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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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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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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兩個死敵

一、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死敵,肖家璧、羅克紹是何等人物?

    “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黨和群眾不得不一起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為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

    “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反動軍隊,至少有八九個團,多的時候到過十八個團。”

    以上的兩段話,是毛澤東于1928年11月25日代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到的,足以說明“紅”、“白”之間的軍事對抗是多麼尖銳。

    處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一踏上這塊紅色土地,就遭到了敵人猛烈進攻。這個敵人,除了國民黨湘贛兩省政府派出的正規軍隊,還包括湘贛邊界豪紳階級的反動地主武裝。江西的叫“靖衛團”或“保安隊”,湖南的叫“挨戶團”或“團防局”,名稱各異,性質是相同的,即與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作對。

    對于這些反動地方武裝,紅軍當然予以打擊,不讓他們存在,這是鞏固紅色政權的必要保證。尤其在武裝割據的中心區域寧岡縣,對反動地方武裝的打擊是不遺余力的,不讓一支能夠起到騷擾作用的反動武裝存在。但是在其他的縣份,卻做不到這一點。因為紅軍的精力顧及不到,對付正規的敵軍就已經是全力以赴了。而紅色政權的地方性武裝——赤衛隊和暴動隊,又是難以消滅對方。這樣,無論在江西的永新、遂川,還是湖南的酃縣、茶陵,都有一些處處與紅色政權為敵的反動地方武裝。各縣比較起來,其中有兩支反動武裝以其力量強悍和頭目反共堅決而有名,這就是遂川縣的肖家璧靖衛團和茶陵縣的羅克紹團防局。肖、羅指揮各自的反動武裝,公開與紅軍對抗,並且有幾次讓紅軍吃虧,對湘贛邊界的革命事業造成損失。因而,成為紅軍臥榻之側的威脅,毛澤東對他們印象很深,視為死敵,曾多次講到一定要打掉他們。可是由于鬥爭環境所致,紅軍忙于打退正規敵軍的進攻,毛澤東的願望未能實現。但是,毛澤東對這兩個死敵一直記在心裏,以至于到了解放初期仍忘記不了,給有關部門發去電報,查問這兩個死敵的下落。

    作為紅軍的冤家對頭,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死敵,肖家璧、羅克紹是何等人物?他們是如何死心踏地與共產黨為敵的?毛澤東為何到解放初期仍然不忘要嚴懲他們?此將肖、羅二人的相關情形分述如下。

    二、肖家璧,被老百姓稱為“肖屠夫”

    肖家璧,又名圭如,清光緒十三年(1887)生于江西遂川縣大坑鄉九田村,曾就讀于遂川高等學堂和南昌法政專科學校,1911年于江西省高等農業專門學校肄業。自知學業難成的肖家璧,打定的主意是依恃家庭的豐厚資產,回鄉攬政,交結官府,自擁武裝,做個稱霸山鄉的土皇帝。他回到大坑後,先是運動一班鄉紳,當上了大坑鄉保衛團團總,在此基礎上廣置槍彈,招攬團丁,發展到擁槍上百,又把遂川縣靖衛團團總一職攬到了手。至1927年,這個以鎮壓農民反抗鬥爭起家的土霸,已經成為遂川縣“清黨委員會”主席。在同年5月的“馬日事變”中,他在遂川攪起了屠殺共產黨人的血雨腥風,使得中共遂川縣黨組織在本縣立腳不住,負責人陳正人等逃到萬安藏匿避難。

    仇視工農革命的肖家璧,其反革命的野心是穩佔遂川,稱威井岡,因此對秋收起義部隊轉兵井岡山大為恐慌。肖派人探明工農革命軍于茅坪安家,設立了後方留守處和醫院,便無時不在謀劃消滅這支共產黨武裝的陰謀。10月中旬,工農革命軍主力700余人由毛澤東率領輕裝行動,沿酃縣、遂川邊境進行遊擊活動,一則熟悉湘贛邊界的地形,二則在民眾中擴大政治影響。10月23日,部隊由酃縣的水口進入遂川大汾。黃昏之際,工農革命軍快入村口,在一道山腳遇到肖家璧靖衛團500余人槍的襲擊。靖匪的戰鬥力有限,未能給部隊造成大的傷亡,但這一搗卻把隊伍衝得分成兩段。張子清的第三營從旁邊衝走,一氣急行了數裏,當晚不辯方向,岔向湖南樓東方向而去,離遂川越走越遠。

    工農革命軍的另一路只是第一營的第一連,因為另兩個連在酃縣水口時由宛希先帶領擾襲茶陵縣城去了。而這僅有的1個連,也被衝散不少,只剩下五六十人攏在一起。毛澤東和官兵們沒有想到,上到井岡山還打了敗仗,眾人心頭沉重,心情一片晦暗。一天來的行軍和徵戰,早已使大家饑腸轆轆了。忽然,大家聽到毛委員的聲音:“休息了一會兒,應該走了。”眾人抬頭望見毛澤東已經站起身,目光炯炯,聲音中蘊含著一種熱情:“大家來站隊,我站第一名。曾連長,你喊口令!”連長曾士峨聽到這裏,頓時振作,組織剩余的官兵們站隊集合。

    毛澤東的舉動,倏然給了這些官兵一種神奇的精神鼓舞,原先籠罩心頭的悲觀氣氛一掃而光。這是毛澤東引兵井岡山以來遇到的最嚴重危機,當時,他的身邊只剩下五六十人了。然而他表現出來的臨危不亂、愈挫愈奮的堅韌精神,是在場官兵們終生難忘的。

    毛澤東對這次遭襲是銘心刻骨的。第二天他了解到昨日襲擊工農革命軍的是肖家璧靖衛團,忿忿說道:“肖家璧真是可惡,這時候趁虛打劫,工農革命軍差一點毀在他手裏,看來我們要在井岡山立腳扎根,得提防這條惡狗!”

    肖家璧的確是危害革命的國民黨惡犬。1928年2月,贛敵第八十一團佔據遂川縣城,肖匪與敵軍緊緊勾結,協助推行“經濟封鎖、軍事進攻,政治分化”三者並進的行動,指揮靖衛團對紅色區域實行殘酷的燒殺搶掠。“石頭要過刀,茅廁要過火,人要換種”的反動口號,就是肖匪最早提出來的。遂川縣赤衛大隊大隊長王次楱的母親郭永秀被肖匪抓到,肖家璧親自加以刑訊,將王母打得皮開肉綻,又用刀子在她身上割劃一道道血口,丟進石灰桶裏,然後拉出來關進水牢。結果,王母全身的皮肉脫落,只剩下骨架致死。肖家璧還派出暗探四處打探,將曾任中共遂川縣委書記、後為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陳正人的母親張龍秀抓到,親自手持殺豬刀將陳母一塊塊割肉,活活剮死。肖家璧喪心病狂地摧殘王母、陳母的暴行,駭人聽聞,亦為毛澤東所知。1928年5月下旬,毛澤東與朱德計議,指派紅4軍28團第二營前往遂川,由該縣赤衛大隊配合剿擊肖家璧靖衛團。肖匪聞訊後帶隊開進山裏,躲避紅軍的打擊。待紅軍開走,肖匪又率部出山,擾亂紅色區域。

    肖家璧無時不在窺測機會,企圖算計朱毛紅軍。1928年9月下旬,紅4軍大隊從桂東回師井岡山,肖匪派人偵探到紅軍已從湯湖、左安開來,預計3天內到達遂川縣城,便派人馳馬南康縣唐江鎮,向贛南劉士毅第七師報信。劉師派出兩個團連夜出發,趕在紅軍前頭到達遂川縣城,與肖匪靖衛團在天子地山上設下埋伏。敵軍的行動幸被遂川縣赤衛大隊偵知,派出幾撥兒人分頭尋找紅軍報信。得知敵情的紅軍決定將計就計,以1個營從城外開進城內,又從城裏開出,周而復始地走了1個半鐘頭,以迷惑敵人。敵軍以為紅軍大隊進了城,從天子地山上殺下來,卻不料在背後受到紅軍的突襲。敵人伏擊紅軍不成反被紅軍擊敗。此役雖然以紅軍獲勝告終,但肖家璧勾結敵人企圖伏擊紅軍的行徑,為毛澤東、朱德所憎恨。

    朱毛紅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徵戰贛南後,遂川為“紅”、“白”拉鋸式佔據的區域。肖家璧更是瘋狂地配合敵軍摧殘紅色區域。1930年1月底井岡山根據地失守,肖家璧率靖衛團開到茨坪,對大小五井實行大燒大殺。肖匪將五井和茨坪列為重點血洗區,逢屋便燒,見人就殺。大小五井原有村民123戶,竟有69戶被殺絕,房屋全部被燒殺。肖匪殺人手段殘忍無比,有砍頭、剖肚、火燒、割脈、剝皮、抽筋、滾水燙等十余種。肖家璧到處慘殺共產黨員和蘇維埃幹部,連他們的親屬也不放過。據建國後統計,肖匪指揮靖衛團殺害的紅軍、蘇區幹部及無辜群眾2500余人,僅在黃坳、下七、五鬥江3地,就殺害1186人,燒毀房屋5300多棟。群眾將之稱為“肖屠夫”。

   為嚴密統治遂川人民,肖家璧推行自己創意的保甲制度,將國民黨政府制定的《保甲制度》規定的區以下設聯保、保甲,改為各鄉設保甲,各級之間環環相扣,互相牽制。1934年1月,肖家璧編印了《遂川大坑保甲實驗錄》,其做法得到了蔣介石、何應欽的通電嘉獎。在軍事方面,肖家璧于大坑、西溪、堆前、草林、大汾等地,修築大小碉堡150余座,在遂川縣城建有彈藥庫、監獄、水牢等。在擴充軍事勢力的同時,進行經濟掠奪,壟斷了全縣了油行和糧庫,對民眾任意派捐派款,敲詐勒索。

    1949年5月,隨著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以迅猛之勢掃擊江南,國民黨江西省政府推出肖家璧在贛西對抗解放軍,任命他為“井岡綏靖區第一縱隊少將司令”,撥給一批槍彈。肖家璧雖然知道國民黨大勢已去,仍然鼓起反革命雄心,妄圖憑借遂川山區的險要地形,與解放軍周旋,負隅頑抗。肖匪派人到處造謠,說“解放軍來了,又要實行共產共妻,小孩運到東北去,女人集中勞軍”,並在各種會議上猖狂叫囂“解放軍有千軍萬馬,我肖司令有千山萬嶺,共產黨能打遊擊,我們為何不能?”

    就在這時候,另一個遂川人陳正人,被中央任命為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兼江西軍區政委。1949年5月中旬,陳正人奉命來到北京,在香山由毛澤東主席召見。毛澤東對江西的工作作了詳細指示後,忽然把話一轉:“正人,你回到江西後,注意給我找一個人。”“找誰呀?”“這人我要找,你也要找。他不是別人,還是你的同鄉,他是革命的死敵,也是我的死敵。”陳正人一聽馬上反應過來:“唉,我知道了,他是肖家璧。主席放心,我們一定要抓到他。”毛澤東點首又道:“該給他算總賬了,在井岡山的時候,我們沒有抓到他,讓他茍活了20多年。”陳正人聽後堅定回答:“現在不能讓他再跑了。”

    6月上旬,陳正人與邵式平、陳奇涵等人率領一批南下幹部來到江西南昌,組建了省委、省軍區。7月上旬,陳正人主持了省軍區與解放軍第48軍聯席會議,研究對贛西、贛南的剿匪鬥爭,會議決定該軍142師挺進贛西。

    1949年8月2日,142師解放遂川全縣,留下425團專門剿擊肖家璧土匪。該團與遂川縣人民政府研究了清剿肖匪的作戰方案,成立清剿指揮部,繪制了大坑一帶的地圖,翻拍肖家璧的照片,發給參戰的解放軍和民兵。

    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肖家璧的千余土匪武裝土崩瓦解,有的被消滅,有的向解放軍投誠。肖匪見大勢已去,帶著百余心腹人員逃入仙人跡、石公坑一帶的深山老林。9月22日,解放軍得到群眾提供的情報:肖家璧只帶少數親信流竄到樟木坑、犁壁山,425團即派出5個戰鬥組追蹤圍捕。犁壁山一帶山高路險,樹木鬱深,藏在野豬棚的肖家璧躲過圍捕,但他的貼身保鏢劉尚煥被解放軍抓住。425團根據劉的口供,從25日起增派搜索部隊,日夜進行搜剿,不放過一處草叢和一座崖洞。28日拂曉,副班長趙文珍帶人搜索到湖坑西山時,發現有人向山下草叢跑去,指揮戰士們包抄過去。因為上級嚴令活捉肖家璧,戰士們只有朝天鳴槍。趙文珍發現前頭齊腰深的草叢中有人影晃動,猛撲過去,一把抓住那人,稍一辨認此人就是肖家璧。

    殺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屠夫”肖家璧,終于落到了人民的手裏。1949年11月11日,4萬余群眾從井岡山區方圓百裏的村村寨寨走出來,匯集在遂川水南中學操場,參加公審肖家璧的宣判大會。50余名群眾代表登臺講話,用血淚斑斑的事實控訴肖匪的滔天罪行。遂川縣人民政府根據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宣判肖家璧死刑,當即執行。

    是日晚上,江西省委書記給北京發去了這樣的電報:“毛主席:人民死敵肖家璧已于今日公審處決,井岡民眾人心大快。”

  三、羅克紹成為湘贛邊界最大的反動武裝頭目

    江山鼎定,共和國主席政務繁忙,日理萬機。1950年11月上旬,一天夜已深沉,毛澤東忽然從桌上拿起毛筆,在信箋上擬寫了一份發給湖南省人民政府的電報,電文如下:

    湖南省人民政府,著即查明茶陵羅克紹此人是否在?在之從速逮捕。

    毛澤東的電報,轉到了另一個茶陵人、剛從北京調來擔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監察委員主席的譚余保手上,譚閱了電文,愣了一下,說道:“主席還記得這個人?”

    數日之後,正在茶陵縣江口鄉鄉立小學擔任民辦教師的羅克紹,被突然而至的公安人員從課堂上抓走,直接押往省城長沙。這個井岡山鬥爭時期紅色政權的又一個死敵,竟由毛澤東提出抓捕歸案,足見對他有著深刻印象。

    羅克紹生于1877年,茶陵縣江口鄉蕉坪村人。因為家道富庶,年輕時常常身穿長袍馬褂,手提長桿煙鬥,到處嫖賭逍遙,結交狐朋狗黨。1926年農會興盛,鄉農民協會將他當做痞漢抓住遊鬥。翌年5月“馬日事變”期間,羅克紹乘機收繳農民的武裝,組建茶陵縣十八團(團的建制等于區)團防局,自任團總。羅克紹深知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不惜家財購買槍彈,又濫向農民派款購槍,數月內發展到200余人槍。

    羅克紹與井岡山紅軍第一次結冤為敵,是在1927年12月中旬的一天。

    這天上午,毛澤東帶領袁文才農民自衛軍兩個連,從寧岡茅坪急趕而來,赴茶陵攔截有被叛徒拖走之虞的工農革命軍。這個叛徒就是三灣改編後擔任團長的陳浩。陳浩帶著部隊打茶陵期間,自作主張,實行的是單純軍事觀點的一套,又與副團長徐恕沉湎于享樂腐化,受到前委的嚴厲批評後心生不滿,萌生了把部隊拖往安仁,投靠國民黨方鼎英十三軍的圖謀。前委委員、第三營黨代表宛希先在城外巡邏時截住一名郵差,搜獲了陳浩寫給方鼎英的信件,立時派人飛馬寧岡向毛澤東報信。毛澤東不勝焦急,帶了袁文才部兩個連連夜出發,走小路趕往茶陵。不料走到江口村口遭到羅克紹團防的攔截。槍聲一響,毛澤東對袁文才驚問:“這兒冒出什麼敵人來了?”袁文才一想回道:“是羅克紹的團防局。”毛澤東跺著腳發急地說:“羅克紹這時候冒出來真要命,時間拖不得呀!”袁文才也明白,要是陳浩拖著工農革命軍從酃縣塘田進入了安仁縣境,情況就糟糕透了!他對毛澤東說:“羅克紹要在這兒擋道,我們只有硬闖過去,我帶特務連正面接火,陳伯鈞帶第一連從河邊直插過去,不怕團防不退。”毛澤東點頭說:“只有這樣了。”

    當下,農民自衛軍兩個連接照袁文才的布置開始行動。陳伯鈞指揮第一連向村莊右側的小河邊插去,袁文才帶著特務連在正面發起強攻。右側河邊的槍聲一響,團防局就吃不住勁了,來了個邊打邊退。團防局的陣腳一松,特務連乘勢打過去,佔據了團防的炮樓。團防局逃去後,清點一下,農民自衛軍遭截擊的損失是4亡4傷。毛澤東憤恨地說:“羅克紹可惡得很,眼看就要耽誤我們的大事!”袁文才知道時間極為緊迫,留下一個班處置傷亡,部隊繼續隨毛澤東向湖口趕去。

    只能用差之毫厘、失之千裏來形容這次行動的危急程度。當毛澤東帶領部隊趕到茶陵的浣溪圩時,陳浩帶著的工農革命軍已是過了圩外,只能看到隊伍的尾部,若是再過五六分鐘,這支隊伍就開過去了。幸虧發現得及時,停止前行的號音一響,部隊就停下來了,毛澤東馬上帶人趕上前去。陳浩萬萬沒有想到在這節骨眼上毛澤東趕來了,因此一見毛澤東就心裏發慌。被裹脅著的官兵們本來對岔向安仁方向感到疑惑不解,現在看見毛澤東帶部隊追趕來,登時明白是怎麼回事。毛澤東質問陳浩:為何把部隊帶向安仁方向?陳支吾著答不上來。袁文才令人上前摘下陳浩的手槍,將他捆起來。這時,被陳浩下令逮捕的宛希先從前面趕到,揭露了陳浩拖隊投敵的陰謀。

    毛澤東這一次帶著袁文才農民自衛軍于浣溪截住被陳浩拖走的部隊,真是千鈞一發,萬分危急,只相差10分鐘不到的時間,險些導致了一支工農革命軍被陳浩拖走的危險。對于這一點,毛澤東是深深知曉的。正是羅克紹團防局在江口阻擋延誤了半個多小時,才差點鑄成大錯。可以這麼說,工農革命軍的前途,差點兒斷送在羅克紹手上!故而毛澤東對這件事不能忘懷。

    羅克紹還有兩項重大的反革命罪惡,使毛澤東深蓄在記憶當中。

 1928年1月,已經成為國民黨茶陵縣“義勇隊”總隊長的羅克紹,帶著其部襲擊茶陵縣堯水區工農兵政府,將區農民自衛隊隊長尹子斌等多人抓捕後殺害。為此,羅受到湖南省政府的通電嘉獎,並發給一筆賞金。同年8月湘贛邊界遭受失敗期間,紅4軍大隊已赴湘南,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寧岡縣軍隊空虛,贛敵佔據著新城、古城等平原地方,龍市區的睦村、上寨等4鄉工農兵政府,退到寧岡、茶陵交界的新龍庵聯合辦公,集中了蘇維埃工作人員近百人。羅克紹的義勇隊在獨栗山搜剿時抓到上寨鄉黨支部成員劉定桂,帶回江口加以刑訊。羅克紹指揮用刑,迫使劉定桂叛變,供出4鄉工農兵政府合駐新龍庵的情況。羅克紹自率200余人槍奔襲上寨新龍庵。雖然赤衛隊的巡邏哨在庵外1裏多的地方發現敵情鳴槍報警,但駐于庵內的部分人員來不及跑上山,被義勇隊圍住。這次新龍庵遭襲造成重大損失,當場打死蘇維埃幹部19人,被抓多人,成為湘贛邊界“八月失敗”中的大血案。羅克紹的義勇隊還在騰村、上寨一帶大肆燒殺,燒毀民房百余棟,搶去耕牛幾十頭。

    對羅克紹在新龍庵制造的大血案,毛澤東是在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了解到的。當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在會議上報告這一情況後,毛澤東憤恨地插話說:“在井岡山有兩條大地頭蛇,東邊有肖家璧,西邊有羅克紹,不把他們打掉,我們是不得安寧的。”

    毛澤東說得不錯。朱毛紅軍主力不在井岡山了,羅克紹成為湘贛邊界最大的反動武裝頭目。1929年3月上旬,湘贛兩省政府聯合任命羅為茶(陵)酃(縣)寧(岡)3縣團防總指揮,並撥給一批鋼材,資助羅克紹建起了一個小型兵工廠。這個小廠建在江口,擁有若幹臺機床,有28名機械工人,能夠制造單響步槍和步槍子彈、手榴彈。在軍事力量方面,羅克紹的茶陵縣團防局有300余人槍。

    消滅3縣團防武裝,誅除羅克紹,成為井岡山紅軍的首要目標。此時,井岡山的地方紅軍仍由贛南潛回井岡山的袁文才統領。袁與王佐訂制了一個活捉羅克紹、把兵工廠繳獲過來的計劃,從1929年10月起,不斷地派人偵察羅克紹的行蹤。1930年2月19日,袁部的特務連長周桂青在坑口偵知到羅的確切行動——預定明日起到獵狗隴村的一個姘婦家過小年。袁文才得了情報,自率1個連連夜出發,冒著大雨急行了一夜,于天亮之際趕到獵狗隴,果然把羅克紹從姘婦的熱被窩裏拉出來。落到袁文才之手的羅克紹貪生懼死,只求不要殺他,情願獻出一切家產,下令將兵工廠搬往寧岡。羅克紹被押解到寧岡新城後,袁文才並沒有殺他,而且予以款待,其目的是通過軟化手段讓羅真心倒戈。袁文才曾對規勸他的部下們說道:殺掉羅克紹有什麼用?我們又不能到長河搞到鋼材和彈硝,還得利用他才能搞到這些材料,到時候再說吧。

    袁文才決然沒有想到,自己優待羅克紹的一舉,竟然使整個事態發生了質的惡變。這裏面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由于袁文才、王佐此時與湘贛邊界特委產生了相當嚴重的矛盾,互不服氣,離心離德。性情高傲的袁文才根本沒有把抓獲羅克紹的計劃向特委報告,自恃為這是有利于革命的正當舉動。而特委的一班負責人都是本地人,與客籍人領袖的袁、王已于近幾年來感情惡化,對他們懷著很大的戒備心理,袁文才優待羅克紹一事,又為湘贛邊界的豪紳階級所充分利用,他們散布謠言,說袁、羅將攜手合作。在寧岡與茶陵交壤的一些村莊,還寫出了“歡迎袁文才歸順政府”、“慶祝袁羅攜手合作”的標語。在這種情況下,特委的這些負責人,一則不辨真偽,生怕袁文才真的與羅克紹勾結反叛革命;二則平昔那種互為不和甚至敵視的心理,此間惡性地膨脹起來,故而產生了誘殺袁文才、王佐的想法。袁文才、王佐被錯殺的冤案就這麼形成的。可以說,捉羅克紹已經成為了袁、王被殺事件的導火線。

    1930年2月24日,湘贛邊界特委以“編隊打吉安”為名,將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誘至永新縣城,又在紅5軍部隊的協助下,殺害了袁、王,解體了紅4軍32團。袁、王被殺之後,其部下放走了關在茅坪的羅克紹,使他繼續與人民為敵。

    再說解放初期已是70多歲的羅克紹,在江口鄉小學課堂上被省公安廳和茶陵縣公安局派人抓走後,直接解押到長沙。經過辦案人員的審理,查證了羅一生來的反革命罪惡。然後,由省政府副主席譚余保向毛澤東主席發了一個電報,就羅克紹被捕加以報告。不幾日,毛澤東回電湖南省人民政府。按照毛澤東的電報指示,1951年2月上旬某日,反共一生的羅克紹被處決。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年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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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一战定乾坤的龙源口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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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文

2013年09月24日07:59   来源:《党史博览》杂志
原标题:井冈山时期一战定乾坤的龙源口战斗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湘赣边界的武装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令国民党当局坐立不安。1928年6月中旬,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奉蒋介石之命,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剿”:湖南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由平江调防攸县,欲经茶陵、酃县(今炎陵县)向井冈山推进;江西国民党军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加上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从吉安向永新进攻。于是,在当月23日,朱毛红军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以龙源口为中心地域正式打响。

国民党军在数量、心理、技术上占有很大优势

龙源口位于江西永新县南部、七溪岭脚下,距县城20公里,地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正北方向。而龙源口战斗的主战场——新、老七溪岭相距约5公里,紧靠龙源口村拔地而起,横在永新与宁冈两县之间,山高林密,流急谷深,地势十分险要。两座山岭各有一条小路蜿蜒上下:西边老七溪岭的山路从永新的白口村通往宁冈新城;东边新七溪岭的小路从永新的龙源口通往宁冈新城。这两条小路上下三四公里,是接通宁冈县与永新县的咽喉要冲。国民党军和朱毛红军对龙源口阵地均志在必得。我们且分析一下当时交战双方的基本情况。

兵力对比:与之前国民党军数次“进剿”相比,龙源口战斗中的国民党军参与进攻的兵力大增,而且分为赣、湘两路分进合击,东西推进。江西方向是杨池生第九师和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共五个团,湖南方向是第八军吴尚部三个团(八个团均得到了加强),再算上反动的“挨户团”和“靖卫团”,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达3万余人。“朱毛红军中朱部2000余人,毛部1000余人,袁文才、王佐部各300人,共3600多人。”国民党军近十倍于红军。

武器对比:朱毛红军号称四个团,却有将近一半的部队用梭镖、大刀做武器;而国民党军参战的部队使用的是步枪、机枪,还有迫击炮。

综合对比:“敌二十五、二十六团为江西军队之最狠的部队,战斗力最强,都系老兵,技术熟练”,且准备充分、兵力集中,加之前两次吃过朱毛红军的亏,在国民党军官长的蛊惑下“复仇心切”,国民党军官兵在心理上、技术上占有很大的优势;朱毛红军攻克湖南酃县后还未得到休整,旋即投入龙源口战斗,部队异常疲劳。

朱德手提机关枪亲自上阵

6月23日,国民党军杨池生第九师二十七团凭借优良装备,开始向刚抵达龙源口“半炷香不到的”红二十九团(含红三十一团一部)阵地扑来。红二十九团由宜章农军组成,枪支匮乏,是“梭镖团”。在国民党军的强烈攻势下,红军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导致阵地前沿有利地形风车口被占领。在此危急情况下,红军前线总指挥朱德手提机关枪亲自上阵,组织密集火力向对方扫射,同时组织红军战士猛冲,夺回了风车口,稳住了阵地,并趁势将国民党军逼下了山腰。此后,尽管国民党军多次冲锋,再也无法逾越风车口。

在新七溪岭战斗打响之后,杨如轩的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几乎同时向老七溪岭发起进攻,并抢占了制高点百步墩。红二十八团因路途较远,只赶到与百步墩一涧之遥的茅管坳,敌俯我仰,地形对红军极为不利。红军多次组织突击,却因涧窄墩陡,兵力无法展开,未能奏效,一时形成对峙状态。午后,红军乘敌疲惫松懈之际,组织了敢死队隐蔽接敌,发起突然进攻,终于突破敌防御阵地,攻占了制高点。国民党军仓惶向白口村方向溃逃。红二十八团居高临下,乘胜猛追,歼其一部。

敌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及第二十七师指挥所逃向永新,红二十八团迅速经白口村向龙源口迂回。与此同时,扼守新七溪岭的红军部队,乘势转入对国民党军二十七团的进攻,二十七团已陷于孤立,纷纷向龙源口溃退。红军迅即跟踪追击。当敌人退至龙源口时,红二十八团已经占领龙源口有利地形,切断了敌之退路。

就这样,红军以不足3个团的兵力,歼敌1个团,击溃敌1个团,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重大的军事胜利。

朱毛红军最不愿打的一次战斗

龙源口战斗,是国民党军和红军的一次遭遇战,它既不像毛泽东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开篇之作新城大捷,也不像朱毛红军首战五斗江时有充足的时间设伏并有足够的兵力击溃冒进之敌,甚至还不像随后的草市坳战斗——草市坳战斗朱毛红军投入了整个红二十八团,且在国民党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预先布下伏兵,然后和国民党军七十九团对阵,最后完胜。

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尚不足以支撑一次师、团级部队作战,而多以小股部队并运用游击战术为主,战斗中多避敌主力,而攻敌侧翼,并声东击西,甚至有时还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法,所以实战效果颇佳。但龙源口战斗,朱毛红军将全部本钱押在那里,并且硬碰硬,容不得丝毫以巧取胜。

国民党军作为主攻方,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和足够的精力去打一次有足够胜算的战斗,而朱毛红军之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一部为了占领防御阵地,提前不到半个小时抢占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甚至连工事都来不及修筑;红二十八团因路途遥远,晚了一步,让国民党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在这种紧张的态势下,朱毛红军就不得不一改过去的游击战法,而采取山地攻坚战。这种战法,对于兵力、武器等方面均处弱势的红军来说,未免代价太大。

国民党军失败原因

国民党军集中了优势兵力,挟优势火力,占尽地利,准备充足,为什么就越不过龙源口这道坎?其中的奥妙何在?

战场组织、指挥失灵

战斗中的战场组织、指挥极为重要,它可以对战场实时精准掌控及调配战力,是赢得战斗的关键。国民党军这次进攻由杨池生担任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永新县城,由杨如轩担任前线指挥,前线指挥部设在武功潭的白口村,但前线指挥杨如轩却不在前指。杨如轩在《南昌起义后在赣西作战亲历》中承认:“1928年五月(农历)中旬,赤军第二次占领永新后,‘朱培德大为震动,决议第九师从山东调回江西,到永新与我的第二十七师会合,统由杨池生批示攻逼赣西赤军。我因伤未愈,预备赴上海就医。杨池生师长带领第九师抵达永新后……奉令向七溪岭赤军提议攻逼,后果大北而回,损掉沉重’。”时任国民党赣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团副的胡彦在《我所晓得的朱德和“二杨”》一文中也曾证实: “杨如轩挂彩后,第九师师长杨池生衔命从‘北伐’途中火线赶回,率两个团赶到永新,攻逼赤军。……端阳节快到了,‘二杨’提早过端阳节,杨如轩对杨池生说,‘你要小心,不是以前的朱玉阶(指朱德)了’。杨池生说,‘老朱的打法我晓得,没有什么了不得’。后杨如轩回吉安养伤,杨池生批示作战,不意,杨如轩还没到吉安,杨池生就败下阵来,并且败得更惨。”

交战时主要指挥员不在位,造成了这次战斗的战场组织、指挥上的失灵。国民党军动用了三个团担任主攻,并抽出一个团留守永新城,另一个团在永新和宁冈的交界处也同样为预备队做战场补充。事后证明,国民党军中近在咫尺的一个团根本没有及时有效支援,是因为对战场信息掌握不了,加上没有总指挥协调整个战斗,造成了固守永新城的那个团一点都未派上用场。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军两个团就这样在龙源口战斗中望风而逃,既没保住设在白口村的前指,也没有策应三个主攻团,甚至没有守住大本营——永新。

在作战中,各方只考虑自己小集团的利益,以损人利己为行事的出发点

在龙源口战斗打响之前的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湖南省督办鲁涤平、会办何键复杨池生等电中写道:“电复永新杨师长池生等皓电会剿共匪朱毛由。国急。江西永新第九师杨师长,第二十三(二十七)师杨师长勋鉴:口密。皓午电:敬悉贵部准马日依照方案进剿,至为佩慰,当即令饬吴军长由茶、酃班师会剿,以期一鼓而歼灭之,尚望不分领域,起劲兜剿,务将匪根铲绝,永安民命为盼。鲁涤平、何键叩。哿未印。”

当龙源口战斗国民党军方面进攻不顺时,并未见到湘军的身影。杨如轩于23日致电鲁涤平、何键等称:“机最急。……接敝师杨副师长由七溪岭来示:朱、毛、袁各匪率千余人,沿七溪岭一带,据险与我军苦战。我肉搏冲锋数十次,连掳仇敌数个,不料我右后方,又有匪数千向我袭击,当即抽队抵挡。……我军官兵亦伤亡不少。现仍在七溪岭对战中……贵军已开动否?现到何地?万祈迅示。并请不分领域迅即进剿,俾免有受匪各个击破之虞,若何?盼即电告。杨如轩叩。梗。”

龙源口苦战中的赣军求爷爷告奶奶,为的是盼来援兵,但全副武装的湘军无视哀求,仍在酃县附近裹足不前。

低估了朱毛红军的实力

朱毛红军虽然人员少装备差,但在毛泽东、朱德等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并经过多次战火的洗礼,部队适应性强,能征善战,官兵异常骁勇。而国民党军行动迟滞,“骄娇二气严重”:21日从永新动身,区区20公里的路(相较于朱毛红军从宁冈新城抵达龙源口而言,道路更为平坦)竟黄昏才开到,又因“怕夜战”早早宿营休息。

而朱毛红军却趁“仇敌师部扎在岭南山脚下龙源口、秋溪街一带,团部到了山上蛤蟆湖,计划攻下新城过节!兵戈的前一天,我们在城里城隍庙开群众大会,人人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发动申报……整夜做预备任务。在黑夜星光下,我们分三路动身去围住仇敌。早晨6点钟,就开战了”。时为少先队员的谢长生回想起龙源口战斗时如是说。所以,红二十九团及红三十一团一部能够为龙源口战斗的顺利进行取得先机。同时,首战即胜也鼓舞了朱毛红军的士气。

另外,敌人火力虽然密集,但损耗多,况且因为战线绵长,弹药给养等难以补充。国民党军的枪支如果缺少弹药即变成了烧火棍。这时,缺枪缺弹的朱毛红军却能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在坚持一天多的战斗中,在没有任何补充甚至连饭都可能吃不上的境况下,还能够发挥战斗力,这是国民党军难以想象的。

没有使命感,没有民众的支持

蒋介石背信弃义,煮豆燃萁,发动反革命战争,与民众离心离德;而朱毛红军为了革命事业,有神圣的使命感,自然也富有牺牲精神,有能够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毅力和勇气。如龙源口战斗中,朱德亲自参与阻击,在子弹洞穿自己军帽的危急时刻,也全然不顾。又如,营长肖劲塞肠冲锋,班长马奕夫身堵机枪,等等。

正因为朱毛红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所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在龙源口战斗中,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朱毛红军对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清楚,并能够从容应对。

民众及时向朱毛红军提供了国民党军进攻的确切消息。于是,毛泽东和朱德能够果断地作出战斗部署:命令红三十一团一营和红二十九团迎击新七溪岭进攻之敌,红二十八团迎击老七溪岭进攻之敌;袁文才率领红三十二团一部和宁冈、永新两县赤卫队埋伏在老七溪岭右侧的武功潭一带,配合红军相机出击,捣毁白口村的杨如轩的前线指挥部;动员地方武装和参战群众协同红军作战;王佐率一部做预备队并防备遂川“靖卫团”可能趁机骚扰;毛泽东率红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永新龙田、路江一带监视湘敌动向。朱毛红军能够利用有限的兵力进行“绝配”,国民党军恐怕做梦都没想到。

一战定乾坤

用一战定乾坤来形容龙源口大捷一点也不夸张。

这一仗不仅使赣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破产,而且让朱毛红军乘胜第三次占领永新城。毛泽东曾满怀豪情地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要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因为永新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大县。它北通莲花、萍乡,西接茶陵,东邻吉安,南连宁冈,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境内崇山峻岭,地形很是复杂。总之,永新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看,都显得极为重要。

这次战斗胜利后,朱毛红军不仅在永新建立了各种党群组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而且地方武装赤卫队、暴动队发展到近万人;同时,还营造了仅次于井冈山的第二个军事根据地——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使之成为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的军事屏障。永新,也因此成为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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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井岡山預言:二十年後革命一定會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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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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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春夏之際,湘贛邊界割據區域刮起了一股頗為擾亂人心的風浪,其代表性口號就是“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其中的直接原因,是三月底湘南失敗,湘贛邊界被敵人佔領,再加上秋收起義的失利與廣州起義失敗的潛在影響。一係列挫折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及事實上艱難困苦的環境,就像迷霧一樣,朦朦朧朧地遮住了部分人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景,陷入在灰心喪氣的愁城困海之中。

    客觀地說,能夠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那樣蠱惑性很大的疑問,決非一般的人,起碼是個知識分子。這一口號的創造者還真是一個“文化人”,他就是時任紅四軍三十一團團部宣傳幹事的楊岳彬。

    楊岳彬是湖南華容人,北伐戰爭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華容縣委常委兼縣總工會主席。1927年“馬日事變”後,由黨組織派到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擔任連指導員,隨部隊參加了秋收起義。因他能說會道,還善于刻鋼板、作畫,紅四軍成立後在三十一團任團部宣傳幹事。

    楊岳彬生來性情活潑,愛在公開場合表露自己,且常語出驚人地誇誇其談。“天天吃南瓜,打倒資本家”,“糙米飯來南瓜湯,餐餐吃得卵打光”等一類的調笑語,就是這老兄創造出來的。這些話雖然是開玩笑時講的,但也反映出他內心對井岡山艱苦生活的不滿情緒。一天,三十一團一營營長員一民找到楊岳彬,要團部宣傳幹事給他們營添置一面紅旗。楊岳彬正與紅軍醫院的院長曹?榮 等人閒聊得起勁,聽了甚不耐煩,撅起嘴回員營長道:“置什麼紅旗,這紅旗還不知道打得下去麼?”“什麼?你說革命的紅旗打不下去了?”員一民聽後瞪大眼睛,雙目帶怒地衝著楊岳彬斥責起來。楊岳彬見風頭不對,連忙改口說:“我哪?講打不下去?我是說到底打得多久?”“你呀,你這個人思想成問題,比哪個都右傾!”員一民說著氣哼哼地走了。

    楊岳彬的這句話就像長了翅膀一樣,飛快地傳開了。別看這句話簡單,卻真是通俗易懂,言簡意賅,為當時正在流行的右傾悲觀情緒推波助瀾。

    湘贛邊界黨的“一大”召開之前的四五天,毛澤東與龍開富到寧岡縣壩上,了解鄉村紅色政權建設的情形。進村不久,遇到了寧岡縣委組織部長劉克猶和一個叫劉亮玉的區委幹部。毛澤東與劉克猶熟悉,便叫著劉的名字問道:“你們到這?做麼子?”“還不是落實黨訓班的事。”劉克猶一邊回答,一邊在毛澤東對面的方桌旁坐下。毛澤東聽說過,寧岡縣委最近決定各個區委舉辦一期黨訓班,受訓對象是基層黨員及鬥爭積極分子,便就黨訓班的事與劉克猶、劉亮玉聊了起來。

    毛澤東從鄉村布爾什維克建設的重要性說起,一直講到邊界黨的現狀,包括將要召開的第一次黨代表會議。時間不覺過了半個多鐘頭,劉克猶知道毛澤東還有別的事情要忙,情不自禁地把一樁蓄之已久的心事說了出來:“眼下冒出個‘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挺是擾亂人心的,這樣下去不是個頭。毛委員,你的看法怎麼樣?”

    聽了劉克猶的提問,毛澤東默然一陣,才語氣凝重地說:“是呀,有人提出了疑問,不作答復是不行的,邊界黨正在考慮這件事情。馬上要召開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屆時著重解決右傾悲觀的問題。”他停頓了幾秒鐘,接下說:“有些同志在革命發生困難和危急的時候,就懷疑革命的紅旗子打不下去,因而發生了悲觀情緒。這?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看小了革命的力量,看大了敵人的力量。這些同志只看表面現象,不看問題的實質,所以容易被迷惑,認為革命勝利的前途渺茫得很,悲觀喪氣的思想也由此而生。”

    情緒開始激動起來的毛澤東,就像對著很多人演講一樣,以激昂宏亮的聲音繼續說道:“世上的道路總是彎彎曲曲的,革命何嘗不是這樣?湘南有個三月失敗,井岡山也被敵人佔領過一次,這怕麼子呢?損失了的東西還可以創造嘛。去年秋天,我們上井岡山不到一千人,爾今又怎麼樣呢?我們有湘贛邊界這樣的好地形,又有廣大民眾的擁護,毫無疑問會得到發展的。邊界的紅旗子無論如何倒不了,一定能夠打下去!”

    劉克猶等人聽得非常認真,不時地點頭,口?“嗯嗯”有聲。毛澤東見狀意猶未盡地說:“一葉障目,不見高山,右傾悲觀的思想只有自我消沉,這是非常有害的!”

    與劉克猶一道來的劉亮玉,聽了毛澤東的宏論,猶覺一股清風自心底吹起,拂散了迷迷蒙蒙的霧簾,感到豁然開朗。劉亮玉激動之余,不禁衝口而出問了一句:“毛委員,照這樣下去,你說革命什麼時候才能勝利?”

    只見毛澤東略一沉思,深邃的目光投向屋外逶迤起伏的群山,朗聲回道:“20年後,革命一定能夠勝利!”

    劉亮玉的眼?閃過一道驚喜交加的光焰,連連點頭說:“我相信,我相信。”

    劉克猶知道毛澤東時間緊,況且自己也有任務在身,說了幾句告辭的話,與劉亮玉去灘頭找壩上鄉的黨支部書記金觀恩去了。

    毛澤東這次在壩上的預言性講話,經劉克猶、劉亮玉幾個人傳播出去,在民眾當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0年後”這句話在許多人的腦子?打下了烙印。1949年11月,曾經脫離革命的劉克猶得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毛澤東任了主席,感慨萬端地對村人說:“毛澤東真是預言家。1928年他在壩上講20年後革命定然獲勝,果真兌現,神明!神明!”(來源:《黨史文苑》 作者:謝才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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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双雄袁文才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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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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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有名的“山大王”

  袁文才与王佐,1898年10月和5月分别出生于井冈山下的宁冈县马源坑村和遂川县下庄村的两个贫苦农民家庭。袁文才因家境贫困,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由于不愿接受当地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他带领群众与当地劣绅谢冠南作斗争,被官府通缉,家中房屋被烧,母亲被杀,新婚妻子被霸占。走投无路的他于1923年参加了当地绿林首领胡亚春的“马刀队”。由于袁文才的聪明才干,他很快就当上了“马刀队”的首领。1924年,袁文才率“马刀队”攻进宁冈县城,将县衙付之一炬。江西省政府派官兵一营分路“进剿”,袁文才凭借熟悉的地形,巧妙周旋,“进剿”之敌疲于奔命,无功而返。袁文才和“马刀队”于是在湘赣边山区声名大振。王佐幼年丧父,家里很穷,家中仅有的一块山林也被土豪劣绅强占,童年时的王佐靠给地主放牛和伐木烧炭维持生计。15岁时改学裁缝,学艺过程中,又投靠了当地有名的拳师王冬文,练就一身武艺。1923年,王佐加入井冈山的绿林头目朱聋子的队伍,打仗勇敢,深得朱聋子的喜爱。1924年,王佐脱离了朱聋子队伍,开始发展自己队伍,筹款买枪、招兵买马,以“劫富济贫,除暴安民”为口号。队伍分别在井冈山的南岭嶂和金狮面几座大山中安营扎寨,永新、遂川边陲一带的大小山村均在王佐的控制之下。王佐便成了井冈山上名副其实的山大王。遂川豪绅多次勾结官兵进山'进剿',都未能把王佐剿灭。1925年,王佐队伍发生内讧,遂投奔袁文才。袁文才帮王佐铲除了异己,重新巩固了队伍。袁文才与王佐系同年生人,两人慕名已久,志同道合,又都是客籍人,遂结拜为"老庚"'(即同年出生的结拜兄弟)。从此,袁、王两人各竖一帜,双雄并立。袁文才在山下的茅坪,王佐在山上的大小五井,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成为湘赣边界威名赫赫的地方首领。

  1925年下半年,宁冈籍的共产党人龙超清,上山动员袁文才下山。1925年9月,袁文才率部下山,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长,成为一支受我党影响和控制的武装。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江西、湖南一带,袁文才在宁冈党组织的帮助下发起了宁冈暴动。袁文才一马当先,率部打进县衙门,收缴了清乡局的枪支,驱逐了北洋军阀委派的县知事沈清源。随后,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将所部改称宁冈县农民自卫军,他本人担任总指挥。袁文才下山后,在龙超清的教育和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快,他经过慎重思考,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决定率部投身革命。经龙超清介绍,袁文才于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约同时,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下,与遂川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把自己的队伍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地区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军队,先后缴了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的枪。然而袁文才、王佐两部却始终各自保存着60支枪,在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的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1927年7月,袁、王两部根据党的指示,发动永新暴动,从监狱中救出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贺敏学、胡波等八十多人。永新暴动胜利后,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王新亚、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王新亚为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不久,国民党返攻永新,袁文才、王佐与王怀、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等永新的同志一同到了井冈山,在山上一直坚持斗争。
与毛泽东井冈山结义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重挫后,因为他早就听说在井冈山地区有我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遂决定率领起义军余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9月30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并派人给袁文才送信,表达了工农革命军要在宁冈一带建立根据地,请袁文才、王佐二人大力协助的愿望。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在井冈山立足和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排除了某些人想把袁、王部队吃掉的主张。毛泽东说道:"他们是绿林军,我们是草头王,大家可以合为一家嘛!有机会我要去拜拜山。"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委托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作介绍,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第一次会见了袁文才。毛泽东充分肯定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明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决定赠送100多支枪。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打消了袁文才的顾虑,当即表示欢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他的大本营茅坪安家,还当场赠送工农革命军1000块大洋,解决急需的经费问题。次日,袁文才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袁文才组织人员筹集了上万斤粮食和一批布匹,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吃穿问题。袁文才还资助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从此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上安了家。

  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和说服下也打消了疑虑。他于1927年10月下旬派出代表迎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上山。24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抵达大井,王佐杀猪宰羊予以款待。毛泽东会见王佐后,赠给王佐70条枪,还有一些马鞍和手枪套等物品,王佐也回赠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作为军粮。10月27日,王佐邀请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并通过打土豪的途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和财物,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经费不足的问题。

  为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的部队,毛泽东派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等一批干部到袁文才部队工作。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的素质很快得到提高,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与此同时,毛泽东派何长工只身去王佐部,任王佐部的党代表。何长工很快就把握了王佐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和疑心重的特点,既灵活又坦率地与王佐接触,又帮助他除掉了多年的宿敌――永新地主武装靖卫团团总尹道一。毛泽东也亲自多次跟王佐促膝长谈,讲革命道理,耐心地做教育和转化工作,使王佐大受启发,对毛泽东折服不已。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王佐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从此彻底抛弃了对工农革命军的重重疑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从绿林将军到红色将军

  1928年2月中旬,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从此,原井冈山上的两支地方武装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绿林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部队刚一改编,袁文才和王佐就率部参加了井冈山军民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新城战斗,取得大捷。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2团编为第32团。袁文才继续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蔡协民任党代表。6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袁、王领导的32团,是红四军的4个团之一。井冈山会师以后,袁文才、王佐情绪高昂,工作积极,屡立战功。1928年4月下旬,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进剿"。袁文才、王佐率32团镇守井冈山大后方,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永新城及土溪岭、龙源口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使毛泽东、朱德等在前方作战的主力部队无后顾之忧。而且,袁、王部队还直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对取得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继黄洋界保卫战之后,在1928年10月1日的坳头垄伏击战和1928年11月9 --10日的宁冈城和龙源口战斗中,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都建立了卓著的战功。袁文才、王佐在建设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做的大量工作,赢得了党的高度信任。两人同时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于1928年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袁文才出任政府主席,8月份又兼任了宁冈县委书记。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文才、王佐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他们在井冈山上的住处,也被规定为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永久的可靠通讯处。毛泽东在永新城向中央写信告知:“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双雄罹难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案送到井冈山。

  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柏露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传达六大决议。一向与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主张杀掉袁文才。毛泽东不主张杀,他说: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虽然他有些错误,但不能杀;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豪绅作对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是有功劳的。根据这些情况,王佐不能杀,我们没有理由杀他。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决议决定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仍留在井冈山。

  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后,升任三十二团团长的王佐坚守井冈山。转战赣南的袁文才由于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心中十分惊惧,于5月独自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和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于是,袁文才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

  虽然柏露会议明确作出了不杀袁、王的决定,但是源于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却坚持认为袁、王是“土匪首领”,并认为加速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 1930年2月,中央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为名,召集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率领武装到永新县集中。袁文才、王佐接到通知后,带领部分部队到了永新。22日晚,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袁文才、王佐也出席了。会上,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根据龙超清等人的揭发和诬告,未作任何调查核实,便罗列出袁文才的五条罪状,包括擅自离队、不听调遣、包庇罗克绍等等,当众予以公布。袁文才不服,在会上争吵起来。24日,红五军在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人的紧急要求下,轻信袁文才、王佐“反水”,派第四纵队300余人从吉安县永阳镇开赴永新县城,把袁文才、王佐的住处包围了。袁文才被开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动静,跳出窗外,但不幸掉进东关潭里淹死了。叱咤风云的井冈山双雄就这样蒙冤被害。

  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到赣南时,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与埃德加·斯诺谈及袁文才、王佐时又说:“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50年,陈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江西的工作情况时,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则重复了当年的那一句话:“杀袁王杀错了”。也就在这一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定论。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访38年前的故地――井冈山。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结发夫人蓝喜莲。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袁嫂子”、“王嫂子”,并深情地对她俩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是做了贡献的。”尔后,毛泽东又同袁、王的遗婿一起合影,表示他对先烈们的追思与怀念。

  袁文才、王佐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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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冒死守井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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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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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1929年1月14日,朱德、毛澤東、袁文才(軍參謀長)率紅四軍二十八團、三十一團和軍部特務營四千指戰員,告別彭德懷、滕代遠、王佐和紅五軍,向山下走去,執行前委開辟新區的決定。

    紅四軍一走,井岡山上立即冷清起來。彭德懷指揮紅五軍和三十二團在山上布防,準備迎擊來犯的敵軍。根據上次保衛井岡山的經驗,彭德懷、王佐等人認為敵軍進攻的重點依舊是黃洋界哨口,便決定由彭德懷指揮紅五軍守黃洋界哨口和八面山哨口,由王佐指揮三十二團守其他三個哨口。部署已定,部隊立即進入陣地,修整工事,積極備戰。還未等山上的紅五軍喘口氣,山下槍聲四起,敵兵大至。

    國民黨軍隊這次進攻井岡山和前兩次大不一樣。首先是統一了指揮,蔣介石命令參加會剿的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湖南省主席魯滌平和駐屯湖南的何健軍長,抽調湘軍、贛軍共十八個團會剿井岡山。為統一指揮,成立會剿軍總指揮部,任命何健為總指揮。何健受命後,即率十八個團包圍了井岡山,這時離紅四軍主力下山才過了兩天。其次是國民黨軍隊確知紅四軍下山了,山上只有一千多人的部隊,便放膽進攻。另外何健吸收了上次強攻不克的教訓,採取了一個秘密而兇狠的措施,這一點彭德懷是後來才知道的。

    經過了充分的準備以後,何健于1月26日下令進攻,頓時槍炮齊鳴。紅五軍在黃洋界、八面山和白銀湖的工事都是砍下樹木後用泥土堆在上面做成的,被敵軍的大炮一轟,全部倒塌,工事裏的戰士許多人被壓死打死。大隊長李燦命令戰士們搬來門板、鋪板搭在工事上,上面再鋪上棉被,然後往棉被上澆水,正是寒冬臘月,滴水成冰,水澆到棉被上即凍成冰,再澆再凍,于是,紅軍戰士在黃洋界哨口修成了冰蓋工事。

    倚恃著猛烈的大炮和機槍火力,湘、贛兩軍的敢死隊一批接一批向井岡山五大哨口衝擊。五大哨口確是險要,盡管敵軍的機槍聲響成一片,但紅五軍憑險抵抗,敵軍就是衝不上來。彭德懷跑來跑去地指揮作戰,不慎把炒米袋子丟了。開戰前,紅五軍每人分到了一袋炒米作為戰食,餓了就吃把炒米吃口雪。井岡山上就這麼點糧食,彭德懷身為軍長,丟了米袋,也無從覓食,就這麼餓著肚子堅持了兩天,到最後實在跑不動了,只好坐著指揮作戰。

    井岡山保衛戰堅持了三天三夜,紅五軍打得筋疲力盡,但敵軍到底沒有攻上山來。這天晚上,天氣嚴寒,大雪紛飛,戰壕裏一片泥濘。紅五軍戰士們倚坐在戰壕裏泡濕的稻草上,等待著激戰的到來。

    誰知此晚敵軍沒有進攻,大概他們也累了。沒有了槍炮聲的打擾,守在黃洋界哨口的紅軍戰士們因疲累已極,倒在雪水浸濕的稻草上酣然睡去。第二天,即1929年1月29日拂曉,戰士們還在大睡。號兵田長江下哨到後山休息,他正在那裏洗臉,忽然聽見有人踏雪行走,抬頭一看,只見後山上下來許多人,悄悄地朝黃洋界哨口逼近,武器的撞擊聲、人的喘氣聲越來越近。拂曉中,田長江看不清這支隊伍的服裝,但從他們的動作上看出這不是自己人。

    “什麼人?口令!”田長江端槍喝問。

    對方沒有回答,田長江隨即開槍報警。槍聲一響,從後山上下來的這股隊伍中有人大叫起來:“弟兄們,衝啊!”隨著喊聲,這些人立即開了槍,跑步朝黃洋界哨口衝來。山下的槍聲也響起來了,大隊敵軍從趴伏的地方一躍而起,向山上衝來。黃洋界、八面山哨口的紅五軍面臨著山上山下敵軍的夾擊。特別是後山上下來的這股敵軍,居高臨下攻擊黃洋界哨口,極大地威脅著黃洋界哨口的守軍。守軍指揮員、紅五軍一大隊大隊長李燦率領兩百多戰士拼死抵抗,大部戰死。李燦率幸存者四十余人邊打邊退,最後退到懸崖邊。李燦望望追來的敵軍,嚴肅地說:“同志們,我們誓死不當俘虜,大家跟我跳!”說完,他第一個跳下懸崖,四十多名紅軍戰士全部跳下懸崖。由于懸崖下樹木的阻擋和厚厚的積雪,李燦等四十多名戰士沒有摔死,也沒有摔成重傷。大家從雪地上爬起來,整理了一下,便在李燦的率領下向山下突圍,居然都突了出去。

    山上仍然在激戰。彭德懷已經得到田長江的報告,得知湘軍一部登上後山。他實在不明白,五大哨口一直在自己手裏,湘軍是怎麼登上井岡山的。他問王佐,王佐也莫名其妙:“莫非除五大哨口外,還有什麼秘密通道?”

    王佐猜對了,井岡山上確實還有一條秘密通道。嚴格說起來,這不是一條路,但可借繩索的連接,攀登上去。這條秘密通道是當地一個藥農踩出來的,何健進攻井岡山前,就發現了這個藥農,許以二百銀元。這位藥農為利所動,帶著湘軍敢死隊,晝伏夜出,借著晚上雪光的明亮,用繩索結成繩梯,使湘軍敢死隊登上絕壁,佔領了後山制高點。

    彭德懷無暇細問,現在要緊的是支援黃洋界哨口,把登上山頂的湘軍反擊下去。他把身邊所有能拿槍的人集中起來,也不過一百多人,而從山頂衝下來的湘軍敢死隊卻有幾百人,而且裝備精良,彈藥充足,硬拼只能是無謂的犧牲。由于這個變化來得太突然、太離奇,預先的戰鬥方案中根本沒有往這方面考慮。現在風雲突變,要想挽回局面已很困難了。

    正當彭德懷緊張地思考應急方案時,警報連連傳來,守衛黃洋界、八面山的紅軍戰士大部分戰死,哨口失守。緊接著,白泥湖陣地被贛軍攻陷的消息傳來。彭德懷明白大勢已去,無法反擊,聰明的辦法是趕快突圍。但是五大哨口下的山路上,擠滿了數萬往山上衝鋒的敵軍,紅五軍已被包圍了。危急中,王佐建議順主峰腹部的絕壁縋岩突圍,彭德懷當即批準王佐的建議。王佐便率三十二團沿密林來到絕壁前,縋繩而下。就這樣,彭德懷率山上七百紅軍縋岩突圍。

    部隊突出來了,到哪裏去呢?彭德懷腳一跺:“去贛南,找毛委員去。”部隊邊走邊打,向贛南前進。由于沒有電臺,彭德懷只知道毛委員去了贛南,紅四軍到底在什麼地方,仍是一個未知數,只能邊走邊問。這樣,當紅五軍走到贛南章水時,只有五百多人了。這時已是除夕,紅五軍戰士們饑寒交迫。爆竹聲中,部隊開進了一個大村莊。

    拂曉時分,彭德懷隱隱聽到大隊人馬的行走聲和武器撞擊聲,知道是白軍來了。立即舉起駁殼槍,連開三槍報警。戰士們被槍聲驚醒,提著槍跑出來,這時村外殺聲大起,白軍已開始衝鋒。彭德懷急率倉促間集合起來的三百多人撤走,兩百多人散失。彭德懷帶上山的紅五軍千余人馬只剩下三百多人了,好在幾天後打開于都縣城,補充了一些兵員。

    彭德懷率兵繼續東進,尋找紅四軍。這天晚上,彭德懷獨自愁坐燈下,想著明天的行軍方向。忽然,有人從門板底下塞進一封信。彭德懷提著槍,猛一開門,門外卻無人跡。

    彭德懷關上門,打開信一看,不禁歡叫起來,原來這封信是毛澤東寫來的,叫他立刻率部來瑞金會師。彭德懷看完信,急率部隊向瑞金前進。這時,毛澤東、朱德指揮紅四軍已攻下瑞金。此年,也就是1929年4月1日,紅四軍與紅五軍在瑞金會師。

    攻克了瑞金的紅四軍沒有往日那種奏凱時的歡快情緒,特別是朱德軍長,悶悶不樂。
原來,紅四軍下山時,毛澤東除了想擴大根據地外,還想把圍攻井岡山的敵軍調開。誰知敵軍大隊雲集,何健無須調動圍攻井岡山的部隊,只用李文彬和劉士毅兩部追擊紅四軍就足夠了。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與李文彬、劉士毅兩部敵軍連戰皆敗,被敵圍于大余縣城。部隊突圍時,伍若蘭帶著一個排在前衝鋒,殺開一條血路。2月2日,部隊在尋鄔縣項山又被圍。突圍時伍若蘭受傷,不及搶救,被白軍抓走,押到贛州。敵人百般勸降,伍若蘭堅貞不屈,被敵人斬首,首級被挂在贛州城門上示眾。

    這時井岡山周圍布滿敵軍,紅四軍無法回師井岡山,只好向閩西前進。在瑞金城北大柏地,紅四軍全殲追敵劉士毅部兩個團:取得了下山後的第一個大勝仗,士氣大振,接著在閩西全殲敵郭鳳鳴旅三千余人,打死旅長郭鳳鳴。

    毛澤東簡略地向彭德懷介紹了紅四軍下山後的情況,接著問:“我是在吉安看到你們貼的大標語後才知道井岡山失守的,敵人到底是怎麼攻上井岡山的?”彭德懷恨恨地說:“何健命人收買藥農,順秘密小道攀上絕壁,從後山偷襲。我軍不及防備,大部分陣亡,我只得率五百人突圍。”毛澤東安慰他說:“這事怪不得你,是我部署失誤,我把敵人看簡單了。不過,好在贛南的局面已經打開,紅四軍將進入閩西作戰,開辟新區,你有何打算?”彭德懷想想說:“敵軍大部分已從井岡山周圍撤走,我想回井岡山,把井岡山恢復起來。”毛澤東點點頭說:“很好,這樣我們分兵時的戰略設想就基本實現了。可是,伍若蘭同志犧牲了,頭還挂在贛州城上,我如何安慰朱軍長呢?”彭德懷默然。

    吃午飯了。只有米飯,沒有菜,碗筷也沒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都用毛巾包了飯團啃著,吃完飯團,喝幾口井水,這頓午飯就算交代了。

    吃過飯後,彭德懷即率紅五軍回師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向閩西前進。

    圍攻井岡山的敵軍都已撤走,彭德懷率紅五軍只用了十天便到了井岡山。上山一看,到處都是被白軍殺死的紅軍傷病員和老百姓,到處是燒毀的房屋。不及撤走的紅軍醫院一百多傷員被白軍集中在稻田裏用機槍掃死。彭德懷和袁文才、王佐葬埋烈士,安撫百姓,整修工事,井岡山根據地恢復。

    且說1929年4月,毛澤東與彭德懷分手後,率紅四軍進軍閩西。這次進軍甚為順利,連下龍岩、永定諸城,殲滅陳國輝旅三千多人,人槍俱獲。

    在閩西期間,毛澤東遭到錯誤路線的打擊,他的前敵委員會書記被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選掉了,陳毅被大會選為書記。失去了毛澤東的紅四軍思想混亂,連吃敗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接到報告後,即令陳毅來中央匯報。陳毅到中央後,周恩來嚴肅地說:“紅四軍不能沒有毛澤東,要請毛澤東回來,仍任前委書記。不能用什麼‘家長制’一類含糊不清的概念否定軍事指揮的集中領導。這樣吧,我講一講紅四軍隊伍中的一些非無產階級的表現及危害,你記錄整理一下,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給紅四軍。”

    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修改,1929年9月底,中共中央寫給紅四軍的信正式定稿,這便是著名的“九月來信”。陳毅帶著信趕到閩西,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和九月來信,請毛澤東回前委任書記。毛澤東一復出,即于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由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和周恩來的指示,朱德作軍事報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

    毛澤東的政治報告是紅四軍九大的議題中心。毛澤東走上主席臺,環視會場一眼,開始作報告:“紅軍第四軍的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鬥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辦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

    政治報告已經油印發給了一百多名代表,毛澤東撇開稿子,盡情地發揮著自己的演說才能。許多平常不注意的問題,叫毛澤東一分析,其可笑和危害頓時令人噴飯和後怕。代表們聽著毛澤東生動形象的講演,聯想紅四軍中的一些錯誤思想,感到毛澤東的講話是那樣的親切。

    確實,自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半年多來,紅四軍中的一些錯誤思想已泛濫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就拿單純軍事觀點來說,有些舊軍隊過來的人不耐煩黨委的領導,罵各級政工人員是賣狗皮膏藥的,反對部隊分散發動群眾,建立政權,打土豪分田地,把紅軍的任務看成同白軍一樣,只是單純的打仗,有人對戰士實行肉刑。至于極端民主化和絕對平均主義,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什麼事都要先經下級討論,再交上級決議。敵人打進村了,還是幾十個人坐在一起發揚民主商討決策。司令部住大一點的房子就要罵。兩個傷兵一副擔架,寧可把兩個傷兵都放著,也不能把其中的一個先抬走,否則就是不公平。還有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盲動主義,也是危害極大。

    毛澤東作完政治報告,然後代表討論。由于政治報告講的,都是代表們想到、感覺到而沒有機會講的問題,都是引起大家憂愁的一些切膚之痛,所以大家都同意這個報告。接著,大會又通過了《黨的組織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黨的教育問題》、《紅軍軍事係統與政治係統關係問題》、《政治決議案》、《廢止肉刑問題》等共12個決議案。九大通過了這麼多決議案,但會議只進行了兩天,顯示了少有的高效率。

    中央九月來信和毛澤東的政治報告是紅軍歷史上的兩個非常重要的文獻,也是周恩來和毛澤東建軍思想的集中體現。後來,這篇政治報告,也即是九大決議,以《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為題被收進了《毛澤東選集》。再後來,中央九月來信被收進《周恩來文選》。這已分別是二十多年以後和五十多年以後的事了。

    且說紅四軍九大結束後,120多名代表返回部隊傳達九大精神。他們都是軍中的各級軍政主官,根據前委的決議,紅四軍從上到下宣傳貫徹九大決議。同時前委也對部隊的人事做了一些變動。經此整頓,紅四軍面貌一新,分兵發動群眾,集中打擊敵軍,很快開辟了閩西根據地。張鼎丞、鄧子恢率閩西遊擊部隊編入紅四軍,部隊擴編到數萬人。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林彪悄悄地給毛澤東送來了一封信。毛澤東打開一看,原來是林彪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在信中問毛澤東,紅旗到底能打多久,主張放棄根據地,分散遊擊。毛澤東一眼看出,林彪不耐煩艱苦的創建根據地的生活,只想遊擊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這正是1930年的1月3日,毛澤東收到林彪的這封信後,自是十分惱火。

    林彪,上井岡山時只是一個連長,一年多時間就成為紅四軍主力一縱隊隊長。一縱隊相當于師的建制,下轄兩個支隊(團),是四個縱隊中最強的一個縱隊,肖克、粟裕等名將都在他的手下任支隊長,晉升不可謂不快。這個時候他又來了這麼一家夥,使毛澤東大為失望。

    不過,毛澤東想了想,氣也就平了。事業初創,備嘗艱辛,上級責難,下級不滿,這都是創業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問題。他也明白,再好的幹部也有一個鍛煉成長的過程。八月失敗,贛南遭圍,林彪衝鋒陷陣,表現尚佳。另外,毛澤東喜歡人們有想法當面向他講出來,反對當面不說,背後亂說的壞作風。有此幾點估計,毛澤東決心寫封長信,對林彪加強教育。決心已定,說寫就寫,毛澤東當即寫了一封七千字的長信,分析形勢,批評了林彪的悲觀失望的觀點。

    古田會議開得這樣成功,毛澤東十分高興。會議結束後幾天,毛澤東即率紅四軍回師贛南。部隊行經瑞金大柏地時,適值雨後初晴,長虹當空。毛澤東騎在馬上,望著西進的滾滾鐵流,上一年在贛南四處挨打的情景浮上心頭。幸虧大柏地伏擊戰殲敵三千,士氣大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紅四軍這次回師贛南,軍行順利,1月16日攻佔廣昌,接著部隊冒著大雪進逼吉安。此行何去?贛江風雪迷漫處。毛澤東率大軍馳騁贛南,軍鋒所指,敵人望風逃竄。毛澤東揮軍殺敵,雪裏行軍情更迫。經三個月的激戰,除贛州、吉安等幾座孤城而外,贛南二十多縣盡入紅四軍之手,贛南和閩西根據地聯結在一起,成了一大片根據地,毛澤東在井岡山上設想的藍圖已變成現實。

    下一步怎麼辦?紅四軍前委領導人圍著地圖,商討對策。毛澤東對此已深思熟慮,他用紅鉛筆在地圖上的贛南重鎮吉安處畫了個大紅圈說:“打吉安,打下吉安,贛南紅區就可連成一片。”依照紅四軍現有的兵力,以數萬人攻擊一千多贛軍把守的吉安不成問題,而且贛軍軟,好打,前委領導們一致同意打吉安。

    戰略方針確定後,部隊進行整編。這時紅四軍已發展到三個軍,三萬多人,三個軍整編為第一軍團,毛澤東任軍團前委書記兼政治委員,朱德任總指揮。林彪任第四軍軍長。黃公略任第六軍軍長,陳毅任軍政治委員。伍中豪任第十二軍軍長,譚震林任軍政治委員。

    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也發展到三個軍,部隊進行整編,三個軍整編成第三軍團,彭德懷任軍團前委書記,滕代遠任政治委員,鄧萍任參謀長,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鄧萍任第五軍軍長,何長工任第八軍軍長,胡一鳴任第十六軍軍長。

    過了一個月,即1930年8月,第一軍團、第三軍團合編為紅軍第一方面軍,毛澤東任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朱德任方面軍總司令。

    紅軍的第一個大戰略兵團正式誕生了。

    然而就在毛澤東籌劃攻打吉安,進一步發展贛南根據地的時候,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李立三派特使持自己的親筆信,命令紅一方面軍攻打敵軍重兵駐防的大城市長沙和南昌,以證明他的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的理論的正確。毛澤東暗暗叫苦,瞎指揮又來了!

    欲知紅一方面軍命運如何,且看下回。(本文摘自《中國人民解放軍演義》 張濤之 著 新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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