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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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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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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衔上将”李井泉的革命人生

 有人说: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时,李井泉已经转到地方工作,不再参加评授军衔;根据他的军旅资历,起码能被授予上将军衔。是否如此,看完本文便一目了然。

  初次见面,毛泽东评价:“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

  1909年,李井泉出生在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中,除了姐姐和妹妹,三兄弟中他是老大。因此,重活累活少不了他。家里种的几亩薄田,从栽种到收割,他都是主要劳力。

  李井泉从小喜欢读书。他父亲是乡间少有的知识分子,望子成龙心切,经常把儿子关在房里,要他读四书、五经。待他年岁稍长,又送他到抚州进洋学堂。1924年秋天,年满15岁的李井泉进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随即就为校园内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所振奋。教他国语的青年教师章涤昌,曾经在北京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他利用授课之便,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课余,还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偷偷地拿给李井泉等学生看。为了掩人耳目,李井泉与舒同(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进步学生商议,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明为钻研功课、交流心得,暗中却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

  李井泉在校学习努力,成绩好,国语水平更高出其他同学一筹。他写过不少进步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化名登在当时的地方报纸上,有的文章在“八一”起义部队南下时曾当众宣读。由于他思想进步,1927年春天由该校老师章涤昌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出席过在省会南昌召开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1927年夏天,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李井泉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参加了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对此,官方的《朱德传》是这样记载的:起义部队南下到达临川时,“还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在李井泉、萧志戎带领下,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随后,朱德派他到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任政治宣传员。有老同志深情回忆:“你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线,到士兵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战士们在你的宣传鼓动下,士气大振,群情激昂,纷纷表示决心:我们要抱定必胜的信心,去和敌人勇敢的战斗。于是部队继续南下,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并取得了许多胜利。在这同时,你还深入农村,动员农民协会骨干参军参战,教育农民帮助起义军,送军粮,抬担架,支援前线。”同年9月,他“在广东大埔三河坝战斗后,留在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先后在丰顺县黄金铺区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1930年夏天,李井泉受东江特委派遣,去中央苏区红四军前委送信做联络工作。前委书记毛泽东接见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希望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与士兵共甘苦。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农大众。”随即,他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担任)办公室担任秘书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老战友曾经评价他:“你对毛泽东同志很崇敬,很拥护,坚定不移地跟着毛泽东走,你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名忠诚战士。”同年底,李井泉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从1931年春天起,由于毛泽东认为李井泉“适宜做政治工作”,并着力培养他,李井泉历任红四军补充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红三十五军政委、赣南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二十一军政委、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一补充师政委、第三补充师政委。“20岁刚刚出头,就能担任军师一级的政委,没有相当的政治水平,那是很难想象的!”

  “在长征中,李井泉同志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他两过草地,历尽艰辛”

  1934年10月,李井泉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在中央直属纵队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直属纵队提供粮食等后勤供应。“这一时期,他严格掌握党的有关政策,不该没收的坚决不没收,反对和制止滥打滥杀地主的现象,以实际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诬蔑红军是‘流寇’的宣传,扩大了红军正义之师的形象。”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李井泉调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协助司令员刘伯承抓好直属纵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红军大部队做出表率。5月,红军经过四川时,他担任过冕宁县革委会主席、游击总队政委,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后,两军交流调整干部,他因“适宜做政治工作”,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协助员。当年8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兵分左右两路北上: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再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相机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计。面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革命形势,李井泉由衷高兴。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这也是李井泉第一次过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等地区,胜利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打开了通往甘肃南部的大门;与此同时,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并按计划准备渡噶曲河与右路军会师。这时,让随左路军行动的李井泉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然后南下。9月8日,他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张国焘对党中央的再三争取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张国焘此举,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竟然围攻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逼他们表态。朱德、刘伯承都主张:“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张国焘(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竟然利用老乡关系拉拢李井泉,李井泉不卑不亢地说:“总司令、总参谋长都说话了,他们肯定比我站得高、看得远,我赞同他们的意见!”张国焘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一怒之下,他把李井泉贬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

  张国焘一意孤行,率领部队过草地南下,企图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结果,南下行动彻底失败,严重消耗了红军有生力量。面对严重危局,李井泉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并利用政治教员身份对广大学员进行说服教育。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走投无路,被迫同意北上,李井泉又随着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北上。同年秋,他被调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第四师担任政委。对于李井泉坎坷的长征路,党中央评价极高:“在长征中,李井泉同志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他两次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由于“精干”、“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李井泉受命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时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的李井泉,担任了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不久改任政委),在民族抗战之初就声名大噪。

  “10月3日,日军侵占宁武城。贺龙指挥李井泉支队袭击宁武。事前,他反复叮嘱李井泉要做好群众工作,取得当地人民的协助。李井泉照此办理,派出工作组进行群众工作,效果显著。由于宁武城里有10多名群众跑出来报告情况、做向导,使攻城部队迅速袭入宁武,歼敌50余人。”10月中旬,为配合国民党军搞好忻口会战,“张宗逊、李井泉按贺龙指示,指挥第七一五团14日黄昏袭击了南北大常,攻占了永兴村,歼敌100余人。袭占南北大常、永兴村以后,张宗逊、李井泉即率部向东活动,袭扰敌人,牵制日军”。(见官方的《贺龙传》)

  平绥铁路在大青山南麓通过,联接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3个重镇,是日军侵华的重要枢纽。大青山东西绵延300多公里,南北宽50多公里,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从战略上看,大青山地区是通往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又靠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北翼,地位甚为重要。1938年5月,毛泽东致电贺龙等:“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6月11日,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总部: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区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依据情况处理。不过,他特别强调:派往该地区的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

  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决定,去大青山的部队由第一二O师派出,归贺、关指挥,并且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建议由李井泉率队前往,其他事项由贺、关决定。

  贺龙、关向应等立即决定组织大青山支队,任命李井泉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姚喆为支队参谋长,支队主要武装是王尚荣、朱辉照率领的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朱德、彭德怀选中李井泉,说明他们认为李井泉“精干”、“政治军事皆能对付”、“机警耐苦”。这个评价当然是极高的。

  1938年9月初,李井泉第一二O师大青山支队共2300余人冒着酷暑北上,下旬由晋北进入绥远。他们按贺龙、关向应指示,在凉城地区留下一个营依托蛮汗山建立绥南根据地,以保障晋西北与大青山区的联系,主力越平绥路抵达归绥、武川、陶林、集宁地域,开辟绥中根据地。9月下旬,支队主力进到归绥、武川公路以西。

  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村落稀疏,在辽阔的草原和崎岖的山地上,步兵行动十分困难。而日军和伪军不是机械化就是骑兵,行动比较迅速。1938年11月,党中央据此指示:大青山支队迅速将步兵改为骑兵,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在具体执行党中央“化步为骑”指示中,李井泉、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顽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很快解决了马匹问题,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喆任副司令员。

  大青山地区土匪甚多,不但影响民生,也影响抗战;许多土匪最终成为汉奸。从1938年12月开始,李井泉决定剿灭匪患,到1939年2、3月间,初步肃清了当地的土匪,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安定了社会秩序。

  大青山地区居住着蒙古族、回族和汉族,是民族杂居之地,搞好民族关系对于团结抗战意义重大。李井泉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之地,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平等待人,以极大热情去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各寺庙喇嘛的工作,把他们中绝大多数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积极同我党我军合作,实行全民族的共同抗战。

  挺进大青山地区一年里,大青山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粉碎了敌人15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消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成功地把敌人挤了出去,使人民军队在根据地站稳了脚,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铁的事实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回忆往事,老战友褒奖他:“1938年秋,你率领八路军的一支部队,穿过日军的数道封锁线,突破敌人的阻截和包围,冒着冬季的严寒,横穿平绥线,深入大青山开展游击战。”“你为创建大青山根据地,建立了功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担任抗大政委,有抗大第八期毕业生这样评价:“李政委关心爱护干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1940年1月,在大青山根据地形势相对稳定后,李井泉调回晋西北工作,担任新三五八旅(旅长是彭绍辉)兼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参与领导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发动的“山西事变”战事。官方的《毛泽东传》有言,“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

  1941年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李井泉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理论修养得到很大提高。1942年秋,他被调到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徐向前为副司令员)担任秘书长,成为“贺龙的笔杆子”,为联防军的军政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3年春天,毛泽东任命徐向前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校长。既然是军政大学,校长无疑要懂军事,政委当然要适宜做政治工作,他想到了李井泉。这时,抗大总校刚从敌后河北邢台县浆水镇迁回陕西绥德县西山寺。同时,党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大第二分校、晋西北的第七分校、延安第三分校(即军事学院)与总校合并,合并后新的学期统称第八期。

  徐向前、李井泉到达绥德,一面建校,一面接收学员。从1943年4月至6月,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为便于管理教育,他们将抗大编成三个教育基本单位,即抗大总校、第二分校和第七分校。

  整编中,干部教员缺乏是一个大困难。物资可以通过生产解决,干部怎么办?作为抗大总校政委,李井泉负责“党管干部”事宜,他除了从学员中解决一部分,又请求军委从延安编余人员中调来一部分。

  整编就绪之后,从1943年8月至1944年11月,中心任务是整风审干和开展大生产运动。整风占用时间最长,经历了曲折的进程。整风的领导机构为抗大总学习委员会,按党中央指示,由徐向前、何长工、李井泉、徐文烈及各部部长、各大队政委组成,徐向前为学委会书记。作为总校政委,李井泉协助徐向前做了大量工作。

  1943年8月14日,总学委会颁发《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标志着抗大整风的开始。《决定》确定的总方针是“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的密切的配合进行”。

  前两月为第一阶段。内容是学习文件,思想整风,和风细雨。10月中旬,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抗大整风进入第二阶段。其方法是康生“抢救失足者”的那一套,有“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作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结果,怀疑压倒了信任,使一些人蒙受了冤屈。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毛泽东开始下决心纠正整风中的偏差。抗大整风才开始摆脱那种左的做法,转入运动的第三阶段。学校总学委会召开整风工作总结会议,徐向前因在延安没有出席,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从这时开始,实际上停止了群众性的审查运动,转入专职干部和骨干、积极分子为主的甄别复查。在中共中央正确指导下,李井泉、徐向前十分关注整风、审干工作,经过甄别复查,那些“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基本得到平反。对于李井泉担任抗大政委,有抗大第八期毕业生这样评价:“李政委关心爱护干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生前谈起在晋绥地区的工作,李井泉总是谦虚地说:“讲功绩首先要讲贺老总,我只是贺(龙)唱李(井泉)和!”
1945年8月,抗战取得完全胜利,国民党却想独揽胜利果实,国共内战危机日重。就在当月,李井泉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委,从贺龙的老部下成长为贺龙的好搭档。1946年春,他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为常委)兼晋绥军区政委,与贺龙一起成为中共在晋绥地区的主要领导。

  为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李井泉于 1946年6月19日主持召开了晋绥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他与贺龙在会上一致强调:国民党打内战是靠美国人,而我们是靠人民。真正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就会起来。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进行土地改革,并根据贺龙的建议通过决议:减轻农民负担。人民的生产、支前的热情大大提高,为晋绥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谈起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李井泉归功于贺龙:“都是老总唱的戏!”贺龙真诚地说:“你可是分局书记啊!”

  1946年11月,根据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大打出手的现实,贺龙、李井泉商量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将晋绥野战部队组成三个纵队。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第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李井泉二话没说,亲自到第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第二纵队开赴陕北。贺龙、李井泉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过了黄河。

  1947年12月,在贺龙、李井泉领导下,晋绥军区和晋绥分局联合召开对敌斗争会议,全面检查一年来的对敌斗争,发现不少问题。根据党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贺龙、李井泉主持通过会议决议:

  地方工作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正确执行政策,组织反对阎锡山、傅作义反动统治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依附国民党的恶霸地主,缩小打击面;军事斗争上,地方兵团和游击队要进一步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针对敌军活动规律,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敌大兵团出动时,则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动积极作战。争取在一两年内,配合友邻军区夺取太原、归绥,解放全山西、全绥远。

  由于贺龙、李井泉十分重视地方部队的建设,及时使游击队、地方兵团逐步升级为野战部队,晋绥地区的野战机动兵力增加了近3倍,战斗力也日渐提高。“晋绥部队1948年作战1173次,歼敌5.5万余人,到当年年底,除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大城市及平绥路西段外,晋绥广大地区都已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见官方的《贺龙传》)生前谈起在晋绥地区的工作,李井泉总是谦虚地说:“讲功绩首先要讲贺老总,我只是贺(龙)唱李(井泉)和!”

  在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说:“你干得很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命令中可以看出,李井泉当时是能够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彭德怀、贺龙等相提并论的战略区领导人之一。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根据这个指示,贺龙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为向那里进军作准备。

  1949年冬,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第十八兵团由陕西入四川,参加和领导进军西南的战斗。从这时起,他就与邓小平、贺龙等一起,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之后,他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彭德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在四川战斗、工作长达16年以上。

  毛泽东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必须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据此,李井泉提出群众大搞水利和机电提灌相结合的方针,并主持重修都江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利资源,使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年年获得丰收。在视察都江堰水利工程时,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称赞说:“你干得很好,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

  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央领导要四川调出300亿斤粮食,支援其他比较困难的省份度荒解难。李井泉顾全大局,说服干部和群众牺牲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如数拨粮,帮助国家度过难关。当时,300亿斤粮食的调出引起各方面的责难:有人说,李井泉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向中央表功,捞取政治资本;也有人说,四川乃天府之国,才拨那么点粮食,是小家子气,与中央闹本位主义。李井泉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实事求是,坚持只能调300亿,多了不依,少了则不行。

  毛泽东了解李井泉急党中央所急,有一次关爱地“批评”:“只有大公,没有小我。”意思是教育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利害关系。从这以后,他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既照顾了四川人民群众的生活,又支援了国家建设和较困难省份挨饿的人民。

  在李井泉主政四川期间,宝成铁路的建成,成昆铁路的胜利通车,成都、重庆等一大批工业城市的崛起,加快了四川经济飞速发展,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无论别人如何评价,李井泉自己说过:“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四川大地!”

  造福家乡父老,群众赋诗一首:“万年桥复通,开国大功臣,掌权不忘民,井泉万年松。”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惨遭迫害,始终保持了忠诚的节操。当“造反派”用酷刑逼迫他揭发邓小平、贺龙二位同志时,他大义凛然地对他们说:“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人,毛主席都说他是个人才。”当说到贺龙时,他心情激动大声说道:“我认为在党内重大斗争的关头,他始终是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边的,如遵义会议、庐山会议等。毛主席曾说过,‘贺龙是一员虎将,很会打仗,很具有军事才能’。他很受群众的爱戴。这就是我对贺龙的总印象。”他这样做,招致了更加疯狂的迫害,林彪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点了他的名,说他是西南地区“最大黑帮”,是“刘邓死党”,是“二月兵变”的黑干将,必须批倒、批臭。于是,他被批、被斗、被关,受尽了屈辱和诽谤,心身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两位亲人为此蒙冤而死。

  在恢复工作后,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不顾年高体弱,深入调查研究,每年都到外地进行视察,深入农村了解民情,关心社队企业的发展,积极支持乡镇工业的改造和建设,更加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提倡在农村开发和利用沼气,以解决农民的烧柴困难。在江西老家视察时,群众向他反映仓下村附近的东河因为没有大桥,大家办事走路很不方便,每年洪水期要死伤数千人。他听了反映后,立即召集有关干部拍板定案修建一座“万年桥”。桥成以后,群众赋诗一首:“万年桥复通,开国大功臣,掌权不忘民,井泉万年松。”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井泉主动提出“让位于贤”,退居第二线(任中顾委常委),并倡议全体老同志都应退居第二线,把年轻同志推到第一线,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高尚晚节。

  1989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井泉走完了他的革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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