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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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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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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退出政治舞台的前前后后

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渡黄河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

  历史由来: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加剧

  陈昌浩生于1906年,卒于1967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真正称得上是大起大落的人物。他1930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

  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陈昌浩时,满怀深情地说:“他是我们的恩师和带路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自西路军兵败后,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多少后人要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多少当年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纷纷现身说法,为他们的老上级、老首长做一个历史证人,给后人一个合情合理的交待,还历史本来面目。

  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

  当时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焘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 “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

  而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后,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党指挥枪”,重兵在握,拥有八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致毛泽东死地,相信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的意思。但即便当时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中央领导信任的人,概因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激烈的路线分歧斗争漩涡之故。

  陈昌浩人生的转折点:西路军几万人马兵败河西走廊
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几乎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根据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革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革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彪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革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在短短几个月中,中革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 “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革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

  在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时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急电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西路军最后直至全军覆没。

  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个禁区。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陈昌浩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多次写信要求回国参战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但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历史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

  期间,蔡畅曾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可见陈昌浩回国的愿望一直没灭,他反复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带口信,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回国参加工作,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一位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报国的决心还是高于一切的。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陈昌浩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追击。他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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