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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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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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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蔡廷锴:将军本色惟爱国

 蔡廷锴(1892.4—1968.4),乳名炳南,字贤初,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他才思敏捷,善于审时度势,精于谋划、斡旋,有远见、有胆识,是国民党军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曾任第十九路军军长、总指挥,参与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及“福建事变”,是著名的爱国将领。

  “违令”抗日被誉“民族英雄”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1931年10月下旬,由于宁粤合作,第十九路军开赴京沪铁路沿线担负警卫。该军总指挥部驻南京两广会馆。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第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十九路军调京沪一线后,蔡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

  1931年底,蔡廷锴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蔡打算于1932年2月1日率部乘津浦线北上。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行动,派遣军舰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不断制造事端,提出无理要求,蔡不得不在淞沪严加戒备,做好备战工作,以便应付事变。

  1月22日报载,日本驻沪领事村井蛮横提出要第十九路军由驻地向后撤退30公里的要求。次日,十九路军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沪部营长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激昂地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戴戟时任淞沪警备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筹备在内)。根据会议决定,下午19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等密令。

  1月24日,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约蔡廷锴面谈。何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此是中央意旨,想兄也必同意。”蔡则对何说:“本军自到沪驻防以来,军纪尚佳,对于国际租界人士,均守文明,在沪中外人士尚无不满的表示,且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倘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之要求。最好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接着,杜月笙和史量才一同来找蔡廷锴,说张静江有事要和蔡在杜宅面谈,蔡到杜家时,张正在等候。午餐后,张静江对蔡廷锴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心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该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

  当天,蔡廷锴坐车到苏州,召集驻军旅长以上干部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在会上再次表明抗战的决心,并传达和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

  1月26日,日方限令在48小时内(即1月28日下午6时前),对日本领事村井的关于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的要求,作出“圆满”的答复,不然就要自由行动。当晚,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发出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第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盐泽没有等待答复,就下令开始军事行动。

  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寇分兵五路在闸北通庵路突然向第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袭击。蔡廷锴下令守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于是,守军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蔡廷锴、蒋光鼐、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以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军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由于守军的顽强抗击,敌人各路进攻均被击退。中午,蔡亲临闸北等处视察,鼓励官兵英勇杀敌,为国立功。这天,蔡廷锴、蒋光鼐、戴戟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

  1月31日晚23时,日军再度向第十九路军闸北防地猛攻,又被守军奋勇击退。战至2月4日,敌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从闸北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激烈的战斗。结果,在闸北方面进攻青云路守军的日寇被击退,吴淞屹然无恙;进攻江湾的敌军一联队(即一团)被包围歼灭。蔡即与蒋密商,乘胜反击日军,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重创敌人,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盐泽幸一因此而被免职,调回日本。

  2月6日,何应钦却下严令,要第十九路军撤退,并责问蔡廷锴说:“谁叫你打仗?”然而,蔡没有理睬何的这个命令。

  接替盐泽幸一到上海的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海陆空军已增加到一万多人,蔡廷锴估计不久必有激战,于10日冒着敌机的扫射,前往吴淞炮台慰问守军官兵,鼓舞士气。蔡特赠两打白兰地酒给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和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勉励说:“此酒是人民慰劳你们抗敌英勇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吹嘘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当天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十九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至晚7时,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

  2月13日,日军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又突然偷袭蕴藻滨。蔡廷锴急令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迅速向大场推进增援张炎旅。蔡亲带参谋副官数人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双方展开肉搏战。蔡见情况十分危急,即令旅长张炎率庞成团猛攻敌之左侧背,敌不支溃退。这一仗,久留米师团损失惨重。

  野村屡战屡败,日政府改派正规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随植田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谈话,扬言要迫使第十九路军撤退。2月18日,植田谦吉给蔡廷锴一份最后通牒,提出六项条件,扬言中国军队如不在2月20日午后7时以前撤退,马上采取自由的军事行动。蔡将这份荒谬绝伦的最后通牒送给蒋光鼐看,决定召开高级长官会议。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这时,有一个外国记者对蔡廷锴说,第十九路军兵员少、武器差,继续抵抗日军,好比以卵击石,并劝蔡及时撤兵。蔡却坚定地回答说:“坚守国土乃军人之职责,即使日寇增至十万人,也要誓死抵抗。”他反问这个外国记者:“假设日军无故攻进贵国,贵国军队也撤退吗?”记者无言以对。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上海附近的镇市村庄、第十九路军及前来增援的张治中第五军的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六十、六十一两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

  2月20日凌晨,日寇又发动一次总攻。敌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发滨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凶猛。蔡廷锴电告各部,采取“我军须先疏开,俟敌炮及飞机停止轰炸后,即回原阵地但动作要迅速敏捷,伪装及散兵多多布置”的打法,使敌伤亡很大,未能前进一步。

  从2月21日起,在植田亲自指挥下,日寇又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冲击,战斗异常惨烈,但是都被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挫败。

  植田的军事总攻计划宣告破产后,日本政府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任,并加派菱刈隆为副司令官,同时增调三师兵力和飞机200架来沪增援。此时,敌兵力已达六七万人。

  2月29日起,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均遭守军顽强阻击,其联队长(相当团长)林崛大佐也被击毙。

  3月1日,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闸北战线,敌冲击未逞;江湾方面,敌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继续向杨家楼方向扑攻;敌分两路进攻庙行方面,伤亡很大。但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已调往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日本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致使浏河沦于敌手。蔡廷锴等人曾请南京政府军政部速派两师驰援浏河,然而,一直得不到回复。浏河失陷后,守军侧面、后方均受到严重威胁。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同往南翔共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时,南京军政当局来电令淞沪守军于3月1日晚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

  3月2日,第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表示“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和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吾人身为军人,本以服从为天职,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誓不两立。”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变为自由城市。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空前热烈支援第十九路军。据统计,海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支前工作。蔡廷锴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同胞、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抗日将军”、“民族英雄”。

  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宋庆龄、何香凝等就到真如慰问十九路军官兵。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衣夹衣各一套。她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5天内制成了3万多套全新棉衣,运送给官兵穿用。

  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第十九路军却大不一样,对在作战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一概不予补给”;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屡次函电请援,南京政府却按兵不动,坐视不援。何应钦甚至通令各部:“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命处分。”同时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驻留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抗日军队以任何援助,相反的还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如下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第十九路军经过33天血战,退守第二道防线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安徽。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蒋介石肢解十九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第十九路军被迫调驻福建。

  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授蔡廷锴青天白日勋章,委蔡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底,国民政府命令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

 发动“福建事变”联共反蒋抗日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年春,日寇攻占热河,并猛攻华北长城各口。蔡廷锴深感第十九路军乃抗日的队伍,自应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缨北上,援救热河,南京政府纵不允许全军出动,亦应以一部先遣策应,以资鼓励前方士气。于是,蔡廷锴在漳州召开师长以上会议,决定抽调志愿军官兵编为两个旅六个团,以谭启秀、张炎分任旅长,粤、桂两省各编一个师,一同出发。蔡廷锴被公推为先遣抗日军总指挥。

  先遣抗日军进抵湖南耒阳时,不料热河及长城各关口已失陷,何应钦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蒋介石电令先遣抗日军回师福建。因此,蔡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更加不满。他和蒋光鼐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公布“塘沽协定”内容,反对出卖华北主权,因而引起南京政府来电相责。

  是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再三来电令蔡廷锴派六个团进占连城朋口、芷溪之线,“追剿”红军,并派督战官蔡启驻第十九路军总部监视。蔡即命令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由南靖、永安西进连城,并将长汀的马鸿兴保安团拨归区指挥。他还指示该师取守势,万不可孤军深入,将兵力分散无法驰援。第七十八师抵连城不久,遭到红军彭德怀第三军团的严厉打击,被歼灭了两个团,区寿年弃城逃往永安。这一仗,使蔡廷锴再一次认识到进攻红军政策的错误,明确这是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来达到其消灭第十九路军的目的,如再打下去,蒋介石宁让第十九路军孤立无援,坐以待毙,也不会增调援兵的。为了第十九路军的生存,蔡廷锴多次与蒋光鼐密商,决定派代表到苏区和红军联系。

  就在此时,陈铭枢由欧洲经香港回到福建,进行联共反蒋抗日的活动。蔡廷锴开始不同意组织政府公开反蒋,主张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联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后经蒋光鼐再三劝告,蔡也不坚持反对的意见。这年8月间,陈铭枢在闽取得初步公开讨蒋一致意见后,即匆匆回香港策划有关事宜,随后又派陈公培来福州研究与红军如何联系的问题。蔡知道陈公培在北伐时期和共产党有过来往,于是派陈为代表,直接和红军联络。蒋光鼐用绸子写了一封信给红军,表示和谈愿望,主张共同抗日,双方先行停止军事行动。蔡则亲自带陈公培到达水口镇,写了一张旅行条,令补充师第一旅旅长司徒非派人护送陈。9月中间,陈公培果然和红军在延平西南六十里之王台联络上,带回彭德怀的回信。蔡在尤溪口指挥所接到这封信后,心里很高兴。从此闽北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不久,陈铭枢第二次来闽,要蔡廷锴继续派人到瑞金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于是蔡又派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陈公培等去瑞金。徐名鸿等人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于10月26日与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个《协定》共十一条,其中第五条是: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11月上旬,蒋光鼐由香港回抵福州,传达陈铭枢、李济深等所召开的香港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发动“福建事变”,于11月间成立人民政府。蔡廷锴即火速分电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等五个师长及马江要塞司令云应霖、绥署参谋长邓世增、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秘书长徐名鸿等来福州开军事会议。在会上,蔡首先指出:第十九路军要革命,决心反蒋抗日,不反蒋抗日,十九路军就会被南京政府所消灭;并宣布十九路军扩军计划,将该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

  这时,蒋介石对蔡廷锴仍寄以幻想。蒋在庐山获悉陈铭枢回国的消息,即电蔡,一再查询陈的具体活动,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到庐山会晤。蔡托病不能前往。几天之后,蒋又来电特别说明,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晤谈。蔡乃电令第十九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同陆文澜、宋子文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蒋见黄后,拿出五十万元给黄转交蔡,说:“这是小数目,等贤初来庐山再多给。”11月中旬,蒋介石和蔡廷锴几次通长途电话之后,并亲笔专函,派徐康良驾机来福州接蔡前往南昌。此函极力挑拨蔡与陈铭枢的关系,企图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蔡未中计,反而将飞机扣留。

  11月18日,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有关修正政纲政策以及废弃国民党旗和军事、财政等问题。

  11月20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蔡廷锴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在中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蔡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3日,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人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路军下设五个军十个师。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调派十五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兵分三路,合围福建。当时,蔡廷锴认为应集中主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歼灭刘和鼎的杂牌部队,继续迎击南下,与东进之敌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决战,将敌第一批先头部队击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蒋光鼐则力主将行军主力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作持久抵抗,不然即将主力使用在闽东方面,乘敌人之虚进入浙东,打乱敌军进攻计划。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却认为福州是人民政府的首都,应集中主力守福州,只要福州能确保,政治影响就会逐渐扩大。军委会和参谋团对以上三个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多数人主张守福州,并通过了放弃闽北守福州案。

  根据军委会的决定,蔡廷锴于12月20日左右变更军事部署,随即乘飞机至漳州、泉州、龙岩等地区传达作战计划。这个月下旬,除张炎第四军外,其他各军先后到达福州附近结集。

  1934年1月初,在刘和鼎部的引导下,卫立煌第五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第四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第三十六师等部队进逼延平。驻守延平的师长司徒非,战斗仅一天,借口九峰山屏障失去,延平难以固守,竟于翌日派人接洽投诚。与此同时,古田守军师长赵一肩,认为孤城难以坚守,也接受了张治中的劝降。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一个团驻守水口,因兵力单薄,被敌军击破,谭只身乘木筏逃出重围。

  这时,蔡廷锴深知福州守不住,即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密商,决定派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邓世增回广东接洽,为该军退回闽西南时,请陈济棠允让闽、粤边八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进入闽南,支援掩护,以策安全。同时,蔡派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退守闽西时的经费;派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主力给以支援,免孤军作战招致失败。

  1月8、9两日,蔡廷锴先后接到彭德怀来电:敌军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模样。于是,蔡由甘蔗到白沙与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蔡建议火速向闽南撤退,否则后方联络被切断,全军将陷入重围。取得一致意见后,蔡即令前线各部立即撤回福州。人民革命政府成员于13日先后离开福州。这样,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宣告解体了。

  1月15日早晨,蔡廷锴离开福州,率领全军向泉州退却。当日,蒋鼎文部先入城,福州便陷入敌手。

  1月17日,蔡廷锴行车往泉州,路经涂岭,突遭李默庵第十师的阻击,他的车中弹数处,虽疾驰脱,但随同的卫兵全被击毙。蔡到目的地,即令毛维寿派兵往洛阳桥(泉州东面十里)布防,但是毛的态度十分暧昧。为了保存力量,蔡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火速分路西进,到达闽西,徐图再举。蔡深知毛已有异志,于当天黄昏乘飞机至漳州。次日凌晨,蔡率第四军周士第团、第十九路军总部直辖两个炮兵营及驻漳州的军政学校(军官团)学员前往龙岩,以待沈光汉第一军和区寿年第三军到来。不料第一、三两军抵达泉州后,被毛维寿用“要在泉州与蒋军决战”的谎言拖住,沈、区不敢突围,结果这两个军都被改编。毛叛变投敌,蒋介石委其为第七路军总指挥。

  1月19日,蔡廷锴退抵龙岩后,下令彻底破坏漳龙公路,将部队撤至大池、小池地区整顿,决心以龙岩为基地,继续反蒋抗日。这时,陈济棠来电,想收编蔡的残部。蔡几经考虑,为了保存第十九路军最后的种子,带回广东去,便和陈派出的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见面,旋将从漳州带来的部队编为一个旅,以黄和春为旅长,周力行、谢鼎新为团长。该旅由大、小池移驻永定时,被陈济棠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蔡廷锴于2月中旬取道汕头去香港。不久,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将黄和春旅缴械,对第十九路军实行斩草除根。

 时局陨变不矢抗日之志

  蔡廷锴于1934年4月离开香港,周游欧、美、澳等地。一路上,蔡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控诉日寇侵华罪行,抨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因此,他受到海外华侨和外国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墨索里尼对他的爱国精神也表示钦佩,说:“我为何要欢迎你,因我向来未见中国人敢和日本抗战者,有之,惟蔡将军耳,不但中国人要崇拜你,即外国人也要崇拜你之英勇,我不管中国政府对你之态度如何,我今天要热烈欢迎你。”南京政府令驻各国大使馆设法阻止华侨欢迎蔡廷锴,然而适得其反,有些地方却更热烈。

  经过一年零五天的周游生活,蔡廷锴于1935年4月返回香港,继续从事抗日反蒋工作。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发展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创办香港《大众日报》,扩大抗日反蒋宣传。同时,蔡将原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10万元公积金交给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成立一个独立团,以谢鼎新为团长,为抗日反蒋准备力量。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广西当局一面扩充军队,独立团也扩编为师,以翁照垣为师长;一面邀请各党派人士商量组织新政府问题。为了粉碎蒋介石关于“广西联日”的宣传,李宗仁、白崇禧曾先后派人携他们的亲笔信到香港,促请蔡廷锴入桂。蔡遂与区寿年、李盛宗等于7月下旬由香港取道越南西贡、河内,进入南宁。蔡到广西,对于粉碎蒋介石的“广西联日”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

  蔡廷锴到广西后,经李宗仁、白崇禧同意,决定恢复第十九路军建制。8月上旬,他即在香港《大众日报》、《珠江日报》和《广西日报》上同时发表宣言,指出:“我们应海内外同胞的要求,李、白两总司令的邀请,来桂集中,恢复十九路军建制。日寇凶焰已进入华北,形势日益严重,只有积极抵抗,才能挽救国家之危亡”,并号召“十九路军将士,迅速来桂集中,一俟整编就绪,即赴前线与日寇周旋,以偿抗日之宿愿,以付同胞之期望”。之后,即在南宁设立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蔡廷锴任总指挥,恢复三个师的编制,以翁照垣、丘兆琛、区寿年分任第六十师、六十一师、七十八师师长。蔡还兼任军官教育团主任。

  不久,李、白与蒋介石言和。李、白问蔡廷锴有何意见,蔡坦率地说:“如果大家确有诚意和平,息争一致抗日,我极表同情。但未实行抗日以前,我个人为贯彻主张起见,即解除兵柄,返港休息。吾人为革命抗日而来,绝不会有做官之念。”接着,蔡与广西当局协商处理第十九路军的问题。该军又被缩编为一个师,归广西部队建制,改为第二十六师,以区寿年为师长。蔡即在玉林宣布结束第十九路军总部及军官教育团的工作,取道梧州,返回香港。

  1937年清明节后,蔡廷锴重游南洋。在菲律宾,蔡获悉“七七事变”的消息,便于7月22日回到香港。8月中旬,蔡廷锴应蒋介石的电邀,前往南京,被委为大本营上将参议官。9月1日,蒋召见蔡,说:“现在各方面带兵指挥官均已派定,现在委你为大本营特任参议官。你不可误会,以为参议官是闲差,最好请你住在京中,随时得以咨询。”蔡回答说:“军人服从为职志,在此时期,任何职务均可接受。”

  9月17日凌晨,蔡夫人彭惠芳在香港家中产后身亡。蔡廷锴称这天“可为有生以来最悲痛的一日”。他曾在《自传》一书中写道:“吾妻一生劳苦,结果如此,真令我意想不到。吾妻虽一田间出身之乡下女子,但深知人情世故,对于家务处理,照顾儿女,与及人情客往,不特不要我关怀,即我自己的私事,也由她处理,极尽妇道,可当得起‘贤妻良母’之誉。我的子孙后裔将来读至这里应静默示敬数分钟,才算尽她的孝思。”

  10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又召见蔡廷锴,说:“你已休养数年,等我到汉口命你带兵。”在返回寓所的路上,蔡不幸被车撞伤左脚,膝盖骨裂为三块,由南京经武汉,转往香港玛丽医院治疗。

  1938年6月中旬,蔡出院回故乡休养。这时,蔡廷锴结识了“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子,她是罗湘云先生的女公子,名字是西欧”,并不知不觉被“这活泼可爱的女子所吸引着了”。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日本向北或南进一步扩大侵略打下了基础,日本政府在1936年6月修改《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时就决定对苏联以防为主,只要苏军不南下,日本不应主动挑起事端,而要稳住东北,以利于向华北发展。10月中旬,日寇进犯广东惠阳。余汉谋、吴铁城电邀蔡廷锴赴广州,共商御敌之大计。18日,蔡乘小火轮东下,突遭日机扫射,右肋受伤,只好返肇庆治疗。

  1939年初,蒋介石起用蔡廷锴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夏威任总司令,不久蔡又接任总司令职。迨日寇在防城、龙门、白沙等处登陆,南宁形势危急,蔡又委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备战于桂南、粤西一带,旋参加桂南会战。这年7月22日,蔡廷锴和罗西欧在贵县举行了婚礼。

  1940年4月,第二十六集团军改编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蔡任总司令。就职月余,蔡即呈准辞职,以上将参议官名义,闲居桂林。桂林将陷,又回乡居住,直至日寇投降。

  1949年1月底,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蔡廷锴即和由香港及各地陆续到达的民主人士一起进入北京。这时候,蔡整日沉浸在喜庆欢悦之中,他以全副精力,投身到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之中,经常忙到深夜。

  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还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68年4月,蔡廷锴因病住院,住院期间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但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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