桑植人。1921年9月的一天,他的辦公室?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陳圖南,一位是花漢儒。陳圖南大談俄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花漢儒則宣傳蘇俄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賀龍對他們的談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覺得,前一種理論說起來好聽,但事實上很難做到;後一種理論卻是一個國家正在實踐的,是實實在在的現實。

    賀龍問花漢儒:“中國有沒有蘇俄這樣的黨?”

    “中國剛剛成立了共產黨。”花漢儒回答。“帶隊伍光有人和槍還不行,還必須有一個黨作靠山,才有方向,有力量。”

    這是賀龍生平第一次聽說共產黨,聽說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1926年7月,賀龍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六師師長,興師北伐。8月,賀龍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幾年來,他反復思考:目前廣州政府矛盾重重,到底能否按照孫中山的政策,把革命進行下去?實在渺茫得很。這時,他又想起了花漢儒介紹過的共產黨。

    8月下旬,正當賀龍陷入苦悶彷徨之際,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派共產黨員周逸群,組成以共產黨員為骨幹的“國民革命軍左翼軍宣傳隊”,來到第九軍第一師。賀龍知道宣傳隊中有許多人是共產黨員,心想:共產黨終于來人了。

    賀龍把周逸群作為上賓款待。周逸群見賀龍擁護革命,積極參加北伐,便向他宣傳馬列主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在周逸群的幫助下,賀龍對黨的認識越來越深了。他激動地對周逸群說:“逸群同志,現在我才明白,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好。我很想加入這個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幹革命。”周逸群聽了這一片肺腑之言,深情地說:“賀龍同志,黨熱烈歡迎你,希望你同我們一起戰鬥。”賀龍緊握著周逸群的手,鄭重地點了點頭。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者被拘捕、遭殺害。已于6月15日任暫編第二十軍軍長的賀龍,對蔣、汪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的罪惡行徑異常憤慨,冒著生命危險保護在二十軍工作的共產黨員,並向周逸群明確表示:“我堅決執行共產黨的決定和政策,服從共產黨的領導,所有派到我這?工作的共產黨員,不要離開,還要繼續做政治工作。”

    7月17日,賀龍在第二十軍連以上軍官大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現在,革命到了危急關頭,擺在我們面前的出路有三條:第一條是把隊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這條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條是跟著蔣介石、汪精衛去幹反革命,屠殺工農兄弟。這條路行不行?不行!第一條路是死路,自殺的路,第二條路是當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殺的路,我們絕不能走。我賀龍不管今後如何危險,就是刀架在頸子上,也絕不走這樣的路。我要跟著共產黨走革命的路,堅決走到底!”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軍委書記周恩來,專程來到漢口俄租界鮑羅廷公館與賀龍見面。賀龍再一次表明要求入黨的願望。周恩來深情地說:“賀龍同志,你的願望一定會實現。”隨後,鄭重地把前敵委員會關于武裝起義的計劃告訴了他。

    賀龍聽罷,非常感動:共產黨向我透露這樣大的機密,這是怎樣貼心貼肝的信任啊!他堅定地說:“起義的計劃很好,我完全支持。黨叫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

    周恩來當即代表前敵委員會任命賀龍為起義軍總指揮。

    賀龍在危難之中欣然受命,表示決不辜負黨的期望,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8月1日淩晨2時,南昌起義的槍聲響起。賀龍冒著槍林彈雨,親自指揮戰鬥。經過3個多小時的激戰,殲敵萬余人,繳槍萬余枝。

    從賀龍指揮南昌起義的英勇戰鬥中,黨看到了他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思想轉變,看到了他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9月初,周恩來正式提議,由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吸收賀龍加入中國共產黨。賀龍終于實現了宿願,他表示:“黨就是我的生命,誓死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彭德懷,湖南湘潭縣人, 1916年入湘軍當兵,1920年隨湘軍第二師第六團駐防在南縣復興港一帶,在士兵中成立旨在“反對列強,提倡平等,打倒土豪劣紳,救濟貧苦農民”的救貧會。幾年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彭德懷在戰場上結識了來自南縣九都山的共產黨員段德昌。當時段德昌任師政治部秘書長,彭德懷任第一團一營營長。在段德昌啟發教育下,彭德懷逐漸了解了共產黨的主張,明白了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一次,他倆在關帝廟鋪草就宿。段德昌告訴彭德懷,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對革命的理解不應當僅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而應將革命理解為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制,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此次促膝夜談,使彭德懷猶如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曙光。他當下向段德昌提出了入黨要求。但由于當時國共合作比較順利,上級黨組織決定暫不在彭德懷所在部隊建立黨組織,彭德懷的入黨願望暫時沒有實現。

    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湖南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彭德懷專門找到段德昌,再次提出入黨要求。誰都知道,當時入黨無異于提著腦袋冒險。但彭德懷說:“只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我就是掉腦袋也堅信共產黨。”經過南縣特委的認真考察,認為彭德懷堅信馬列,立場堅定,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支持革命支持黨,完全具備了一個共產黨人的條件。1928年4月,經段德昌介紹、南縣特委通過、省委批準,彭德懷正式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歷盡千般苦 尋黨意志堅

    在我黨我軍成立後的一二十年間,由于戰爭頻仍,情況多變,一場大的戰鬥結束之後,或者敵人一次大的鎮壓和搜捕之後,黨員和黨組織失去聯係的事情時有發生。黨員失去了黨組織,好比一個孩子失去了自己的母親。于是,尋找黨組織成為我黨歷史上一道頗富傳奇色彩的、可歌可泣的獨特風景。許光達、陳賡、蕭克、朱良才、方強等許多湘籍將領,都有過尋找黨組織的不平凡的經歷。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按照九江市黨組織的指示,許光達和幾個共產黨員脫離炮兵營趕赴南昌與起義部隊會合。但他們來到南昌時,起義部隊已經撤出南昌城往南轉移了。面對這種情況,有的人不知所措,許光達堅定地對大家說:“黨指給我們一條光明的大道,我們決不能半途而廢,一定要找到黨,找到部隊。”追上部隊後,許光達隨部隊作戰,後負傷留在老鄉家養傷。

    11月,傷未痊愈的許光達和一名黨員徒步到了潮州。他們見潮州城內到處張貼著緝拿南昌起義軍官兵的布告,不敢久留,又匆匆趕到汕頭。汕頭也同樣一片白色恐怖。怎麼辦?到哪?去找黨呢?他倆相對無言,心情沉重。最後,他們決定去黨中央的所在地上海找黨。

    歷經艱辛,他們輾轉來到了上海。在上海,反革命勢力十分猖狂,黨的一切活動都處于秘密狀態。他們身無分文,在一位同鄉的幫助下才找到一個落腳的地方。但是,偌大的上海,人如潮涌,車如水流,黨在何處?

    一天,許光達尋黨不遇,懷著失望的心情走進一家書店,翻看起鄭板橋的一本畫冊,一首詩映入了他的眼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寫得太棒了!人生不也是這樣嗎?既然確定了奮鬥的目標,哪怕是赴湯蹈火,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許光達從口袋中掏出一個小本子,將這首詩抄錄下來自勉:一定要找到黨,絕不能半途而廢!

    一天,他們意外地遇見一個同鄉。那人告知他們,七十五團的團長孫一中回到了安徽壽縣,許多南昌起義人員都到了那?。許光達和那名黨員十分激動,想方設法前往安徽壽縣,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

    1927年7月下旬,陳賡隨周恩來秘密赴南昌,隨後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起義軍南下廣東途中,擔任營長的陳賡在會昌戰鬥中奉命率部掩護大部隊撤退,左腿不幸兩處中彈,被打斷了腳腕骨和膝蓋處的筋,血流如注,完全失去了行走能力。

    這時,一隊敵軍開始向起義軍山頭陣地搜索前進。陳賡見情勢危急,立即脫掉身上的軍服,順著山坡滾進一條野草叢生的田溝?,隨之把流淌的鮮血抹在自己的臉上和身上,佯裝已經死去。不一會兒,搜索的敵人走了過來,陳賡馬上咬緊牙關,屏住呼吸。敵士兵在他身上踢了一腳,以為是具死屍,便悻悻離去。敵人走後,部隊找到了陳賡。陳賡雖死?逃生,但他的腿傷卻因得不到徹底治療而日趨嚴重。

    9月24日,起義軍先頭部隊到達汕頭,陳賡被送進日本人開辦的醫院接受治療。日本人在得知他是一位革命軍人後,在治療上百般刁難。9月30日,國民黨部隊從四面八方擁向汕頭,起義軍倉促撤離,留下了陳賡。 不久,國民黨部隊佔領了汕頭,日本人借口國民黨盤查嚴厲,下逐客令要陳賡馬上出院。可陳賡在這?舉目無親,傷腿又不便行動,到哪?去呢?他想方設法打聽黨組織和黨的領導人,結果毫無消息。當時,醫院一位護士李小姐和一位工人很同情陳賡,安排他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到香港後,因為沒有一個熟人可以投靠,他無處棲身,只好流落街頭。可剛一坐下,就有巡捕過來揮舞著木棒驅趕。陳賡腿傷疼痛難忍,真是苦不堪言。後來,他決定去上海找黨。

    送上5塊錢的“小費”後,他登上了去上海的輪船。經過重重磨難,在上海,找到了組織,回到了黨的懷抱。之後,在黨組織的幫助下,治好了腿傷。從此,他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在上海從事隱蔽戰線的鬥爭,為搜集敵人情報、懲治變節分子、維護黨組織的安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長徵抵達陜北,組成西路軍,渡黃河西徵。由于孤立無援,西徵軍以失利告終,幾乎全軍覆沒。當時,在西路軍中任職的李聚奎、朱良才、方強等湘籍將領,在西路軍失敗後,抱著東回找黨的堅定信念,沿路乞討,最終回到黨的懷抱。

    西路軍失敗後,作為軍參謀長的李聚奎只身一人,攜帶一根討飯棍,一條幹糧袋和一只指北針回延安找黨。他白天躺在墳地?睡覺,夜?趕路。一次,他進村討飯時與敵騎兵遭遇,近隔數米,幸虧身邊有一羊群,他揮動討飯棍,口中含含糊糊吆喝著,騙過敵人。就這樣,李聚奎最終回到延安,回到了黨的懷抱。

    朱良才也是一路行乞,不知躲過多少敵兵的圍追堵截,才來到蘭州。當時,黃河大橋上敵人盤查嚴密,沒有通行證,插翅難飛。而要回到陜北,此路必行,怎麼辦?愁苦中,朱良才不禁想起一次險惡的經歷:1927年湘南暴動後,他去韶關找朱德部隊,在一橋頭也遇類似堵截。那天恰巧有幾頂坐著妓女的轎子經過,朱良才靈機一動混在抬轎人中過了橋。這次,朱良才依葫蘆畫瓢,看到一敵軍乘轎過橋,冒著被抓的危險,又一次混進抬橋人中,竟又一次蒙混過關。到達甘肅會寧後,他又混入押解西路軍紅軍俘虜的敵人“遣返隊”,得到了一點返鄉路費,同時串通好堅決找黨的數位紅軍戰士,在敵人刺刀的押解下,逃出狼窩,重新回到黨的懷抱和紅軍隊伍中。

    方強回延安時也是孤身一人。入夜,露宿在田邊地頭;餓了,捧一口泥水充饑;腳底化膿了,用幾片菜葉進行包扎。就這樣,經歷了一個多月難以忍受的磨難,方強終于到達延安,回到黨的身邊。

    歷盡艱難,行乞找黨,今天,仍令聞者心酸,聽者掉淚。

    忍辱負重時 愛黨心不變

    在黨的成長、發展和壯大過程中,由于受過“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幹擾和破壞,或者因為鬥爭形勢的錯綜復雜,一些湘籍老一輩革命家也曾遭到過誤解,蒙受過冤屈,忍受過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錯誤地打成AB團、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使他們的身心受到不應有的傷害。但是,獻身于偉大共產主義事業的真正的共產黨人,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他們胸懷坦蕩,忍辱負重,始終兢兢業業地為黨工作。他們那顆熱愛黨、信賴黨、忠于黨的紅心不曾因為自己的榮辱升遷而有過絲毫的改變。寫到這?,我們很容易想起李立三、彭德懷、黃克誠、粟裕、陶鑄、劉志堅等一串長長的湘籍老一輩革命家的光輝名字。

    黃克誠,湖南永興人。1930年,他被中央軍委派到紅五軍工作,任第八大隊政委。同年調任第三縱隊第二支隊政委。從1930年到1936年的6年間,黃克誠4次被降職,並差點被打成AB團分子。1959年,他在廬山會議上和彭德懷等被打成“反黨集團”。盡管飽受委屈,黃克誠始終沒有遷怒于黨。長期以來,不論官大官小,他照樣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黃克誠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並當選為中紀委常務書記。他沒有因過去的遭遇而畏手畏腳,而是不顧年老體弱,全身心地撲到了平反冤假錯案、端正黨風的工作上,為重建和健全黨的紀律工作,為黨的建設和國家的振興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他嚴肅告誡紀檢幹部,要敢于在太歲頭上動土,敢于從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黨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放過。他始終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寬闊胸懷,對黨、對共產主義保持著堅定的信念和無限的忠誠,充分體現了一名真正共產黨人應有的品格,贏得了黨內外的廣泛尊重。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縣人,安源煤礦工人運動的主要領導人,192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30年春,因周恩來去蘇聯,李立三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了解黨史的人都知道,他後來犯過冒進錯誤。不過,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一種能形成思潮的錯誤,主要原因都要從社會尋找而不能簡單歸咎于個人。何況,在出現“立三路線”時,這位主持全黨工作的領袖只有31歲。但是,李立三從此內心負疚不已,一直檢討了30多年。20世紀30年代初,共產國際的執委們在莫斯科,聽完他的檢查,紛紛評價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坦誠,給他的結論是“沒有兩面派的手段”。後來安排他到軍事學院當副教授,以化名向中國學員講黨史。這些學員大都來自東北抗日聯軍,不知道他是誰。學員們一致反映:“立三路線一課講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徹!”1946年,他回到東北,化名李敏然。有些單位請他講黨史,他自己選擇介紹“立三路線”的錯誤,並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領導人的責任。講完後,場上一片稱讚聲。有人提問:“您怎麼會知道犯錯誤的人心?想什麼?”他坦然回答:“我就是李立三。”短暫的沉寂後,會場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在“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陷入了比以往更難堪的境遇,大會批,小會鬥,使他的身體受到極大的摧殘。即使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是私下對家人說:“我個人受點委屈沒什麼,只是運動這麼搞法,會使黨的事業受到損失。”他始終以大局為重,小我為輕,處處愛護黨的肌體,時時維護黨的利益。李立三這位老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和崇高品德,至今深深銘刻在人們的記憶?。

    劉志堅,“文革”之前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又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但在“文革”中,這位組長卻一夜之間被打成叛徒。根據是他被日軍俘虜過,卻又活著回來。事情的真相是:1942年10月的一天,劉志堅在一次與日軍的遭遇戰中,右腿被敵人的子彈打中,摔了下來。受傷的劉志堅一步也挪不動了,自覺兇多吉少,于是他將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細摸了一遍,將能失密和暴露身份的文件資料都撕得粉碎,放在嘴?嚼爛。又將隨身攜帶的妻子劉萊瑛的照片和一塊懷表,埋在土坑?面。一切都安排好了,劉志堅就等著與敵人拼命。終因寡不敵眾,被圍上來的敵人捉住。 劉伯承、鄧小平命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把他救出來,八路軍部隊立即制定出一個巧妙的營救方案,硬是將劉志堅救了出來。劉志堅在戰爭年代九死一生,在“文革”期間卻蒙此奇冤,受到多次批鬥,身心受盡了折磨。但他始終堅信黨會把他的問題搞清楚。難能可貴的是,他把個人的恩怨拋到一邊,繼續關心黨的工作和部隊的建設,為撰寫文稿常常工作到深夜,並通過特殊的途徑將自己嘔心瀝血寫出來的關于加強部隊思想建設的文章送交黨中央和軍委。有人不理解他:“你頭上‘叛徒’的緊箍咒還沒取下,何苦急著幹那些事?” 劉志堅的回答擲地有聲:“我劉志堅的身上可以潑臟水,但黨的形象、黨的威望、黨的事業卻不能沾染半點灰塵。”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何等開闊的胸懷!

    “九大”期間,許世友面見毛澤東,講到劉志堅叛徒一事時說:“陳伯達說劉志堅同志是叛徒,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毛澤東點了點頭,要周恩來具體解決這件事。國慶25周年之前的1974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對出席國慶招待會名單進行討論時,周恩來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劉志堅一人。”

    生是黨的人 死是黨的魂

    在腥風血雨的革命年代,許多湘籍老一輩革命家遭到逮捕,陷身囹圄、橫遭迫害。敵人通過各種各樣的慘無人道的嚴刑逼供,迫使他們交待黨組織的活動情況,以便一網打盡。在面臨生死抉擇的嚴峻考驗面前,湘籍老一輩革命家寧肯承受皮肉的巨大痛苦和獻出寶貴的生命,也要保守黨的秘密,維護黨的利益,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與黨組織息息相關、心心相印的崇高革命氣節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偉大獻身精神。

    “把骨頭燒成灰,我還是共產黨員!”這是鄧中夏就義時說的話。

    鄧中夏,湖南宜章人,是我黨早期的一位卓越領導人和傑出的工人運動領袖,又是我黨的一位重要理論家和學者。由于叛徒出賣,1933年5月,鄧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在獄中,他以一個共產黨員的鋼鐵意志挺住了敵人的殘酷摧殘。監獄地下黨支部通過難友對鄧中夏說:“同志們很關心你,你有什麼打算?”鄧中夏聽後激動地說:“請你告訴大家,就是把鄧中夏的骨頭燒成灰,鄧中夏還是共產黨員。”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深情地說:“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臺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鬥吧!最後勝利終究是我們的!”

    9月21日的黎明,鄧中夏從容就義,年僅39歲。

    “為黨的事業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這是羅學瓚犧牲時的心靈表白。

    羅學瓚,湖南湘潭人。1929年初,他奉命去浙江省委工作,先後任省委宣傳部長、中央巡視員、省委書記。同年4月底,因叛徒告密遭逮捕。在獄中,他受到嚴刑拷打,但仍堅貞不屈,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他在獄中還創辦《火花報》、《夜光報》,來宣傳革命真理、激勵同志堅定革命信心。1930年8月被敵人殺害。臨刑前,他大義凜然,視死如歸,慷慨激昂地對難友說:“死有什麼可怕的,為黨的事業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犧牲時年僅36歲。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這是夏明翰被害時的高亢戰歌。

    夏明翰,湖南衡陽人。1921年8月,經毛澤東、何叔衡介紹,加人中國共產黨。這位衝出封建家庭的“夏府少爺”,從此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入黨後不久,他便在自修大學附設的實習學校任教務主任,為湖南培養出一大批黨團骨幹。1926年12月,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和工人代表大會聯合召開,他與郭亮共同主持大會、起草決議。

    1928年初,夏明翰被黨調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員。他到武漢後,與中央派來的李維漢等商量,根據實際情況決定取消暴動計劃。面對白色恐怖,夏明翰全無懼色,仍奔走在各個秘密機關,部署“停止年關暴動”的計劃。開始他住在湖南商號,發現武漢衛戍司令部已盯上那?,便遷到東方旅社,與徐特立、謝覺哉、熊瑾玎等研究下一步工作。

    由于叛徒的出賣,1928年3月18日夏明翰不幸在武漢被敵人逮捕。被捕後,雖然連續受到刑訊,但他始終守口如瓶,保護黨的機密。敵人惱羞成怒,決定將其處死。當敵執行官問夏明翰還有什麼話要說時,他大聲說:“有,給我拿紙筆來!”于是,他寫下了被後人傳誦至今的就義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書寫了對黨的無限忠誠,犧牲時年僅28歲。

    “決不脫離黨!”這是毛澤民臨刑時的錚錚誓言。

    毛澤民,湖南湘潭人,毛澤東的大弟, 1922年10月加人中國共產黨,曾在上海、武漢、天津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印刷出版工作。1931年初,毛澤民進人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擔任閩粵贛軍區經濟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閩贛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國家對外貿易總局局長,領導蘇區銀行、財政、貿易、工礦等經濟工作。1938年2月,他到達新疆,先後出任新疆省財政廳副廳長、代廳長、民政廳廳長等職。

    1942年9月,毛澤民和陳潭秋等共產黨員被新疆軍閥盛世才借口“共產黨‘四一二’陰謀暴動案”逮捕。面對敵人的陰謀,毛澤民滿腔怒火,大聲斥責盛世才背信棄義,關押抗日有功人員。同時,他也做好了隨時犧牲的準備。他對方志純說:“盛世才是不會放過我的,如果你今後有機會回延安,請轉告毛澤東同志,我毛澤民無愧為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在獄中,敵人對毛澤民等軟硬兼施,嚴刑審訊,使用了各種慘絕人寰的酷刑,逼他招認中國共產黨在新疆搞“暴動”的所謂陰謀,並逼他脫離共產黨,交出共產黨的組織。毛澤民堅貞不屈,視死如歸。他義正詞嚴地回答:“決不脫離黨,決不放棄共產主義立場!”表現出了他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和對共產黨的無限忠誠。

    1943年9月,毛澤民被敵人秘密殺害,時年47歲。

    湘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無限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業的高風亮節,如江河行地,日月經天,永遠放射奪目的光彩。(李萬青)

2007年11月30日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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