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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西王——张鼎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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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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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回忆张鼎丞同志

谭震林;粟裕;江一真;伍洪祥

张鼎丞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些老战友心里。

  闽西暴动的群众领袖

  鼎丞同志1898年生于福建省永定县一个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田间劳动,上学时断时续,到十八岁才读完小学。青少年时代的贫苦生活,使鼎丞对旧社会深恶痛绝,对劳动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渴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学过中医,教过书,但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这些都不能解除人民的疾苦。伟大的“五四”运动和北伐革命给了他启示,使他强烈地感觉到,中国需要进行革命的改造。他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并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列主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不少动摇分子纷纷脱党和隐退。就在这一年的5月,鼎丞毅然率领家乡的部分农会会员,参加了广东省的大埔农民暴动,他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中共闽西特委派鼎丞到永定县溪南区,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暴动。他建立了当地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培养农运骨干,举办平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先后领导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借粮斗争和分粮吃大户斗争,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不断发展壮大,不少乡村还建立了群众性的秘密武装组织“铁血团”。1928年6月30日,在鼎丞指挥下,数千群众手持土枪梭标,肩扛土炮,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攻进县城。武装暴动队伍英勇顽强,勇猛地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并且打开了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巷战,暴动的群众最后虽然撤出城外,仍然斗志昂扬,继续把县城围困了三天之久,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永定暴动后,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红军营诞生了,鼎丞任营长,邓子恢同志任党代表。他们集中全力在溪南区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作斗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收和分配土地。当时中央还没有规定具体的分田办法,鼎丞和子恢一起,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依靠群众的智慧,创造了以乡(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的分田办法。这个办法既合理又简便易行,深得群众的拥护,也为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在这以后,鼎丞和罗明、邓子恢等同志领导闽西的党组织和人民,同疯狂进攻的敌人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把平和县的长乐、龙岩县的白土、上杭县的蛟洋和永定县等几个武装暴动地区连接起来,成立了党的各县县委,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初步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1929年上半年,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入闽,先后消灭了军阀郭凤鸣、陈国辉等部,解放了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城。鼎丞和邓子恢、郭滴人、傅伯翠等同志领导闽西党组织,在各县组织武装暴动,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打土豪,烧契约,分田地,开仓分粮,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9年7月,在毛泽东同志直接指导下,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今后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在这以后,鼎丞先后担任闽西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设各级苏维埃政府,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苏区经济,并积极扩大红军武装,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保卫革命根据地。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以后,闽西根据地形成了纵横300余里、包括10余县的大块红色区域,并与赣南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鼎丞是一位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比较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他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和政策,从实践中感到行不通,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坚决地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30年7月,他和邓子恢不同意李立三关于闽西红军向广东出击,并以广州为中心,促成闽、粤、桂三省总暴动的方针,主张红军应全力消灭闽西的军阀和民团土匪,巩固根据地,然后向闽南发展。结果,被批判为“新右倾”。1931年4月,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闽粤赣省委决定在闽西开展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的肃反运动。鼎丞提出了不同意见,结果被指责为“对肃反有动摇”,不准他过问肃反运动。同年11月,他和郭滴人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闽西肃反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指示他们回闽西之后,迅速释放被关押的同志,才制止了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由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推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闽西的红军和根据地遭到了很大损失。鼎丞对此十分焦急。1933年春,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福建省委坚决执行所谓“进攻路线”,最大限度地扩大主力红军,把全部经济力量集中到中央。当时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同志,根据闽西的实际情况,一再写信给中央,建议中央允许闽西的一些地区采取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却诬蔑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退却逃跑路线”,在闽西错误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鼎丞支持罗明的正确意见,又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批判、撤职,后被调到瑞金任中央政府粮食副人民委员,实际上只是让他在基层做征集粮食的工作。但他并不因为受到打击而消沉,仍然积极筹措了大批粮食。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前,毛泽东同志曾对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1934年底,陈毅和项英同志都同意他回闽西去打游击。他立即与刘永生、陈茂辉等少数同志,昼伏夜行,翻山越岭,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回到上杭、永定苏区。当时闽西的形势非常严重,整个根据地都被敌人占领,留在闽西的红军游击队为数不多,又同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今后应当怎么办。而敌人集中了大批正规军,最多时有八个主力师,反复进行清剿,对闽西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有些干部、群众感到悲观失望。鼎丞回来后,在干部、群众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并与红八团、红九团取得了联系。在他的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敌八十三师一个团,消灭两个连,大大鼓舞了士气。

  1935年4月,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红军第二十四师一个营,从江西突围到达永定,与鼎丞等同志会师,并在永定县西溪召开会议,研究分析当时的形势。鼎丞指出:现在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开展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树立长期坚持斗争的思想。这次会议决定了在闽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并成立了以鼎丞为主席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当地的游击战争。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极端艰苦的。敌人用各种恶毒残暴的手段,妄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鼎丞和战士同甘共苦,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旺盛的斗志。他反复教育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群众,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时时刻刻为群众谋利益。因此,红军游击队一直同群众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很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送情报,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战士。鼎丞还特别注意运用分化敌人营垒的政策。在有条件的地方,指派一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去担任保甲长,实行“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策,掩护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由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策略,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清剿”,使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党中央提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当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与党中央仍未取得联系。鼎丞从海外出版的华侨报刊上得知党中央这一重大决策后,立刻与子恢、震林等同志研究,决定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并派方方同志去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为了在闽西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鼎丞一方面注意做好红军游击队和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又广泛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团结抗日宣传运动。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驻闽西军队当局被迫接受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鼎丞等同志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置,挫败了国民党妄图通过和谈消灭我党我军的种种阴谋,在1937年7月达成和谈协议。1937年底,闽西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成新四军第二支队,鼎丞任支队司令员。1938年3月1日,闽西近3,000名子弟兵,告别了父老兄弟,离开了曾经浴血奋战过的革命根据地,奔赴苏皖抗日前线。

  1939年7月,鼎丞奉党中央之命到达延安。毛泽东同志一见到他,非常高兴地紧紧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你回到家来了,路遥知马力。”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多次找鼎丞谈话,详细了解闽西人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情况。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和部队,还保留了一部分土地革命的果实,这是很大的胜利。教条主义者说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看来事情还是我们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做的。

  爱护干部 团结干部

  鼎丞同志不论在哪里工作,总是从党的事业出发,爱护干部,团结干部。他胸怀宽广,公道正派,一贯正确地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

  1943年2月,中央集中了一批团以上干部在中央党校二部进行整风学习,鼎丞任二部主任。鼎丞和二部党委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确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整风方针,抵制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鼎丞反复强调整风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坚决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启发诱导大家消除顾虑,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使二部的整风成为十分活跃的民主运动。大家都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自觉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做了自我批评的同志,大家不是讥讽和歧视,而是热情地欢迎和鼓励。对于每个干部的缺点、错误,都从具体的情况出发,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决不一棍子打死。这样既达到了整风的目的,又不伤害一个同志。党校二部的整风,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

  党的“七大”以后,鼎丞一直自觉地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干部问题。1947年,他在华东局担任领导工作时,在华东局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曾经作过一次重要讲话。他根据延安整风的精神,对于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干部,特别是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对于加强华东地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鼎丞同志是一位党性坚强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一贯精心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在党内,历来坚持“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使用干部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任人唯贤,发挥各人之长,特别厌恶那种任人唯亲的庸俗作风。比如,他解放后在主持福建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做好干部的团结工作。他对待干部,不论他们来自哪里,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在处理某些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重大历史问题时,坚持实事求是,严格分清敌我界限,使很多同志免受委屈。他的这种优良的思想作风,使当时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感到心情舒畅,工作愉快。至今,福建的很多干部仍然深深地怀念他。

  鼎丞同志一贯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虚怀若谷,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从不在人后论人之短,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够做到最大的容忍。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他仍然满腔热情地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接受教训,放下包袱,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他这种宽广的胸怀是非常感人的。在他晚年时,虽然已经重病在身,还是十分关心党的团结。

  鼎丞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战士。但是,在“文化革命”中,他还是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严重迫害。一次在批斗他的时候,当他听到诬蔑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谬论时,他气愤地用拐杖敲着地板,大声斥责:“闽西革命根据地是毛主席领导创建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谁也否定不了!”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一位坚贞的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光荣历史的无限珍惜,也表达了他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分子的极大蔑视。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鼎丞的手段十分狠毒,对他进行了种种凌辱和折磨,使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1976年党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他欢欣鼓舞的心情无法自制。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他抱病参加会议,衷心拥护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

  鼎丞同志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人民日报》198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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