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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金烈:从普通兵工到共和国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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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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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军工”来金烈

  “部市合作”谱新章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邓小平预言:世界大战20年内打不起来。这是洞悉世界风云的人才具有的远见。中国国防工业面临着转向经济主战场,选择生存之道与发展之路。

  1979年3月,来金烈走马上任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主管军品科研、生产管理。

  由于历史的原因,兵工企业的生产由兵器部直接管理,与地方经济完全脱节。来金烈提出了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建议。兵器部(原五机部)首先在重庆成立了四川兵器工业管理局,受部和重庆市的双重领导。在重庆经济中心的统一规划下,兵工企业淘汰了一批经济效益差、同地方中小企业“争饭吃”的产品,把主要力量转到生产能源设备、交通运输机具、光学和化工设备等产品上来。继“嘉陵”摩托车经济联合体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铁马”重型汽车、“长安”微型汽车等一批联合体,以具有技术和设备优势的兵工企业为龙头,和数百家中小企业联合配套。短短5年间,兵工企业共向重庆市上交民品税金5000多万元。

  这为全国军工部门“保军转民”的改革提供了样本。之后,兵器工业部与天津、陕西、河南等省建立了合作关系。

  “巧谏”保全兵工行业

  1986年,国务院撤销兵器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组建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下设军工总监统管原两部的军工工作。来金烈就任军工总监。此时,国防工业大规模压缩,订货大量减少,一向令人羡慕的兵器行业顷刻间全行业萧条。

  就在此时,有人提出的将兵工行业全部交地方政府管理的建议得到国务院负责同志的认同,一些生产任务不重的工厂已开始交地方。看到这些,一向温和宽厚的来金烈心急如焚,决定“进谏”。他急切地找到军委主管国防科研的刘华清副秘书长,顾不上客套便说:“刘秘书长,将来我们的军队是要先进的武器,还是要打狗棒?这样下去,我们的军队迟早会没武器的。”

  来金烈所反映的情况引起了刘华清的高度重视,刘华清据理力争,提出了不同意见,兵工行业是否下放地方这个问题被多次论证。面对一时难以形成共识的局面,来金烈巧妙提出“先行调研,再做最后决断不迟”的建议。真实情况如他所料,地方政府不愿意接受军工企业这个包袱,兵工企业下放地方的预算费用需要100多个亿。这种客观情况远远超出了提议者的想象,故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兵工行业由于来金烈的“巧谏”而得以保全。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让你不得不佩服来金烈的胆识、勇气和责任感。假若当年没有来金烈的‘巧谏’,后果不堪设想。”当年曾赞同交地方政府管理的一位同志现在谈起这段往事时感叹。
 二次创业和引进苏联技术

  1988年12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成立,来金烈出任总经理。这一举措将多年来政企不分的兵器工业变成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依法承担经济责任的经济实体,把整个兵工系统推向了商品经济的第一线。来金烈率领全体兵工人从焦虑与疑惑之中挣脱出来,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来金烈深知选准民品开发项目是兵工成功实现军转民战略的关键。调查研究之后,他提出了“军民结合,军品优先;三大系列(机械、化工、光电),车辆为主;多种经营,突出外贸”的战略目标,不仅培育了一批优秀企业,更在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989年9月,苏联解体,时刻关注国际形势的来金烈作了这样的判断:苏联在国防科技工业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俄罗斯经济困难,企业急需出口创汇,此时开展对俄技术合作对我十分有利。在征得有关领导支持后,来金烈组团访问俄罗斯。在向上级提交的考察报告中,来金烈大胆提出了“以引进技术和引进人才为主,必要时引进生产许可证”的建议,国家相关部门随之成立引进办公室,协调引进事项。之后,其他领域也开始了各自的引进工作。

  曾亲历这一过程的原某局长作了这样的评价:“来总经理开创的对外引进不仅使我国的某些常规兵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为兵工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创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记住他!”

  魅力来自亲民

  来金烈为人处事的哲学是赤诚厚道,一视同仁。不论是台上人还是台下人,也不论你景气时还是晦气时,他都平等善待,始终如一地相处。

  到重庆456厂后,他同干部和工人们亲密无间,息息相通,甚至对许多人的脾气秉性、兴趣爱好、生活特点、工作能力、业务水平等等都一一了然在心。不管谁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加以疏导,予以解决,从不发火,更不推诿。在456厂的20多年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来金烈家,家长里短的事儿絮叨得没完没了。近万人的大厂,他对四级工以上的人员都能叫出名字。他调北京时,是单枪匹马来的,没从老单位带一个人。当了部长后,人们不仅乐意到办公室找他,而且更喜欢到家里去。因为在他家里谈事,气氛更好,更自然,更开怀,还可以谈得更透彻。他的家里真可谓座上客常满,杯中茶不空。曾跟他8年的秘书田竟回忆说:“我跟来部长当秘书的第一天他就特别交代,只要是老军工或是一线来的人都要安排见个面,不能‘挡驾’。每天找他的人最多。所以有些机关局处长们不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他交我办的事情除了工作以外大都是基层和老军工的,家属子女的事儿没有一件让我办过。”

  来金烈对家人要求十分严格。他夫人在重庆时一直在工厂管理技术档案,调北京后在部下属的所里工作,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中间要转换两次车,不少人到她退休时才知道她是部长夫人。儿子1970年进了重庆长安厂当了钳工,从学徒开始,一干就是7年。靠自己的努力,担任厂团委副书记、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和共青团重庆市第六届委员。1977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毕业时,已是五机部副部长的父亲对他说:“你大学刚毕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先回基层锻炼几年再说。”就这样,儿子又回到了原单位从技术员干起,一干又是5年。女儿1971年1月应征入伍来到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勤务连炊事班,烧火做饭喂猪样样都干过,还当上炊事班班长,后靠自己的努力上了学,提了干,直到1982年转业回到父母身边。

  2006年7月21日,78岁的来金烈因癌症逝世。按照生前遗愿,丧事从简。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遗体告别时,陕西、山西、内蒙古、四川、重庆等不少京外兵工企业的人员自发地来了,合作过的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日本铃木公司等外资企业的代表也来了。公墓的工作人员说:“好多年没有这样大的场面了。”

  灵堂外,烈日下有数千群众等候向他道别,送他远行。许多人流泪哽咽,对于一个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兵器工业的老兵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链接  来金烈,山西省武乡县人,1945年6月在八路军129师太行三分区炸弹所当战士。1948年曾获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工厂”一等勋章。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兵工总局西南临时工作团团员,长安机器厂厂长,第五机械工业部、兵器部副部长,中国兵工学会第四、第五届理事长,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

  (摘自《中华儿女》2009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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