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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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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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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解放南京时到底谁先占领总统府?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图为入城部队占领南京总统府。图片:新华社发

    编者按: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不久前,一家媒体采写了35军104师“首占国民党总统府”的故事;另一家媒体则于近日登载了103师侦察连几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称他们才是“首先占领南京总统府”的。那么,到底谁先占领总统府?日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双方亲历者、南京地下党和军事专家,试图穿越60年前的历史迷雾

    60年前的4月23日,南京解放。

    戏剧性的是,解放南京的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王牌部队,而是在长江北岸担任佯攻和牵制任务的35军。军长吴化文是冯玉祥旧部,抗战期间曾投降日军,1948年9月刚在济南战役中起义。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22日当解放军主力部队从东、中、西三路渡过长江,尚在对南京形成大包围的进军途中,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就已经撤出南京了。这样,占领南京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离南京最近的35军身上。

    此时,南京几乎是一座空城,而来自南京前方的报道更是完全真空。新华社上百名前线记者,几乎全都跟随主力部队向江南纵深挺进,以至于4月23日这天,毛泽东等了整整一天都无南京消息。他只好在第二天凌晨,为新华社写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电讯稿中,用了“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的措辞。

    究竟是何人、何时最先进入南京、占领总统府,也因此而变得扑朔迷离,有了多个版本。在当事人言之凿凿、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总统府门楼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不知道被扯下过多少次。

    其中,104师312团3营管玉泉等人,因有新华社记者邹健东拍摄的经典照片——管玉泉和战士们站在总统府门楼上升旗,而逐渐得到普遍认可。然而,近日103师侦察连几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则提出了新的证据。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南京、杭州两地,采访了10多位健在的战争亲历者,试图穿越60年的历史迷雾。

    渡江第一船

    有一种说法认为,解放南京这么重大的战功之所以很少见诸报端,是因为吴化文部队的“不光彩历史”。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副主任陈广相上校,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纠正了这种看法。

    “首先不能说35军是吴化文的部队,它是由吴化文的起义部队和我军的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来的。经过改造、整编、教育,跟原来不能同日而语。”陈广相说。

    对于整编的难度,时任35军政委何克希,在其仅在家庭内部传阅的《何克希自传》中,描写得十分生动。“刚开始,我们通夜不能睡觉。(吴旧部的)特务可以爬到我们的房顶上威胁。吴化文带来的师长还要给他们发大烟。”念到此处,何克希的女儿何小鲁连连感慨,那时的政治工作真是非常灵活。

    陈广相认为,解放南京从军事角度来看,规模、影响都很有限,但35军在南京之敌撤退时机动灵活地渡江入城,加快了南京解放的进程。

    103师侦察连杨守来有幸目击了这一决策过程。当时他被政委何克希、103师作战科长兼侦查科长沈鸿毅叫去,让他去请示军长吴化文:敌人看起来要逃跑,应该怎么办?

    多年之后,在杭州徐传翎的家中,4位侦察连的老战友难得地重聚在一起,互相纠正和印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往事。他们是副排长何鹏,83岁;机枪班班长徐传翎,82岁;侦察员杨守来,82岁;侦察员魏继善,81岁。

    杨守来记得,22日傍晚他是在浦口的西北角某处找到军长的。吴化文不在江边第一线,杨守来既调侃他怕“江边有炮”,也理解他的处境“尴尬”。军长指示,派人过去搞清楚情况。

    于是,找船的命令下达了。

渡江战役中,北岸我军渡江的船只开出港口向江南进发。

    由于本来没有渡江任务,这支部队事先没有征集一条船(也有说征集后全都支援了兄弟部队)。而国民党部队为了防止解放军渡江,已经烧光了江面上的所有船只。

    徐传翎成了全军唯一的“中奖者”。他带着两个战士,在一条小河汊中找到一条被稻草覆盖的小渔船。当时整个江边都轰动了。

    徐传翎是最幸运的,但他又是最不走运的。由于身着军装,他被剥夺了上船的资格。便衣排的副排长何鹏被叫来,让他挑4个人坐船过江,侦察情况并找船。

    何鹏挑了魏继善、孙晋海、尹鸿亮和周建喜。“因为他们都是神枪手。魏继善打鸽子一枪一个。”何鹏说。

    这时,师领导亲自作动员。“师政委第一句话是:有什么要求?大家答:没有!第二句:你们要完成任务!大家答:保证完成任务!第三句:回来给你们记功!党忘不了你们!孙晋海说:搞不到船就在江南打游击不回来了!”

    5个人、两个船工在万众瞩目下上了船。魏继善记得,当时太阳已经偏西了。

    上岸后不久,何鹏他们便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找到了一艘船,就是著名的“京电号”。南京下关电厂的工人接到地下党的指示后,以发电需要运煤为借口,才在国民党的毁船令中保住了这艘钢质蒸汽船。

    这艘船在渡江中立下头功,以致后来邓小平、陈毅过江时,也指定要坐这条船,遂成为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

    奔向总统府

    “京电号”靠长江北岸时,天已擦黑。码头上人山人海,如沸腾了一般,都争着上船。

    按照战斗序列,应是104师首先渡江。35军共3个师,103师(侦察连直属师部)、104师(管玉泉是312团3营营长)、105师(主要是吴化文的起义部队)。

    “眼看104师要上船了,我瞪着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的血红眼睛大声说,不让103师先过,起码让我们师侦察连先过!且不说船是我们冒死找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和对岸的工人同志建立了联系,熟悉情况。”沈鸿毅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一理由说服了何克希,他同意第一船由103师侦察连先过,然后再把船交给104师。

    晚八九点钟左右,103师侦察连首先乘坐“京电号”抵达下关码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60多个侦察员们分乘两辆卡车,一辆由沈鸿毅率领去占领国防部二厅(魏继善在这辆车上),另一辆由副连长带队去占领总统府(何鹏、徐传翎、杨守来在这辆车上)。

    卡车进入挹江门,沿中山北路向南行驶,昏暗的路灯将道两旁的梧桐树阴影投在地上。

    车到国民政府司法院外时,10多个国民党兵正在装车准备逃跑。看到卡车驶来,一个国民党兵上来拦车,见卡车不停,对方开了枪。徐传翎的机枪答话了。机枪打着打着突然卡壳了,还没等换枪管,对方已经投降。在新街口和总统府附近,他们又两次跟敌人遭遇,对方都是一触即降或逃。

    大约22日晚12时左右,卡车到达了一处大门前。这就是总统府了!

    104师在行动

    “上船大概是12点左右,反正是夜里。”104师的王宝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在103师侦察连向总统府疾驰的时候,104师先遣营——312团3营正分两批,乘“京电号”渡江。

    “好像是小火轮,侦察兵就搞了这条船。我们上船时只有这一条船,后面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我们营是分两批过去的,我在第一船。”通讯员徐敏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待第二船到岸集结完毕后,营长管玉泉下令:兵分4路进城。他亲率9连去占领总统府,通讯班长王宝仁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徐敏忠则随机炮连去占领水利部。

    跟侦察连以车代步不同,3营全靠两条腿走路。“路上走了三四个小时,相当远。敌人打埋伏怎么办?不能跑步,搜索前进。”王宝仁说。

    23日凌晨5点左右,南京地下党员朱明镜在离总统府不远的住所里,亲眼看着这支部队背着枪,成单线,步行经过他的门口。他并没有觉得太激动,因为他的桌上放着20多本地下党编的书,上面是蒋介石党政军各部门人财物情况,就等接管政权了。

    他当时还不知道,他要接管的正是总统府。

    占领总统府

    车还没停稳,103师侦察员们就相继跳了下去。30多个人分散在门的两边,端着枪高声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南京!喊了半天不闻声息。

    “总统府好像有三扇门,其中一扇是半开的。我们‘啊——’地喊着冲了进去。我好像是第一个。”徐传翎说。

    这时里面走出来一个50多岁的人,哆哆嗦嗦地说自己是“看门的”。一心活捉蒋介石的侦察员们厉声问道:“蒋介石住哪里?”那人说:“蒋总统不住这里,他在这里办公。”徐传翎押着他,带着几个战士直往里冲。

    蒋介石办公的地方叫子超楼,在总统府最里边。从大门进去,要经过一进一进的院落,中轴线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徐传翎记得,走廊上都铺着地毯,好像是红色的。“你知道那是地毯啊?”“不知道啊!我还说地上都铺‘毡’,蒋介石腐败到什么程度啊!”

    踏着地毯上了二楼,那人指着楼梯对面一间屋子说,这就是蒋总统办公室。

    “也不是很大,好像有两三间房子连在一起。”徐传翎记得,蒋介石的桌子不是很大,后面有张椅子,其他地方都是空荡荡的,里间有个小床,还有沙发什么的。桌上有个笔筒,插着毛笔。

    81岁、当年以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秘书身份接管“总统府”的朱明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东西都不是原物了。1951年10月,他陪同当时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等领导参观“总统府”,柯庆施指示:蒋介石很反动,把他的东西都扫除了!

    徐传翎印象最深的,是蒋介石办公桌上有个彩色画册样的东西,里头照片很多,题词很大。读过小学的他认出,封面上是“悼念黄将军伯韬”几个字。“被我们打死的手下败将,什么‘为党国以身殉职’,吹得这么厉害。难怪说蒋介石是‘造谣司令’!”气得他随手把悼念册撕掉了。

    不久,徐传翎听到杨守来大喊大叫。原来他在一间小礼堂模样的房间里发现,墙上挂着孙中山肖像和蒋介石的戎装像。杨守来说要给蒋介石嘴上抹大便,其他人不同意,徐传翎建议把他的像倒立在孙中山像脚下。

    事后,记者到南京“总统府”求证,副馆长刘晓宁说,无论是从历史照片来看,还是从情理上推断,蒋介石都不可能以跟孙中山平起平坐的姿态出现。后来记者细听采访录音,发现原话是这样的:

    杨守来(小声地):好像没有孙中山的像……

    徐传翎(打断他):不不不,两个!

    何鹏(肯定地):两个并排挂着的。

    搜索完毕后,天色渐亮,侦察员们这才注意到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何鹏对着挂旗子的绳子开了一枪,没有打断,于是上去两个战士,用刺刀割断,把旗子拉了下来,大家上去,用脚踩得一塌糊涂。

    听见枪声,大家以为遭遇了特务,纷纷冲了出来。徐传翎后来想,可能就是这时候,被押起来的十几个留守人员趁机跑掉了几个。

    解放后,“总统府”留用了50多个“旧人员”。“镇反”运动时,其中20人被登记为反革命分子。再后来“三反”运动时,清查他们的朱明镜也成了“右派”。

    清晨,沈鸿毅带着魏继善等几个战士,开车来到总统府,除留下两三个人外,把所有人都带回国防部二厅,开始在南京城执行巡逻任务。

    “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王宝仁跟随管玉泉到达总统府,但他记得的是:旗杆上飘着青天白日旗。

    从此刻起直到离开南京,总统府的防务一直由104师负责。5月4日,新华社记者邹健东进入南京城,几天后获准补拍了那张管玉泉和战士们站在总统府门楼上升旗的珍贵照片。

    后来,“104师312团占领总统府”被写进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103师侦察连的故事从此被历史淡忘。 (黄卫)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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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渡江第一船”故事:死也要死在南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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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第一船”提前15分钟“抢跑”
后方紧急命令“回来”,“船长”宋孔广“违令”:死也要死在南岸上
“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
60年前,毛泽东在这篇为新华社撰写的题为《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的新闻稿中,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恢宏场面作出气势非凡的描写。在万艘英勇的渡江战船中,那曾立下赫赫战功、率先将战士们送抵长江南岸的“渡江第一船”当年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日前,本报记者辗转找到了仍健在的“渡江第一船”“船长”——原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宋孔广。在南京军区司令部第四干休所的活动室里,85岁的宋老以眼镜盒当“船”,会议桌的中心凹槽当“长江”,为我们还原当年“第一船”渡江的故事。
渡江前为加速双桨渔船变四桨
渡江战役时,宋孔广只有24岁,任27军79师235团3连副指导员。这个团是赫赫有名的“济南第一团”。1949年3月初至4月初,宋孔广所在的部队先后抵达安徽无为县的长江岸,做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部队中的很多战士都是北方人,不识水性,由于信息闭塞,加上国民党对长江天险“妖魔化”宣传,北方人眼中的长江是 “无风不起浪,有风浪三丈”。为打消战友们的顾虑,使他们尽快掌握游泳技能,宋孔广带领他们在内河学游泳,没有救生圈,就抱着木盆、竹板天天练划水。
另一个难题是船。当时大部分船只都被国民党带到江南去了,带不走的也全炸毁。为了找船,宋孔广四处奔走。曾被国民党军队打断一条腿的“船老大”拍板:和解放军合作!在他和船工的纷纷响应下,到3月底,3连成功征集到151只渔船,选调水手2467名。宋孔广还记得,渡江时,这位“船老大”用断腿仅存的腿弯夹橹,双手奋力划桨帮助解放军渡江。
要以迅雷之势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就要加快船速,缩短船队在江面上行驶的时间,但征收来的民船都是渔用小木舟,船底较平,只有一对桨,航速十分有限。如何加快航速呢?宋孔广和战士们经研究,决定在后船身加一对桨,条件好的船底再安置一个船橹。下水一试验,航速果真大大提高许多,这个办法立刻就被推广开了。
船有了,“引船入江”又是一个难题:搜集的民船集中隐蔽在内湖,离起渡点还很远,内湖有的与长江相通,但相通的入江口有国民党严密把守,内湖与长江不相连的地方,中间隔着十余里旱路,船只要渡过长江,还要翻越几丈高的堤坝。部队最后决定采用在渡江点“开坝挖河”的方案,将渡江点的江堤挖出一个“豁口”,宽度可以让渡江船只通过,保留一定高度防止江水决堤,再从存放船只的内河内湖挖引河通到渡江口。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夜幕降临后,挖河工程才开始进行,经过连续二十多天的午夜作业,就挖出了一条引河。
渡江时 “渡江第一船”“抢跑”
4月20日,国共和平谈判破裂,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晚19时,宋孔广与战友们、船工集结在无为县长江北岸一线,用粗糙的黑泥碗喝了“齐心酒”。就在这时,又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专门等着渡江战役的喜讯。“大家的情绪更加高亢了,都憋足了一股劲。”宋老说。
行动开始了。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悄悄揭去堤坝上的竹板,用水冲软挖掉一半的堤洞上的土,将隐藏在江堤内侧的木船用绳拖出,越过稀软湿滑的江堤,滑入长江。风平浪静的江面上,只见一只只整装待发的小木船,在距离渡江点上游150米处一字排开。宋孔广则与渡江突击队的另外12名战士一起登上了排在首个冲击位置的排头船。
按计划,20时30分发起冲击,船队有规定,不能传达命令、不能吹号、不能用信号,后面的船要跟着前面的船往前冲。20时15分,全连的船都上了江面,排放到位。宋孔广所乘的排头船这时调过头来,准备听命令启航。一看“排头船”调头,其他船误以为攻击开始了,也跟着动了起来。看此情形,宋孔广所在的排头船顿时冲了出去。“船冲出去一百米后,我就听到岸上的营长董万华喊:回来、回来。听到喊声,我一看情况不对,但退回去已不可能。我对战士们说,咱们死也要死到南岸上去,同志们冲啊!”宋孔广与战友们誓死一搏。
改装后的船走得很快,船队很快驶离江岸100多米远,这时,国民党守军开始用轻、重机关枪疯狂射击。宋孔广与战友们一边用脸盆、铁锹划水加快船速,一边躲避子弹。宋孔广所乘的船只率先抵达南岸后,年轻的船工迅速跳下,喊着口号用身子死死抵住船身,帮助解放军顺利上岸。强大的解放军很快突破了长江天险。宋孔广所乘的排头船最先渡达南岸,但是,他们比规定开船时间提前了15分钟,违反了纪律,所以事后争议也很大。后来,还是聂凤智军长说的一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过的江”平息了争议。
渡江后 “第一船”其余12人都牺牲在上海
成功渡江后,解放军大军如决堤之水,汹涌向前。21日拂晓时分,宋孔广所在的一营行至繁昌县东山时,与敌88军不期而遇,双方打了一场“遭遇战”,当时的88军还剩200多人,最终被一营轻松击破。
“我和渡江突击队的12位战友是坐‘第一船’第一批登上南岸的,没有一个伤亡,没想到一路打到上海,除了我之外,全部牺牲在上海四川路桥。”21日天亮后,宋孔广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调离三连,去一连担任指导员,原来一起浴血奋战的其他12位同志则继续南进,进抵上海。当他再次打听到战友的消息时,他们已全部牺牲。“他们牺牲在5月13日,离上海解放还差2天。”宋老说,当时为保全上海建筑的完整性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全军严禁使用重武器、炸药包等,上海的四川路桥是解放军进攻的必经之路,国民党军早在桥边的楼顶布置了严密的机枪防线,“敌军在暗处用机枪横扫,我们的突击组在明处冲锋,和我同船的12位兄弟就是这样倒下的。”说到这,这位戎马一生的老人不禁闭起了双眼。(张军荣 魏靖 秦小奕)
英雄档案:
宋孔广,1924年出生,山东威海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东海独立团,翌年加入共产党。后编入华东野战军,先后参加了胶东保卫战和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于军事学院学习,翌年任一七九师副政委。1968年出任坦桑尼亚军事专家组组长。1971年回国任一七九师政委、师长。1978年进军事学院学习,翌年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1984年5月离休。

本文来自:福州新闻网
http://mil.fznews.com.cn/shgc/2009-3-10/20093102WG8VI1-SR2312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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