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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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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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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位极善用手势表达情感的领导人。吴印咸十分熟悉毛泽东的手势,也曾多次拍下过他打手势的照片。而最令吴印咸震撼的是毛泽东在1945年夏赴重庆谈判时在机舱口的那次挥手。

1945年8月28日下午,延安东安机场上,每个送行的人心里都惴惴不安,这次人们送行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而他要去的又恰恰是蒋介石的大本营—山城重庆。

事情要从抗日战争胜利时说起。

在国内,全国人民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人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重建家园;而且蒋介石的精锐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共之争,对此,美国提出了一个“联合政府”的方案,并从1945年初就开始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斡旋,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多次来到延安,商谈停止内战的办法。

1945年3月4日,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换成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又叫“三人军事小组”,飞抵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和各界群众6000人到机场欢迎马歇尔一行。中共中央顺应民心,表现出谋求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的诚意和决心。

在内外环境均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蒋介石玩起了两面手腕,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但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最初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方面,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接到三封来电后,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8月28日下午3点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人在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来到了机场,毛泽东的打扮与平时不同,穿着半新的灰蓝色中山服,头上还戴着一顶少见的灰色盔帽。在延安,人们大多戴着八角帽或解放帽,毛泽东的这顶盔式帽子是轻质软木精制而成的,具有隔热、透气、轻软等特点,是为这次远行特意戴上的。

吴印咸站在人群的最前面,不停地按下快门。这次他直接从中央相关部门接到拍摄任务,作为特别任命的摄影师前往拍摄,所以他能够站在最好的拍摄位置上,选取最好的拍摄角度。

送别的时刻到了,毛主席一步一步踏上登机的梯子,机场陷入了一片寂静,人们目送着毛主席,在心里默默地祝愿毛主席平安、顺利,这时吴印咸已拍下了许多照片,但他仍举着照相机,希望能多拍一些毛主席的临别情景。只见毛泽东走到飞机的舱口,转过身来,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人们告别、致意,原本沉静的人群沸腾了,人们欢呼着、雀跃着……就在这珍贵的一瞬间,吴印咸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照片冲洗出来后,吴印咸凝视着照片上毛主席从容的目光,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5年10月11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返回延安。

得知毛泽东回来了,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奔向延安机场。吴印咸也接到了中央的通知:到机场执行拍摄任务,他背起照相机飞快地向机场赶去。

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人群欢腾起来,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毛主席走下飞机后就像回到家乡的游子一样,深情地凝望着延安的土地,脸上露出了笑容。吴印咸在毛主席刚下飞机的时候,拍下了他与李克农等人的合影,并巧妙地以飞机一角和薄云淡抹的天空为背景,渲染了现场气氛,取得了虚实结合、远近呼应和明暗对比的艺术效果。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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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客随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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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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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向延安连发3封电报,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抵达重庆,国共和谈签字后,复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在重庆的43天里,毛泽东除了忙于谈判事宜,接受采访外,还有数桩轶事为人们所乐道。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渝后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晚宴,为毛泽东一行洗尘。

  席间,蒋介石以东道主的身份举杯,对毛泽东的到来表示欢迎,毛泽东亦举杯致谢。是夜,蒋介石再三挽留,毛泽东留宿林园。分手时,蒋介石对毛泽东说:“这里很安静,希望你能睡个好觉,睡到什么时候起来都行。”

  8月29日晨光熹微时,毛泽东便起床散步了。正行间,透过繁枝密叶,依稀看见一个人向他走来。行至跟前,毛泽东叫了声“蒋委员长”,蒋介石一楞,继而笑容可掬地说:“哦,润之先生,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眠的习惯?”

  毛泽东莞尔一笑:“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啊!委员长是否有同感?”

  “有的,有的。”蒋介石一边应付着,一边说:“好吧,润之先生,坐下聊聊。”适好路旁有石桌石凳,毛、蒋相对而坐,揭开了两党谈判的序幕。此为毛泽东首次邂逅蒋介石。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会客厅设在张治中的公馆“桂园”。9月的一天,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王炳南把王昆仑、屈武、侯外庐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请客人们落座,大家呈半月形拱围住毛泽东。

  毛泽东大手一挥,指着王昆仑这位“红学”家潇洒地说:“你们都是无名英雄嘛!”。王昆仑说:“此次谈判,前途堪忧,恐怕收效甚微。”毛泽东幽默地说:“国共和谈,宛似两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婚娶。现在吾党有诚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国共两党准会结婚。”

  侯外庐教授担忧地说:“只怕剃头挑子一头热。国民党犹如病入膏肓的老人,共产党又好比是一位青春正茂的妙龄女郎。这样两人结婚自会希望渺茫。”毛泽东打趣说:“老头子刮刮胡子净净面,不就行了吗?”

  众人轰然大笑。大家知道,毛泽东这是说国民党内部的自身改造问题。

  王昆仑沉吟慨叹道:“即使结了婚也是悲剧哟!”毛泽东悠然正色道:“当前蒋介石正玩弄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面手法,牛魔王忽而变作正人君子。我们也要变的。”

  侯外庐脱口而出:“《红楼梦》有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不正好说明事情在向相反方面转化嘛!”毛泽东接过话头风趣地说:“我们的目标是4个字‘和平民主’,这与蒋介石打算正相反。不过,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嘛!”

  一席话后,王昆仑恍然大悟地说:“真是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啊!”

  摘自《文史月刊》 赵英秀/文

  来源:老年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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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期间 蒋介石如何对待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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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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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抗战胜利,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共商大计”

    1945年8月10日。

    下午8时多,蒋介石做完默祷,忽然听到设于附近求精中学的美军总部传来一阵欢呼声,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炮竹声。蒋介石问身边的蒋孝镇,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嘈杂?蒋孝镇回答:听说敌人投降了。蒋介石心头一阵惊喜:日本投降了?!他让蒋孝镇再去打听。不久,各方传来正式报告,日本政府宣布,除保持天皇尊严外,其余均按照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消息证实,日本确实投降了。苦熬八年、日盼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当时,蒋介石正在宴请墨西哥驻华大使。抗战胜利,蒋介石有许多事急待决定、处理。偏偏这位大使不识相,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纠缠不休。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两次提醒,这位大使才很不情愿地离去。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按照早就拟定的令稿向前方各战区发电,并令吴铁城、陈布雷提出宣传与各党部应办之事,已经深夜12点了。

    8月11日清晨,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赫尔利(Hurley,Patrick Jay,蒋介石日记作哈雷),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答复。蒋称:自己一贯主张,日本国体由日本人民自选。至于要求天皇出面签订降书以及将日本置于联军统帅之下各条,完全同意总统的意见。9时,再次约见赫尔利和魏德迈,就沦陷区军事紧急处置等问题表示看法。11时,到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提出今后大政方针与各种处置。

   蒋介石最焦虑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问题。早在8月10日深夜12时,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敌军“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第二天,又连发第二至第七号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① 当时,在华日军有百万之众,不仅占有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拥有大量战略武器和物资。谁最早、最多接受日军投降,谁就将取得最多、最大的胜利果实。因此,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② 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做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和共产党维持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的日记中时而称“共党”,时而称“共匪”,飘忽不定。现在,他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斯大林两电催劝,毛泽东决定赴渝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1937、1938两年,蒋介石实行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战,毛泽东比较满意。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给过蒋很高的评价。但是,1939年,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对蒋的印象就愈来愈坏。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8月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文,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部队退守西南,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则深入敌后,因此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案。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②

  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当时,美国正在调派飞机、军舰,向原为日军占领的地区运送国民党军,毛泽东曾一度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上海、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大城市。① 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② 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批评、责问之后再给朱德戴高帽子,声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领袖,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电报最后重申邀请: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③

  电报的这一段话写得情词恳切,似乎不容拒绝。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④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周作前驱,作“侦察战”,了解蒋的意图,自然再合适不过。①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再次发电邀请:

  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②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是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③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但是,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④ 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①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② 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Wedemeyer,Albert),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③ 28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初谈不顺 蒋介石充满敌意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④ 27日日记云:“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⑤ 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⑥ 2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①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毛泽东等来渝前,中共中央曾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六项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六条,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皆应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但须有确定前提。”② 8月 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 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③ 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④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主要内容为: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①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条,批评其为“要求无餍”。9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

  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①

  4日晨5时,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蒋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叹息“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② 他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主要内容为: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

  三、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③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党治”,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1936年,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政府,宣称将通过此途径“还政于民”。除选举代表1200人之外,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又事隔多年,中共主张代表重选,蒋介石则主张增补、调整,坚决反对重选。

  按蒋的想法,要将毛泽东的提议从速公布示众,但张治中等认为为时过早。同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9月8日,蒋介石《上星期反省录》云:“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

  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

  9月12日正午,蒋介石约毛泽东、周恩来到林园共进午餐。日记云:“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①

  9月13日日记云:“嘱毛泽东访魏德迈。”

  9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共毛近来从容不迫,交涉拖延之故,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

  9月17日日记云:“正午,约毛泽东、哈雷照相谈话。据岳军言,恩来向其表示者,前次毛对余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数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也。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9月20日日记云:“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功,皆在于此。”“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能感格也。”

  9月21日日记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晚与哈雷谈共党问题,示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则不再谈矣。”

  9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云:“中共阴谋与野心虽被阻制,但险象仍在,不可稍忽,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但内心却充满敌意。

  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对写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① 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蒋介石的心态发生180度大变化,企图扣留并“审治”毛泽东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①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②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西昌,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六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交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己、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在抗战中,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军令之下,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力图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双方虽共同对敌,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罪状”里,人们不难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扭曲有多严重,仇视有多强烈。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笑着说: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蒋介石没有解释,但他心想:“孰知余此来,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他日统一如能告成,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罪状”:

  庚、 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联盟,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 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 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 强种亚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写到这里,蒋介石特别补充了一句:“以危害国家、破坏国家之事实,应略举要点述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介石兴有未尽,还要写下去。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作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①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例如,在伦敦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上,英、美、法为一方,苏联为一方,而重庆国民政府则“中立”,“对俄表示同情”。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

  10月1日,蒋介石见到了中共提出的一份“公告稿”,其中提到毛泽东来渝的安全以及赫尔利的保证问题。蒋介石看到这篇“公告稿”以后,十分反感。日记中写道:

  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不思哈雷即使为其保证,亦已失效也。盖哈雷保证共党统一团结提议者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次此为内政问题,无论任何外人,不能干涉我政府对内乱犯之处治,而且哈雷回国之前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投降时,可由其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直接解决也。①

  蒋介石要扣留并“审治”毛泽东,赫尔利事前的保证是一道不能回避的门槛。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篇日记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找解脱,力图证明,他的举动和赫尔利的保证没有冲突。

  1936年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后,由于第二年抗战爆发,代表大会一直未能召开。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便于1945年元旦宣布,可以不待抗战结束,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政府,以使其统治合法化。同年3月1日,蒋介石又向宪政实施协进会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毛泽东到重庆后,中共在谈判中除主张国民大会代表须重选外,当年制定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五五宪法草案》等也都须修改,召集大会的日期须延缓。对此,蒋介石都强烈反对。10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

  共党反盗为主,其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犹在其次,而且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不加承认,甚至实施宪政之日期与依法所选举之国民大会亦欲彻底推翻重选,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①

  想来想去,蒋介石“审治”毛泽东,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几乎难以遏制了。

  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中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强迫的准备。10月3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② 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

  龙云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中共问题上。当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10月5日日记云: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段日记中的“不有此事”一句中的“此事”二字,显然,其内容就是扣留毛泽东,“审治”毛泽东,和共产党决裂,掀起剿共战争,“根绝共匪”。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

  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有点“悬”了。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等“胜利勋章”,并且礼送回延安

  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期,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①

  10月8日,正午,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两党谈判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份《会谈纪要》的初稿,准备公布。吴稚晖反对发表这份《纪要》。关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会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蒋介石只能宣布休会,另加研究。会后,蒋介石审阅《纪要》,采纳中常委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又派叶楚伧去做吴稚晖的工作,说明这是将中央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明示中外,可以体现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云云,吴才同意公布。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①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纪要》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①《纪要》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② 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

  《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①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访问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觉得毛泽东可能“另生问题”,但仍然表示欢迎。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10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 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 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由于蒋早就宣布,要在当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气得在心里狠狠地咒骂毛泽东。② 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③ 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① 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通过抗日战争,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9个解放区,拥有1亿多人口。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处于中共统治之下。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重庆各界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共约500余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谈话:“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对到重庆后可能的危险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他估计,“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②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8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① 蒋介石一生作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杨天石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载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杂志,2008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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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庆谈判到双十协定 毛泽东与蒋介石如何斗智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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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8月28日,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延安机场向欢送的军民挥帽告别(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图为1945年8月28日,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在延安机场向欢送的军民挥帽告别(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蒋介石虽然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为了调兵遣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5日,中央政治局鉴于形势的发展,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大公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与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和方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谈判情况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这期间,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参加下,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在谈判中,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了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然而,在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这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共产党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所谓“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执意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放弃地盘”。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作任何松动,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了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中,除主持谈判外,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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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欢迎马歇尔将军到延安(吴印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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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毛泽东设宴欢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吴印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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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毛泽东、朱德与张治中(吴印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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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迎接赫尔利、张治中到延安(吴印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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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重庆谈判归来,毛泽东与李克农、黄火青、谭政、甘泗淇在机场(吴印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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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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