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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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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1月6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谷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6日14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谷牧简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

山东荣成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党支部书记。1934年到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东北军第一二〇师、一〇七师、一一二师开展党的工作,任中共东北军一一二师工作委员会书记。1940年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1954年后,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1965年后,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66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政委。1975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任国务委员。 1988年3月至1993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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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曾率改革开放后首个政府考察团赴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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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1月6日电 中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谷牧,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6日14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谷牧原名刘家语,出生于1914年9月,山东荣成人。曾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率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对外考察团赴西欧,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城市开放、外资利用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扛过枪杆子,拿过笔杆子,谷牧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的众多历史事件。或是实践者,或是指挥者,谷牧的革命生涯可谓峥嵘多彩。

谷牧1914年9月出生在荣成宁津东墩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门衰祚薄”,家境萧条,常受大户人家欺负。祖父对谷牧说:“日子再艰难,也要供你读书,支撑起咱这个家。”

从7岁开始,谷牧就受到了严格的私塾教育,《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白话文和算术,均有广泛涉猎。15岁时,考取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这些经历,为谷牧日后大量阅读进步书籍,探索救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小期间,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并开展一些反对国民党的地下宣传工作。1932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谷牧早年曾在山东省立第七(文登)乡村师范学校读书,后曾任文登乡师中共支部书记。期间,他带领学生宣传爱国主义,传播马列主义,办进步刊物,组建外围群众组织等,从各种进步活动中培育和发展党员。到1933年秋,文登乡师已有党员30多人,许多人后来成为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骨干。

1934年谷牧到达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是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主办进步文艺刊物《泡沫》,并在进步文艺团体和文艺青年中开展党的工作。1936年被派到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并亲历西安事变。1940年9月,谷牧被调到山东分局机关工作,此时,他的工作由“地下”转为“地上”,主要是掌管机要、起草文电和联络。

1946年,谷牧任滨海直属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1948年任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兼新海连警备区政委,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兼鲁中南军区第一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等职。随后,他先后辅佐周恩来和邓小平分管经济工作,在重重困难中维护和推动经济运行。

继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谷牧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78年底到1988年初近10年中,分管对外开放工作。在此期间,他立足国内实际,研究国外情况,积极而审慎地迈出探索步伐。他精心处理各种复杂的权、责、利关系,把中央的重要决策认真地细化为可行的实施步骤和具体的操作措施。

十年间,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他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城市及其相关地区的开放、外资的吸收利用以及外贸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规划、组织、检查、督促、协调工作。

1978年5月,中央派出的考察西欧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正是该团的负责人。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在回忆录里,他仅用“紧迫感”简单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但考察团已被中西方间的落差所震动。

另一方面,谷牧也看出中国市场对西欧各国的诱惑。谷牧受到各国总统和总理们的会见和宴请,这出乎他的意料———若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此行的会谈对象可能也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表示,愿意提供50亿美元的支持,无需谈判,握握手即可。当谷牧离开丹麦时,丹麦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考察结束回国后,谷牧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

“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在考察报告中,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们的支持。汇报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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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谈对孔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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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11月6日报道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在少年时代肯定都是要读圣贤书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欧洲文明鼻祖。孔子与之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独具光彩。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在少年时代肯定都是要读圣贤书的。而我们第二代领导人多出生在民国初年,虽说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新式教育制度的推广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一代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少年时是在乡下接受私塾教育的。我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用心读了些孔子之书、孔门之书。之后当我再读高小、读师范接受新式教育时,又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有趣的是,60年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我进入老年,却又担任了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

邓大姐点将

给我派这个活的倡议人,是“文革”后期在“四人帮”搞的以“儒法斗争”解释历史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大儒”——周恩来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同志。事情是由她到曲阜视察引出的。

1983年夏,时任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去山东视察工作,特意到了曲阜。曲阜当时是怎么一种状况呢?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冬,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带领“讨孔战斗队”,到曲阜造孔子的反,胡乱折腾。虽然周总理马上出面制止,但被合称为“三孔”的孔林、孔庙、孔府等古迹,已遭到他们严重破坏。两千多年来受到历代中国人景仰和尊重、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竟然受到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师范大学造反派的侮辱,这实在是斯文扫地!邓大姐视察时看到“三孔”一片破败的景象,不禁扼腕叹息。陪同她的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同志介绍说:1979年,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山东省和曲阜县已着手对孔林、孔庙、孔府进行修复,但资金缺口比较大,建议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多方筹集经费,进一步整修“三孔”,并请邓大姐出面领衔主持。邓大姐赞同成立基金会,但认为她不宜出面。她说,有个很合适的人选,就是谷牧同志,虽然他长期在中央、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但在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们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可以推举他。

我想邓大姐推荐我还有一些没说出,或在当时那种思想解放尚不够深入的形势下不便说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邓大姐还建议,邀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同志也参加此事。

邓大姐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提出了上述建议,得到同意。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确定我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任会长。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了通知,有关方面都表示赞同。

孔子基金会创办初期的工作

中央交待的事,我当然认真去办。此后,同有关同志一道,建立了由有关方面代表人士100多人组成的理事会,创办了《孔子研究》学术杂志(当时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进行了经费筹集工作,开展了国际孔子、儒学研究的学术交流。1989年10月,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曲阜举行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5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名学者参加。当时分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吴学谦同志主持开幕式,我作了主题讲演。新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了部分海外学者,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位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自豪。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他在谈话中引用了孔子主张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强调不要思想僵化,不要主观主义,并建议编辑出版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表明了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视,影响很大,也支持了孔子基金会的活动。

应当说,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已经初步开展起来了。当然今后还要进一步开拓。这些工作,是靠基金会里其他负责同志和学术界的热心人士去做的。我主要拿了些主意,疏通解决了些问题,从各个方面争取一些支持。我担任的社团名誉职务有20多个,比较起来,孔子基金会的事情,我管得多些。

对孔子历史地位及其学说的再认识

担负了这个社会职务,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孔子和儒学方面的事情。

正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由于许多同志在党内多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敏感问题。许多人对此不愿或不敢涉足。鉴于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的扭转有一个过程,而且说老实话,我也是在接受这方面工作后经反复思索才逐渐加深了对儒学的认识,我在一些讲话中循序渐进地强调了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强调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贡献。

无论对孔子如何评价,我认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出生在2500多年前,活了70多岁的孔子,当时就是博学多能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办了三桩足堪称道的事。一是创立了以“仁”为中心、有着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学派;二是整理编录古代典籍,集他那个时代之前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三是创办私学,突破了在此之前“学在王官”的状况,扩大了知识传授,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我以为,这三桩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应当说孔子在春秋时代上下各2500多年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孔子作为大学问家闻名于当时。许多诸侯国的当政者,遇到重大问题,往往要请教于孔子。激烈反对孔子的墨子(稍后于孔),也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我们称孔子为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不过分。

尽管孔子在世时并不得意,甚至曾厄于陈蔡,饿了肚子,而他在死后却大大尊荣起来,封王、称师、号圣。由汉唐到明清,中国的封建皇帝,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尊崇孔子,利用孔子;封建社会的良相能臣,乃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都要从孔子那里吸取治世学问,寻找精神支柱和思想营养。这说明,孔子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当然,孔子的学说,有正确的,也有谬误的;它对后世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后代对孔子的利用,有时起了进步的作用,有时起了阻碍的作用。不过,把这一切总起来看,不能不承认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应当把孔子放在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观察。古希腊师承相传的三位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欧洲文明鼻祖。孔子与之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独具光彩。孔子的出生,更早于苏格拉底80多年,早于柏拉图120多年,早于亚里士多德160多年。东汉之后,孔学东传朝鲜、日本,南渐越南等国,长期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学”。17世纪以后,经利玛窦等传教士介绍,孔子和儒家学说又传播到西方,得到法国学者霍尔巴赫、狄德罗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称赞,对欧洲思想启蒙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孔子,与中国古代文明、东方思想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是公认的世界古代思想文化巨人。孔子和孔子之学,是世界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单元。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开拓理论、学术、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的大形势下,对孔子、儒学无疑应当正面直对,认真地加以研究。如果对之采取回避态度,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得清楚。上述这些是我对孔子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是,要科学地广泛深入地研究孔子。

在中国历史上,尊孔是主流,但也有反孔的现象、反孔的历史时期存在。无论是尊孔或反孔,都有个共同的缺陷,即搞的是一点论,而不是两分法。我们现实的研究,不应当再步入“尊”和“反”的误区,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立足于孔子思想与活动的实际,把孔子作为科学探讨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孔子,当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孔子的学说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孔子是他们的代言人和学术代表。但是,如果因此就全盘加以否定,未免简单化、绝对化。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很可能流于民族虚无主义。

研究孔子,还应当注重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实践同后世加在孔子身上的东西这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汉代五经博士塑造的孔子,宋明理学阐发的孔子,康有为笔下的孔子,乃至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孔子,与本来的孔子是不同的,甚至相去甚远。中国人解释的孔子与外国人解释的孔子,更是很不一样。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用孔子的某些学说宣扬他们的教义;法国百科全书派认为孔子的某些学说近于唯物论和无神论;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却从孔子那里看到了辩证法。对于中外各种解释孔子者,应当加以系统研究,但不能把他们的解释当成本来的孔子。

因为孔子之学是个广博、复杂、良莠并存的休系,后来对孔子的解释、演绎又是五花八门,所以,研究孔子应当多层次展开。我对孔子基金会的学术研究活动,多次提出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孔子本人的思想和社会实践;二是孔子创立的儒学及其后世的演变;三是以儒家学派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四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辐射源的东方文化;五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当然,在研究中要注意这五个方面的相互联系,而不能割裂地孤立研究。

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研究孔子,应当坚持和提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用其他的观点和方法获得的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贯彻“双百”方针,欢迎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繁荣有关孔子的学术研究。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这样做都很重要。这也是面向实际的科学态度。

第三点是研究孔子,要古为今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批判地吸收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宗旨。批判地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孔子的学说是当然的重要对象。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学说,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可以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所利用,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

孔子学说中可为今用的部分,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可以直取而用之的。比如孔子关于教育、学习的许多论述,至今仍很有光彩,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论语》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就是正确的治学之道、交友之道、个人修养之道吗?第二是可以剖取而用之的。孔子的政治思想,总体来说,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的,但其中某些具体部分却具有某些普遍合理性,比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爱民、安民、养民、富民”的思想,则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学说那样,将其原来的意义加以扬弃,剖取出合理的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借鉴运用。第三是可以借取而用之的。孔子有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主张,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还有“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求诸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等等。这些命题,当然都有孔子的阶级烙印,是从属于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我们可以借为改造使用之。当然,讲可以批判继承孔子的思想学说,运用于今日,并非全面肯定和接受他的整个思想休系,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加以改造继承,用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

以上是就思想文化来说的。除此之外,孔子的历史遗迹,是中国的重要人文旅游资源。仅1993年,曲阜就接纳游客110万人次,收入6.26亿元。从改革开放至1993年总计15年来,曲阜由旅游业获得的效益超过42亿元。以“三孔”为主的旅游业成为当地重要经济支柱,并带动有关行业的发展。当年,孔子曾周游列国,现今山东、河南、湖北三省,可以借孔子作发展旅游文章的地方,除曲阜之外,还有许多处,应当都有计划、有步骤搞起来。办孔子遗迹的旅游业,宜将经济与文化紧密相结合,赋予增长知识、启迪思想的内容,注重高格调。

实践还说明,抓紧抓好科学地研究孔子这个课题,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做好海外华侨和华裔的工作,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1991年10月在曲阜举行海峡两岸孔子研究学者对话会,台湾有8所大学、两家重要杂志的著名学者前来。这是大陆与台湾隔绝40多年之后两岸学者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科研成果。陈立夫先生虽因各种原因未能应邀来访,但亲笔回了信,对我们“宏(弘)扬圣教,不遗余力”表示钦佩。1988年,宫达非、马仪、朱青同志率孔子基金会代表团出访欧洲,与对孔子、汉学有很大兴趣和一定造诣的希腊船王乐济世先生建立了联系。他除赞助10万美元的研究孔子基金外,还捐款1000万美元支持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此款交农业部掌握使用)。1988年秋,在中韩尚未建交的条件下,孔子基金会的几位专家应邀访问汉城,得到当时韩国总统的接见。可见办好有关孔子的事情,能够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增进国际交往贡献力量。所以,经中央批准,1994年10月,在北京举行纪念孔子诞生2545周年的活动,并借这个国际性学术会议,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由我任会长,后由叶选平同志接了我的班。

本文摘自新近出版的《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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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回忆周总理:不忘38年间他给我的教诲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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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十五条》的风波暂时过去以后,我于12月28日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在出差途中,除了看报纸外,我几乎每天深夜都要到大街上去看一次大字报。陶铸同志被点名批判的消息,上海“一月夺权”事件,我都是从大字报上最先看到的。我意识到,“文革”是越问越邪了。在此期间,国家建委机关的造反派还给我发来几份“通碟”.要我立即“滚回北京”接受批判,声称如再不回去,就要派人来把我揪回去。但是,我仍然坚持完成了任务,于1967年1月30日中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一下飞机,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一群不相识的人迎面走来,态度十分蛮横,要我交出手中的公文包,上他们的车。我抓紧公文包不放,站着不动。于是,上来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把我一挟,推上了他们的小汽车。此情此景,使我油然想起1936年春天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绑架的情景,那次也是两个高大的警察,一左一右把我挟上他们的囚车。不同的是,那一次上的是卡车,这次上的是小汽车,阔气多了。还有,那一次是夜里,这一次是白天。当时我想,我真的能再一次进北京的监狱吗?

我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总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场,即把我送回中南海,他要听我的出差汇报。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这是因为象我这样的当权派,机关内外的各种造反派都要抢着批斗,万一被别的派抢走了,他们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就这样,我在第二天被他们批斗了5个小时后,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我到中南海北门放下。总理已让人给我在中南海假山院子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同志为邻。当晚,富春、先念同志都来安慰我,我向他们谈了出差观感。这个地方,成了以后一年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在那年春节前后,总理几乎是天天找我们开会,研究通过了关于停止学生徒步串联的文件,研究了三线职工不能向一线跑等等问题。

过不几天,即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由于我和余秋里同志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和“帮凶”,打那以后,我们抓工作就更困难了。社会上对我们的批判不断“升温”,而我们需要做的事却越来越多,最紧迫的是铁路、交通问题。3月21日,周总理通知我,根据3月19日毛主席关于“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的批示精神,立即研究拟出一个对铁、交、邮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3月26日清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通知我,统计一下铁、交、邮三部军管需要派遣的解放军人数;通知交通部的某些直属单位可以先行军管,说六个对外港口批准军管的电话稿已经批发了。我们起草的对铁、交、邮三部实行军管的文件,在政治局碰头会上讨论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当时有个提法是,军管如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4、5月份,铁、交运输情况日坏,工人、学生扒车来京上访的事件不断,严重干扰了铁路运输秩序,各个铁路局客、货车受阻的消息接连传来。周总理十分担忧,一面抓紧实施先行军管铁、交两部的具体方案,一面让我研究起草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命令及军管铁、交两部的决定。5月31日,郑州、徐州、金华都同时发生铁路阻塞事件,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周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中午亲到毛主席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总理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下午,总理

十五

周总理在“文革”动乱中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老干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改朝换代”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方面的事太多了。可以说,幸存的或逝世的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和保护。在“文革”初期,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一份党内老干部和民主人士的重点保护名单;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不准随意改变被批斗干部工资的电报稿;在揪斗部长风潮最甚之时,又是周总理制定了让被斗部长轮流进中南海休息的制度;执行中遇到造反派阻挠时,他总是亲自派联络员前去交涉,使得部长们在紧张的工作和频繁的被揪斗中,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70年代初期,又是周总理借着农机部部长陈正人同志突发心脏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逝世的事件,商请毛主席同意,恢复了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制度;“李震事件”出来后,周总理又做工作,实行了部长级以上干部的警卫制度……这些,党内外许多老同志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我在这里只讲两件我亲身经历的、迄今人们不大知晓的事情。

一件是1966年9月22日,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同志听传达说“炮打司令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十分高兴,由于过度兴奋,当晚突发脑血栓,昏迷不醒,危在旦夕。我于9月23日上午去看过他,并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9月25日晚上又去看他,总理也来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刘澜波、吕正操、段君毅等八位部长。望着奄奄一息的志远同志,总理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八大尚书’都在这里,能不能从外地再请位专家来会诊呢?!”我们说,上海、四川都有治疗这种病的高手,但眼下这个时刻,谁能有办法啊!总理说:“派专机也要接来嘛!”我们说,那只有您能下这个决心了。总理真的做到了,连夜从上海调来了两位医生,第二天四川的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进行了精心抢救,可是由于为时已晚,志远同志还是逝世了。但这件事给了家属和我们这些人以极大的温暖,大家的心与总理贴得更紧了。

另一件事是,1966年底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被造反派武斗和逼供致死。周总理有一天接见群众时,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不久,周总理即主持搞了一个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规定。

至于我自已,在那些岁月里如果不是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967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被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浑身就象散了架,喉咙干得冒火,连饭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里,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也贻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令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出去扶斗的次数确实少了很多。

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总理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维护花草树木少受风暴摧折的大树,是全国人民寄托希望和寻求慰藉之所在。正如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十六

我是在1968年春季离开中南海,回建委机关接受进一步“审查”的。

19 6 7年4、5月间,我们一边挨着批斗,一边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外面造反派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日渐升温,先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后是“招降纳叛”、“反党篡军”,到5月31日,也就是周总理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关于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具体部署的那一天,满街贴满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字报。

我1936年在北平“左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过,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我是共产党员的具体证据,最后把我具保释放了。这段历史,党早已审查清楚。但到了“文革”中大抓“叛徒”的年代,又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为此,周总理亲自找我谈过话。我说:“这已是老问题了,让他们查吧。”总理说:“已决定从×××专案组中抽出两个人突击查一下你的问题。你不必背什么包袱,还要象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叛徒”的问题未了,“特务”的问题又出来了。造反派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档案里,查出解放战争初期给特务发饷的名单上有一个少校,与我原名相同,仅仅是三个字,既无年龄,也无籍贯和经历。造反派把这张名单拍了照,交给中央审查,同时,在大街小巷贴出“打倒大特务谷牧”的大字报。

“叛徒”、“特务”这两顶大帽子一扣在我头上,我就很难再出面工作了。造反派在中南海北门外搭起帐篷,打起“揪谷兵团”的旗号,安营扎寨,夜间也在狂呼口号,闹得住在中南海里面的人昼夜不得安宁。我出面主持开会也很难有什么效果了。记得有一次,周总理让我找铁道、交通两部抓业务的同志研究交通问题,就有人拒绝出席,声称不能和“大叛徒、大特务”坐在一起,说是这样做,就成了“叛徒、特务主持开会,走资派参加(影射国务院业务组的其他成员),军管会执行的局面,那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所谓“叛徒”问题由于以前查过,现在再查也容易搞清,还不至于置我于绝处,那么,所谓“特务”这个新鲜问题由于一时很难查实,就使我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了。我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又勉强做了一段工作。后来,富春同志找我谈话说,总理和他商量了多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再出面工作;这样长期地与群众对立下去,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叛徒”、“特务”问题,经过这一段审查,已大体弄清楚了,群众要查让他们继续查去。另外,建委机关实行军管后,秩序已得到控制。因此,他和总理的意见是:让我回机关去,与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审查。为此,他们已向建委军管会作了交代,相信我回去以后,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我当然完全理解他们的苦衷,表示一定要“正确对待”,愿意到群众中去接受审查和批判。富春同志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相信你会正确对待的。总理还让我转告你,自己要珍重,要经得起磨炼!”我点着头,记在心里。临离开中南海的前两天晚上,先念同志来看我,他义愤地说:“你当时不是当华东局秘书长吗?管着机要,如果你是特务,华东战场的胜仗还怎么打?”又说:“堂堂的共产党华东局秘书长,怎么才当了个国民党少校特务?真是奇谈怪论!”在这以后长达两年的“牛棚”生活中,正是总理和富春、先念等同志的这些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在艰难困苦中没有混灭希望之火。

直到1969年下半年,所谓“特务”问题才算彻底搞清楚了。专案人员总算找到了那个与我原名相同的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小老婆,证实那个人是比我年岁大得多的河南人,是与我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人,这才宣布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我总算获得了“解放”。但就在这时,林彪又发出要老干部“疏散”到远离北京的地方的所谓“一号命令”。

我也属于“疏散人员”之列,建委军代表亲自到周总理那里汇报“疏散”我的方案,提出让我到江西干校去。总理说:“干校不要去了。谷牧同志对三线建设感兴趣,基建工程兵他也参与组建过,让他到基建工程兵部队去搞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旦有事,还可以带部队去前方服务。”就这样,我后来到四川江油和泯江紫光铺工地的基建工程兵部队里当了半年兵,又在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直到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时,我才奉调回北京参加批判。

1971、1972年,在我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周总理让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当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顾问,忙了一、两个月;一是让我抓抓港口建设。后一个题目是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定的。那次会议,通知我也去参加。我到了会议厅时,周总理已坐在那里了。这是我自1968年搬出国务院后第一次见到总理,心情很激动,急忙上前与他握手,他也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见他瘦得厉害,就说:“几年未见,想不到您瘦成这样!”总理说:“你想我能不瘦吗?”是的,总理能不瘦吗?!“文革”闹了这么多年,他日夜操劳,其中辛苦,国人皆知。所幸的是,人间自有正气在,“文革”中的那些跳梁小丑,或折戟沉沙,原形毕露;或多行不义,狰狞日现。而总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却更加崇高。就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宣布:“谷牧同志在没有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我们让他抓一抓港口建设问题。”他站在很高的角度,讲了搞好港口建设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要我和粟裕同志一起组织一个小班子,深入搞些调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争取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1973年春天,我恢复了建委主任的职务。再一次见到周总理时,他显得更加瘦弱了。我问候他的病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得了癌症了!”我心情突震,惊愕万分。他遂换了一个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听了他的话,我十分难过,也很激动。周总理已经知道自己身患不治之症,每时每刻想到的还是国家和人民,还在勉励我们为国家和人民“拉车”,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那以后不久,他就住院治疗了。我们只能从一些文件上,看到他的批示;从电视广播报纸里,听到他会见外宾的消息,看到他瘦弱的身体和坚毅的风采……

十七

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我再一次见到了周总理。此前,“四人帮”妄图四届人大由他们“组阁”的阴谋遭到了毛主席的训斥。周总理带病主持了这次中央全会的几场主要活动。在这次全会上,正式选举邓小平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1月18日晚上8点,四届人大的新闻公报及人事名单发表,周总理继续担任总理,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总理先是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谈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他又主持召开了各部部长都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他和小平同志都讲了话。记得那一次会议开始前,我还将带去的一本从旧书店中买到的有周总理亲笔签名的书,送给总理看。他笑着说:“谢谢你啊,你把这本书给我收回来了!”他问我这本书是从哪儿买到的,我说是在琉璃厂。他说:“琉璃厂很有名气,可不能毁掉!”北京市后来搞的琉璃厂文化街修建工程,就是按照他的遗愿进行的。

自那天以后,我就很少见到周总理了。周总理的一些指示,我们是从小平、先念同志那里听到的。1975年4月27日上午9时,先念同志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先念同志说:“今天早晨6点,总理把我找去,谈了很长时间,他要我转告你:在抓紧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我懂得这些都是总理十分关心和重视的大事,都及时作了部署安排。

1975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叱咤风云的革命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刀阔斧、有声有色地全面整顿“文革”留下的烂摊子,在饱受“文革”煎熬的神州大地上吹起了一阵春风,全国人民又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四人帮”对此恨之入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宣传舆论工具不断制造舆论,到年底就精心策划了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国的天空上又乌云翻滚了。人们凭着多年动乱悟得的经验,体察到这股阴风的矛头所指,都在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他的亲密战友邓小平同志担心……

十八

刚过1976年元旦,就传来了周总理病危的消息。

1月6日半夜12点,王震同志来到我家,向我谈了总理病危的情况,还谈到一些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忧心如焚。王老说:“明天准许我们去探望总理,我们一同去!”送走了王老,我在凛冽的寒风中性立很久,感到政治气氛和自然气候一样严酷。当晚,我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将近一年没有看到总理,现在让我们探望,必是大厦将倾。总理啊!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多么希望您活着啊!全国人民又多么希望您活着啊!您不能走啊!

1月7日上午9时半,主老和我一起去看总理,走到总理的病床前,见他已昏迷不省,面容憔悴,胡子很长。王老看到这种情景,就悲痛地转身去找医生询问情况。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他身边呆呆地站着,期望他能睁开眼睛和我说上一句话,但已经不可能了。良久,我实在忍不住,哭出声来,走了出去……

1月8日上午,一颗伟大的、赤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

1月9日早晨,广播里传出总理逝世的讣告。我在哭泣,我们一家人在哭泣,整个北京城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1月10日下午4时,我去瞻仰周总理的遗容,同他作最后的诀别,从1938年第一次见到他到此时,整整38年了。

1月12日上午,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总理守灵,接待外国使团的吊唁,不少外宾也泪水盈眶,有的女外宾还哭出声来……

那几天,天安门广场上哀乐低回。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的青年人满含泪水,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总理献花圈,开追悼会,彻夜不散。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使他们变得更成熟了……

1月12日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的感受:“一个政治家在世界上声誉如此之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如此之深,他的逝世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古今中外能有几人?!”

1月15日下午,我们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当小平同志在致悼词时说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我们的总理感到深切悲痛时,全场一片哭声。追悼会后,总理的灵车前往八宝山途中,十里长街两侧,几十万群众冒着严寒,伫立迎送,哭声不绝,人类历史上有过这种场面吗?!

十九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总理逝世后不到3个月,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虽然“四人帮”对此进行了残酷镇压,但那也只是加快了他们自掘坟墓的进程。

总理逝世后不到9个月,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揭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屡建丰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人民共和国的建筑大师,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之危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老兵,我更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协助他工作的日日夜夜,不会忘记他的关怀、支持、勉励与批评,不会忘记38年间他所给予我的谆谆教诲,不会忘记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构筑起来的高尚品质和伟大风范……(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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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回忆周总理:不忘38年间他给我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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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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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想写一篇回忆周总理的文章,总觉得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半个世纪前,我与他第一次会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一幕;50年代中期,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接触他的机会就更多了,我的许多笔记本里详细记载着他的教诲和活动,他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风,至今一直激励着我。在1976年初那举国悲恸的寒冷日子里,我常常独坐灯下,心绪黯然地翻看那些笔记本,追思他那熟悉的身影和光彩照人的一生。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把我所敬仰和了解的恩来同志写出来。如今终于有条件可以从容地理一理思绪,以偿夙愿了。

记得国外曾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新中国的设计师是毛泽东,而一砖一石地把设计变成现实的建筑师是周恩来。虽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事情往往很难理解得清楚,但这样来评价周总理在建国以后所起的作用,还是很确切的。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曾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绘制了总蓝图。而要将这一蓝图付诸实施,则需要做大量的具体、细致而繁重的组织工作。是周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肩负了这副重担。恩来同志以他对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极端忠诚和负责的精神,以他过人的才智和杰出的领导艺术,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忠实地履行着他的使命。要使一个蓝图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是很困难的,即便是一个具体的建设项目,在执行过程中也经常要对原设计方案进行修改,更何况涉及国计民生的国家发展蓝图呢!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恩来同志在组织实施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的过程中,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以他的胆识和创造性,做了大量因势利导、扶正纠偏的工作。这是周总理最突出的功绩。也有这种情况,某个时期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了客观实际,造成异常困难复杂局面的时候,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作为执行者虽无力从根本上扭转乾坤,但他能忍辱负重,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威望,千方百计地弥补失误,尽最大可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少受损失;而对那些乘机兴风作浪的阴谋家、野心家们,他则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以他的高风亮节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

回首往事,在人民共和国初建的那四分之一多世纪里,能有这样一位好总理,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幸事!是年轻共和国的幸事!是全国人民的幸事!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全党的尊重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作为一个不谋任何私利,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的好总理,他是垂名青史,彪炳千秋的!

我初次见到恩来同志,是1938年初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此前,我在东北军中做党的地下工作,曾随军开赴上海前线,参加了“淞沪会战”。“淞沪会战”失败后,我所在的师伤亡惨重,在辗转撤到河南信阳时,我决定到武汉找党。一到武汉,我就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报告,叙述了我经历的“淞沪战役”经过,目睹的国民党军队指挥混乱、仓皇溃退的情况,着重反映了有大量武器被丢弃,建议通知地方党组织设法收集起来,武装抗日游击队,以免落入敌顽手中。并提出要见见办事处负责同志,面报我的一些想法。不久,即接到约我去谈话的通知,办事处负责人李涛同志接待了我。他说:“你写的报告,我们收到了,恩来同志也看了,很感兴趣,我们约你今天来详细谈谈!”

我听说恩来同志也看了我的报告,心里很高兴。对周副主席,我景仰已久,今天能不能在这里见到他呢?我企盼着,但没有把握。我坐了下来,向李涛同志汇报。当我们正谈得热火时,恩来同志走了进来。因为我曾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没等李涛同志介绍,我立即站了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恩来同志说:“你就是谷牧啊!”我说:“是!”他握住我的手,既没有叫我坐下,自己也没有坐下,大家都站着谈了一番话--

“你和李涛同志谈得怎么样啊?”他问。

“我们谈得很好,还没有谈完。”我说。

“继续谈吧!李涛同志大概已给你讲了,我们看了你的报告,觉得很有参考价值。至于你提出的要到延安去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但你不要着急。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太方便,还是让李涛同志给你安排一个住处,找一批书给你看看。几个月没有看到党的文件了吧?”

“是的!”我回答。

“先看看文件,然后再谈你去延安还是继续留在敌后工作的问题。”

“周副主席!我真想去延安学习。”

恩来同志停顿了一会儿,用那双睿智的眼睛看了看我,接着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据我看,可能是敌后工作更需要你!”说完,他让我和李涛同志继续谈,有事离开了。

当天,我就被李涛同志接到一个地方住下,认真阅读他送来的一批文件和书籍。几天后,我即得到通知,到驻在苏北新浦的东北军万毅同志那里,继续搞敌后工作。

说来凑巧,我第二次见到恩来同志,也是向他汇报上海的情况。所不同的是,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党已成为执政党,担起了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历史重任。那是在15年后的1953年11月。当时,我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

周总理那次到上海,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后,还专门要潘汉年同志(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和我向他作一次工作汇报,潘讲市场情况,我讲工交生产情况。总理进来时,我们在会议室门口迎接他。在见到他的那瞬息间,我发现他英武可亲一如当年,而且显得更年轻,更加神采奕奕。

我们坐了下来,开始向他汇报。汇报本子上的一些数字,是我们刚刚汇总起来的,不少还记不牢。所以,汇报中就出现了一些尴尬的镜头。有时,我们正说着,总理突然问起前面说过的数字,我们就忙着翻本子,他笑着说:“不用翻了,我记起了,是××××吧?”待我们翻到一看,正是这个数字,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当时我们猜想总理可能要批评我们几句,他却和蔼地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他的这番话,比直接批评更能触动我的心灵。有了这次“教训”,在以后20多年中,每次向他汇报工作,我总要把一些基本数字切切实实地弄清记牢。

在那次汇报中,总理与我们一起算了好几笔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纱厂的帐:给多少斤棉花可以生产多少尺布?每尺布的成本是多少?应该给资本家多少工缴费?等等。他特别指出,对资产阶级,要注意政策,既要反对他们“五毒”方面的错误,注意他们的守法问题和思想改造问题,又要尽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进步性。对资本家要规定合法利润,反对暴利。要学会同资本家打交道。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更要悉心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粗暴、草率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应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在工作中努力创造新的经验。

周总理深入实际、注意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55年1月,我调到北京工作,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从此经常直接聆听总理的教导,接受他交办的任务。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以及忘我工作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我刚到北京工作不久,有一次他带着几位部长去东北开协作区会议,我也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理出差,也是第一次与他同坐一架专机。登机以后,他与我们亲切交谈起来,谈这次会议的开法,也谈了些万隆会议上的花絮。我们正入神地听着,他好象想起了什么事,把服务员叫过来问:“快到山海关了吧?”

“是的,总理。”

接着他把秘书叫来,让秘书通知驾驶员,飞得低一点、慢一点,飞到山海关的时候,在上空转一个圈子,让机上的几位部长把下面的情况好好看一看。

周总理接着对我说:“你是管工交的,坐在飞机上也可以搞点调查嘛。到山海关的时候,你从窗口往下看,数一数几分钟之内有多少列火车进出山海关。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咽喉,东北地区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基地,从山海关的车辆进出情况,可以看出点我国目前工业交通方面的大情况呢!”

我当然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和总理的秘书及其他随员一起十分负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当飞越山海关后,我们把记下的数字报告了周总理。他笑呵呵地说:“这个数字在会上还有用呐!”

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我深受教育的是他指导经济工作中的求实精神。

1955年,党内曾开展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一有机会,还是要大讲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反对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问题。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发言说:“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956年9月16日,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那些年里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四点重要意见;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1956年11月10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走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周总理上述这些讲话,反映了他在领导国民经济建设中一贯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这些论述,在当时还是能得以贯彻的,但也并非没有分歧。一年多以后,我国出现了“热火朝天”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周总理的这些告诫就很难再贯彻到经济工作的实践中去了。

1958年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随着许多矛盾的出现,逐渐引起了全党的重视。1959年初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就讨论了纠正“共产风”的问题。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原定主题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做一做“冷锅上的蚂蚁”,总结检查当时的几项主要工作,通过已经起草的会议纪要,把国民经济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周总理基于对经济状况的深刻了解,很想把求实精神贯彻落实到经济工作中去,在会议前期为此深入进行了工作。

当时,我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参加了这次庐山会议。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冶金、煤炭、机械、交通、商业等部门的同志谈情况,谈问题,一直开到下午4时才散会。散会后,总理又把计委、经委的负责同志留下来开了个小会,要大家讨论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些主张,以便在大会结束前向大家交代,要求我们在两天内拿出方案来。就在这个小会上,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 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7月26日下午,我们接到通知去总理住处开会。原来,北京传来的当年钢材生产的报表他已经看过了。计委、经委的工作有些责备:“七个月过去了,到现在许多问题还不落实,这怎么能叫人满意呢?钢材,能想办法多搞一点当然最好,实在不成也不必硬撑了,有多少算多少,但一定要落实。”听了总理这些话,我们在场的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都在深入思考“大跃进”的教训,盼望着会议能通过那个已经起草好的纪要,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伐,克服当时经济上的困难。谁也不曾料到,没过几天,会议无端地提出了所谓彭德怀同志“军事俱乐部”的问题,会议方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纠‘左’”变成“反右”,“冷锅”又变成“热锅”。周总理在会议前一段提出的课题,当然被搁置到一边了。

庐山会议后,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几个“大办”一齐上马。直到1960年后期,迫于国民经济诸多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度过经济难关的课题,才真正提上了中央的工作日程。在三年调整中,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都作了卓越贡献。周总理作为第一线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指挥员,日夜操劳,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做出了第一等的工作,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1960年12月13日,周总理在西花厅召开了由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剖析,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周总理说:“我们做了错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经验不足。打仗不就是这样么?没有经验就打败仗。经济工作,看来我们仍是没有经验,连我们在座的各位在内。许多事都是我们提倡的嘛。今后必须慎重,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变目前的情况,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决策,在于我们这些人。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一次低指标。低了怕什么?超产么!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减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有计划的‘马鞍形’。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这样下去不行了,就不得不主动地搞‘马鞍形’。”

周总理还对“八字方针”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就更容易懂了。”“执行这八个字的任务是很紧张的,绝不是轻松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的有秩序的有计划的紧张。”

1960年12月30日到翌年1月,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开始时说:“庐山会议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也反了右倾机会主义,又提了几个大办。那时就迷信大办,过去大办过钢铁,这次大办水利,大办……,大办副食品基地。一方面压共产风,一方面又搞大办,实际又助长共产风。据说这次共产风比郑州会议前还厉害。”

周总理于1961年1月19日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说:“情况明,决心才能大,还要方法对。现在看,情况明很不容易。刚说弄得差不多了,过几天又变了,又不是那么回事了。粮食原来说入库190亿斤,以后又说180亿斤,一天一天在变,只得进口。进口原安排50万吨,现在是300多万吨。”“去年2000万吨钢,实际不行,但我们一直很久不承认。”“过去是煤炭问题,现在又出了木材问题。总是事情发展到情况严重了,我们才知道。”

周总理接着说:“讲到这里,我觉得心情很沉重。在困难面前,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许多事情,不能只责难地方,也不能只责难各部,我们也有责任。各部有没有封锁我们的地方?把困难挖出来,比封锁着好。否则,主席问我们,我们只得说如此如此,结果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事实却是如彼如彼。”

谈到具体工作部署时,他表示赞同小平、富春等同志的意见,并做了一些很重要的补充。他要求刚刚成立的“十人小组”,认真组织落实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措施,抓一季度又要照顾今后三个季度,抓重点又要照顾全局,抓当前紧急的又要照顾长远的。

周总理的这篇即席讲话,既原则,又具体,使我们很受教育,又很受鼓舞。他提到的“十人小组”,是小平同志在当天上午的会议上代表中央书记处正式宣布的,成员包括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刘澜波、彭涛、陈正人、孙志远等,并确定“薄在,由薄为主帅;薄不在,由谷代”。

按照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部署和决定,1961年春夏两季,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十人小组”。周总理让我们在养蜂夹道搞了个办公室。白天,我们各自在自己的部门工作,晚上就到这里开会,研究问题。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困难,经周总理批准,我们每天晚上开会结束后,可以免粮票并免费吃到一碗面条。每次开会,周总理都派他的秘书顾明同志来听,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有时他听了顾明同志汇报后,对有些情况还要连夜进一步追问。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我夜深回到家里,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案头的红机子又响了。一接电话,原来是周总理打来的;再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在那些为扭转“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局面的日子里,周总理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

“十人小组”的工作难度很大,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研究处理的问题都触及到当时经济生活的总神经。比如,要保钢材的产量、质量,冶金部门就提出要保焦炭的供应和质量;而要保焦炭的供应和质量,煤炭部门就提出要保采掘机械及炼焦设备的供应和质量;而要保采掘机械及炼焦设备的供应和质量,机械部门就提出要保钢材的供应和质量。如此循环,问题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从重量到重质,全面提高各个工业部门的产品质量,已成了当务之急。又如,“保煤”问题,既需解决采掘机械,更需解决周总理已经指出过的劳动力问题。煤矿工人在井下作业,劳动强度很大,粮食定量低了不行。而且不仅是粮食,还需要一些象酒这样的特供品。矿工长年在井下干活,阴冷潮湿,不喝点酒不行。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决定:井下工人,每月保证供应粮食××斤;供应白酒x瓶。“老大哥”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又冒出了“老大嫂”的问题。原来,当年安徽、河北、河南等地农业遭灾,煤矿工人在农村的妻子儿女难以糊口,就跑到煤矿上去找亲人。煤矿工人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在一旁挨饿而自己一人吃饱,就得分出一杯羹给妻子儿女,这样,他们自己又吃不饱了,影响了体力。周总理得悉了这些情况,心情沉重地说:“问题已经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

当年8、9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周总理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落实经济调整方针的工作安排:“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毛泽东同志也完全赞同关于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部署。中央领导核心的决定,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

在这一次庐山会议上,周总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除了大会上已经安排的日程外,他还经常在午间或晚上召开有关会议,研究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据我的笔记记载,仅从8月30日到9月14日这半个月里,他就找我和“十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及有关综合部门的同志,开会研究煤炭生产、矿山机械问题达6次之多。写到这里,我不禁回忆起在那段岁月里,“十人小组”在总理的具体领导下辛勤工作的幕幕情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难题,大家忘我地工作,多方了解情况,充分估计各种实际困难,深入研究各种办法和措施,简直绞尽了脑汁。在讨论问题时,大家有时也会因认识角度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最后总是能够从大局出发,把意见集中统一起来,拿出办法,报总理裁定。星移斗转,20多年过去了,现在“十人小组”中的6位同志已经永离人世。我深深地怀念他们。他们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也应当受到后人的尊重。

1962年是我党坚决贯彻调整方针、经济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的一年。在这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都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曾说到:“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七千人大会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为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并争取经济工作的新进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周总理日以继夜地战斗在调整工作的第一线。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他在福建组有个发言,严肃地提出了“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象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总理在西花厅连续召开过几次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问题。3月8日下午,总理根据大家议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作了一篇发言。经济形势方面,他讲了五条:(1)农村形势所谓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是指政治经济总的情况而言;单讲生活情况,目前仍很困难,并未过去。目前春荒早到,有的地方春荒情况不容忽视。(2)工业生产力破坏严重,通货膨胀,工人体力下降,心情不舒畅,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长此下去一定要出问题。(3)市场供应紧张,城市居民生活下降。(4)财政、信贷、物资不平衡。(5)国家和人民个人的底子更薄了。他的结论是,目前处在恢复调整的最关键的时期,国民经济要继续作大幅度的调整。他提出的措施有十条:(1)计划安排要从以工业为主转向以农业、市场供应为主来考虑问题。(2)要从最急迫的需要出发来安排物资分配。(3)要从短线出发安排生产。(4)从现在起就要搞好综合平衡,而不是在若干年后。(5)要以节约的原则安排生产,消耗大、质量低的企业要坚决停下来。(6)贯彻自力更生的原则。(7)国防建设要循序而进,尖端只能是试验,不能多搞。(8)基本建设非砍不可,至少要砍四分之一;今后一段的基建,只能是补缺口。(9)关系全体人民的事,一定要稳,不能轻动,如粮食问题,必须由中央统一调度;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的事,要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不能拖拉。(10)下一道命令,将所有高级消费品统统冻结。周总理提出的这些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经过党中央的进一步讨论和充实,后来成为他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部分中的基本内容。

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所经历过的那些日日夜夜,周总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卓越的领导才干,是令我终生难忘的。

全党团结一致,是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经过三年调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196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情况明显好转,并有了新的发展。

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越绷越紧,“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阶级斗争的重点开始转向党内。在1964年11月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就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以后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提出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如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所指出的:“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对于“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我体会,包括周总理和少奇同志等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他们也是在一种很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他们也是在凭着自己的认识看问题,凭着自己的经验干事情,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做工作。他们的思想和肩上的担子都是沉重的。周总理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所以,无论是同我们这些人谈话,或者公开对群众讲话,他总是讲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但是,“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他也搞不太清楚。比如他在8月份就向毛主席请示,并得到批准,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运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就可以说明他当时对“文革”的认识。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我觉得有两条原则总理是抓得紧紧的:一条是,反复强调执行政策,对于当时运动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他一经发现,就挺身而出,积极加以纠正。记得1966年7月8日,他在听取国务院各口汇报“文革”情况时,曾明确指出:“给人家戴‘黑帮’帽子,又要靠人家工作,这种作法不好。组织结论不能轻易做。”他还强调:“被批判的对象,不下放,也不外送,一般留在机关监督改造。”另一条是,在重大问题上经常向毛主席报告请示,争取毛主席的支持或者首肯,运用毛主席的权威,对运动做一些矫枉和引导工作。在“文革”初期,总理为了将运动纳入我党传统的轨道,维护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缩小对生产建设的冲击和破坏,作了极大的努力。当然后来运动的发展实际,使他的良苦用心完全付诸东流了。

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辞,周总理也是听不顺、看不惯的。在7月2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总理曾说,对于这些提法,他同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些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我们这些人,在这一段已经受到了大字报的“炮轰”,但都在背着“十字架”兢兢业业地工作。关于三线建设和基建工程兵问题,中央书记处由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由周总理主持,都听过我们的汇报。我还就西南铁路前线指挥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于7月7日专门向总理汇报过,他表示完全支持我的意见。那天下午,总理还在各口汇报“文革”情况的会议上宣布:“三线建设与一、二线不同,不能受文革的影响。”在那一段时间里,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都还能保持运转,周总理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而且他已经看出这场运动可能给经济建设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抓得比以前更紧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文革”进一步推向了高潮。这次会上,毛主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少奇同志,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央人事也作了很大变动,林彪成了接班人,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8月13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大叫大嚷:“文化革命要搞他几个月,大触每个人的灵魂,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睡不好觉,让任何单位都滑不掉、漏不掉!”8月18日,毛主席身着戎装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也登台亮相讲话,“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在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而来。

这年9月初,经李富春同志提议,毛主席批准,余秋里同志和我被通知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每人分管十个部。

周总理当时最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我们了解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情况和问题。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对于我们每天汇总的生产报表,他都要仔细审看。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掉下去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他都要认真查问原因,并和我们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那年的8、9、10三个月,是学生们来京“大串连”的高潮阶段,给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为了维持起码的铁路运输秩序,保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总理要我们花些力量,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指示我们:“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9月12日,总理还亲自给我打过电话,要我给他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10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我们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170万人的盘子安排运力。我找到总理叫苦说:“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人很难安排。”总理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常委讨论决定。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0月7日,我找了铁道部负责同志,整整用了一个上午才勉强搞出了运输学生170万、150万、120万三个方案,报给了总理。为了保证铁路交通运输,总理还在9月底要我突击起草一个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稿。

十一

这期间,“文革”的风浪已经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工矿企业。国家机关中,也闹起了群众组织,与社会上的红卫兵相呼应。学生冲击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8月25日,就有建工学院和琉璃河水泥厂的200多人包围建材部,揪斗赖际发部长,罚站罚跪,还动了手。9月中旬,有两派学生组织进驻了国家经委,分别支持经委的两派群众组织,互相争斗,严重干扰了国家经委的正常工作。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总理和富春、先念同志。他们立即研究,并指派我去处理此事,说服两派学生都退出经委大楼。说服工作相当难做。两派学生开始都不买帐,后来我不得不说“这是总理和富春同志的命令”,两派学生才同意退出机关。后来,我就此事的处理情况给他们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学生不能到工厂搞串连,更不能进驻各部委机关,干扰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周总理在此报告上批示:“坚持不让学校革命师生进入部、委设联络站,但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连系。周恩来九·十六。”(附原件1)他完全支持了我们提出的意见,之所以要加上“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取连系”这句话,显然是为了敷衍那个形势,以使我们的主要意见能得以通过,于大局有利。

也是在此前后,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9月15日深夜,总理在一份《快讯》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十分不安,马上打电话找我。我当时刚刚入睡。电话铃声一响,我即醒来,马上披衣去接,一听是他的声音,忙说:“总理,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啊!”他说:“一大堆事情缠着,睡不下啊!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是北京国棉一厂的……”他谈了大致情况,要我抓紧处理好这件事。我当时考虑,现已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便回答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他说:“好!”通完电话后,我就睡下了。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他的批示:“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张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你汇报。周恩来九·十六,二时。”(附原件2)看罢批示,我深深为总理对人民的极端爱护和负责的精神所感动,纺织厂的工人,不管这派那派,毕竟都是工人群众啊,总理深怕延误一夜,酿出更大的事端;我又十分愧疚:这件事本应由我连夜处理,无须麻烦日理万机的总理再加过问,但结果还是麻烦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里仍深感不安。

十二

如果说,1966年8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把“文革”推向高潮的第二个大动作(第一个是《五一六通知》的发出),那么,这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是第三个大动作。在这次会议上,所谓“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提出来了,少奇、小平同志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失去了作为中央常委的实际权力。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此时攫取了实际领导权。“文革”运动的底牌到此揭开了,周总理的处境益发困难了。

记得就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向他汇报过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并请示了一些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他双眉紧蹙,严肃地说:“你们提的问题我都认真听了,但需要中央常委研究才能定下来!”一听此话,我们就明白了形势的严峻。令人钦佩的是,就是在这种困难境地中,周总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仍然努力发挥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种“中和作用”和“减少损失的作用”。

在这一段时日里,哪里发生了武斗、打砸抢事件,总理就派联络员去调查,进行干预处理。哪位部长被揪斗了,总理就指示有关同志和我采取措施加以保护。10月29日,国家经委副主任陶鲁篇同志的办公室被造反派砸开,抢走了一部分文件。我们于夜里12点报告总理。他当即明确地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将国家经委过去的文件档案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加封条,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准擅动。为了使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不致遭到更大挫折,总理更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他的讲话和他组织起草的文件中,总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这在当时是谁也不能反对的。我记得11月9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坚持按他的意见定稿,并决定社论稿翌日立即见报。

那时,林、江一伙对此当然是十分恼火和怀恨的,他们公开污蔑周总理是“救火队长”,污蔑我们这些人是“救火队员”。王力在一次会上攻击说,工人闹革命的高潮,被“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和其他有关文件压制下去了。稍后一些时候,戚本禹等人更加明目张胆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面对这些污蔑和攻击,总理岿然屹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本色。

当时,总理是抱着什么心情对待那场动乱和浩劫的?他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一直铭记在我心中。那是在1966年11月19日下午,总理来到我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是总理的伟大心声,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崇高实践。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里仍然时刻惦记着同入“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

十三

说到这次工交座谈会,工交《十五条》的始末是不能不说的。此前,总理曾找余秋里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人,一个抓计划会议,一个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这后一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11月13日中午,陈伯达把他们“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给了我,要我们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11月14日上午,总理召开各口碰头会,我把此事向他作了报告。我说,原来就想把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广州的同志和各大区管工业的同志找来,商量一下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现在陈伯达他们既已搞出了一个文件,能否开一个工交座谈会商量一下。总理表示同意,会期定在16日到20日。

会议期间,同志们对陈伯达一伙的稿子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表示反对。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原稿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1)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3)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15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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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改革新政实施指挥员 利用外资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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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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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谷牧回忆录》。

改革开放头十年,正值谷牧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外资的吸收利用,他都倾注心力,当年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至今对他念念不忘,说他是“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得力的实施指挥员”。今天,这位改革开放的当事人,将在回忆录中为读者讲述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亲历亲为。宋平同志为该书作序称:它无论作为党的历史中一些侧面的剪影,还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人生历程的记述,都是很珍贵的。

继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谷牧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78年底到1988年初近10年中,分管对外开放工作。在此期间,他立足国内实际,研究国外情况,放眼发展目标,积极而审慎地迈出探索步伐。他精心处理各种复杂的权、责、利关系,把中央的重要决策认真地细化为可行的实施步骤和具体的操作措施。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城市及其相关地区的开放,外资的吸收利用,外贸体制的改革,涉外旅游事业与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以及海关查私监管工作的强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规划、组织、检查、督促、协调工作,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现实。

本报获授权将在《每日连载》版连续刊登《谷牧回忆录》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先睹为快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次特殊出访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经历了一段酝酿讨论的过程。1978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我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我们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都会见我们,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见了。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我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做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我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我是从丹麦去联邦德国的,代首相(首相访美去了)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一下小国。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利用外资的肇始

1978年6月,在我考察西欧回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那个会上,议到加强技术引进工作时,提出了付款问题。我国在引进技术装备中已采用过国际上通行的延期付款方式。会上认为这种办法利息较高,不大划算,要研究采取新的方式。当时谈得比较多的是利用中国银行在国外吸收的外汇存款。我在会上提出可按国际通行办法,采取多种方式。那次会后不久,小平同志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接着,在7月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不怕船翻了?

1982年初,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国家进出口委和其他几个委撤了,我负责的办特区这件事总得有几个帮手。经报请国务院主要领导同意,从已撤销的进出口委机关的干部中,选了何椿霖等8个人,组织一个小班子,在我领导下办理有关事务。组织好这个班子,我很花了些功夫。原来想命名为特区办公室,后确定叫特区工作组,隶属国务院办公厅编制序列。叫“组”也罢,叫“办”也好,反正办这桩事就是了!这个小班子建立后,我第一次召集他们八个人开会时,除了布置工作以外,还特意讲了一番交心的话。我说,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前景。你们谁要有顾虑,不愿做这个工作,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我不勉强你们哪一个。不过,我也告诉你们,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这话不是无的放矢,他们当中确有人受到这样的“忠告”:“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这八位同志思想还是坚定的,大家愉快地接受分配,并且努力做了颇有成效的工作。

“过来人”的

十点体会

(一)“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是目标在务实地过河,而不在乎本本上规定死的什么纲、什么线。

(二)梯度推进。我们先从毗邻香港、澳门、台湾,从众多华侨、华人祖居地的广东、福建做起;然后在工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科教事业较为发达,对外交通通讯较为方便的沿海地区展开;再推进到沿陆地边境、沿长江的港口城市和内地的省会、自治区首府等大中城市。

(三)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四)培育市场体系,注重市场调节。

(五)发挥海外侨胞和华人的作用。

(六)善于洋为中用。

(七)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

(八)力戒骄躁。

(九)抓协调,促落实。

(十)时刻不忘“两手抓”。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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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谷牧是可以无话不谈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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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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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看来,谷牧既是领导者又是专家,他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是因为他熟谙中国的国情与“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

谷牧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除了抓经济工作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了文化建设上。邓颖超曾经说过,谷牧读过7年私塾,能很好地理解传统文化,让他把儒家文化的研究抓起来吧!1984年9月,由邓颖超提议,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孔子基金会在谷牧指导下于山东曲阜市成立。

1989年10月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上,谷牧指出:“众所周知,‘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昌盛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即使到今天,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994年,谷牧又组织推动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据时任儒联秘书长的李林回忆,全世界的汉学家都把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来研究,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乃至对华政策的制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汉学家的影响,谷牧同志高瞻远瞩通过国际儒联这样一个平台,把全世界的汉学家都聚拢团结起来,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接受本报采访时还透露了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季羡林和谷牧都是“尊孔”的山东老乡,季先生不仅是儒联的理事,他作为奥运文化总顾问,还建议在奥运宣传活动中应该有孔子的形象。2008年,97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为95岁高龄的谷牧写下了“相期以茶”的约定。季羡林对谷牧的评价是:在知识分子心中,他是“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党内领导”。(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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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万里谷牧杜润生回忆高层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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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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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0年高层决策回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汇编了十几位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如万里、谷牧、杜润生、袁宝华、袁庚等同志回忆改革开放有关决策的文章,通过对一些重大决策背后一些争论和思考的叙述,从中可见我们国家在这30年走过的道路。

万里:如果不反掉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这实际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周总理专门总结过几条,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实事求是。何况这时学大寨,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主要是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农村“四清”中,曾提出基层“四不清”干部有走资派做后台,后来又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逐步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有些人就吹捧大寨不是生产典型,而是政治典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也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事事正确,一切正确,一贯正确,把“左”倾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看法呢?并不是因为我对大寨有什么成见,而是我到安徽工作以后,从农村的实际中逐渐体会到的。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念的是师范,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成天同农民打交道,对农民是有感情的。但是全国解放以后,我没有再做过农村工作。南京刚解放时,派我去接管工业;后来到重庆,也是管工业;到中央工作后,管工业交通,管城市建设,也没管过农业。只是1958年北京搞人民公社时,我到农村去看过一下,发现搞公共食堂问题很多,回来就提出这种搞法不行。但当时没人听,说也没用,我也不敢太多说了。第二年又去了一次,看到自留地的庄稼比集体种的、比公社种的庄稼要好得多。我看后也发过感慨,当然也没有人听。我的任务不是管农村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管过农村的事了。

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去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了,当时党中央的口号还是“抓纲治国”。抓什么纲,还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人民公社一套“左”的东西变本加厉,“左”的错误恶性发展。

定远县严桥公社有个红岗大队,是省里学大寨拔尖的典型。我去一看,庄稼似乎长得还可以,但仔细一了解,所谓“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寨式”的“大概工”。最糟糕的是强调算政治账,不必算经济账。庄稼好是化肥催起来的,做样子给上面看的。产量不低,成本很高,农民很苦,还要大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也就是说,不仅农业要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管理越僵化,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越严重。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而北京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官老爷,还在大喊大叫“把普及大寨县推向高潮”,“决战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一再强调这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这不是瞎折腾么!

我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发现了问题再找县委、地委商量解决。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回省便找新调来的顾卓新、赵守一反复交换意见,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同时,决定派农委的周曰礼他们再去作专题调查,起草对策。随即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现在回头来看,这些都是理所当然,毫不足奇的。但是在“抓纲治国”的时期,这些也成了禁区,成了“唯生产力论”,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要批,要割,要砍。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我们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这样做,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听传达的人数之多,情绪之高,为多年来所未有,而且奔走相告,连最偏僻角落里的农民也知道了。但“左”的影响确实是年深日久,有些干部满脑子“阶级斗争为纲”,听到“六条”的传达竟吓了一跳。他们忧心忡忡地说:“怎么能以生产为中心呢?纲到哪里去了?不怕再批唯生产力论吗?”

就在1978年初,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的现场会议。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抛弃了“学大寨”的那一套,而且开始用行动批大寨了。我们认定,大寨那一套办法不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能继续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前的农业生产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农民的两只手,而手是脑子指挥的,农民思想不通,没有积极性,手怎么会勤快呢?生产怎么会提高呢?我们不能按全国这一套办,又不能到会上去说,说也没有用。怎么办才好呢?按通知,这个会应该由省委第一把手去,我找了个借口没有去,让书记赵守一代表我去。我对他说,你去了光听光看,什么也不要说。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你就是不发言、不吭气,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总之,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继续坚决贯彻“六条”。在这段时间,新闻界的一些同志比较深入实际。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为我们写“内参”、写通讯,宣传“六条”,《人民日报》还发了评论,这些都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

杜润生:对包产到户,王任重、李先念也有变化

王任重这个人聪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工作能抓住重点。在许多问题上他是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在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有共同语言,相处和谐,但对包产到户,却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不过他允许和他争论,不歧视我们这些观点不同的人,平等对待,一如往昔。

1979年,有一个时期王任重在上海养病,把张平化叫去,说:包产到户,你们为什么不纠正?张赶紧回来传达,让农委纠正。

我说:七省三县会议的文件,是中央通过的,讲了群众要包产到户,不要批,不要斗。

张说:但不能放任自流,不做工作。我说:做工作可以嘛,但不宜硬纠。

还有一次,在甘肃召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王任重会上又提反对包产到户,宣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报纸上也发表了。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本来是赞成包产到户的,据说此时又有了变化。以后,王任重调离农业部,任中宣部部长。离任时,我俩恳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但已离开农口。

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先念同志是红军第四方面军领导人之一。我和他相处是在中南地区期间,他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一度兼任武汉市市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帮助邓子恢搞些具体工作。武汉市"三反"中搞出贺横夫大案,贺自己承认运集桐油出口,不但偷税,而且掺假以水充油,使国家损失无法计算。贺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过去和我地下党有联系。原地下党一位同志向我反映,此案不实。我着手调查,确实存在逼供事实。旋即向李汇报,他立即派人调查,证实水油不相溶,掺水于油是不可能的,而偷漏税也莫须有。他摸摸脑袋说:我们受骗了。从而举一反三,纠正了不少冤案。他敢于实事求是,敢于纠错,用人放手,南下干部对他多有尊敬赞赏之声。来北京后,我找他解决农村出现的一些难题,他无不尽可能予以解决。他的群众观点很强,但和任重一样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谈不拢,记得有一次写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请他署名,他打电话来说:要写得平稳些,包产到户,不能说毛主席错了,邓子恢是正确的。

80年代,有一次他约我谈武汉市一个老案子(纪凯夫事件)。然后转到闲谈,他表示不赞同耀邦否定水利的讲话。

他问我: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

我说: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村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他说: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

1979年4月下旬,在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中央、国务院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要我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从1979年5月11日到6月5日,我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反复研究,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粤、闽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订了几项重要措施,并帮助两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中央、国务院于7月15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批准举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项重大举措的出台,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启动了通过改革实行开放的进程。此时,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经过深入调研,用了近半年时间制订的第一部利用外商投资的法律。据此,当年批准了6家中外合资企业的举办。9月,我奉命访日商谈借用"日本海外协力基金"。经过一番交涉,年底签订了第一笔为数50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从而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禁锢。利用外资、侨资兴建旅游饭店,发展国际旅游事业的问题,也接着提上了日程。外贸体制改革,也由广东、福建两省自营若干商品进出口业务开始起步。还同一些国家签订了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的风险合同。对外开放由充分的议论决策,进入了在许多方面组织实施的阶段。

正如小平同志后来所讲: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尤其对举办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举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此先例。它是一项重要的创举和试验。因之,一些人对之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比如"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经过一再深入思考,我认为,实行对外开放已经被列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决策;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明令组织实施的大事。这些都没有变,更没有哪位中央主要领导说事情办错了。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对于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存有戒心;我们党有着长期"左"的影响,对特区和开放有疑虑和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许多议论不符合实际。比如旧中国上海租界的产生,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现在主权在我,情况根本不同了,怎么能简单类比呢?我仍然要坚决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把举办特区和对外开放推向前进。

在对外开放艰苦行进之时,小平同志亲自出马了。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他先后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一到广州,他就说,举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么样了。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此行,通过对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的题词,充分肯定了举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回到北京后,就对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于3月下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小平同志接见这个座谈会的到会同志时,对我一再叮嘱:搞好对外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工夫训练干部。5月4日,中央、国务院批发了这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这一文件明确指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经济管理自主权。"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还具体指派我"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

小平同志这次南巡重要谈话的发表,上述中央文件的发出,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是放不是收"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给那些有关举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画上了句号,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春天。让工业较有基础,科教水平较高,对外交通较为方便的沿海14个城市,跨上对外开放的骏马奔向世界,加强了改革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科技进步以振兴经济的力度。这是我国开放迈出的空前的一大步,对于广泛深入地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也起了重要作用。我记得,当年10月小平在一个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曾风趣地说,他在1984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桩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

吴敬琏、厉以宁:解读改革开放三十年得失成功的三个方面

吴敬琏:在我个人的印象里面,我认为最成功的改革,是这么三次,第一就是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不过这个改革只能说是个改革的启动;第二个就是1994年,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这个决定进行的全面的改革,在90年代之所以能够跨一大步,跟1994年的改革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就是根据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建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改革,我们沿海地带到了世纪之交,经济很快就起来了,这是跟1997年以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直接有关的。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农村家庭承包制,在当时条件下它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来促进农民的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大一统农业的情况,所以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安徽凤阳小岗村我去看过,在展览室里还陈列着当初十八户农民印了手印签的协议,协议上有一句话: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家的孩子抚养成人。这是冒着这个危险来搞的,但是承包制就推广了。你看几年之内中国市场的东西就那么多,多年不见的香油、花生米、鸡蛋、猪肉这些全有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大成绩。

第二个大成绩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结果中国有了证券市场,所以尽管在当时还是很不完善,但是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开辟了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回顾当初,尽管股份制受到过各种责难,但中国的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民营经济的兴起在当初也是冒着各种责难发展起来的,一直到民营企业不断成长以后,大家感到民营企业的确至关重要。就业是谁帮助解决得最多,是民营企业,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在很多城市中它的税收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我们的出口很多是民营企业起的作用。我们看到,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建立以及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表明了中国在前30年改革开放中,我认为最值得提出的三件事情。

遗憾的三个问题

厉以宁:第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因为农业的承包制还是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进的。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大的触动,所以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化速度比较慢,还产生一些权利不平等,像农民工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个问题,就是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行业垄断,特别是跟行政垄断难分的这种(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当时种种原因,财政困难或者其他原因,因此推行得极慢,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要关注民生问题,这个要下一步再改,你看看怎么样。

吴敬琏:我有一点跟厉教授是一致的,这个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是太迟缓了,这是199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而且据我所知有一些部门很积极,但是碰到了很多阻碍,它的原因我看还不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旧体制,使它迟迟不能实现。

另外两个,一个我认为就是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我们拿一个涉及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土地地权这个问题,像我的提法就是把田面权还给农民,就是在我们江南地区有田底权、田面权,所谓田面权就是永久的使用权,这是我们经济学上说跟级差地租相联系的那个产权,这个问题还得解决,不解决我们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一个我觉得不够满意吧。

另外一个就是法制建设问题。因为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自主决策的,是自由的交易,如果是一个什么行政的或者其他的权力在那里支配,这个东西根本不叫市场经济。所以这方面的改革进展太缓慢,就是说中共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也是1997年的事情,建设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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