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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中將﹝51﹞:杜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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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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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义德同志逝世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原委员、兰州军区原司令员杜义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9月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8岁。

  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兆国、刘云山、李源潮、俞正声、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曾庆红、吴官正、梁光烈、阿沛·阿旺晋美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对杜义德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杜义德是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人,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参加农民赤卫军,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排长、连长、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作战参谋、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兼第四局局长、骑兵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红军西征、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反“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等战役战斗,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队长、支队长、副校长、副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南地委书记、冀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反“扫荡”、反“蚕食”和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政治委员,参加了上党、陇海、定陶、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襄樊、淮海、进军大西南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川南军区司令员,兵团副政治委员、代理政治委员,兵团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川南剿匪和抗美援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杜义德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军委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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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要槍不要官的百戰將星——“黑臉將軍”杜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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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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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黃陂,提到開國將帥,婦孺皆知“黑臉將軍”杜義德。這名黃陂籍百戰將星,身材魁偉,因頭圓臉黑,家鄉人民親切稱其為“黑臉將軍”。

   寧要槍,不要官

    紅軍時期,杜義德將軍曾繳獲一支二十響快慢機駁殼槍,隨身佩挂,視為珍寶。

    1935年,杜義德負傷入院。出院前,杜義德被調往31軍。30軍軍長余天雲對杜義德說:“你要去31軍,得把30軍的槍還給我。”杜義德心裏清楚得很,余天雲是看上他的那支20響快慢機駁殼槍了。

    生性耿直的杜義德怎麼可能把自己用慣了的寶貝交出去,他氣呼呼地說:“槍是我從敵人那裏繳來的,憑什麼交給你?”

    但是,余天雲還是讓人把槍給下了,事後還跑到張國燾那裏告狀。張國燾皺皺眉頭說:“杜義德這個人有什麼問題沒有?”

    徐向前說:“此人16歲參加赤衛軍,18歲參加紅軍,父親因此讓地方還鄉團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拼命。”張國燾聽後說:“那就給他一桿長槍打仗去。”

    就這樣,杜義德從手槍變成了長槍,被撤了職。不過,了解杜義德的徐向前要來了杜義德,1935年5月,杜義德以徐向前隨身參謀的身份,開始了長徵。

    杜將軍的著名外號叫“杜堅決”

    追隨過杜義德將軍的老兵們都知道,將軍作戰勇猛,尤其擅長野戰。從小在山區長大,走慣了夜路的杜義德被戰友們稱作“夜老虎”。

    將軍的另一個著名外號就是“杜堅決”,這段軼事為老兵們所津津樂道。戰友尤太忠將軍說,杜義德執行上級指示堅決,從不講價錢。每次受領作戰任務,將軍便“堅決”不離口。有時候說“堅決完成任務”,有時候說“堅決執行命令”。


    1946年,劉伯承、鄧小平、薄一波、李達及杜義德(左四)等晉冀魯豫野戰軍指揮員檢閱隴海戰役參戰部隊。



    1947年,劉伯承、李達、宋任窮、杜義德(前排中著深色衣服者)、王近山、韋傑等在大別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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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义德:出师未捷亦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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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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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岁的杜义德,24岁就当上红军师政委。

  长征路上,杜义德和他的部队善打攻坚战。有一次攻打一个县城,久攻不下,血气方刚的杜义德“噌”地一下跃出掩体,第一个冲了上去。在他的带领下,县城攻下来了,一颗子弹却穿胸而过。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返回部队后就一直跟在徐向前身边任作战参谋。

  1936年底,当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作战时,杜义德率领着直属纵队,紧跟西路军总部行动,担负着总部的联络与安全。

  “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另一边是雪山,人烟稀少,物资匮乏,风沙漫天,而我们西路军21800余人中,非战斗人员占近半数,枪支数还不够一半。”杜义德说,在夜行军中,许多人冻掉了耳朵、手指和脚趾,重伤员冻死在担架上的事情也屡屡发生;加之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日夜苦战,几乎日日伤亡,天天减员。

  到1937年2月初,西路军已经损兵过半,时任总部4局局长的杜义德临危受命,兼任骑兵师师长。所谓骑兵师,只有400余人马,经过几天的骑术和战术训练,仓促上阵。由于缺乏弹药,红军以大刀、刺刀、长矛为主要武器,与敌人拼搏。

  一个多月后,西路军宣布失败,剩余的千余人分散行动,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一起编入右支队进入祁连山。

  在鄂豫皖苏区时,杜义德曾以“夜老虎”之名让当地民团闻风丧胆。在茫茫祁连山中,他摸着树皮辨别方向,成了一行人的“指南针”。为了躲避敌人,他们常常一夜换好几处宿营地。

  这些曾经在战场上统兵数千的战将,在大批搜山敌军的眼皮下行走,一旦被发现,惨剧难以幸免。红9军军长孙玉清和30军军长熊厚发,就惨遭敌人的追兵杀害。

  杜义德回忆,在路上又遇到了几个蓬头垢面的人,仔细辨认后发现是妇女团的战士。为了缩小目标,王树声建议分散行动,但分开没多久,另一个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不一会就停止了。杜义德知道,那些战士肯定牺牲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吃草根,喝雪水,沿途乞讨,翻过一座座山峰。”杜义德一行8人化装成乞丐,走到了黄河边。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分散过河,当中央组织的“援西军”看到他们时,没人能够认出这些红军将领。

  回到延安后,杜义德由毛主席介绍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解放战争中,杜义德成为刘邓大军的一名得力战将。1979年,他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2009年09月15日15:25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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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义德中将:威震冀南敌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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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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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营学校,是共产党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一大创举

  1939年9月,日寇侵华气焰日益嚣张。本想在战场上与日军大干一场的他,却被刘伯承、邓小平另委重任。杜义德回忆说:“有一天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找我去谈话,谈话开门见山。刘伯承说:随营学校现缺个副校长,组织上决定要你去。”

  “当时我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当副校长难以胜任,就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打仗比较合适。”

  “邓小平接着说:义德同志,你住过抗大,又担任过支队长,办学校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

  随营学校学员来自一二九师各部队,大都是从前线来的,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第七期共招收2100人,杜义德回忆说:“2000多人初到学校,什么样的想法都有,思想比较复杂,如认为进学校学习不如在前线打仗光荣等。”

  对于杜义德来说,上前线打仗他驾轻就熟,而办学校却是头一回。学员中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他首先要给学员们扫盲,教授语文和算术。语文从认字开始,逐步达到阅读报纸、写日记;算术要求学会加减乘除法。对成绩好的学员奖给香皂、纸、毛巾等用品。由于部队新兵多,军事课甚至要从练立正、稍息开始。

  平时以连队为单位教学,遇到敌情分散教学,而更多的时间则是利用行军中的休息、宿营后和集合出发前的空隙进行讲课或组织讨论。

  在军事学习上,学员来自前线,把他们各自战斗中的生动实例,拿到学校来,加以总结提高;学员们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学校将校长刘伯承写的《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论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等军事著作当作教材,结合实际教授。

  忆及此处,耄耋之年的杜义德有些动情。他说,每当晨曦初露、大地苏醒的时候,大家一齐唱起:“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每个人的胸膛就像有一团火焰在燃烧,随时准备上战场立新功。

  一年中平均每天七次战斗,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谈到抗战期间哪段斗争最艰苦,杜德义说:“是在冀南与日本鬼子血战的那几年。”

  1942年起,杜义德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兼任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这年头三个月,杜义德的部队7次遭日寇优势兵力的合围攻击,损失很大。

  4月29日1时多,情报人员报告,发现日伪军异常集结。天亮以后又发现敌人大批出动。10时左右,军区机关和区党委、行署机关及各部队被压缩到十二里庄一带,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原来这就是鬼子蓄谋已久的“4·29铁壁大合围”。日军共调集1万余人及大批伪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统一指挥,企图彻底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

  各部队紧急突围。然而各个方向都布满了敌人的大量机械化部队。就在最危险的关头,狂风大作,尘沙飞扬,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使天昏地暗,能见度不出十步。八路军将士觉得仿佛一条黄龙从天而降。敌人无法出击,只能在碉堡里胡乱地向外开枪,机枪子弹像旋风一样,在杜义德的耳边擦耳而过。

  突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危险并没有解除。在马头镇部队再次遇到敌人合击。一颗炮弹落在杜义德坐骑边。杜义德反应很快,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战马被炮弹击中,一块弹片扎进杜义德的左大腿内侧,他咬牙拔出弹片,鲜血立即染红了军裤,旁边的战士赶紧用绷带给他包扎。

  为了节省有限的弹药,眼看着日寇越来越近,杜义德一声令下率先端起刺刀,跃到鬼子面前,大吼一声,刺向鬼子的胸口。他从倒地的鬼子身上撕下一块布,用牙咬着缠紧身上的伤口,又扑向下一个敌人……

  部队硬生生地冲出一道缺口,成功转移。

  1942年全年,冀南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2500余次,平均每天7次;1943年2月里,28天共进行战斗270余次,平均每天9次。战争的残酷和惨烈可见一斑。

  杜义德说,冀南地处平原,没有大山没有森林也没有湖泊,缺少游击战可以利用的险要地形。“青纱帐”未起或已落的季节,部队开展行动就更加困难。

  “在最困难的时候,”杜义德说,“甚至只要能够保存自己就是一种巨大的胜利。”

  七个武工队扬威冀南,再也不怕日寇的“扫荡”

  1943年,冀南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先是大旱8个月,接着又是蝗虫灾害,8月下旬至9月初连降大雨,造成历史上罕见的水灾。日寇灭绝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将多处运河堤掘开,受害达30余县,使冀南地区一片汪洋,霍乱瘟疫流行,近百万人流离失所。

  “局势对我方十分不利,但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杜义德说,“一方面机关精简整编、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更加灵活地与敌人斗争。”

  军分区组织了七个武工队,共63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活动马上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夜晚,靠近敌人碉堡后,他们把宣传品和标语用弓射进去。还把已经投诚的伪军编成组喊话,利用认识的老乡或同学做工作。一到喊话,碉堡里就有伪军探头探脑,有时看到认识的人吃惊地问:“八路军没杀你?”投诚的伪军说:“跑出来的人都回家了,这是宽大政策,你也快下来吧。”还有的动员亲属来喊:“你跟鬼子打中国人,咱就不是兄弟!”

  对于顽固不化的汉奸,则坚决予以镇压。他们摧毁了全区绝大部分敌伪大乡组织,破获了隆平县(今属隆尧县)全县的特务网,击毙特务汉奸29人,连巨鹿县城的大特务、伪警备大队长王文珍也被处决了。这一来,有力地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

  同时,武工队还在伪军中建立了“耳目”。日军一旦准备“扫荡”,八路军就能及时得到消息。八路军经过敌人据点的时候,就有伪军中的“耳目”放行。2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灼在日军的突袭中受伤被捕,立即有“耳目”通报说李定灼被暂时关押据点里。杜义德听说后组织武工队营救,伪军中的“耳目”做通了看守的工作,合力救出李定灼后投奔八路军。

  瓦解伪军的同时,日军也被瓦解。杜义德说,这一时期,日军向我投诚2人,逃亡24人,自杀9人。八路军控制了越来越多的村庄。日寇逐渐龟缩至大的据点中。

  1945年5月初,杜义德率部连克南宫、新河两县城,6月配合冀中军区发起子牙河战役,攻克艾章庄、东汪等敌人顽固据点,至8月底,解放了冀南大片的土地和人民。

  (记者孙彦新)
(责任编辑:刘倩)
2009年09月15日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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