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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代远的教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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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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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滕代远(1904—1974),曾因与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而闻名中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多年的铁道部部长,为新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滕代远有5个儿子,长子久翔、二子久光、三子久明、四子久耕、五子久昕,除长子外其他4个儿子先后参军。本文所介绍的,就是他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教子之道。

  


  1950年秋的一天,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到铁道部门口要进去找人,被门卫拦住了。门卫见他一身土里土气的山乡装束,就盘问道:“你是哪里来的?找谁?”年轻人被问得低下了头,怯怯地回答:“我找父亲。”“你父亲是谁?”“滕代远。”

  原来,这个大老远跑来的年轻人就是滕代远在老家务农的长子滕久翔,他听说父亲在北京当上了铁道部部长,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探望。几经周折,久翔终于见到日夜思念的父亲。久翔是滕代远离开家乡考入常德师范的前一年出生的。参加革命后,滕代远一直没有机会回老家看望亲人,如今见到阔别20余年、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心里自然是分外高兴。

  在儿子暂住北京半个月的日子里,滕代远在工作之余抽空陪伴儿子游览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父子俩相处得十分愉快。浓浓的亲情、首都秀丽迷人的风光以及优美舒适的环境,使得久翔萌生了一个念头。

  一天,久翔央求向滕代远说:“爸,你现在是铁道部的部长,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吧?这样,咱父子俩也好经常见面。”

  滕代远沉思片刻后,亲切地对儿子说:“按父子情分,我应该在北京为你找个事做。但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职权谋私利的权力。再说,你在老家上有祖母,下又有爱人和孩子,你不能把这副担子交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啊!你应该回去。”起初,遭到父亲婉言拒绝的久翔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转念一想,觉得父亲的一番话还是有深刻道理的。最后,他接受了父亲的意见,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家去。

  临行前,滕代远还反复叮嘱儿子:“家里有什么困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要打我的牌子给国家添麻烦。”久翔记住了父亲的教导,不住地点头允诺,铭记在心。

  


  1943年11月,滕代远的二儿子久光出生了。结婚多年喜得贵子,夫妇俩都格外兴奋。然而,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是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大肆“扫荡”和“蚕食”,残酷的斗争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只好把久光寄养在老乡家里。

  新中国成立后,久光被接回北京,进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在学校里,久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使得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点忘乎所以了。滕代远认为这样下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于是就把孩子转到一所普通学校。但久光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毛病仍没有改掉。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滕代远夫妇决定把久光送到秘书的老家,一个山区农村去锻炼。他对秘书说:“这孩子自从跟我们进了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像生活在蜜罐里,不知农民的辛劳,不了解庄稼是怎么样长出来的。这样下去,容易变成资产阶级的纨绔子弟,我看还是让他到老解放区,找个庄稼汉当老师,学学种地,吃点苦才好。”

  就这样,久光被送到河北唐县的一个山区农村。一下子离开了北京城,来到这么艰苦的农村,久光开始很不理解父母的一番苦心。滕代远就经常抽时间给孩子写信,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劳动。后来由于上学不方便,滕代远又让久光带上户口到黑龙江省依兰县姥姥家,一边上学一边参加农业劳动。期间,滕代远仍然时常抽时间给儿子写信,关心儿子的学习劳动,以期健康成长。

  离开了父母,久光逐渐增强了独立性,并有了可喜的变化。北方的高粱米把他养得非常结实,劳动的汗水改变了他贪玩的恶习,学习成绩也渐渐好起来。

  3年之后,久光被父亲接回北京。1962年夏秋之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久光激于保卫祖国的义愤,自愿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滕代远格外高兴,表示热情支持,他觉得自己几年来在久光身上倾注那么多的爱抚和教育没有白费,他语重心长地对久光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人民共和国需要你们捍卫。人民解放军是个大熔炉,希望你在熔炉里锻炼成才。”

  


  1964年夏,滕代远的三儿子久明高中毕业,正埋头苦读,准备参加高考。

  一天傍晚,滕代远夫妇谈论起家里的事,对久明学习肯用功、进步快的情况感到十分欣慰。秘书见状插话说:“久明对我谈过,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想请您给学院刘院长(滕代远的老部下)写封信。”

  滕代远听后,断然回答说:“读书,上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大学能考上更好,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多得很,做工、种田、当兵都可以。”滕代远又对妻子林一说:“要给孩子讲清不能写信的道理,靠私情,拉关系,不是我们党的作风。”

  后来,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在久明准备上大学的前几天,滕代远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一再嘱咐:“这是我们对你的希望,你是咱家第一个进大学的,一定要好好学习。”他还抄录了陈毅1961年7月送儿子上大学时写的《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姗》这首长诗中一些句子以勉励儿子,可谓用心良苦:“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白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克里空。身体要健壮,品德重谦让。工作与学习,善始而善终。人民培养汝,报答主事功。祖国如有难,汝当作前锋。”

  久明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滕代远的病情已较为严重,可5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好心的同志常劝他把孩子调回一个,久明也写信表示希望回到父亲身边,好照顾家里。但滕代远没有这样做。他给久明写信说:

  我身体不好,有组织上照顾就足够了,党和国家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你大学毕业后,哪里最需要,你就到哪里去工作,一切听从组织上的分配。

  后来,久明被分配到离北京千里之遥的一个部队工作。一次,久明利用出差机会回家看望。当他和父亲谈到部队生活时,滕代远问:“你现在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当参谋”,久明得意地回答。他自认为刚分到部队就调到机关工作,说明自己进步挺快,原以为父亲会为此高兴而表扬他。哪知滕代远却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大学生,连兵都没当过,能当好参谋吗?我看你应当先到连队去当兵。”听了父亲的意见,久明回部队马上给组织上写了报告,申请到基层连队工作。此后,他不以大学生身份为骄,更不以高干子弟自居,虚心向同志们学习,刻苦锻炼,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后来,他当上连长,在边境作战中还荣立了三等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上下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都被打乱,学校停了课。滕代远的四儿子久耕在父亲的支持下,打起背包先后来到白洋淀和狼牙山,住进了农民家里,从事生产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1967年底他才回到北京,接着又报名参军。

  1968年初,久耕离家那天,滕代远一遍遍地检查孩子的行装,还送给久耕一套《雷锋日记》和《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儿子:“到了部队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忘记革命前辈创业的艰难,向工农出身的战士学习,做雷锋式的好战士。”

  于是,久耕带着建设祖国边疆的激情与豪迈,带着对军旅生活的向往,高高兴兴地告别了父母,开始了新的生活。

  隆隆的列车向前奔驰,熟悉的北京城渐行渐远。车过内蒙古自治区,窗外的世界变得萧条单调起来,扑入眼帘的尽是一片无垠的沙漠。列车穿过河西走廊时,窗外更是荒无人烟。久耕的情绪逐渐低落下来。后来,他给家里写信汇报自己在部队工作学习的情况,在信中他表达了一肚子的埋怨。

  滕代远很快给久耕回了一封回信。从这封写给儿子的亲笔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老革命家的殷殷父子情和拳拳报国心。

  耕儿:

  你的来信收到,我们很高兴。古人说,“金张掖,银酒泉”,形容它出产大米,很富足。我于一九五四年为修建兰新铁路事,路过张掖。想迄今铁路通车了,各种建设必定增多了,人民生活较前更好了。就是靠近沙漠地区,气候变化不定,棉衣不能离身,望注意,不要感冒、生病。当兵首先要服从命令,守纪律,兵爱兵,兵爱官,官爱兵,兵爱人民群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尤其要好好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夜间演习,紧急集合,长途行军,(要有)马上参加战斗,同敌人拼刺刀,英勇的(地)杀敌人的思想(准备),养成战斗作风。向贫下中农出身的战士学习,交知心朋友。把我布衬领送你。二条。望你写一信给你那个同学,拿去小明的书(第四本)赶快退回我。愿你锻炼成钢,身体健康!

  
父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滕代远被任命为铁道部长,亲自主持修建了兰新铁路,到过张掖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所以,十几年后,他想着铁路通车后西北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信中“气候变化不定,棉衣不能离身”、“把我布衬领送你”等句,足见他对儿子的关爱细致、周到,殷殷父爱跃然纸上。他不仅在生活上对儿子关心备至,思想上对儿子的要求丝毫也没有放松,要求儿子“吃大苦,耐大劳,养成战斗作风”。他认为只有让儿子“锻炼成钢,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

  父亲的信像春风化雨,及时滋润了儿子的心田。久耕理解了父亲的心思,坚定了在部队勤奋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在分配岗位时,大部分战士分到技术部门,而他却主动要求到炊事班工作。无论酷暑还是寒冬,脏活累活他争着干,处处吃苦在前,戈壁滩上留下了他辛勤的汗水和坚实的脚印,群众都称他是“活雷锋”。

  滕代远时刻关注着儿子的成长,他把自己参加党代会的纪念册寄给久耕,在扉页上写上了对孩子的希望:“耕儿,愿你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父亲的关怀与鼓励下,久耕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提了干。滕代远又在家信中告诫他,提干是组织上给你更新的任务,你应该比以前做得更好,当好普通一兵。

  后来,久耕又被调到陕西某基地工作。1970年盛夏,久耕不幸脑颅骨严重损伤,昏迷不醒。知道消息后,因病卧床的滕代远很是着急。在妻子的建议下,他派警卫秘书到基地看望久耕。当警卫秘书要启程的时候,滕代远拄着拐杖送他到门口,并严肃地嘱咐:“你到了部队,一定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我的意见是两条:一是如果孩子能抢救的话,要尽力抢救,因为孩子还年轻,还能为党和国家做工作;二是如果确实没有希望了,我们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一切按照部队上的规定办。”后来,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久耕幸运地脱险复苏,又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锻炼,逐渐恢复了记忆。

  因为工作需要,久耕的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不管到哪里,他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更加努力,先后被国防科工委党委和海军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久耕从部队转业后,到广东粤海石化储运公司任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小儿子久昕1952年生于北京。可是,当孩子刚满16岁的时候,滕代远就积极支持孩子到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不久,学校发来登记表,久昕填完后请父亲审阅。滕代远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他对妻子林一说:“孩子现在离开我们是早了点,但我们不能因为舍不得,永远把孩子拴在自己身边。孩子响应号召,去建设边疆,我们应该支持。当年我们离开家庭参加革命,也是这个年龄。”

  久昕临行前,滕代远拿出一条已经褪了色的军用毛毯,对儿子说:“这条军毯,我和你妈用了快30年,你这次离家,把它带上吧。”说着,滕代远亲自动手把毯子放到了久昕的行李里面。

  久昕被父亲的关爱感动了。他懂得这不仅是为了御寒,而是父亲在告诫自己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久昕用平时积攒下的零花钱买了许多信封和邮票,用胶水先将邮票粘到信封上。当父亲提出疑问时,久昕不好意思地说:“头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条件又艰苦,要是想家了写信时方便些。”

  父亲听后爽朗地笑了,语重心长地嘱咐:“到了边疆要团结当地人民群众,多向少数民族同志学习。”

  久昕在边疆期间,滕代远夫妇经常去信,勉励久昕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滕代远在信中常常谆谆教育说:“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是干部子弟,要在艰苦朴素上成为标兵。”久昕也经常给家里写信,汇报工作生活和思想状况,父母看后非常高兴。

  1970年,久昕光荣参军,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一次,他回北京出差,一些在京工作的老同学听说久昕回来了,跑来叙旧,还在一块吃了顿饭。临返部队前,久昕也回请了他们。吃饭的开销比较大,久昕却认为事情办得很周到,有一次在信中无意中将此事告诉了父亲,滕代远知道后非常生气,马上提笔写信批评:

  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问题、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

  不就是吃一顿饭嘛,何必这样!久昕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父母除了写信帮助久昕提高认识外,还告诉几位哥哥,同时也写信告诉部队的领导,大家一起来帮助久昕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问题。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久昕认真反思自己的言行,对这件事有了初步认识,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寄给被疏散到外地的父母。父母看后都很高兴,母亲来信说:“……你爸爸阅后在信上批了一个很大的‘好’字,希望你以更大的进步迎接19岁的生日。”

  1973年6月,因北京修建地下铁道,久昕所在部队整编后,将久昕从湖北郧阳调回北京。部队首长知道滕代远身体不好,身边没有一个孩子,久昕又是他最小的儿子,特意给他几天假回家看看。滕代远见到久昕特别高兴,拉着手问长问短。久昕望着父亲清瘦的面庞、满头的白发,心情很不平静。滕代远问他什么时候去新单位报到?他说:“部队首长给了几天假,在家休息两天就去报到。”滕代远不同意,说:“可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照顾,也不要什么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听我的话。”

  这年9月,久昕回到离北京市区约30公里的地方参加教导队的集训。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久昕请假回到家里看望父母。见到双亲后有说不完的话,时间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星期日的下午,但他必须在晚上点名之前归队,否则就违犯了军纪。久昕心里非常着急,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瞒着父亲向秘书说明情况紧急,提出想用父亲的专用小车送他回去。

  滕代远发现自己的车不在车库,就问:“汽车去哪里了?”司机连忙说:“油不多了,去加点油。”由于这是因私事用车,久昕只好偷偷在大门外上车。

  谁知这件事情还是被滕代远知道了,他批评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在久昕下一次回家时,滕代远把久昕单独叫到一边,口气相当严厉地说:“你胆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车!”又说,“干部子弟不允许有优越感,你把我的话全忘了吗?”久昕知道自己错了,紧张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躲一下才好,连忙向父亲承认了错误。“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不许坐我的车!”父亲以这句话结束了批评。

  滕代远总是这样严格要求子女,以后几个孩子探亲回家,都是挤坐公共汽车,再没有因私事坐过父亲的小车。

  1974年9月,久昕回家探亲。吃早饭时,他兴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想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然而滕代远夹给他的却是一个小窝头,他感到有些扫兴。心想,在连队就经常吃窝头,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改善一下,怎么还吃窝头。他向父亲摇摇头,母亲也在一边劝他不要吃了。可是父亲不答应,坚持让他吃。没有办法,他只好勉强咽了下去。饭后,久昕陪父亲去公园散步,不一会儿就谈到早饭的事上。父亲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的条件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人的衣食住行都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是,怎么能忘记过去呢?在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连树皮都扒下来吃。你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亲的教导深深地印在久昕的脑海中。

  1974年11月30日下午,病重住院的滕代远在弥留之际,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久昕在一旁听着也入了神。晚上,林一来到医院。滕代远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可惜的是,家人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拿起铅笔,在纸上反复写着什么,可究竟是什么字,家人也看不懂。林一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滕代远好像听懂了意思,不再着急了。铅笔下显出的字终于让家人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

  久昕一下子明白了:这正是父亲对家人的一贯要求和希望啊!久昕用双手捧起这张纸,虽然很轻,但上面的“服务”二字却重如千钧。父亲是在嘱咐家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久昕凝视着这两个字,向父亲认真地点点头,轻声对他说:“我们会这样做的,你放心吧!”滕代远也点点头,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老人的眼眶湿润了,孩子的眼睛也被泪水挡住了。翌日9时15分,滕代远逝世,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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