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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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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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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漱石的前半生

1975年3月2日,一位患有病毒性肺炎的72岁老者病死在北京,他的名字叫饶漱石。这个名字往往是与“反党阴谋”、“反党同盟”联系在一起的。事隔27年以后,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正式给饶漱石立了传,并且在传记的前言写道:“饶漱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过贡献。”

  【投身工运】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1922年秋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上大”是中共早期创办的著名干部学校之一,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摇篮”,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曾经在这里讲学、活动。1924年起,饶漱石逐渐接触工人运动,积极参加李立三、邓中夏、项英领导的“工友俱乐部”活动。“五卅”运动爆发以后,饶漱石与刘少奇一道组织并参加了上海群众的大规模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暴行。由于饶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机智、敏捷,上级党组织对他比较重视,次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清党”后,新桂系军阀白崇禧积极响应,并派兵查封上海大学。饶漱石离开上海,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

  192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让刘少奇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到任后积极开展恢复工作,并与省委组织部部长孟用潜一起到奉天纱厂了解该厂的革命斗争情况。1929年8月22日,奉天纱厂发生工潮,纱厂地下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因告密被捕,透露厂外有人接应。刘少奇、孟用潜遂被厂警发现。盘查中,厂警对刘少奇操南方口音深表怀疑,便把刘、孟带走,移交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审讯过程中,刘少奇巧妙与对方周旋,奉天警方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刘少奇和孟用潜还利用放风的机会进行沟通,并让常宝玉翻了供。经过中央及满洲省委努力营救,加之奉天警方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刘少奇、孟用潜终于在9月中旬被取保释放。

  此后,饶漱石被送往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重点培养。在莫斯科,饶漱石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和锻炼,还被指派到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共产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32年,饶漱石奉派回国,担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因为在领导工人开展斗争的方式上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唱了对台戏,被撤销职务。直到1933年春才又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同年8月调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秋再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遇俘疑云】

  抗战爆发后,饶漱石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同年夏,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与项英、曾山一道领导东南局工作。

  饶漱石到东南局后,很快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与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有了分歧。项英在新四军内部威望很高,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举出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老资格的工运领袖。项英强调皖南有其特殊性,反对把华北的经验照搬到皖南来,饶漱石与之发生争执,用饶自己的话说就是“闹了四五个钟头”。此后,项英对人说:“他(饶漱石——引者注)是抗战以后才从国外回来的,他对中国情形不懂得。”项英不让饶漱石参加有关会议。关于项英的“家长制作风”,东南局副书记曾山在1941年5月17日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检讨皖南事变报告中如此谈及:“项英常常对一个同志不满,即可以一个电报叫他滚蛋……当时我在东南局是副书记,但项英不以副书记对待。”曾山曾经准备把他与项英之间的分歧向中央报告,“电报未发完,项英知道有问题,就把译电员撤了,后来我要求去参加党的七大的电报也发不出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山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当饶漱石的电报送达中央以后,中央要求项英把皖南所有的情况知会饶漱石,指示增补饶漱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但项英“依然我行我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1卷,《饶漱石》词条,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在危急关头召开的军部会议却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饶气愤之极,冲到会场质问主持人:“我要知道你们的计划,我相信你们的行动对我没有什么秘密。我是军分会的一个委员,我要参加你们的讨论,我也许有些意见可以贡献,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1月9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突然发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不见了,马上去找饶漱石,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项英的不辞而别,令饶漱石等人大感意外,叶挺说:“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释,我很气愤。”(饶漱石1941年5月18日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转引自童志强《饶漱石和新四军》,《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饶漱石即召集领导干部开会,当场亮明了自己的东南局副书记和新四军分会委员的身份,并给中共中央及中原局发电报表态:“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复电称:“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1月12日,毛泽东电告新四军:“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1月14日,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军扣押。

  1941年1月16日,饶漱石被捕,但很快脱险并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1941年3月8日饶漱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和叶挺突围的情况以及自己脱险的经历:“子铣日(16日)深夜派卫士下山收买一连长成功,筱日(17日)晨由其代办便衣通行证等,经沿途重重阻难而终脱离虎口。”在这份报告中,饶漱石并没有完全说实话。事实是,饶漱石在被捕时诡称自己是美国华侨,投身抗日,在新四军内部工作仅几个月。他收买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连长,住了一晚上。这位名叫叶正顺的连长还做了一顿饭给饶漱石吃,并且安排由排长陪他办理路条,护送出警戒线。1955年公安机关专案调查时找到了叶正顺本人,把饶漱石被捕以后的事情搞清楚了。但是,公安机关的调查也证明了一点,即饶漱石在被捕以后没有叛变或出卖同志。

  194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离开期间,由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在新四军、华中局共事期间,刘少奇、饶漱石的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1941年刘少奇与王前结婚时,还专门邀请了饶漱石、陆璀参加。据杨尚昆回忆,刘少奇还曾经称赞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不过,对于刘少奇、饶漱石的关系,王光美生前接受访谈时曾经如此表述:“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和饶漱石的关系。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个印象,就是饶漱石是少奇同志提拔起来的,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还有人认为1942年少奇同志离开华中调中央工作,让饶漱石而不是让陈毅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这个安排有点问题。我认为这是对少奇同志的误解。”(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饶漱石在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以后,与陈毅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终于上演了一幕历史上扑朔迷离的“黄花塘事件”。

  【“黄花塘事件”:与陈毅发生矛盾】
有关“黄花塘事件”的起因和经过,《陈毅传》中这么描述:1942年5月,华中局与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二师的工作。在5月10日动身前,陈、饶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预计3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中于陈毅一身……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回来了,暂时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的陈毅便交代了工作。但是,对比前后两位代理书记的议论开始了。干部们称赞陈毅的比较多,饶漱石因此感到压力。饶漱石“代”书记已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谁当还是问题。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军事建树,随时都可能被任命为书记。饶漱石忐忑不安。正值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这本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思想作风的大好时机,饶漱石却觉得是排挤陈毅的机会……他故意暂时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他则到40里外的大刘鄂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有意要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陈毅按照原订计划于8月13日召开会议,大家各抒己见,发言越来越热烈,并且焦点集中到兼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的身上。陈毅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意见加以汇总,整理成若干问题,以便今后报中央军委研究解决。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大家的发言材料送请审阅,饶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使一些负责干部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不免心存戒惧。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与陈毅摊牌了,两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10月16日下午,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这事实上是由饶漱石煽动策划的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饶漱石事后给中共中央去电称“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一再声称他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以保证“无愧”。因为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扎在淮南盱眙县黄花塘村,故史称此事为“黄花塘事件”。

  中共中央对于陈毅、饶漱石之间的矛盾很重视。最后,中央决定让陈毅回延安参加“七大”。陈毅颇多感慨,写诗云:“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作为“黄花塘事件”见证者的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事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的话,那是假的。一个人无法样样都当第一,不管他有多大的本领他都无法做到样样都精通,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宰。”(《革命回忆录》之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花塘事件”发生后,陈毅曾经对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陈毅一语成谶,“黄花塘事件”10年以后,饶漱石果然“翻船”。

  1945年,“七大”召开,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本来在小组讨论时,潘汉年曾就饶漱石的缺点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饶“欺人、弄权、虚伪”,不宜担任中央委员。“为使饶漱石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林蕴晖《刘少奇之路(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不久,1946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任命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连获重任的饶漱石有些意气风发,他曾经与杨尚昆一起共事,杨尚昆经常呼之为“小饶”。可是,当1946年底前后杨尚昆再称呼他为“小饶”时,饶漱石竟充耳不闻,直到杨尚昆改口“饶政委”,饶漱石才答应。(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反“潜伏”:以特反特、以毒攻毒】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分局改成华东局,任命饶漱石为华东局书记,陈毅、黎玉为副书记,并把原华中局改成华中分局,也划归华东局领导。在主持“土改”期间,康生又过分强调“贫雇农当家”,对一些坚持正确主张的干部实行打击,称之为“搬石头”。为此,毛岸英仗义执言地表示出对康生的不满,而对饶漱石则有些欣赏。(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其实,饶漱石在山东土改的问题上同样犯有“左”的错误。1947年7月7日,他在华东局干部大会上说:“一锅端,杀了地主是好的,即使个别杀错了,端错了,只要是群众行动也不要紧啊!”他还说:“礼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杆子对驴……有的同志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我要问你,纽约的经济繁荣,你那火车是开到纽约还是开到莫斯科……城市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分?为什么不能分资本家的浮财?农民为什么就不能住到城里去?”(黎玉《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2年版)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已逐渐纠偏,但饶漱石仍强调山东的土改是“形左实右”。与此同时,他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与黎玉也发生了严重分歧。

  1948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序幕徐徐拉开,作为华东局书记和华东野战军政委的饶漱石与粟裕、谭震林、张震等人一道研究对策,由粟裕综合大家意见向中央军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俗称“小淮海”)的主张并被军委采纳。1948年8月,饶漱石召开华东野战军前委作战会议,制订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央军委考虑发动渡江战役,并决定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饶漱石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为此,饶漱石做了大量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在针对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斗争中,饶漱石立下过汗马功劳。

  饶漱石领导的“反特”斗争是与中共党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特殊人物紧密相联的。此人叫胡均鹤,江苏吴县人,是抗日名将赵尚志的妹夫。1925年,胡均鹤经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中央委员会书记。1932年11月,胡均鹤被捕,敌人利用其妻怀孕及伪造中共“开除”其党籍的决定诱降,胡均鹤终于变节自首。变节后的胡均鹤为中共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与潘汉年建立了联系。苏州解放时,胡均鹤找到了第三野战军保卫部部长陆政,说想要找潘汉年,陆政就要他去丹阳见饶漱石。

  对于胡均鹤,饶漱石并不陌生,某种意义上说在上海时他还是胡均鹤的“手下”。饶漱石便派杨帆去探胡的口风,胡均鹤表示愿意提供“中统”特务在上海潜伏人员名单以立功赎罪。饶漱石得知后,对杨帆说:“这个人有用处,可以带到上海去参加‘肃反’,上海反特斗争情况复杂,要用特务反特务,特别是汪精卫特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吃过国民党官司,要利用敌人的矛盾。”

  按照饶漱石的指示,杨帆安排胡均鹤担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情报委员会主任。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肯定。进入上海以后,饶漱石听到有两名国民党高级特务主动自首,非常高兴:“第一个来自首的一定不能杀,国民党就是用叛徒,用自首的政策搞垮我们地下党的,我们也要用这种办法对付国民党的潜伏组织。”饶漱石后来还专门提出解放前的关系可以用,特务可用,在一定的时候公开用,用特务整特务,但掌舵必须注意。据有关部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胡均鹤作出的正式结论中称:“胡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期间是有成绩的。”而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胡均鹤为主任的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销的两年中,共提供各种敌特活动线索1142件,从中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武装匪特案件470起,缴获电台81部,搜获与香港秘密联系、破坏金融物价政策的商报台14部。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饶漱石当初安排胡均鹤“以特反特”、“以毒攻毒”的手段还是颇具成效的,这为解放不久的上海的稳定和恢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饶漱石颇有些能力,对待下属也有理解、照顾的一面。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刘顺元曾因不满部分苏军干部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被迫离职,是为“旅大事件”。他回到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汇报工作时还不无顾虑地问:“人家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饶漱石听罢摇摇头说:“这怎么能说是反苏?我看只是礼貌问题,我知道你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不会绕弯子。”稍后,刘顺元被任命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书记,中共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张鼎丞在干部大会上宣布中央的这项任命时还不忘告诉大家刘顺元是“富有城市工作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然而,饶漱石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艾丁说饶是“伪君子”,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形容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杨尚昆也感到饶“权位观念重”。(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饶漱石自己就公开宣称:“和我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像驯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黎玉《黎玉回忆录》)这些弱点、缺陷与饶后来的身败名裂不能说没有关系。

  上世纪50年代,阎宝航之子阎明复曾与饶漱石的女儿饶兰欣认识。饶兰欣喜好集邮,阎明复正好有几张苏联朋友送来的纪念邮票,饶兰欣知道了就向阎明复要。经获准后,阎明复来到饶漱石家中,饶漱石妻子陆璀出来迎接他,阎明复顺便问了一句:“漱石同志身体怎样?”陆璀就说饶漱石在楼上,可以去看一眼。上楼以后的阎明复见到了表情木然的饶漱石,当时阎明复还不知道党内发生了什么大事,只是和饶漱石握了握手,饶漱石说了一句:“啊,小阎来啦。”就此再无第二句话。这大概是迄今为止见诸记载的饶漱石留给世人的最后记忆了吧。

  (作者系国际间金融合作组织协调发展委员会常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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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图为饶潄石(中)同陈毅(左)、粟裕(右)在主席台上检阅入城部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图为饶潄石(中)同陈毅(左)、粟裕(右)在主席台上检阅入城部队。







 

  饶漱石(1903—1975),原名饶石泉,号漱石,曾用名梁朴、阿施、小姚、老宋、瘦人、小饶、阿四、姚实农、宋振华等,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

  1903年11月23日,饶漱石出生于江西临川钟岭环洲饶家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临汝小学、省立第七中学、南昌心远私立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1924年入上海大学。精通英语、俄语。

  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

 
 饶漱石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他积极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他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
联络县城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对此,反动势力极为仇
恨,临川商团的团丁闯入抚惠堂捣乱。饶漱石、傅烈带领群众与商团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商团向剧社认错,并赔偿了打伤纠察队员的医药费,取得了斗争的彻底胜
利。

  1923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九江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
《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
联会议。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
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
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
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1928年,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
记。先后在弋阳、横峰创建了中共弋阳县委、中共横峰县委,并委任黄道为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为横峰县委书记。和方志敏、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
暴动,为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和组建红十军奠定了基础。4月,饶漱石受党派遣回到家乡临川负责策反工作,当时临川驻军是杨如轩师。饶漱石召集杨如轩师下级军官
十余人(多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暴动,因杨师不久离开临川,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后,饶漱石险遭逮捕。同年
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1929年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
一度为饶的部下)。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
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
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
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饶漱石出狱后赴苏联学习,被共产国际派往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
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
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曾一度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

  1935年至1938年,饶漱石被派到苏联
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此期间,饶漱石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
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
报》。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
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很受与会者欢迎。饶漱石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1939年,饶漱石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
斗争。1940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6月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主管的也是白区工
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分别在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使新四军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中仍
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局面。刘少奇称饶漱石是“优秀的、成熟的青年革
命家”。

  机智处理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
决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敌人喊话要叶挺去谈判,但叶挺思想不通。饶漱石一再劝叶挺出去谈判,叶还是不通,最后,饶漱石不得不以党的名义,请叶挺
下山同国民党谈判。饶说,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最终听从了饶的劝告,带了身边的人员去谈判,为新四军
军部将士突围赢得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组织人员分头突围。他被国民党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银元
贿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脱,历尽艰险来到上海。后来,饶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皖南事变,饶漱石经受了
严峻的考验,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军的地位。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去延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
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陈毅等人共同组织指挥淮北1942年冬季反“扫荡”、大小悟山冬季反“扫荡”、郯城战役、盐阜1943年春季反“扫荡”、苏中反
“清乡”斗争。1943年11月,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后参加党的七大,饶漱石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他和张云逸、赖传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
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挺进苏浙皖边和1945年春季攻势。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在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5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日伪
军的器张气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饶漱石领导新四军期间,也是新四军发展的鼎盛期,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新
四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并有100多万地方武装,还建立了苏、浙、皖、豫、鄂5省的8个抗日根据地。顺利实现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
片。

  1945年4月,饶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44人)。8月,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12月,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最高军衔的将领之一

1946年春,饶漱石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同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饶任书记,主持
军调部工作。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权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协调。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
衔制,为便于同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往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1955年授大将)、本溪代表许光
达(1955年授大将)、北平代表宋时轮(1955年授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
军地位非常之高。饶漱石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当时授予中将的只有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饶漱石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
我党我军利益。在他的调停下,三方签订了短暂的15天停火协议,为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饶悄悄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
况后便返回山东,领导华东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整军备战。

  中共华东战略区的最高统帅

  1946年10
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由于饶不在华东,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
毅主持,但陈毅难以有效地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部,甚至发展到山东、华中两部的主要领导相互指责。194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21日建议:山
东、华中两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合一,合一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但两野战军意见不能统一,两方面的领导人包括
陈毅在内纷纷给中央发电报,盼饶漱石回华东主持大局。194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的
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撤销了华中分局,把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员调到华东局当常委(邓任副书记、张任组织部长);组建了华东我军统一的指挥机
关——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改为华东军区)。将华中、山东野战军兵合一处,正式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彻底结束了山野、华野互不买帐的混乱局面。陈毅任华东
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行政上隶属华东军区领导)。分工为饶漱石、张云逸指挥华东军区的部队(30万人),陈毅、粟
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约27万人)。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又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4个纵队划归饶漱石直接指挥。1948年5月陈毅调中
原局任副书记兼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华野在军事上的排名为饶漱石、粟裕。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
时,饶漱石领导当地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
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1946年12月)、莱芜战役(1947年1月)、孟良
崮战役(1947年5月)、胶东战役(1947年9月)、宿北战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饶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挥了宛西战役
(1948年5月)、宛东战役(1948年5月下旬)、豫东战役(1948年6月)和济南战役(1948年8月)。1948年10月,饶漱石、粟裕、谭震
林等人组织策划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
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
23000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抵徐州,切断黄伯韬的退
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饶漱石还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整个解放战争中,
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华东局
新中国成立后,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
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华东七省一市(当时台湾省划归华东局管辖)的各项工作,并直接领导管理中国的最大城市上
海。上海解放时,毛泽东曾对华东的同志说过:你们华东的同志如果能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
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足见上海地位之重要。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工业产值和贸易额均占全国的一半。刚刚解放的
大上海,百孔千疮,充满了惊险和挑战。在此期间,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毛泽东曾多次把华东的经验批转给全国
各地学习效仿。饶漱石坚决反对在土改和镇反工作中的过左行为,在制定和处理地主阶级及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
干部的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有独到之处。这是华东地区土改得以顺利推进和胜利结束的中心环节。还多次以上海特殊为由抵制来自上面的一些左
的指示。在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他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团结民主人士,对上海的资本家及工商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宽容的政策,第一个把私营业主称为工商
业家,第一个主张不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第一个提出解决农民富裕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工业。为发展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稳定上海及整个
华东的局势,饶漱石直接领导了华东及上海的反特、镇反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分析上海的治安形势,虚心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主张以法治国,采取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他批准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搞“以特反特”方针,基本上肃清了上海暗藏的敌特分子(后杨帆因此事被打成反革
命集团的首犯)。他领导上海法院制定的“处刑标准”是新中国第一部带有前瞻性的地方法规(后被最高法院以“量刑过宽”不利于“镇压反革命分子”为由否定
了)。

  在“镇反”运动中,饶漱石承受了来自中央的压力,最大限度避免了滥杀无辜。在全国各地都大开杀戒的时候,《人民日报》公开批评
上海方面在杀人问题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饶漱石仍持慎重观望态度,为此,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上海的“镇反”运动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认
为上海是潜藏反革命特务最多的地方,而实际上杀的反革命和特务的人数却比北京、天津低得多。事后,毛泽东发现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滥捕滥杀现象并加以纠正。

 
 饶漱石成功地治理了上海的百孔千疮,树立了人民政权的良好形象,为中国共产党人管理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共产党人赢得了良好声誉,得到了党内外、
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波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气象一新,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主编吉积绍·辛格在一篇题为《上海的奇迹》
专稿中写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被淹没的中共党史重要人物
 1953年,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分管劳动人事工资工作,是政务院五个口的负责
人之一。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以他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是可以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的,遗憾的是因高饶事件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饶漱石是有名的工作狂,长期昼夜不分地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眼疾越来越严重。
个人生活也十分简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
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但他在生活上都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
喝酒。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
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非常严格,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饶漱石历尽艰险,多次死里逃生,既反映出他的机智勇敢,也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饶漱石还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他的演讲和报告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并编印成书。

  那么,在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中,饶漱石应当具有什么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军委委员共21名,他们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委员林彪、刘伯承、饶漱石、邓小平、高岗、
贺龙、粟裕、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张云逸、习仲勋、邓子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饶漱石的位置。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人根据
中国的行政格局,称中国有“五王”: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彭德怀为西北王,林彪为中南王,邓小平为西南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饶漱石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等其他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同创建了新中国,为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
蔡洪堂为原临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
2011年10月17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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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饶漱石向中央发联名电报 排挤陈毅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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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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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16日,中共新四军军分会举行会议后,饶漱石和陈毅各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

 
 饶漱石的电报长达1500字,电报中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并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部、科长会议来
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东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末尾意味深长地提出:“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备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为了达到逼走陈毅的目
的,饶漱石还特地拉了一些人跟着他在电报上签名。陈毅一贯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他向中共中央负责人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
点。但电报结尾是力求团结的,表达了愿与饶漱石团结共事的心愿:“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一份电报言之凿凿,要逼陈毅下台走人,而且多人签名;一份电报则言辞恳切,要求继续留下来为党努力工作。如此意见对立,究竟谁是谁非,该听谁的?

  陈毅千里迢迢赴延安

  毛泽东明察秋毫,很快就给陈毅回了电报,作了明确的答复:

  陈毅同志,并告饶:

 
 (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不知你们之间不和情
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如七大,并在此暂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党内历史上重大问
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
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的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


  饶漱石煞费苦心,什么也没捞到。本想一棍子把陈毅打死,毛泽东却说“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本想赶走陈毅,毛泽东却叫陈毅去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仍回华中”。饶漱石有些搞不清了。陈毅却心明眼亮:毛泽东毕竟是了解自己的。
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立即交代工作,打点行装,准备上路。他把妻子张茜和儿子小侉、丹淮托付给新四军供给部长宋裕和、卫生部长崔义田照顾,于11月25日早饭后踏上旅途。

 
 陈毅和两个警卫员一行3人,越洪泽湖,经泗宿县,到达新四军四师九旅驻地新行圩子。旅长韦国清十分热情,把床让给陈毅睡,自己搭铺。华中局交通局局长曾
浪波和妻子叶彬前来联系,由他们护送陈毅去延安。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要求陈毅化装成资本家。韦国清随即叫人把没收汉奸的一副貂皮拿来,为陈毅赶制了一件蓝
色碎花缎面裘袍,称“张老板”或“当家的”。一切料理妥善后,邳睢铜军分区司令员赵汇川、政委康志强率一个排的骑兵前来接陈毅。这里离敌伪据点很近,不时
传来敌人的阵阵枪声。每次枪声过后,狗吠声此起彼伏。路上赵司令员、康政委一再叮嘱战士们要提高警惕,注意敌情。陈毅却神态自若,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打趣
说:“我的脑壳是不容易被敲掉的,他们放枪只是壮壮自己的胆罢了。”经过一夜急行军,当东方天际发白时,一片苍松翠柏遮掩下的古邳镇已经呈现在跟前,连远
处的巨山山峰也隐约可见。赵司令员说:“陈军长,这里是我们的天下了,请首长在古邳休息一下。”陈毅爽朗地应道:“好!我早就想松松筋骨了。”在古邳镇,
陈毅一行受到当地民主人士魏老先生的盛情款待。饭后,陈毅信步走到院中,户外晨风拂面,空气格外清新。他望着朝阳映照下的古邳镇和远处的巍峨巨山,感到十
分快慰,即兴赋诗《泗宿道中》

  夜走泗宿道,晨过旧黄河。

  古邳解鞍马,煮酒醉颜酡。

  半规残月照,铁骑送长征。

  百里吠村犬,穿插敌伪惊。

  畅游根据地,沿途劳送迎。相见问安好,老苍惊故人。

 
 陈毅在古邳镇住了几天,不顾旅途劳累,召集党政军领导干部开会,详细了解邳睢铜根据地的情况,阅读了有关材料,对根据地的工作表示满意,并语重心长地指
出:“一定要发展邳睢铜及周围的根据地,为华中新四军同延安的联系开辟一条可靠的通道。”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陈毅一行告别古邳镇,在赵汇川和骑兵的护
送下继续向北前进。运河支队负责人纪华、邵剑秋等人前来迎接,在临城(现薛城)、沙沟之间津浦铁路东侧的茶棚村与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取得联系。铁道游击队大
队长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一同前来迎接。深夜3时,刘金山请陈毅一行上路,并说这里是一块小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安全可靠。铁路沿线放了两里路的警戒,
碉堡上的伪军哨兵全换成了化了装的铁道游击队员。陈毅说“好”,立即扬鞭催马上路。到了铁路东侧,吊桥放了下来,陈毅一行便从吊桥上越过护路沟,再上铁
路。陈毅下了骡背,蹲下看看铁轨。再到一座炮楼前,用手码一码墙壁的厚度,感慨地说;“你们看,不就这么两块砖头吗?他欺负我们没有炮,等我们有了炮,他
还能嚣张吗?”然后又从一座炮楼一步一步跨向另一座炮楼,自言自语地说:“两座炮楼之间的距离是四五百米呀!”原来他是在步测距离,看样子是在解决重要交
通线的问题。估计敌人的装甲巡逻车快来了,陈毅这才下了铁路,从已经打开的闸门中向西出去。

  在路西,迎接陈毅的是鲁南军区独立支队副
政委杨广立和警卫人员。他们一同到了微山湖边的葫芦头,上了当地称为“小溜子”的小木船,便向芦柴丛中的一个鸭墩驶去,在鸭墩旁上了一只大木船,这是微山
湖大队为陈毅一行准备的“招待所”。在这里,陈毅一行度过了3个昼夜。听说湖上的渔民很苦,经常由于天旱湖水浅,渔民打不到大鱼,生活更加困难,陈毅说: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渔民在湖上不能维持生活,就要离开湖区,他们走了,我们的游击队就要失去依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湖区渔民的生活困难,水浅了,没
有鱼打,他们到陆地上什么也不会,就得饿肚子。因此,要教会渔民种粮食,不能光吃草籽,要想办法把渔民的生活改善。陈毅的一席话给湖区带来很大的影响。事
后独立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作了认真的研究,在湖区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开春以后,发动群众在湖边上开荒生产,党政军机关支援犁耙、耕牛和种子,教渔民种麦
子,再困难的就给予救济,租用渔民的船,都给代价,改变了湖区的局面。
 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水慰征途。

  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

 
 陈毅在微山湖“招待所”里,豪情满怀,写下了这首《过微山湖》诗篇。由于湖水干涸,不能行船,杨广立便带短枪队护送陈毅一行去湖西。路过沛县、丰县、曹
县南部平原地区时,那里日、伪、顽力量犬牙交错,斗争尖锐残酷,特别有一处三角地带,日军正在对打击他的力量举行报复“扫荡”。陈毅决定以急行军的办法,
以一夜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通过三角地带。陈毅骑着牲口,右腿盘在马鞍上。警卫员知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右腿胯骨负过重伤,可能伤口又发炎了。但陈毅
不管这些,迅速前进和八路军鲁西二分区派来的骑兵排会合,不顾劳累,立即沿着当地军民开挖的交通壕向新的目的地前进。在和护送人员分别时,他拿出貂皮裘袍
送给沛滕峄办事处主任王墨三,说道:“湖上冷,你们很艰苦,留下做个纪念吧!”陈毅对部下的关怀,使游击队员们十分感动。

  1943年
底,陈毅一行来到河南安阳附近。这是平汉铁路的要点,敌人封锁很严。去年7月,刘少奇一行返回延安时到达这里,是武装部队硬打过去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交通局长曾浪波建议,通过伪军中的统战关系,化装混过去。于是陈毅化装成大绅士,坐上轿子,由穿了伪军服装的人抬着;两个警卫员也化装成伪军保护;曾浪波
化装成商人,坐黄包车,他老婆叶彬骑毛驴,扮成回娘家的妇女。他们分成三路,由化装成伪军的秘密武装交通人员在后面掩护,随时准备战斗。下午1时,正是过
往行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在人群中穿过了安阳,越过了平汉路。

  过路后,沿着清漳河边北行。1944年元旦以后,陈毅一行平安到达八路军
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左权县的麻田,和邓小平、滕代远等会合,受到了热情的欢迎。1月25日,是甲申年春节,陈毅有幸领略了太行军
民节日的盛况和精神。陈毅挥笔写下了杂言古体长诗《过太行山书怀》。

  陈毅一行在邓小平处住了近10天,接毛泽东电报:“望动身来延,
沿途请小平注意安全部署。”邓小平找来二分区司令员曾绍山,交代他一定要把陈军长安全护送到吕梁军区。跟随曾绍山来的交通队长说:“沿线都是山,冰天雪
地,路不好走。”果然他们行进到太谷县境南山根据地的水晶坡时,真像到了一个冰晶世界,大家不得不下马敲冰赤手攀登。

  陈毅一行费尽九
牛二虎之力,才登上了山顶。再向前走了十多里,过第四条铁路封锁线——同蒲铁路。陈毅的鞋子走破了,同蒲支队队长杨毓贤立即脱下自己脚上的鞋子同陈毅换
穿,陈毅推辞不掉,只好连声道谢。他穿着杨队长的鞋子,走过了数不清的村庄窝铺,山川河流。2月11日黄昏,踏过用高梁秸铺垫的汾河大桥,进入了吕梁山
口。吕梁山比太行山更加林壑幽深,冰坚雪厚,气候寒冷,有的人脚冻坏了,只得以牛车代步。但延安已近,黄河在望了!3月初,陈毅一行胜利渡过黄河,再向西
南行进,3月7日终于看到了延安宝塔;时近百日,行程数千里,吟得诗词十余首,陈毅收获颇丰。

  毛泽东“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陈毅到达延安以后,被安排住在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驻地杨家岭,离毛泽东的窑洞不远。陈毅受到分别近10年的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感触极深,作《延安宝塔歌》以抒怀。

  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

  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

  红日照白雪,万众齐仰望。

  塔尖喻领导,备具庄严相。

  犹如坚战旗,敌军胆气丧。

  又如过险滩,舵手平风浪。

  ……

 
 见到毛泽东后,毛泽东又给陈毅讲了许多党史问题。陈毅才静下心来,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一进入对
敌斗争的回顾,陈毅立刻精神振奋,思潮涌动,不到两月,总结报告完成。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在华中六年工作的结果,使我党在华中敌后广大农村中确立了普遍
的巩固的军政优势。由零星分散的小场面地区逐渐衔接几个大片,由零星的武装建立大的集团部队,经过了反顽反‘扫荡’、反‘清乡’的艰苦锻炼,一般维持着向
前发展的形势。”而日军是逐渐削弱,“配合国内外条件,这一削弱更是日益增长。”国民党虽有“正统”的优势,“但在敌后由于他们的反动政策自取溃灭。”所
以陈毅充满信心,“坚持抗战,过渡新时代,迎接胜利”。

  善于知人的毛泽东,在陈毅开始写总结报告的一个星期之后,即3月15日那天,
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
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华中局和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一个电报。叙述了到延
安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巨大的帮助教育。说“我自己对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
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
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陈毅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于3月15日一同
发往华中。毛泽东的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
志及华中局、军分会的领导下,必能协合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
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
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次日,饶漱石给毛泽东、陈毅回了电报。给毛泽东的电报不像
去年10月16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拉了许多人签名,而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上阵。电报颇有“顶”的味道:“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
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的历史问题,存有若干
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给毛泽东的电报尚且敢顶,对陈毅的复电就可想而知了。陈毅当时正患感冒,看到饶漱石回复他的电文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信,写好后马上派人送去。毛泽东于4月9日给陈毅写了回信,给予开导:

  陈毅同志:

  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敬礼

  毛泽东四月九日


 
 毛泽东第二天果然请陈毅去面叙。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件事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
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陈毅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现在我感到神清气爽,一身轻松。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与时局》的讲演,陈毅也去听了。有些观点,毛泽东和他“面叙”时曾经谈到,但现在讲得更系统、更深
刻,更加提到理论的高度了,强烈地吸引了他。特别是这样几段话,促使他大为触动。毛泽东说:“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
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决。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
负担。”“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
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
养成分析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陈毅结合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与时
局》,检查自己的思想路线等问题,经过一昼夜的反复思考,他又给毛泽东写信,在论述经验主义问题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
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此后,陈毅变化明显,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

陈毅在延安参加重大事情和重要活动

  陈毅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之后,毛泽东安排他参加许多重大事情和重要活动。

 
 会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的光辉业绩,引起了大洋彼岸有识之士的重视,促成了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要求。
1943年6月,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派52岁的包瑞德上校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于7月21日飞抵延安。8月10日,陈毅根
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见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包瑞德、谢伟思等。为了全面地了解新四军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应包瑞德的要求,陈毅连夜写了《苏北事件真
相》、《皖南事件真相》两份材料,并写了一封给包瑞德的信,一并交给毛泽东审阅。送出的当天7月22日,就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
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陈毅看完信,又查对了两份材料上面不仅有毛泽东的增改,还有周恩来的笔迹。陈毅深深
感到毛泽东的精细和中央领导人工作之高效,自愧粗疏。

  8月23日,毛泽东约见要求与他再次见面的史迪威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就国共关
系长谈6个小时。谢伟思在与毛泽东面谈之后的8月27日,向史迪威总部作了报告。其中提到,“许多迹象表明,共产党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们对未来的行动将作出
重大决定。现在大多数领导人正聚集在延安,其中不仅有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而且有基层的野战部队领导人。这些人包括……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

  9月12日,陈毅又到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与包瑞德、谢伟思交谈。后来,美国总统特史赫尔利来到延安,毛泽东也想到了陈毅,非常认真地听取了他的许多意见。
 对发展江南提出全盘部署。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以后,中共中央对于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
陆以打击日军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向江南发展并控制海岸线的任务突出了。9月27日,陈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件《关于开展苏浙
皖地区工作给华中的指示》。指出:“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
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因而提出了任务:巩固苏南现有地区,并向太湖西、南岸发展,沿京(南京)杭国
道入天目山,造成越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联系的战略的形势,浙东则向南延伸,向天台山进军直抵浙闽边,控制海岸线。3个月后的12月26日,陈毅便和刘少奇
一起对整个发展江南的问题提出了全盘部署的意见,更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他们的战略思想及准备大反攻的胆略与计谋。陈、刘的这些超前意见,被中央和华中局、新
四军的领导人详加考察后,一些符合变化中的事项都实行了。

  为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好,中央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陈毅为
委员之一。陈毅的工作主要是起草《建军报告》。陈毅以“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我党建军的目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论创造军队”、
“论内战”、“论抗战”、“论毛泽东军事学派”、“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7大部分,以洋洋5?郾7万余言草成了这个《建军报告》。但在3月份主席团
召集会议讨论这个草稿的时候,也许某些部分触动了一些人的伤心处,因而有人潸然落泪,有人唏嘘,毛泽东说:军事报告就讨论到这里吧,宣布散会。会后另组织
人起草了《论解放区战场》。陈毅的草稿虽然搁置了,但它是早期提出“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命题并作系统研究的成果,仍然相当深刻地反映了陈毅对毛泽东思想
的认识和某些精深的见解。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华中的名额是112人。陈毅和张鼎丞被公推为
正副主任。陈毅又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根据大会筹委会的安排,由他代表华中和新四军的党员在大会上发言。他起草了一个发言稿,交华中代表团讨论通过后,
作书面发言。另外,他又起草了一个讲稿,于5月1日下午在大会上发了言。他在发言中强调:中国革命需要掌舵人。他说“船载千人,掌舵一人”,就要看那位掌
舵的。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掌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拐角时才扳它两下。不扳便会把船打烂,扳过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要扳好。从“我们党的历史看,
毛泽东是最会掌舵的”。

  陈毅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集体。8月25日,他同刘伯
承、邓小平等一大批各大军区党政军高层负责人来到延安机场,登上了一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美国军用道格拉斯型运输机,飞往山西黎城。26日,陈毅即将取道冀
鲁豫返回华中时,接到中共中央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的电报。

  新的使命在召唤着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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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与饶漱石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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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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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四军的历史上,客观上一直存在着军政主官不和的现实。先是首任叶挺与政治委员项英间的分歧与争议,某种意义上造成了“皖南事变”的发生和突围中的被动。尔后刘少奇任政治委员,与代理军长陈毅共事,关系还是很融洽的。

  但1942年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到中央工作后,代理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为争夺党的一元化领导之后作为一把手的华中局书记一职,向代理军长陈毅发难,最后使两人的关系愈来愈恶化,并以饶漱石攫取了华中局书记一职,将陈毅赶出新四军军部的暂时胜利而告终。但历史终究会拂去其表面上的尘埃,还其本来面目。1953年底高岗、饶漱石的阴谋败露之后,饶漱石排挤打击陈毅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上任伊始的饶漱石 对直言相劝的陈毅心怀不满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壮烈牺牲或被俘。其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被叛徒杀害。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工作,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在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显得愈加重要,成为华中地区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位高权重。

  1942年3月,刘少奇调中央工作,并推荐华中局副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为华中局代理书记。鉴于陈毅资格老,威信高,为争夺华中局书记之位,善谋权术的饶漱石对陈毅发起攻击,企图将陈毅排挤出新四军,从而造成新四军与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历史上为时十余年之久的陈、饶不和。

  1942年5月以后,整风运动由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阶段转入全党整风阶段。在华中华东根据地,形势极为严峻。数万日军和几方伪军分成十多路,扑向淮北和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被迫由苏北盐城一带,转移到津浦路东黄花塘村。到1943年秋季,华中局和华东边区根据地整风学习进入了高级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以使思想达到与党中央高度的一致。但也有人把整风当成整人,别有用心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饶漱石就属于这类人。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先后留学英国、法国、苏联,回国后参与工会系统的领导工作。1935年再次赴苏,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由于新四军政委项英私自离队,党中央来电指示由饶漱石与叶挺全权负责指挥部队突围,重大军事行动由军长叶挺下最后决心。由于战局急剧恶化,党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示部队“可与包围部队首长联系”。在被包围后,饶漱石极力说服叶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下山与国民党军队谈判,叶挺下山后被扣押。部队被打散后,饶漱石被俘。他利用身上藏的新四军军费黄金,买通了狱卒,逃出了监狱。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下,饶漱石从皖南经上海,辗转来到新建的新四军军部盐城,被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任命为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与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一起共事。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他心胸狭窄,又“颇不安分”;很重权欲,又有一套整人权术。为了一统淮南根据地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饶漱石开始了排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活动。

  早在1942年,党中央就筹划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这已经是中央给华中局的第二封电报了。

  华中局则回电中央表示:“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1942年1月20日,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县单家港举行,历时一个半月。陈毅作了军事建设方面的总结报告。刘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大会总结报告中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显然,此时的刘少奇并没有看清楚饶漱石的真实面目,对饶漱石是非常信任的。这对于野心勃勃的饶漱石来说,无疑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机。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命到党中央工作,由饶漱石担任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委。当众人纷纷挽留刘少奇时,饶漱石却阴阳怪气地说:“少奇到中央工作,去当大官儿了,我们不能影响他个人前程。”大家听着都感到很别扭,虽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让人听起来有些不舒服。

  刘少奇走了,华中与新四军的大权掌握在了饶漱石的手中。饶漱石很清楚,自己资历浅,缺乏党政军全面的领导经验,对各方面又了解甚少,不敢上任伊始就夸夸其谈,不得不向代理军长陈毅请教。性情耿直的陈毅毫不做作,光明磊落,毫不保留地向饶漱石传授经验,指点迷津,对饶漱石热情相助。

  饶漱石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分不好,他说:“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先小人,后君子。”一般干部鉴于饶漱石的地位,畏惧其打击报复,对他虽有意见,但不敢直接向他提出,更多的是向陈毅反映。襟怀坦荡的陈毅,根据大多数同志的反映,对饶漱石进行了一番善意的批评帮助。但饶漱石心中很是恼火,表面上表示虚心接受。当他看到陈毅不拘小节,谈笑风生之时,以独有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部分干部在他的周围时,又对陈毅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陈毅那里门庭若市,而自己门前却门可罗雀。

  借整风运动之机,饶漱石对陈毅发起突然袭击
 1942年5月,华中局与新四军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二师的工作。在5月10日饶动身前,陈、饶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漱石赴二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3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

  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中于陈毅一身。在此期间,陈毅除了大力指挥华中全区夏收、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外,他的工作日志上还有许多其他项目。区党委工作,军区工作,党校、抗大的工作,后勤卫生工作等等,他都亲自安排,召开或出席会议,讲话、上课、写文章。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回来了。军部的许多干部不禁对这前后两位代理书记开始议论。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不少人对此本来就颇有微词,大家对富有斗争经验、威望高的陈毅称赞较多。陈毅虽也听到一些,却未予重视,而缺乏群众基础的饶漱石却倍感压力。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给饶漱石以新的触动:中央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将更重要,但是他代书记已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是谁还是个未知数。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光辉战绩,随时都可能被中央任命为书记。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善于投机的饶漱石为此惴惴不安。

  到1943年秋季,华中局和华东边区根据地的整风学习,进入了高级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了。饶漱石知道,1929年,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在主持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对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指责,致使毛泽东被撤掉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陈毅接替了毛泽东的位置。后经周恩来批评后,陈毅又将毛泽东请了回来。

  饶漱石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

  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由来已久。饶漱石也知道,华中局的干部们对他这个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见不少,有的相当强烈。饶漱石就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故意暂时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他口头上说是自己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农村调查》之后很受启发,要联系实际,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因而到40里外的大刘郢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有意要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他临走前还专门作出部署:整风中意见激烈尖锐时,马上通知他。

  8月13日,按照原定计划,陈毅召集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部部长的会议,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陈毅动员之后,大家发言,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发言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深入,并且越来越集中。政治部的干部纷纷讲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其焦点果然集中到饶漱石的身上。由于时间不够了,而大家发言的劲头却越来越大,陈毅不得不宣布第二天继续谈。陈毅并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意见加以汇总,整理成若干问题,以便今后报中央军委研究解决。

  第二天的会议更加热烈,许多人的言词是相当尖锐而激烈的。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他根据大家发言整理的材料送请审阅,饶漱石却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秘书长深感诧异,饶漱石在农村搞调查,机关开会提的意见怎么会“早知道”了呢?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谈话中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说到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紧密联系此次整风中动员干部们集中批评政治委员的“事实”。这就使一些负责干部听后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远离了陈毅,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与陈毅摊牌了。他二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在黄花塘村,饶漱石列举了陈毅的“十大罪状”
1943年10月26日,华中局组织的整风会议在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举行。参加会议的成员是华中局委员,新四军各师的负责人。陈毅进来后,坐在了饶漱石指定的位置上。饶漱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表情严肃地说:“诸位,今天是陈毅作自我批评。此人经历复杂,问题很多。大家要认真听,要认真记录。为了帮助陈毅认识自己,待他发言后,你们要认真发言,对他的错误要毫不留情,要彻底揭露,并彻底批判。”饶漱石说完这开场白后,转脸针对陈毅严肃地说:“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平日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待清楚,不准蒙混过关。”

  饶漱石带有威胁性的语言,不仅使所有与会者感到震惊,就连陈毅都感到这不是在自我批评,简直是在审问犯人。陈毅心中骤然起了疑问,这是什么意思?你饶漱石把我陈毅看成是阶级敌人?怎么这些话说得这么难听?但耿直的陈毅还是想,这是党内会议是严肃的话题,既然是自我批评会议,主持人如果轻描淡写,很容易使整风流于形式,严肃点好。反正自己错误缺点是有的,批判也无不可嘛!即使是有什么名堂,我陈毅行得正,走得端,光明磊落,不怕你搞阴谋诡计。

  陈毅迅速恢复了安静的神态,坦然地看看大家,拿出发言提纲,开始作自我检查。陈毅从他的家庭出身谈起,把自己的经历向大家介绍一番,从勤工俭学到参加大革命,从投身南昌起义领导湖南暴动;谈到与朱德率部上井冈山,参与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从第一次反“围剿”谈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直至抗日战争。他主要的是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在指挥一些重大战役决策上的失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哪些胜利是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哪些失误是自己主观上判断失误等,整整地侃了一天。

  大家静静地听着,不时地作着记录。整个会场是陈毅一个人说,众人洗耳恭听,无风无浪。不同的是,饶漱石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还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

  饶漱石最后宣布,晚饭后继续开会,对陈毅的自我批评进行评议和开展批评帮助。陈毅发完言,感到紧张而又轻松。说得对不对,反正是放下了包袱。

  吃完晚饭,所有与会者都端着水杯来到了会议室。会议仍由饶漱石主持。他咳嗽了几声,暗示下面安静,他要发言了。饶漱石环顾众人一眼,用冷冰的面孔说道:“陈毅居然作了一天的报告,这哪里是自我批评?分明是在评功摆好嘛!

  明明为自己歌功颂德嘛!往脸上贴了一天的金。虽然也说了一些批评自己的话,但是全是些鸡毛蒜皮的错误,那也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地略微带过去了。”“据我所知,陈毅从参加革命那时算起,就怀着升官发财的个人目的,虽然革命生涯20余年,风风雨雨有所建树,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概括起来,有十大错误吧!”

  接着,饶漱石列举了陈毅的“十大错误”:第一,在历史上,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第二,陈毅一贯地对抗中央;第三,陈毅一贯地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政治委员;第四,工作不负责,办事拖拖拉拉;第五,轻视工农干部,偏袒知识分子干部;第六,对新四军七个师亲一部,疏一部;第七,陈毅封建主义思想严重,嗜好下棋、写诗这类封建士大夫恶习;第八,主观主义严重,说话办事,不调查研究,凭印象瞎表态;第九,官僚作风严重,不愿意深入到炮火连天的部队去指导工作,只愿作水中浮萍,在离军部较近的部队走马观花;第十,个人主义严重,好大喜功,夸夸其谈。

  饶漱石一气呵成说完了几个月来挖空心思想出的陈毅十大罪状,然后舒坦地仰在带有靠背的椅子上。饶漱石发完了言,会场仍旧是一片沉默。在一二把手严重对峙的这种时刻,大家都非常谨慎,没有人接着发言,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或者揣摸刚才饶漱石所罗列的“十大错误”。

  饶漱石见无人回应与喝彩,会场气氛显得分外沉闷,不禁由尴尬变成愤怒。

  他勃然大怒:“同志们!整风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家应积极投身进来,不能站在门外面徘徊,这可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对陈毅的错误,不能姑息迁就,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原则高度来认识。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在新四军中的危害极大,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影响。”

  稍微停顿了一下,饶漱石然后更加严厉地说:“我代表华中局责成陈毅重新检查,如果仍然不能正确的认识错误,我们建议党中央重新派来一位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如果有谁对陈毅的十大错误认识不足,或者同情,或者包庇,则是对整风运动的态度问题,那就要受党纪处分,甚至会有撤职的危险。”

  会场仍然是沉默无声。此时天色已经很晚了,饶漱石压住了心中的怒火,外面已是暮色深沉,估计今晚搞不出什么名堂了,再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延续到明天再开会。饶漱石于是宣布:“天色也实在太晚了。也不能怪大家,很多人没有准备,今天休会,回去都认真准备一下,明天陈毅重新检查后,大家再畅所欲言吧!”

  陈毅凭着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陈毅很快地意识到:饶漱石此次发难的目的,是想赶走自己,所以才利用整风的机会,搞臭自己。这可需要认真对待。事关自己的历史,事关自己的生命,军长当不当倒是小事,不能输在饶漱石的阴谋诡计上。

  第二天,整风会议继续进行。整风会又开始了。饶漱石端坐在会议室,其他人也整齐地各就各位。陈毅抬头挺胸,竟无惧色地打开发言稿纸,抬头看了看张云逸,送去钦佩的目光。陈毅说这句话时,脸胀得通红,满脸充满怒气,语调高昂,颇具战斗性。他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摔,用手解开了风纪扣:“为驳斥饶漱石对我的诽谤和打击,在此,我要申辩性发言。”会场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在详尽而如实陈述了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由政治部主任陈毅支持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和陈毅当选前委书记的经过后,陈毅质问饶漱石:“你是否知道,毛泽东主席离开红四军后,又是谁把他重新请回红四军岗位的吗?是我陈毅!”

  接着,陈毅开始逐条反驳饶漱石列举的其他“罪状”。没等陈毅反驳完,早已惊慌不安的饶漱石打断了陈毅的讲话。“现在让你重新检讨,重新作自我批评,不是让你再次摆功劳。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又是华中局的书记,我有权代表华中局和军部,向中央揭发你的问题,有权建议中央另派一位德才兼备的军长来。”饶漱石说完,将目光转向参加会议者:“你们变哑巴啦?有什么意见大胆讲,怕什么!”迫于饶漱石的淫威,大家被迫对陈毅展开了违心的批评。

  会后,饶漱石利用华中局、军部主要领导成员的名义,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罗列陈毅十大错误,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饶漱石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饶漱石在十一年后阴谋败露后承认这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煽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一贯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他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结尾是力求团结的:“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陈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
 陈毅在会后,也致电中央,简单陈述黄花塘事件的大概经过,要求赴延安学习。不久收到延安回电,命令陈毅到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起草和讨论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告别了妻子张茜,满怀惆怅地离开了生活战斗了达四年之久的淮北大地,奔赴了不知前途如何的西行延安的路程。

  陈毅走后,余波尚未平息,黄花塘又起了事端。1943年底,陈毅离开了军部还到一个月,饶漱石便召集华中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开会。由于通知上没有注明主要开会内容是什么,再由于陈毅去延安其中必有缘故,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不愿意再卷入这场是非,所以各战略区的一把手们如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等都没来,只是派了第二把手,有的甚至派了个参谋长来参加会。

  还是在黄花塘饶漱石的住地,会议开始了。饶漱石告诉与会者,陈毅同志过去一贯反对毛主席,不适宜再在军部继续工作,调往延安了。他还具体说明了陈毅的所谓八个问题。饶漱石最后宣布,大家回去后,将此精神向分区、地委、行署负责人传达。?

  毛泽东告诉陈毅,中央已电告华中局:陈饶的争论是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陈毅立刻起程赴延安。1944年元旦前后,陈毅到达位于左权县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受到一二九师负责人邓小平、滕代远的热烈欢迎。3月17日,陈毅抵达延安。陈毅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等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其中许多领导人,自1934年在中央根据地分别之后,已经将近十年未见面了。

  在向毛泽东的汇报中,陈毅除了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将满腔的委屈,即与饶漱石的矛盾向毛泽东倾诉。但处于裁判地位的毛泽东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讲。关于这件事,华中曾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毛泽东表示:“我欢迎你这个态度。”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陈毅心情有所好转,对华中工作颇为挂念。善于知人的毛泽东自然心中有数。3月15日那天,他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发了个电报。电报在热忱地叙述了到延安后毛主席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和处理方式上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遇事揣测,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毛泽东的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收到电报后,在第二天上午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整个电文所反映出的他的基本态度是“顶”。电文主要一段如下:“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玻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他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饶漱石对毛泽东的电报尚且如此“顶”,对陈毅电报的复电就可想而知了。

  陈毅看到饶回复他的电文,非常生气,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去。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月9日便回信一封,给予开导:“……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4月10日,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对此,陈毅1954年还记得很清晰: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陈毅听后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在延安期间,在中央的安排下,陈毅为朱德做七大的军事报告提供新四军战场的素材。这期间,毛泽东多次找他了解新四军的一些情况。陈毅又提起黄花塘事件,毛泽东说:“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战斗经验很值得参考,你准备一下专门作一次报告,跟饶漱石的关系不要谈。”

  陈毅到延安两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他请到他枣园住处,面带微笑地说:“黄花塘问题可以结束了。”毛泽东告诉陈毅,中央已电告华中局:陈饶的争论是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是属于路线的性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应再提。陈毅在内战期间、抗战期间是有功劳的,不能对他发生误解。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与毛泽东同志的争论,是属于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路线的性质,而且已经正确解决,不应再提。这就否定了饶漱石强加给陈毅的最要命的——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名,令陈毅如释重负。

  作为华中局代理书记的饶漱石,在这场斗争中无疑是失败了。但他的目的却达到了一半,虽没有从根本上打倒陈毅,却起码把陈毅赶出了新四军军部。同时告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虽然遭到否定,但却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自己能够洞察秋毫,一贯地拥护毛主席。这就是权术,饶漱石没有失去什么,仍然高居华中局一把手的位置。1943年后,饶漱石正式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这两个重要职务。

  由于饶漱石的关系,中央上述精神在华中局、在新四军内部被严格控制在极少数人知道的范围。黄花塘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是谁非?在广大新四军官兵中间始终是个难解的谜。更何况,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饶漱石制造黄花塘事件的动机,中央还不能秋毫洞察,有很多很深的思想关系,故而把陈毅和饶漱石之间的争论暂定为工作关系上的争论,只证明了陈毅不是“一贯地反对毛主席”,就此罢了。而深层次的内部矛盾只字不提。中央仍然没有任何指责饶漱石之意。

  所以说,以历史角度来看,黄花塘事件当时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并未还其历史之本来面貌。陈毅在延安自然口服心不服。

  陈毅心情通畅后,整天与人下棋喝酒,这引起康生这个人的反感。他一再压陈毅,让陈毅承认饶漱石的华中局领导。而陈毅硬是不表态,所以陈毅真的以延安为家,不准备回华中和华东根据地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才给陈毅做工作。鉴于陈毅始终不肯向饶漱石低头,不得不把陈毅的工作重心放到华中来,在华中遥控华东,军事上由粟裕独挡一面。但长期的回避不能解决问题,陈毅总要到华东去,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主动讲和,谅解了饶漱石,在某些问题上对饶漱石表示谦让。在其他战区,司令员直接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而唯独华东不同,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却由饶漱石担任。

  饶漱石阴谋彻底暴露,陈毅如释重负
 1953年12月,陈毅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与此同时,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阴谋暴露。十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整”陈毅,破坏他和华东同志、中央同志关系的饶漱石,其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真面目终于被揭露了。中央召开了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查清了饶漱石当时和历史上的问题。随着饶漱石政治生涯的终结,当年他策划黄花塘事件的企图也一目了然。正如陈丕显所回忆的那样:“饶漱石斗争陈毅同志,赶走陈毅同志的黄花塘事件,完全是饶漱石篡夺新四军领导权的阴谋诡计。”这是历史给予黄花塘事件的公正结论。“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作此诗篇,正是他黄花塘事件的感慨。

  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这次玉泉山谈话,一向直爽的陈毅却没有一开始就说真话。因为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来。饶漱石长期与陈毅对立,近年来陈毅更发现他的许多问题,但是此人当时已调往中共中央组织部任部长,他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当前的关系如何陈毅全不知情。延安时毛泽东为维护团结、制止他谈饶漱石的情景犹在眼前,因而陈毅觉得不宜直捅出来,便按在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却见毛泽东表情淡漠。

  陈毅告辞出来,遇到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陈毅因为心有疑问,便对他说起此事。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有触动,当即回到毛泽东房里,向他说明自己的思想过程。据陈毅的《流水日记》载,他把自己所接触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从后来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来看,最使陈毅反感的是饶漱石近年来常在陈毅耳边说刘少奇的坏话,说他自己很早就拥护毛主席。他看到毛主席在中央取得了绝对的权威后,就开始说刘少奇的坏话,就想表明他不是刘少奇培养的。陈毅当然清楚,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回中央,由饶漱石接替刘少奇代理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使他从此掌握了华东大权。现在他竟开始反对刘少奇,陈毅对此非常气愤。

  陈毅倾吐真情以后,毛泽东点头欣赏,并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高、饶先后在中央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上发难,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分裂中央,直至通过私下活动要由高岗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改换总理人眩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这次专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的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1949年10月,各大区都由大军区的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两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主席吩咐让华东局同志们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

  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毛主席问起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才骗取毛主席的批准。他又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所有的大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高一头了。毛泽东风趣而深刻地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毛泽东还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后来,陈毅又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一起,应召到毛泽东处专门讨论高、饶问题。陈毅还列席了1954年1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专门就高、饶事件,讨论通过了《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毛泽东把对高、饶的斗争布置妥当,便出京休养去了。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受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陈毅也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他谈了对围绕高饶事件展开的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不仅仅处分几个人,而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时,也坦诚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挚地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这使陈毅十分感动和振奋。据宋时轮、张爱萍等回忆,陈毅当时在同华东将领一起用餐时报告了这个动人的消息。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66位中央及大区的领导人发了言。

  饶漱石整陈毅,是借陈毅在红四军时两次接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历史事实作为口实的。陈毅在揭发饶漱石时,联系到红四军、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以及华东军政委员会时期的实际,揭露饶漱石一贯造谣作假、挑拨离间、玩弄阴谋诡计的种种事实,同时也诚恳地作自我批评。陈毅的报告长达七小时,生动坦白,留给大家深刻的印象。至此,压抑、纠缠陈毅10多年的公案大白于全党了。在批判饶漱石的斗争会上,陈毅文思泉涌,慨然提笔,写下了两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南巡中将路过太湖之滨的无锡。当时,陈毅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后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次日,毛泽东即邀陈毅去谈话。此次谈话,气氛格外融和。据陈毅日记载,有一句话特别触动陈毅,这是毛泽东说的:“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陈毅自己是不向党不向人民“伸手”的。他调动工作,从不带自己的“亲信”。党分配他工作,他从不讨价还价。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他还推辞,结果被饶漱石“伸手”抢了去。但是陈毅仍然觉得应该警惕,特别是自己现在出头翻身的时候。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党内斗争的风浪,今后还将大有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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