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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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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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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淪陷:一封密信見證張學良的內心世界

 浙江省檔案館裏珍藏有張學良將軍于1931年10月12日寫給他的親信部下何柱國將軍的一封密信。當時,何柱國指揮3個旅駐守山海關內外一帶,地位十分重要。張學良寫此信時距九一八事變爆發還不到一個月時間,正是寧粵和談之際,時局緊張不定。此信對我們了解張學良當時的內心世界很有幫助。因為過去學者們從未引用過這封信,故筆者認為有必要撰文加以介紹。

    一

    為了讓讀者全面了解這封信的內容,筆者認為有必要將這封信全文抄錄如下:

    柱國兄:

    函悉,因候羅總長由粵返平,昨日乃到,確知粵中情形後,再覆兄信。現和議進行甚順,弟已派羅總長昨日即刻返滬,參加和議,以便悉其內容。看現在情形,兄可不必再去廣東,兄之熱心可嘉,因弟不願兄離開榆關重地也。所以,候粵信,知有眉目,非不得已,必兄去廣東,才可去。因現在我們已半亡國軍人,所服任務,恐兄去,旅中乏人照料,而山海關又甚關重要,非兄,乏人可勝此大任也。現在最重要者,要確實團結,上下一心,外可以禦強敵,內可以除賣國賊。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類者,確願作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點小利祿,言之不覺淚下。夫人必自惡,而後人惡之;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可嘆!我生此時,親眼看見賣國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輩肉而方快。切盼我兄,訓咱將卒,內憂外患紛來,此正男兒報國時也。敵國尚有可和之議,賣國奴非殺不可。弟書時心火上升,不修辭句,諒兄知我心矣。

    此信寫了三天,今日忽接唐少川(唐紹儀字——筆者注)電,又唱高調(蔣下野,另組新政府),可嘆!到這步天地,大家(大老)還不犧牲一切,一致對外,真傷【喪】心病狂,不怪人民之不愛戴,敵人之看不起也。弟五衷如焚,寫了個亂七八糟,閱完切要一焚,以免落人手,笑我也。如兄對公對私,有所見,切不要客套,常來信為要。

    弟良手奏

    十月九日書

    十二日完成

    張學良是在一種十分憤懣的心態下寫這封信的,在這封信中用了許多憤激罵人的語言,所以他要求收信人“閱完切要一焚”。但何柱國並沒有按照長官的意願將信銷毀,還是保存了下來。何柱國在抗戰勝利後不久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參謀長,正當他準備率領部下前往東北接收,一洗當年不抵抗丟失東北大好河山的恥辱的時候,他的政敵卻在一次國民黨軍方上層的宴會上在他的酒中下毒,將其雙眼毒瞎,致其成為殘疾人,不得不永遠脫離軍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何柱國曾居杭州多年(後定居北京),擔任過浙江省政協委員等職務,因此之故,何柱國保存的包括這封密信在內的一批歷史文獻資料均被浙江省檔案館收藏。

    二

    要理解張學良的這封信,有必要介紹一下當時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

    1931年春夏,因為國民黨元老、時任立法院院長的胡漢民反對召開國民會議制訂《中華民國約法》、選舉總統,急于爬上總統寶座的蔣介石(當時他的職務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因此而惱羞成怒,兩人為此爭論了好幾個月,弄成僵局。蔣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悍然解除胡漢民的所有職務並將其軟禁于南京郊外的湯山,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蔣的專制獨裁行徑激起國民黨內反蔣派的強烈反彈,各路反蔣派要人在反對獨裁的口號下,以兩廣(廣東、廣西)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的武力為依托,于1931年5月28日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南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史稱寧粵對立。國民黨的分裂為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提供了可乘之機,3個多月以後,日本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身為南京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兼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的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前後,面對日寇的侵略威脅,他的基本思想是,單憑東北軍不足以抵抗強大的日寇,要抵抗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強有力支持。1931年9月28日,張學良在北平各界舉行的抗日救國大會上直言不諱地說:“欲抵制日本,則中國必統一。如果中國在統一之下,我敢雲此事不會發生。”張學良認為,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須立即結束寧粵分裂的局面,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以全國之力來抵抗日本的侵略。

    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全國輿論強烈要求國民黨結束分裂對峙的狀態,寧粵雙方雖然迫于輿論壓力不得不表示願意和平解決爭端,但又各執一端:粵方堅持以蔣介石下野作為和解的先決條件,企圖借此改組南京國民政府,掌握國民黨中央大權;而蔣介石則想借和議之名把胡漢民、汪精衛等粵方大老拉過來,取消廣州國民政府,使全國重新統一到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由于雙方各有所圖,和談陷入僵局。

    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出,身處前敵第一線的張學良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寧粵和談十分關切。信中的羅總長即羅文幹(1888—1941),廣東番禺人,曾任北洋政府財政部長、司法總長等職務。北洋政府覆滅以後,羅文幹于1928年底開始擔任張學良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高等顧問。寧粵和談開始後,張學良即派羅文幹南下廣州,了解情況,並敦促他們和平解決爭端。張學良原本還想派何柱國(廣西人,與兩廣的高級將領有同鄉、同學之誼)南下促成和談,但張學良從由廣州返回北平的羅文幹口中了解到“和議進行甚順”的情況後,又考慮到何柱國身負重大軍事責任,不便在此時離開部隊,便改變了要何柱國南下的主意。10月6日,張學良派羅文幹和劉哲乘坐他的專機前往南京、上海參與和議。

    在寧粵和談期間,粵方曾發電報給張學良,要他“促蔣介石下野”。不久,粵方的唐紹儀又發表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另組新政府。

    張學良認為,在空前的國難面前,反蔣派的政客們不恤國難,徒爭個人的“小利祿”,他對此非常氣憤,故而在信中說:“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類者,確願作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點小利祿,言之不覺淚下。夫人必自惡,而後人惡之;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可嘆!我生此時,親眼看見賣國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輩肉而方快……敵國尚有可和之議,賣國奴非殺不可……今日忽接唐少川電,又唱高調(蔣下野,另組新政府),可嘆!到這步天地,大家(大老)還不犧牲一切,一致對外,真傷【喪】心病狂,不怪人民之不愛戴,敵人之看不起也。”

    張學良當時對蔣介石十分迷信,1931年7月30日,他還應蔣介石的要求發表通電,攻擊粵方反蔣派“喪心逆理”,表示他自己堅決服從蔣的命令,時刻準備“徹底討伐”粵方反蔣派雲雲。由此可知,張學良信中所罵的對象顯然是粵方的反蔣派政客官僚。

    三

    九一八事變前後,張學良無疑是十分忠實地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所以如此,據筆者多年的研究,主要是對日寇的侵略野心估計不足,以為日寇還是像以前一樣,只是虛張聲勢,制造事端,勒索利益。他根本沒有想到日寇的侵略胃口是如此之大,要一口吃掉東北三省。由于對日寇侵略野心估計不足,張學良在事變前後一再命令部下對日寇的挑釁絕對不得抵抗,希望以此避免事態擴大。張學良在事變後承認:“不抵抗主義實乃誤會。此次時間除我想不到外,即各位亦恐想不到。事前為防止日人挑釁,故令取不抵抗主義……”

    張學良雖然出身于舊軍閥營壘,但他本質上卻是一個難得的純潔的愛國軍人,自稱“愛國狂”。張學良執行不抵抗主義,被國人譏諷為“不抵抗將軍”,國難家仇集于一身的張學良從此背上了沉重的黑鍋,內心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他曾沉痛地對部下說:“國土不能守,父仇不能報,我是一個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見東北父老?”

    在日寇的侵略野心暴露無遺後,張學良一直盼望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他抵抗日本侵略,收回東北三省,但蔣介石頑固堅持先安內後攘外的反 動國策。在等待了數年以後,愛國心切、忍無可忍的張學良不得不聯合楊虎城將軍一道,于1936年12月12日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以非常手段迫使蔣介石放棄先安內後攘外的反 動國策,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這是張學良愛國主義思想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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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奋斗史:老爸死后靠什么接管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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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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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3日,年仅29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那么,在张学良接班的问题上,张作霖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如何在自己突然出现意外的情况下保证了张学良接班的顺利进行?



给张学良网罗一个团队



一个人想成就大业,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得有人帮忙。这些帮忙的人,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团队,只有有了自己的团队,创业才成为可能。张作霖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团队。


张作霖起家靠的是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干拜把子兄弟,这些人成了张氏团队的早期人员,也是核心人员。在这个“保险队团队”的努力下,靠着几把土铳,从穷乡僻壤来到奉天这个大都市,又从奉天走向北京,走向全国,开创了威震民国的奉系,张作霖是其中的天然领袖。


可张学良呢?那可说是纯正的富二代,含着金钥匙长大。说张学良是公子哥,也没什么不妥。当别人还在学怎么骑马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私人飞机。要让这样的人去接班,难度不是一点点,可张作霖做到了!


张作霖明白,自己活着,大家还尊你张学良是大公子,可真等我故去了,人家会怎么待你呢!要想顺利接班,首要条件是接班人必须有自己的团队。这一点,古今中外的例子俯拾即是。李世民能顶着“杀兄弑父”的罪名顺利成为一代英主,关键是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等天策府十八学士的鼎力支持;曹丕之所以能在曹操死后成功逼迫汉献帝禅让,靠的还是曹丕跟着父亲曹操南征北战培植的亲信华歆等人。自小熟知三国、隋唐演义的张作霖怎能不明白其中的诀窍。


怎样才能让张学良拥有自己的团队呢?



有枪便是草头王。要让张学良接班,就得让他掌握军权,要掌握军权就得当兵。可真要把张学良派去当个大头兵,却是不大可能的,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先例可循,你见过历史上哪个太子、阿哥从小兵干起?还不是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亲王、郡王了。这种事,只有在西方的王室贵族中才有能,比如,英国的哈里王子就被派去阿富汗打仗。


在中国人看来,让子孙从大头兵干起总不是那么一回事。直接派去当高级军官,也不是没有先例。但在奉军那种讲究资历的地方,保险队的老人们是不会买张学良账的,结果是树立不起威信,和没去一个样。最好的办法是进军校,军校毕业后再出来当军官。一来,军校可以使张学良接受初步的军事教育,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二来,为将来奉军的改头换面做准备。当时的奉军匪气十足,官兵虽然枪法准,但军队作战毕竟不是打家劫舍。拿破仑曾说过:“两个马木留克兵可以对付三个法国兵,但是一百名法国骑兵就不怕一百名马木留克兵,而一千名法国骑兵则能击溃一千五百名马木留克兵。 ”军队作战讲究的是组织性、纪律性,而且军事技术的进步,导致军事组织结构日益复杂。让一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去和那些德国、日本教官训练出来的军队打仗,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张作霖让张学良入军校也算是为将来奉系军队的壮大、发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做准备。

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为培养奉系集团的军事人才而专门设立的军事学校。入校的主要是奉军的下级军官。张学良曾自夸说,自己一进讲武堂就考了个第一。有些人认为这还不是沾了张作霖儿子的光。其实不然,当时讲武堂招收的都是奉军连排级军官,虽然挑的都是能识文断字的,但数学,物理学对这些人来说不啻于天书。而张学良自小文化基础比较好,能考第一确实不是因为他是东北王的大公子。


军校毕业后,张作霖并没有急着让张学良去当什么高官,而是“回锅”去当讲武堂的监督。本来讲武堂的最高领导人是张作霖,日常事务由教育长负责。但为了能让张学良参与到讲武堂的日常事务管理中,张作霖计上心来,特设了监督一职交给张学良。


自从有了张学良这个监督,讲武堂的事情基本上是张学良管。这样,从职务上来说,张学良与老师们是上下属关系,与学生就是师生情谊。我们常说黄埔军校是国共双方将领的摇篮,而东北讲武堂又何尝不是奉军军官的摇篮呢?张学良长期掌管东北讲武堂,对讲武堂的师生人品、才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是一个领袖人物成长的开始,也是一个接班人建立自己接班团队的基础。这一切全都在张作霖的计划之中。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果如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随着奉军的不断扩军,大量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被充实到奉军各级部队当中去。而在人事方面,张作霖又放手让张学良做主,所以像日后比较著名的东北军将领如黄显声、许庚扬、牛元峰,甚至开国上将吕正操、万毅都与张学良有师生情谊。而当时在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何柱国等人也恰是在此时与张学良建立了特殊的友情。


这样,张学良就以东北讲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团队。



让张学良打出威信来



如果认为张作霖仅仅让儿子当个东北讲武堂的监督就能确保日后能够接班的话,那就太小看张作霖了。老谋深算的张作霖明白,在部队中立威的关键是能打仗、会打仗、打胜仗。一个娃娃兵,没上过战场,别人是不会服你的。


于是,在儿子还没毕业时,张作霖就从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中挑选了一个团的士兵,配属骑兵、炮兵、机关枪各一连,工兵、辎重各一排,组成一个超强的加强团让张学良率领去剿匪。剿灭几个土匪需要这么强的兵力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叫杀鸡用牛刀,保证只胜不败。张作霖的目的有二:一来给张学良树立打仗的自信心,这个自信心太重要了,你总不能让一个人刚从军校毕业就去打败仗吧?万一打败了,弄不好,张学良一辈子不敢上战场,那张作霖的精心培养不是全白费了吗?二来呢,在奉军中立威,要让奉军将士知道,虎父无犬子,我张作霖的儿子也是凭本事走到这一步的。


张学良果然不负父望,剿匪马到成功。张作霖的把兄弟、时任吉林督军的孙烈臣极为识趣地公开通电:张学良在吉林剿匪指挥得当,作战勇敢,敬请提升为卫队旅旅长。张作霖推辞了几次后,就顺水推舟任命儿子为卫队旅旅长。张学良当上旅长后,所遗团长一职就交给了军校教官郭松龄。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把自己人推荐上来任职,也是打造自己班底的开始。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奉军一溃千里。张作霖眼看局面无法收拾,马上派人让张学良丢下部队赶快跑。要是连儿子都给吴佩孚抓了去,丢人现眼不说,接班人大计可就全玩完了!可没想到,张学良在郭松龄的协助下,张弛有度,打得有板有眼,最后还是在儿子的保护下才压住阵脚。这一下,奉军的老帅们真正的刮目相看了,再也不敢小瞧这个公子哥了。但这种令人刮目相看还是有保留的。为什么?虽然打了胜仗,可谁都明白,这其中郭松龄起了很大作用,你张学良到底有没有两把刷子还不一定呢。但在不久发生的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张学良的出色表现则让所有人都闭了嘴。


郭松龄举起反奉大旗后,一路势如破竹杀向奉天。张作霖被打得没了招,把前线的一切事务全权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先是组织部队抵抗,成功地把郭松龄部队阻挡在巨流河一线,然后以情感联系瓦解郭部。因为郭部的军官大多由张学良提拔,张学良在前线一喊话,这些军官大部分自动放下武器。事后,张学良又力主对这些军官既往不咎,一概重新留用。这一手极其漂亮,虽然张作霖装模作样地大骂一通,声称要对参与反奉的官兵追究责任,但他心里也明白,真追究起来,奉军还打不打仗?所以当张学良提出所有军官一律留用的主张后,张作霖也就同意了。他知道:好人让儿子做了,这些人出于感恩,将来对张学良会更加忠心!



在这件事中,张作霖及奉系的老派看到了张学良的指挥作战能力和在军队中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此再也不敢小瞧张学良。张学良自己也说:“我真正在东北军中树立威信是在郭松龄反奉后。”从此,张学良开始独当一面,张作霖也对张学良完全放权。


后来奉军和北伐军对抗,张作霖把所属军队编成七个方面军,其中嫡系三、四方面军完全由张学良指挥。虽然最后奉军吃了败仗,退入关内,但作为主力的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并无多大损失。在政治上,张作霖也开始让张学良适度参与。比如,张作霖退出北平,就把与蒋介石和谈的重任交给了张学良。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历练,张学良在奉系乃至全国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虽死恩威还在 ,有自己的团队,有资历、有能力,但这并不成为能够接班的必然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是各方派系的支持,特别是实力派的支持。


任何一个军政集团都不是铁板一块,大多分成形形色色的派系,奉系集团也不例外。在1928年,奉系大约可以分为老派和新派。老派中又可以分为以张作相、汤玉麟为首的一派和张海鹏、王永江、于芷山一派。前者跟着张作霖起家于八角台保险队,后者主要是张作霖在一次次高升的过程中加入的。虽然其中很多人也和张作霖结拜了兄弟,但毕竟属于外来者。新派主要是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陆大和东北讲武堂的土派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洋派。土派早期以郭松龄为首,郭死后以张学良为首,洋派的首领是杨宇霆。



历史上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统治集团各派别争得你死我活导致分崩离析的比比皆是,为何奉系集团内部各派别却能达成妥协,一致支持张学良呢?那得从各个派系的具体情况分析。


先说杨宇霆为首的洋派。杨宇霆加入奉系后深得张作霖信任,历次奉军出关作战,杨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的角色,全权策划奉军的战斗。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杨的手下,聚集了一批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他们人数虽少,但却担任奉军的关键职务,力量不可小视。但在郭松龄反奉中,杨宇霆为了一己私怨,怂恿张作霖枪毙了郭松龄,得罪了奉军中一大批军官,这些人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杨力量。所以在争夺最高权力斗争中最先被PK掉的就是杨宇霆。


再来看老派,其主要势力范围是地方行政,说白一点就是有钱。其中又以张作相等人最为重要,他们长期担任吉林、黑龙江等省的督军,势力盘根错节。按理来说,张作相是最有可能接张作霖的班。张作相长期追随张作霖,对张作霖忠心耿耿,而且一直担任奉系二把手的角色,让张作相接班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事实上,事情也果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1928年6月2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发表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保安司令,张学良为奉天省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不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职,并建议张学良担任“此一重要职务”。


张作相为什么自己不愿意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呢?首先,张学良子承父业继承“大统”乃当时天经地义之事;其次,张作相对张作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想“乘人之危”夺权;再次,新派和老派矛盾深重,如果处理不慎,容易引发内讧。洋派和土派虽然有矛盾,但在对付老派的态度上却是目标一致。老派在历次奉军出关中搂钱、占地盘,新派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却和自己没什么关系,这也是郭松龄反奉的原因之一。张作相虽然得到老派的支持,但并不容易全盘掌控奉系,弄不好满盘皆输。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相分头说服老派们支持张学良子承父业,以维护奉系团结。其他老派人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内是蒋介石的北伐军,身边是狼子野心的关东军,局势危如累卵。凭自己手中那点兵力,如果处理不好,弄不好再来一次“郭松龄反奉”,大家都一起玩完。所以,他们也同意了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928年7月3日,夏日的阳光明媚,沈阳邮局的发报员向全国的邮局发出了一份“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电报。与此同时,在沈阳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一张同样内容的布告。落款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张学良。


奉天的精英们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们有了新的领导人,一盘散沙的奉系又成了铁板一块。关东军司令部里那些虎视眈眈的军官们则恨得咬牙跺脚,本以为张作霖一死,东北肯定会因为抢班夺权出现大乱,没想到,张学良竟然异常顺利地接了班。


关东军的军官喟叹:人算不如天算,而深知内情的奉系元老们则说,有时候,天算也不如人算,雨帅(张作霖)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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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当年为什么不肯施救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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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飘萍故居就是坐落于宣武区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京报》馆旧址。邵飘萍,革命烈士,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

  邵飘萍的死因,目前有很多说法,比较流行的是因为“宣传赤化”,支持国民军等比较正面的原因,另一种是因乱拿津贴,报格有缺等负面原因。前者是根据当时军阀处置邵飘萍时罗列的罪名,以及根据《京报》报道分析得出;后者是最近学者根据当年报人回忆进行研究的成果。这里不一一例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共产党刊物《政治生活》,也批评邵飘萍在职业操守上的瑕疵,“邵君晚近言论的确趋于进步的。有时也发表接近民意的文字,自然我们不能证明邵君发表此种文字时的动机若何……”;“根据北京各报所载,邵君向无定见,以金钱为转移,致遭各方毒恨,最近以宣传赤化嫌疑被奉军枪毙。如此记来,似邵君素行乏检,最近又犯军阀,真是罪有应得,死得活该”。对邵飘萍遇难的原因又增加了几分复杂。

  在一个法制社会,一个人被判死刑,从理论上讲,和他的道德与社会人际关系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则完全不同,执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与判断,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宣判反对者死刑,而罗列出的罪名只是一个幌子,一个欺骗大众、对付舆论的借口。邵飘萍遇害就属于后者,因此内部原因比较复杂,需要分清楚表面原因和真正原因,间接原因与直接原因,以及远因、近因各是什么。

  邵飘萍“宣传赤化”是导致他被杀的表面原因。这也是邵飘萍被判死刑的“罪证”,这个罪证的罗列是有根据的,《京报》在1926年1月以来,报纸上刊登的关于苏俄消息很多,而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学生运动也是事实。关键是此次张宗昌、张作霖父子联合进京,打的旗号就是“反对赤化”,并以此获得帝国主义的金钱支持,因此更需要抓几个、杀几个“宣传赤化”的人给“出资赞助者”交差。但选择谁、不选择谁就全凭他们自己的意志,毕竟《京报》不是刊登苏俄消息的唯一报纸,而邵飘萍也不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唯一人士。邵飘萍的被抓、被杀确有更深层原因。

  得罪奉系军阀是邵飘萍被杀的主要原因,这里面就比较复杂。实际上当时骂张作霖的不仅仅是邵飘萍和《京报》,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等对奉系都有微词,但邵飘萍事前拿了奉系的钱却不为其说话,还指责并诋毁张作霖,让张作霖有被戏耍了的羞辱感。因此这是得罪奉系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邵飘萍与冯玉祥关系甚笃,也拿他的津贴,并在报纸上赞扬国民军,指斥张作霖为“违反民意,妄肆野心”,“独夫民贼”等,这又是一层仇恨。不过笔者认为导致邵飘萍被害的直接原因是他在郭松龄倒戈事件中的角色,以及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关系。这是被很多研究者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松龄是张作霖的心腹大将,曾为张作霖立下赫赫战功。他与张学良关系甚好,既是张学良的老师,也是他的部下,可以说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二人不仅相知,而且相谅。张学良曾说,郭松龄是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二人还义结金兰;张作霖也戏言,张学良除了不能把自己的老婆给郭松龄外,有口吃的都想着他。直到晚年,张学良还感叹道:“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如果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可见他对郭松龄的倚重和深情。但郭松龄和奉系内部另一实权人物杨宇霆不和,并反对张作霖举兵入关的战略决策,他与奉系并不十分和谐。1925年,郭松龄与夫人到日本参观军事,听到张作霖正在日本购买武器,要与南方的国民军开战,郭松龄愤慨至极,遂决定联络冯玉祥共同反奉。这段历史史学界已有详细论述,并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在这场关乎奉军命运的大事变中,邵飘萍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他不是最早联络郭松龄和冯玉祥的人,但在郭松龄回国后与冯玉祥的联络中,邵飘萍起到了重要作用。

  邵飘萍和冯玉祥关系甚笃,曾因不凡的见识让冯玉祥聘请他为高级军事顾问,并得到丰厚津贴,《京报》上常有赞扬冯玉祥革命军的文章。当郭松龄和冯玉祥决定联合之后,他不仅在报纸上称赞郭松龄为“人民救星”,张作霖为“马贼”“人民公敌”,而且在私下的交往中,“主动宣传国民革命的形势,大摆张作霖引狼入室的罪行,促使他及早下决心,与割肉饲虎的张作霖决裂”。更派自己的如夫人祝文秀往来于北京、天津,暗中联络二人。祝文秀曾回忆说,“我经常为飘萍秘密递送文件,往返于京津、东北等地。飘萍每次要我代他去送信时,总是先朝我上下打量一下,然后把信拿出来,告诉我送信的地点,同时叮嘱我衣装打扮要华丽一点,阔气一点,有派头一点,应对时要机灵一点,”“有时要我穿得朴素一点,普通一点”。当时冯玉祥驻京郊,郭松龄居天津,祝文秀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替邵飘萍送密件。在回忆中,祝文秀虽然没有提及信件的内容(她也不可能知道),但印证了邵飘萍在冯、郭联合倒张事件中的作用。
1925年11月22日,冯玉祥与郭松龄签署密约,23日郭通电反张,24日,冯玉祥也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劝他引咎下野,以谢国人。1925年12月7日,《京报》刊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以作配合宣传。

  由于郭松龄在直奉前线的关键时刻倒戈反张,一度使张面临下野出走的绝境。后来郭虽然被平定,但邵飘萍已经在张作霖必除之而后快的黑名单上。当然此前张也怀“仁心”,希望用三十万的巨款收买邵,创下旧中国最贵的言论舆论收买价格。但被邵拒绝。邵飘萍在被捕后,北京报界曾说情于张学良,希望他能本“尊重舆论”之意释放邵,但游说未果,被捕两天后,邵飘萍被枪杀。

  张学良为什么不肯施救邵飘萍,他自己已经留下了答案。据当年上海《民国日报》报道:

  “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氏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即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释,并恳求张本夙昔尊重舆论之善意,将邵开释,或永远监禁,以保全其生命。张谓余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各代表恳求至三小时之久,张当笑谓: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郭尚因他事犯罪,余亦可牺牲一己,与其私逃,但其前次举动,余实无法援助,及出兵讨郭之际,余尚致其一书,谓‘尔前谓我战术参差,今度且看如何’,又致郭夫人一书,谓:‘彼此此后不能复为跳舞之戏矣。’张又谓:‘余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云云。’时张氏亟要赴齐燮元之预备会议,不能再谈,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

  从以上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开始的时候,张学良还以“宣传赤化”,此事由大家集体决定作借口搪塞众代表,但在代表再三恳请三个小时后,张终于说出了实情,“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如果是犯了别的错误,张都可以和他“私逃”,但这次反叛倒戈,“余实无法援助”。如果不了解邵飘萍和此事的关系,很难理解张学良为什么突然扯到这个事情,但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邵飘萍在此事上的角色。因此,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决没有与郭松龄来得紧密,因此对这个“挑唆”自己的密友,反对“老帅”,而至丧掉全家性命的“教唆者”,一定要杀之以平心头之痛。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已经使张学良在父亲面前无法交代。这可由张作霖给李景林一通电报证明。当郭松龄倒戈通电发出后,李景林也响应郭,自天津给张作霖一电请张下野,把东北交给少帅,张复李景林电说:“你如出关,我拱手相让。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从这句话中可见张作霖痛心之深。这也是为什么张学良在关键的时候拒绝援手——杀邵飘萍,的确有向父亲表衷心的意思。因此邵飘萍的被害,表面上是因为宣传苏俄、“宣传赤化”,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军反对奉系张作霖,而直接的原因是他暗中联络冯玉祥和郭松龄,促成郭松龄前线倒戈,却落得兵败命丧的结局,而张学良与郭松龄情同师生手足、惺惺相惜,在痛惜的同时,还面临着父亲张作霖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邵飘萍缓颊的。

  (王润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新闻与写作
2009年09月25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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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终老异国他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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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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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逝世后,国内媒体对张学良生前为什么不能回大陆一事,曾发表多篇文章。各种观点争论激烈,莫衷一是。时至今日,这仍是一个有待讨论和研究的重要话题。笔者拟从邓颖超致张学良亲笔邀请函以及张学良的复信谈起。

  大陆方面已做好迎接张学良的准备

  长期以来,史学界特别是东北的张学良研究者,一直都在争论邓颖超是否真有一封信函寄给远在美国的张学良。新世纪伊始,笔者有幸见到了邓大姐这封信的影印件。

  1991年3月10日,当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飞美探亲之途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对标志着这位著名爱国将领真正恢复自由的访美之旅格外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邓小平同志得知后,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表示:“你们应该开个会呀,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作了较为详细的指示。

  根据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相关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其中作了4项重要的安排:一是当年6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91岁寿庆活动;二是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三是派人去沈阳修葺张氏大帅府和大帅陵,为张学良归来后赴辽宁抚顺安葬其父张作霖的遗骸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中央副部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同志,亲赴美国旧金山转达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欢迎之意。前三项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究竟派什么人亲赴美国迎接张学良归来?反复比较,最终确定了吕正操同志。吕是张学良的故乡海城人,东北军的旧部袍泽,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师生之谊,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参加者,与张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当时虽已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退了下来,但他是几位人选中地位最高的一位(享受副总理待遇)。在中央确定吕正操前往美国迎接张学良以后,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寓所亲自召见了他。

  这是因为,此前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已以私人名义亲笔为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信。当时由于邓大姐尚不知赴美欢迎张学良的中共代表究竟是?-,所以,她在那封信上对赴美中共代表的人名暂空。她写给张学良的信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

  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 ×××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 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

  即颂春祺!邓颖超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这已是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第二封亲笔函件了。第一件是一年前张氏在台北举行90岁寿庆时她致的贺电。那时邓颖超的贺电高高悬挂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昆仑厅祝寿的礼堂正中,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关注。邓颖超第二次亲笔写成的邀请函,语言更加诚挚热情,充分表达了对这位爱国将军的敬重之情。

  吕正操等人奉中共中央之命,于5月23日悄悄从北京启程。他们一行5人直飞旧金山以后,才发现晚来了一步。原来张学良早在几天前即从此地飞往美国东部城市纽约访问亲友了。留在旧金山的则是赵四小姐及她的儿子张闾琳。在这里,吕正操只是出席了为赵一荻庆寿的活动,即刻率领随员飞赴纽约。

  张学良致邓颖超信透出遗憾
 张学良致邓颖超信透出遗憾

  5月29日,吕正操首次在纽约曼哈顿贝祖贻夫人的住所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将军。初次见面吕正操只是礼节性的晤谈和赠送寿礼。第二天上午,吕正操在纽约曼哈顿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里,避开所有外人和张学良进行了长达一小时之久的单独谈话。他首先将邓颖超的亲笔信交给张学良,张氏当时见了邓大姐的亲笔信,感慨万千,顾不上使用放大镜,就将眼睛贴近了那封信,反复看了两遍,动情地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吕正操向张学良表示了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的良好意愿,张学良颇为感动。但是,由于事体重大,张学良郑重向吕正操表示了暂且不能返回大陆的矛盾心境:“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6月4日,张学良在纽约的祝寿活动结束以后,主动提出再次会晤吕正操,会面地点选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官邸。

  这次张学良和吕正操的谈话整整持续了3个小时,谈话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吕正操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深表赞同,并希望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绵薄之力。张氏向吕正操表示:“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意保存我的这个身份,迟早有一天会用上。我虽然90多岁了,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尽管张学良坦率地向吕正操表露不能马上返回祖国大陆探亲,但他仍亲自执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

  周夫人颖超大姐惠鉴:

  ×××来美交下尊札,无限欣快。又转达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敬请×××代向中枢诸公致敬。

  另转请×××转陈愚见。

  肃此

  敬颂夏安张××顿首 再拜六月二日


  张学良在纽约出席旅美华人为他举行的寿庆活动后不久,即与夫人赵一荻于 1991年6月27日经-夏威夷飞回台湾。他并没有像刚从台北出来时在机场上对记者说的那样爽然:“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老家,我当然愿望回去”,而是原-路回到了他在台北郊区的寓所,继续过起了隐居生活。

  张学良为什么已有了回国之便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对此海内外媒体议论纷纭。笔者对其中格外引人注目且迄今众说不一的理由逐一辨析:
 疾病是阻碍张氏归乡的主因?

  媒体认定的第一个理由是:张氏夫妇因生病而失去了回大陆探亲的机会。

  根据笔者多年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认定,张学良在晚年确曾染患过多种疾病。从1946年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时起直到1990年代他真正获得人身自由,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患过几次重病。如1944年抗战期间,张学良曾在贵阳得过当时极为难治的盲肠炎(即现在只需小手术的阑尾炎),后经宋美龄过问,从重庆派医生两次对他进行手术治疗终于大难不死;第二次是1954年在台湾高雄,张学良患突发性咯血,病情危重,也是在宋美龄的支持下得以抢救脱险;第三次是1964年的肠胃综合症,入台北荣民总医院治疗近半年,初时怀疑肠癌,后经-验查乃一般痢疾,不久即愈;第四次是1993年10月25日深夜,张学良忽然头疼难忍,猝然晕倒,被家人急送到荣民总医院进行抢救,经-主治医师赖继有等人的连夜检查抢救,认定他患有急性脑血肿,起因是张氏的第四脑室蛛网膜下腔出血,而且由于突发,颅内已造成弥漫性血肿,病情相当危急。

  当时的张学良已届九三高龄,年龄较大,病情危重,且病变出现在颅-脑的要害部位。荣民总医院感到抢救回来的希望不大,但几天紧急抢救后,张学良竟然奇迹般得以生还。这在台湾脑外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月后张氏即得以康复出院,又像常人一样在院落里散步了!显而易见这场突发疾病并非他改变回大陆探亲初衷的原因。

  自然,另一种说法也难以成立。那就是日本记者野川在张学良第一次访美回台不久,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所说:“张学良有机会回大陆而不能回的原因,是他在美国纽约期间,被医生查出左脚生了数枚阻碍-他行走的骨刺。”

  张学良脚生骨刺确有其事,但不是在美国查出,而是1992年1月张学良回台后到荣民总医院治理感冒,请他熟悉的骨科医生诊查脚部疾病时,发现在他的右脚(而不是野川所说的左脚)小趾骨上生出了两个小小的骨刺。医生认为这两枚骨刺虽小,但必须马上采取控制性治疗,不然会发展至影响张氏步行走路。后来张学良在台湾一边治疗,一边从北投旧宅搬到台北天母的一幢住宅楼里,以电梯上下代步,就是因为生了骨刺的原因。

  至于他夫人赵一荻女士因患病而不希望回大陆,倒是实情。赵四的病情要比张学良重得多。她早在1946年由大陆入台后不久,即先后罹患了严重的肺癌、红斑狼疮等疾病。但赵四小姐的病都在宋美龄的直接过问下接连在台湾治愈了,特别是她左肺因癌变于1960年代后期进行彻底切除根治后,到晚年基本维持旧状,并没有重大病变。至于她随张学良去夏威夷定居后,身体状况日渐下降,也是不争之事实。特别到1996年后,赵一荻在檀香山因病入院更是家常便饭。

  但是所有这一切,均不是张学良夫妇不能回祖国大陆探亲的真正原因。

 日本天皇访华与少帅归乡有关系吗?

  1992年8月26日,台湾《联合报》刊载了特派记者程川康写的一条新闻:《张学良决定近期回乡探亲》。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背负西安事变责任,在台湾幽居长达40余年的前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决定近期偕夫人由台搭乘华航班机取道香港启德机场,转乘中国民航返回东北辽宁老家……-张将军的确切返乡日期,将视身体状况及东北气候而定。一般预料本月底及9月初可能成行。”

  这条消息发出后,不但台湾和东南亚各报刊蜂起转载,就是祖国大陆几家有影响的传媒也深信张学良必回无疑。然而,1992年的秋天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张学良非但在当年9月没有返回大陆,而且到了1993年春天,也没有回乡探亲的行动。更让人大感惊奇的是,不久后他竟然带着夫人赵一荻再次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作了长期定居国外的准备。这其中内幕究竟如何?海外报界再次发出种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其中最让人吃惊的解释,则是张学良因为返回东北的时机与日本天皇访华时间相碰,而不得不放弃了他计划多时的回乡计划,事实果然如此吗?

  后据一位去台湾访问过张学良的东北籍人士说,此种传闻,就连张学良本人听了也颇感奇怪。能够否定上述推测的证据,莫过于张学良本人生前的谈话记录。1990年张学良首次在台湾会见记者时,他那个《缄默五十年,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的长篇访谈,就是和日本NHK电视公司的记者一起做的。当然,他也毫不留情地当着日本记者的面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但当他谈到在1921年第一次出国就是到日本观看秋操时,随口说了下面一段话:“如果可能,我还想再次到日本去看看。也许是上了年纪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什么样子?想亲眼看看……-”

  张学良如果当真在晚年实现了再访日本的愿望,那么到了日本本土,岂不是每天都和日本天皇同在一块土地上吗?这让以上说法不攻自破。

 日本天皇访华与少帅归乡有关系吗?

  1992年8月26日,台湾《联合报》刊载了特派记者程川康写的一条新闻:《张学良决定近期回乡探亲》。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背负西安事变责任,在台湾幽居长达40余年的前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决定近期偕夫人由台搭乘华航班机取道香港启德机场,转乘中国民航返回东北辽宁老家……-张将军的确切返乡日期,将视身体状况及东北气候而定。一般预料本月底及9月初可能成行。”

  这条消息发出后,不但台湾和东南亚各报刊蜂起转载,就是祖国大陆几家有影响的传媒也深信张学良必回无疑。然而,1992年的秋天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张学良非但在当年9月没有返回大陆,而且到了1993年春天,也没有回乡探亲的行动。更让人大感惊奇的是,不久后他竟然带着夫人赵一荻再次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作了长期定居国外的准备。这其中内幕究竟如何?海外报界再次发出种种捕风捉影的猜测,其中最让人吃惊的解释,则是张学良因为返回东北的时机与日本天皇访华时间相碰,而不得不放弃了他计划多时的回乡计划,事实果然如此吗?

  后据一位去台湾访问过张学良的东北籍人士说,此种传闻,就连张学良本人听了也颇感奇怪。能够否定上述推测的证据,莫过于张学良本人生前的谈话记录。1990年张学良首次在台湾会见记者时,他那个《缄默五十年,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的长篇访谈,就是和日本NHK电视公司的记者一起做的。当然,他也毫不留情地当着日本记者的面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但当他谈到在1921年第一次出国就是到日本观看秋操时,随口说了下面一段话:“如果可能,我还想再次到日本去看看。也许是上了年纪了,更想了,想看看新日本是什么样子?想亲眼看看……-”

  张学良如果当真在晚年实现了再访日本的愿望,那么到了日本本土,岂不是每天都和日本天皇同在一块土地上吗?这让以上说法不攻自破。

 赵四小姐起到“刹车”作用?

  对赵四小姐持有微词的学者大有人在。这些学者中有些人曾在美国和台湾亲自见过赵一荻本人,他们了解赵一荻在少帅身边至关重要的特殊地位。红颜知己说的每句话,都可能左右张学良这位近代历史人物的重要行动。这当然都是客观事实。

  毋庸讳言,赵一荻在台湾和夏威夷期间,曾公开或私下流露出她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意思,有些话甚至口无遮拦。她的心态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让张学良改变主意和动摇归乡信念的消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举证说:在台湾期间,即便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台湾“新闻局”处长郭冠英、《联合报》资深记者周玉蔻等人,若想对这位世纪老人进行电视采访,也一定要事先得到赵一荻的首肯。他们认为有赵一荻中间作梗,才使张氏的回乡计划不能如期实现。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但若把张学良临死前不能回东北的责任加诸赵一荻身上,未免有失公正。

  赵一荻之所以多次公开表示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并非如外界非议的那样是因为她对家乡和祖国没有感情。恰恰相反,赵一荻对祖国和故乡的情结之深,决不逊于少帅。她平时偶尔流露出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的只言片语,有些话确属实情,如:“他(指张学良)现在连走路都要坐轮椅,还能乘飞机长途旅行吗?”有些话则是因为她和少帅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得不那样说,特别是她在台湾时公开表示张学良不想回大陆等语,很可能是为当时政治局势所左右。只有熟悉赵一荻的亲属们,才能真正体会这位当年在天津长大的江浙才女的思乡之心。

  1990年赵一荻在台北的幽居生活刚刚解除,就辗转收到了侄儿赵允辛写来的一封信。当赵一荻从家书中获悉她三嫂仍健在的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日子过得真是快。我离家已经60年了,父母,兄弟,姐妹都不在了。我真是非常的感谢您这样孝顺姆妈,侍奉她几十年。而且给她一个温暖和快乐的家。我们姐妹都亏欠了她。她在世的时候未能尽孝。”

  一个对亲人有如此深厚感情的人,会不思念自己的故乡?

  同年秋天,赵一荻又给她在北京的侄女赵允安写过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她的思乡之情更是溢于字里行间,又一次自叹:“我离家已经-六十年了!”并明确地写道:“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团聚。”

  从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可以看出,赵一荻对祖国大陆是有感情的。但由于她多年生活在台湾,受到消极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所以难免发生一些让今天读者见异见怪的事情。她或多或少起到“刹车”作用,但决不是张学良不能回大陆的主因。

 是谁在阻挠张学良回归大陆

  既然上述种种说法都不能完全成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学良不能实现晚年夙愿?笔者认为,他不能回到大陆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政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人。

  众所周知,自1936年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起,他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从近年不断挖掘的珍贵史料和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重要人物的书信中不难看出,张学良从中国政治舞台淡出前后,曾与中共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便他身陷囹圄与世隔绝后,周恩来仍然通过秘密渠道与张学良有信函往来。所以,当张学良1990年一旦恢复自由,面对海外媒体即数次表露出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对周恩来的敬慕之情。邓颖超病殁时他又专电叮嘱北京友人,代他和赵四小姐为故世的邓颖超送上一只花环,以示哀悼。张学良这样不加掩饰地表露感情,充分说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与心仪。至于他对养育他的祖国和东北故里的深情,更是从他恢复自由后的多次公开谈话中一再表现出来。

  笔者对张学良恢复自由前后的诸多史料进行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张学良之所以至死不能回到他心仪多年的祖国、故乡,原因就在于当时执政台湾的国民党右派人士给予他的精神打压过于沉重,特别是表面上以张学良基督教友自居实则是“台独”分子的李登辉,从中制造了严重障碍。

  早在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在台湾病逝前,以东北大学学生张捷迁为首的一批华裔旅美学者,就已在海外策划如何敦促执政的国民党尽快给张学良以真正自由的事宜了。然而,蒋经国当政时期虽然对张学良的自由已有相当大范围的松动,改变了蒋介石在世时派军统特务严加管束的局面,可张氏的人身自由在1988年以前仍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李登辉上台后,口头上高叫给张氏自由,事实上仍然利用国民党情治机关时时加以限制。他担心张学良一旦恢复自由身,会不会与中共取得联系,甚至舍台湾而投奔中共?张捷迁等东大旅美校友会成员很快就看破了李的政治伎俩。他们公开在美国报纸上向李登辉叫板:“如果张学良真有自由,就应该允许他到美国来。如果不让他来美国参加东大校友会的活动,我们可以自费赴台,专为张学良祝寿。”

  张学良得知此事后,特别给张捷迁写了封言词隐晦的短函,暗示了他当时在台湾的处境:

  捷迁弟:

  4月15日的信收悉。

  捷迁弟,凡事要理智些。不要太感情用事,冷静些,忍耐些。不要太性急。你们三对夫妇来台湾,把他们丢掉,似乎不太对吧?我郑重地对你讲,时非其时,你们来不会见到我的。我想起两句唐伯虎的诗,书于后:“万事由天莫强求,强求不成反成羞。”

  愿上帝祝福!张学良于台北

 种种压力下,李登辉不得不同意在圆山大饭店给张学良公开祝寿,事实上这一祝寿活动是给张氏以政治上的平反。但在张学良回祖国大陆这一问题上,李登辉等国民党右翼人士仍不肯放松分毫。这一点可从张捷迁另一封写给李登辉的求情信中略见端倪。

  张捷迁是在张学良有去美国探亲自由后,再次向李登辉要求,给张学良去祖国大陆探亲的机会和条件。他的信充满了幻想:“他(指张学良)珍爱台北家园,依靠基督,自称浮云野鹤。心灵自由,怡然自得,仙人一般。不过,老年时常念念不忘故乡故园,六十多年来从没有祭扫父墓。难免凄然……--如他老不访故乡,不扫父墓,不为复校剪彩,似乎末尽道义责任,不会甘心,临终将难以瞑目。”张捷迁在这封信中,甚至向李登辉提出解决张学良去大陆访问的经-费,以及一些与此相关的细节问题。然而,台湾当局对这封信根本不予理睬。

  2001年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病逝后,较为权威的知情者、张学良1991年首次访美时与他有过3个月接触的贝祖贻夫人蒋士云,曾借台湾《中国时报》一角,首次向关心张学良的海外公众,披露了其中内幕。该报称:“贝夫人透露,少帅居停纽约时,北京派不少人来看他,中共当局已经准备妥一架专机,只要少帅愿意返回大陆,专机即随时飞至纽约搭载少帅。贝夫人当时曾力劝少帅回大陆看看,并说这是他的‘大好机会’,少帅本人亦很想回东北老家瞧瞧。然终未成行。做事一向果断、爽快的少帅,为何舍弃良机,未回睽违四十余载的故国?少帅向贝夫人解释说:李登辉只准许他到美国来,他不能借此机会就跑去大陆。这样做对李登辉不好交待。而他又是讲义气的人,不愿为难李登辉。贝夫人对少帅说不要管那么多,就利用这个好时机回去走走。少帅一直犹豫不决。他对贝夫人说,他回到台湾以后,将请示李登辉,批准他回大陆。贝夫人答道:‘你不用问他,问也白问。他一定不准。’少帅回去请示的结果,果如贝夫人所料,李劝张学良勿回大陆。贝夫人说,少帅上了李登辉的当……--贝夫人说:‘少帅后来嘴巴虽然不说,但心里一定很后悔没回大陆。’”

  1993年4月17日,张捷迁在台湾替东北大学向张学良递送“名誉校长”的聘函后飞回香港,他接受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的专访时,也透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张学良的“限制”:“张老先生于1990年秋天,确曾打算来香港。那次是因为他有位朋友的儿子结婚,很想来参加。但受到某方面的限制,以致没能成行。”潘耀明追问:“张先生来香港应该没有问题。是否受到香港政府的限制?”张捷迁否认:“不是受香港政府的限制,而是当时有人告诉他不能去香港。”潘耀明又问:“是否受台湾高层的限制?”张捷迁说:“这点,我不能说是什么人,我亦不愿意说出来。但他(指张学良)最近跟我说,那次他的确是很想来香港的。”

  李登辉之所以能左右张学良的行迹,一是以他和张学良有基督教友之情,二是因为在张学良受蒋氏父子多年限制之后,李首次给予张学良赴美探亲的自由,以此作为控制张氏的感情筹码。

  而张学良对李登辉等人的政治伎俩洞若观火,他在进不能顺利返回祖国大陆足偿夙愿,退不想死守台岛颐养天年的情况下,才明智而果断地选择了第三地——美国,作为他寿终正寝的地方。显而易见,他对此有过周详的考虑。死前自称是“无党无派”的张学良,在自知生前无法见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大背景下,他希望把归宿选在美国,是符合自己“一生都在为团结和统一奔忙”的政治信仰的。

  张学良虽然终老海外,但在这位伟大爱国者病逝檀香山后,中共中央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张氏病故异国后,亲自发去唁电,代表中共中央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这也许是为张学良将军作的盖棺论定吧。(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同舟共进》杂志
2009年06月17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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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寄給台湾 张学良的16字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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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被秘密幽禁的50多年里,他和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周恩来与张学良分手25年之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在透过香港种种关系设法为张学良隔海捎书。以下记述的是周恩来1962年密信送达台湾的经过。

  周恩来写信的起因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旧部袍泽及亲友出席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在这次集会上,周恩来回想起当年他在延安两次会晤张学良将军的往事,同时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席间许多和张学良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旧部和中共重要人士,耳闻周恩来的讲演都无不泪水潸然。特别是张学铭和张学思,对他们阔别多年的兄长张学良的怀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响起一片哭声。面对此情此景,更让周恩来思念仍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

  宴会结束以后,周恩来回想起张学良寄给他的最后一次信,该是1946年春天。当时,张学良手书的密信系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之命前往贵州息糗监狱探访张学良的时候,偷偷避开戴笠的耳目捎出来的。张学良在写给周恩来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于四月十九日。”

  周恩来尽管国事繁重,日理万机,但他只要回想起当年在延安与西安时期和这位东北军少帅的短暂接触,特别想起囹圄中度日如年的张学良和写给他的信,仍然常常怅然落泪。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张学良从息烽写出的最后一封信,正值周恩来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奔走在重庆和延安之间。接到张学良密信后,周恩来曾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早日释放张、杨的严正吁请。可是,让周恩来深感难过的是,他纵然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殚精竭虑,然而由于蒋介石心如铁坚的囚张政策,时至今天,“西安事变”已然25个春秋,当年在延安和西安为抗日大计喋血共奋的张学良将军,却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与世隔绝。周恩来抚今追昔,一腔悲愤之情,无法控制。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亲笔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再写一封信。可是,1961年的海峡两岸虽然近在咫尺,给张学良捎信却比登天还难。这封重要的信件由谁才能送过国民党军队密封禁锢的台湾海峡,安全送到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手中呢?

  谁是密信的送达者
 第一个送信的人选,是当时正在香港的郭增恺夫人。郭增恺先生是著名抗日将领杨虎城旧部,曾任西北军高级参议,思想要求进步,靠近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前因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发表过激愤之言,所以遭到戴笠军统特务的逮捕,又被蒋介石下令囚禁在南京军人监狱。

  周恩来和郭增恺先生的结识,即为1936年冬天。那时张、杨两将军发动的兵谏已经打响,周恩来受张、杨两将军的电邀,专程从延安飞往西安。此时郭增恺已经出狱,由于宋美龄和宋子文要一起到西安来从中斡旋,所以想起被蒋介石和戴笠羁押在南京的郭增恺。在这种情况下由宋美龄出面保释,郭增恺得以随行返回西安。也在这一时期,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结识了郭增恺的夫人。现在周恩来忽然想起给张学良转送信件,必要一位身份合适的人才可胜任。而和张氏有旧的郭增恺早已作古,但其夫人仍在香港。在周恩来看来,如此重要的信件,必请一位既与周恩来稔熟,又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士来充任,郭增恺夫人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同时她又有去台湾探亲的便利条件。所以,中央有关部门便通过相关渠道准备和郭增恺夫人取得联系,以促成此信的安全送达。遗憾的是,当时的郭夫人不在香港,而远去英伦医病,所以周恩来希望请郭增恺夫人充任信件传递人的想法便不得不搁下来。

  但是,此事诸多史料均对郭增恺夫人充当周总理信使一事,有所记载。其中有人甚至还把郭增恺夫人代转周恩来密信的情节加以虚构,写成小说公开发表。虚构的故事而颇具传奇性:郭增恺夫人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委托以后,亲自来北京面见周恩来,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悄悄从北京带回香港。为了顺利进入戒备森严的台湾,郭增恺夫人将周恩来总理的密信小心密藏在一只精致的口红盒内,然后她以探亲作为赴台的理由,搭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她到台北以后,了解到张学良和赵一荻已皈依基督教,每星期三必到士林地区的凯歌教堂听周联华牧师讲解《圣经》。所以,郭夫人就在一个下着霏霏细雨的上午,装扮成基督教友,从而混进了士林教堂。在那里她故意和张学良、赵一荻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在彼此默然听讲《圣经》时,郭夫人把那只口红塞给了身边的赵一荻。从而把周总理的密信顺利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最近经过采访当事人和查阅相当档案资料,终于搞清1961年周恩来写信和转信的详情。勿庸讳言,周恩来的亲笔信确已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里,然而,郭增恺夫人既然不是这封信的真正传递人,那么,又是谁把周恩来这封重要密信送到张学良的手中呢?她就是朱湄筠女士。

  三封信终于辗转送到台湾
 中央有关部门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遂同意中央负责台情工作的部门,直接派人去香港,设法与朱湄筠取得联系。

  行前,朱启钤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的亲笔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当朱湄筠获悉周恩来总理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动念后,十分感动。她虽然身居香港,却对祖国大陆寄予深情,特别是乃父朱启钤晚年在京多受周恩来和政府的厚遇,尤让朱湄筠感激不已。这时朱光沐已经病故,但朱湄筠的许多亲友仍在台湾。所以她当即答应一定遵照周总理指示,亲自前往台湾转交密信。这时,周恩来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件。周恩来用毛笔在雪白信笺上只写下16个饱含深意的字: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在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地址的信上,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禁的情势。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署名。但是,由于张学良从前多次和周恩来有过书函往来,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来那风格特殊的毛笔字。经过周恩来反复思考推敲写下的16个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会让幽禁中的张学良既感受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本人对他的关怀,同时也会鼓舞张学良的艰难环境中的斗志。

  周恩来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大陆的成员,数十年来也无时不思念在台羁押的张学良。尤其是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和虽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军副司令员张学思,也都对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哥日思夜想。于是周恩来决定张学铭和张学思也可给大哥各写信一封,一并通过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湾。

  朱湄筠接到这三封信件以后,把它们小心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正式向台湾方面申请赴台探亲。当时台湾当局对香港居民赴台探亲也同样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意在担心有少数“匪谍”潜入台岛。由于进岛的人数控制严格,申请探亲者至少要有两人以上作保,方可办理手续。尽管如此,朱湄筠仍在台湾亲友们的鼎力帮助下,于1962年4月,得以从香港飞入台岛。

  她来台北后,才发现蒋介石那时尽管在名义上给张学良以“自由”,可是,如果她想走进张学良在北投复兴岗70号的住宅,关卡重重,特务密布,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她发现张学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边至少有一个连便衣担任“保护”。如果一位从香港到台的女客去面见张学良,事先必要得到台湾情治部门的批准才可放行。至于张学良每周必去台北士林教堂作礼拜的传闻,经朱湄筠到台后的了解,确认乃是实情。但士林地区历来为蒋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凯歌教堂听《圣经》的,除蒋家人外便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像朱湄筠这样从香港来台探亲的人是决然不得随便进入士林地区的,更休想利用听经的机会,把周恩来和两位弟弟的信函转交给张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万一发生意外,必然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至会危及张学良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朱湄筠女士没有气馁,她决心在台北住下来,慢慢等待时机想办法。

  一直到当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继续在台湾久留,必然会引起台湾情治机关的注意。幸好当年10月10日张学良有一次公开活动,朱湄筠即通过从前在天津结识的黄仁霖(张学良至友、宋美龄的大管家),把她从香港带至台北的一盒糖果,转交给当时住在董显光(张学良的基督老师,国民党前驻美国大使)家里的张学良夫妇。黄仁霖不知这盒高级糖果内的玄机,不费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来总理和张学铭、张学思的三封信,才辗转送到张学良的手里。

  周恩来自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后,始终挂念转信的情况。当年年底,中央有关部门才把朱湄筠女士转信的具体情况上报,该文件这样写道: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这里指我方之意,亦即周恩来的信件)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几句话亦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自此,周恩来的心愿通过朱湄筠的努力得以实现了,为公为私,朱湄筠女士都功不可没。晚年的朱湄筠从香港随子女移居加拿大,张学良1991年飞往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及夫人赵一荻见面。

  (摘自《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定价:38.00元)

  来源:《书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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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为啥说是日本人毁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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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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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日本侵华的14年间,有两件事让人觉得最窝囊,其中一件就是几十万东北大汉拱手让出了白山黑水。

  不用再细说“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了。由于日本蓄谋已久的周密策划和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双重原因,3000万东北人民顷刻沦为亡国奴,真是一夜之间,两世为人。“事变”第二天,日军侵占了整个沈阳;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多的东三省全部沦陷!

  东北军的表现实在让人难以恭维。这支兵力强大、粮饷充足、装备精良的军队,愣让只有自己兵力1/10的小日本打得个七零八落。尤其是驻扎在北大营的张学良最精锐部队——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万把人,步枪、机枪、大炮一应俱全,战斗力最强,号称东北军的“王牌”,“事变”当夜,让五六百人的日军追着打得丢盔卸甲。有的连队虽进入了战斗岗位,可是一道道不抵抗的命令,让官兵又回到了床上。日本兵冲进营房,中国兵赤手空拳,有的夺门而走,有的越窗而逃。最可怜的是来不及逃跑躲到床下的,几乎全部被日本兵用机枪扫射而死。

  后来,北大营终于传出了枪声,那是因为一些东北军眼瞧着自己的弟兄被日本鬼子追着打杀,忍无可忍,开始还击。

  第二天凌晨5点多钟,北大营残部将营房后墙推倒,撤出。东北军成了散兵游勇,部分就地解散,部分撤入关内。据说,流亡的东北军一路唱着悲凉的歌:“大炮响连天……当兵的真可怜……”

  北大营,这座两代“东北王”苦心经营多年的军营,转眼间土崩瓦解了,随之一起灰飞烟灭的还有当时中国最稀有的一个军种——张学良的空军部队,那是中国最强大的一支空军。飞机场、军工厂、无数设备和银行等,都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若按当时一些国民政府军政官员的说法,“尚可一战”的东北军真的反击了,历史将会怎样?张学良的命运又将会怎样?
9月19日,关东军占领了帅府,所有财产被日本人掠去。据查,帅府的6个金库被打开。位于帅府东墙外的边业银行更是被洗劫一空。张家用几个樟木箱子收藏的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画,全部被日军从边业银行劫走……

  这只是可以估算出来的张学良在东北的经济损失,丢掉的几十万军队、国内最强的空军、完备的兵工厂、制炮厂……尤其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3000万国民,才是他无法计算的最大的损失。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担任过张作霖的顾问,与张学良私交甚好。“事变”后,他将张家的家具物品等装了10车皮,给张学良运到了北平。

  张学良拒不接受。他对本庄繁说:“你要是不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我在火车站都烧了,与你脸面不好看。要拿我自己会拿,我用不着你送,你这是羞辱我。你要还,还给我东北三省!”于是,这些物品又被运回了山海关,散失殆尽。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令张学良的地位大受影响。在国人的交相指责下,他既羞愧又悔恨。对于他和他的东北军来说,似乎没有一件事比一雪国耻、“打回老家去”更重要的了。这使发生在1936年的那次著名的“兵谏”成为了可能。

  从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张学良,一辈子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90岁时,他说:“我自己的一生是被日本人毁了……日本军人疯狂到那样,不但对中国人,对他们本国的元老重臣都敢杀。我在想,日本这个国家在经历了那次世界大战后,能像现在这样的存在,这是日本的幸运。这个国家军人这样疯狂,没有亡国,真是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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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懸案:張學良是否是中共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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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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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張學良

     新華網消息,新浪網讀書頻道摘錄《風雲歷史中的潛伏者》一書片段,提出“張學良是否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問題,現將報道轉載如下:

    中共“特別黨員”揭秘

    根據間諜守則第一款第一條,最好的潛伏者是最不引人矚目的人。但是在國共兩黨的秘密戰線上,中共卻反其道而行之,將一批有聲望、有地位的國民黨員或民主人士發展成“潛伏者”。這些人沒有黨證,也沒有必備的入黨程序,從不過什麼組織生活,在黨內也只有最高級別的領導人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他們從事的秘密工作范圍很廣,從情報收集到營救地下黨員,從籌集經費到擴大黨的影響。也許他們不是標準的諜報人員,但他們為解放事業做出的貢獻決不可忽視。

    他們就是中共“特別黨員”,被人們稱之為“著名臥底”的那一群人。

    不過組織生活的“特別黨員”

    什麼是特別黨員?張聞天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凡黨員處于特別地位,而不過一般黨的組織生活者,謂之特別黨員。”從這段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特別黨員是指那些具有較高社會地位擔負特別的工作任務而受到特別管理的黨員。

    特別黨員通常都具有特別的社會身份,主要是當時社會的“中上層社會出身”或“其社會地位與中上層有聯係”。

    特別黨員的入黨介紹人往往由黨的中高級領導人擔任,常常需要黨中央批準。

    對特別黨員的管理也很特殊。當時中央組織部曾規定:“一切有上層地位的黨員,應該由適當高級黨委直接管理。”一不編入支部,二是由高級別的負責同志與之個別聯係。這是為特別黨員的身份保密。特別黨員的黨員身份不僅對黨外保密,即使在黨內也只有很少幾個人知情。趙壽山1942年由毛澤東批準入黨,中央其他領導人都不知道這情況。

    中共特別黨員不完全名單

    楊 度(1875-1931)

    湖南湘潭人,在中國近代史上聲名顯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凱,于1915年8月領銜與孫毓筠、嚴復、劉師培、胡瑛、李燮和等發起組織了所謂“籌安會”,並被推為會長,策劃恢復帝制。袁世凱死後,楊度受到通緝,遂移居天津外國租界,以習佛度日。從1922年起,楊度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他開始擁護孫中山,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1924年國共合作之後,他與李大釗等建立了聯係,並參加了“反帝大聯盟”的活動。1927年李大釗被張作霖逮捕後,他還參與了營救活動。1929年,楊度移居上海,參加了“中國互濟會”。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由周恩來負責與其單線聯係。

    由于楊度是名人,又是一代大儒,他的入黨,對中共在上海聯係和爭取各類社會賢達、上流人士的支持與同情,以及為中共收集特別情報,有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1931年楊度病逝後,周恩來還派人去楊家進行了吊唁。

    1975年10月,病中的周恩來讓工作人員轉告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修訂編輯委員會,在編寫“楊度”這一條目時,要將楊度是中共黨員,為黨做過一些工作這一史實寫入,以免日後湮沒無聞。

    胡鄂公(1884-1951)

    湖北江陵人。參加過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會”的幹事長,後是“京津同盟會”的軍事部成員,又曾在天津組建“北方革命協會”,自任會長。 民國成立後,胡鄂公于1912年4月加入共和黨,並在天津創辦《大中華日報》,參加過反對袁世凱的活動。1913年4月,他當選為國會議員,後在議會中與張伯烈等組成新共和黨。1921年,他與熊德山、汪劍農等聯絡湖北青年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行《今日》雜志。1922年12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長。

    胡鄂公的政治色彩十分斑駁。他的入黨有一個歷史背景:中共成立後,逐漸從單一的工人運動轉向更加寬廣的政治領域,與上層政界人物的聯係也日漸增多。胡鄂公經李大釗介紹,秘密加入了共產黨,而且由他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也集體入黨。1924年1月,李大釗南下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胡鄂公代為主持中共北方地區工作。他還以議員的公開身份參加了彈劾“二·七慘案”兇手、開展勞動立法運動等。1924年7月,他聯合參、眾兩院的進步議員和進步團體,發起並成立了“反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並創辦《反帝國主義運動》旬刊。

    1927年11月,胡鄂公一度擔任過中共北京臨時市委宣傳部長,後被捕脫黨。新中國成立後,他去了臺灣。

    江浩(?-1930)

    原同盟會會員,後來成為北洋政府的國會議員,其間秘密加入共產黨,後一直以天津煙酒公賣局局長的公開身份掩護革命工作。據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記載:在大革命期間,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江浩在回國途中患病,死于海參崴。

    劉少白(1883-1968)

    山西興縣人,晚清貢生、民國議員。

    “五·四”運動後,劉少白開始接觸馬列主義(其女劉亞雄是中共較早的女黨員之一)。劉少白曾任河北省建設廳秘書長、北洋政府國會議員。當年,北京虎坊橋的劉少白公館,曾是中共的秘密聯絡點。劉少白曾參與營救過多名中共人士,其中有王若飛、楊獻珍等。黨中央寄給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動經費也由他轉送。

    1937年初,他回到太原,積極投身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8月,劉少白由王若飛、安子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不過,此前他實際上已是“秘密黨員”了。

    此後,劉少白擔任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興縣分會的經濟部長,負責徵集糧草,支援八路軍一二○師開辟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新中國成立後,劉少白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員、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山西省監察委員會委員等。

    趙壽山(1894-1965)

    原名趙生齡,1894年11月12日生于陜西戶縣北鄉定舟村。1924年加入西北軍楊虎城部。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他與紅四方面軍建立聯係,訂立互不侵犯的秘密協定。1935年後,逐步接受了中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6年,他曾向楊虎城建議聯共反蔣抗日。西安事變中,他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長,負責指揮西安市內的軍事行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趙壽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七·七”事變後,他率17師參加了河北保定新安鎮阻擊戰和漕河、阜河對日作戰,10月率部在娘子關激戰13晝夜,重創日軍。1937年底他到延安會見毛澤東,表示擁護中共主張,接受中共領導。1938年1月所部開赴晉東南,接受第二戰區東路軍朱德、彭德懷指揮,配合八路軍在晉東南反日軍“九路圍攻”。同年夏升任第38軍軍長,在中條山地區堅持抗日作戰,挫敗了日軍11次“掃蕩”。1942年,趙壽山秘密加入中共。

    1947年,他利用“出國考察水利”的準備時間,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于1947年3月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1948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後為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副司令員,為解放西北做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後,歷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陜西省委常委、陜西省省長,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授予一級解放勳章。1965年6月20日在北京病逝。

    少帥也是中共黨員?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一封電報:“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于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這段文字表明張學良入黨確有其事。

    中共中央部部長閻復明曾就張學良是不是中共黨員的問題問過呂正操,呂明確答復說:“張漢公是中共黨員”。

    主持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也曾就此事詢問過西安事變前後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元帥。“葉帥給予了肯定的答復”。

    1936年8月9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4人聯名給張學良寫一封長信,談了17個問題。信中開頭就稱‘李宜同志’,這是張學良與紅軍聯係的化名。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與張學良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計8條。”這封信裏稱張學良為同志,稱楊虎城卻沒有稱同志。1956年,紀念西安事變20周年時,周恩來特將高崇民先生懷念張學良詩中“一人憔悴在東南”句改為“一人奮鬥在東南”。如果聯係張學良早已是中共秘密黨員的背景,可能不難理解周恩來突出“奮鬥”之心意。

    張學良重獲自由以後對記者說:“我就是共產黨呀。”

    也許,少帥到底是不是中共黨員將成為一樁歷史懸案(類似的有爭議的情況還有宋慶齡等),我們永遠也沒有辦法證實了。但他們是不是中共黨員也許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是他們都為中國的解放軍事業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貢獻。(《風雲歷史中的潛伏者》一書 作者:《軍事世界畫刊》雜志社 出版社:《軍事世界畫刊》雜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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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 囚徒 平民——张学良在夏威夷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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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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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和赵一荻张学良和赵一荻晚年在夏威夷时的留影

2008年底台湾有关方面宣布,12月12日张学良在新竹的故居对民众开放。1946年到1960年张学良被软禁在新竹五峰乡的清泉,夫人赵一荻相伴左右,住所是一栋黑瓦、桧木兴建而成的日本军官房舍。当时有军统局、宪兵等60余名军人监控张学良。

远在万里之外的夏威夷神谷墓园,有一座用黑色大理石砌成的墓台,正面按中国老规矩竖刻着:上面书写着:张学良1901—2001 赵一荻1912—2000。墓志铭则为: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会复活。

墓台后边石墙上安放着十字架。周围是石砌的矮墙,墙外是青翠的草地和树木,墙内是开满黄花的扶桑。环境朴素、宁静。向远可眺望太平洋无际的波光云影,听鸟儿的啼啭,闻花儿的芳香。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张学良最后的安息之地。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没有一个人像张学良那样在30岁就担任“中华民国”的海陆空副总司令,成为当时叱咤风云的少帅;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因西安事变而被囚禁56年。

1993年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从台湾移居到美国夏威夷后,过上了一个普通人的自由生活。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逝于美国檀香山斯特劳布医院,享年101岁。这位曾活过百岁的老人见证了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而这位老人则成了改写这一历史的一位关键人物。

平民生活往事不堪回首

美国夏威夷希尔顿夏威夷村紧靠碧绿的太平洋海边,19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美国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夏威夷,而且与张学良住在同一个酒店之中。因当时传说江泽民要会见张学良,我也住进了该酒店,上面的楼层是中国代表团,下面的楼层是张学良的住所。后来因种种原因,江张两人的会面没有能够实现。

从1993年定居夏威夷直到过世,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一直住在夏威夷,因此张学良晚年最后岁月的点点滴滴都留在了这个美丽的太平洋岛上。而他过世后,也将墓地选择在夏威夷。

张学良移居夏威夷后第一次参加公众活动是在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会,1993年秋季一个礼拜日,他静悄悄地来到教会,坐在后排椅子上听牧师布道。当牧师介绍学良夫妇来到教会时,引起教友的一阵骚动。

当时的张学良是一个精瘦的老人,头戴一顶瓜皮帽,上身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衬衣,外面罩着马甲,一条普通的中式裤子。当时已92岁的张学良虽然略微有些驼背,但他仍挺胸垂直坐立,显露出当年威武的身影。

张学良身边坐着一位身材娇小的女性,眉目清秀,皮肤保养得很好,看不出已是81岁的人了。她就是跟随张学良多年的赵一荻。赵一荻当时虽比张学良小十几岁,但看起来气色显然不如张学良好。

礼拜结束后,不少教友将张学良夫妇团团围住,一名年纪不小的教友冲上去对张学良说道:“副总司令,我是东北军老兵,万万没有想到能在这里看见你。”

在被软禁56年后,以自由平民身份回到普通人中间的张学良,依然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对待心情激动的教友。此时的张学良既没有高官显赫的霸气,也无民族英雄的豪情,他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普通的老人,精明、温和、慈祥,且不糊涂。岁月磨平了老人的棱角,即使在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之后,张学良在公共场合大多也是保持沉默。

张学良早年性情刚烈,主审过张学良的李烈钧在他的手记中写道:“在审判张学良时,我问张学良,你为何犯下监禁国家元首之滔天大罪,张学良昂首凝视着我,堂堂皇皇、毫无惧色。我本想为张开脱一点罪名,让张承认是受人唆使,但张学良却回答,这完全是依我个人的意志所为,未受任何人唆使。我所做之行为,完全由我负责。”

1996年,张学良在基督教会的见证词中谈到了自己的历史,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东北受到日本的侵略和压迫,就想怎么样才能去救国救民。有一天去听南开学校校长陈伯苓的演讲,他说,‘中国不亡有我’。听完之后,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肯为国牺牲,中国自然就不会亡国。他的这篇演讲使我受到感动,而且也给我很大的鼓励。”

对于自己的一生,张学良谈到:“在我的一生中,我为了救国救民的目的,放弃了一切,牺牲了自己,但是一事无成。”

对于自己的在中国历史上定位,张学良则是看得很淡,他在夏威夷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说:“我张学良虽然没有糊涂,但已经是过去的人了。我一生兵马生涯,杀人无数,可以说什么事都做过。大家对我有种种说法,我实在不敢当”

说法也就是评价,周恩来称赞张学良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台湾蒋家则视张学良为“党国千古罪人”。张学良曾在1996 年谈到:“世人对我有不同看法,其实我不像人们说得那么好,也不像人们说得那么差。”千秋功罪对张学良来讲已不重要,他在晚年希望人们忘记他,而历史却永远不会忘记张学良这位改变现代中国命运的传奇人物。

少帅赵四小姐真情共渡人生路

从1940年赵一荻一人离开香港到贵阳陪伴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到张学良定居夏威夷时已有50多年的岁月了。1998年张学良97岁寿辰时,赵一荻虽已86岁高龄,但仍不减多年养成的习惯,大嗓门、爱操心。心直口快、言词犀利是赵一荻的个性。张学良移居夏威夷后,与张家熟悉的朋友多少都知道张家有一条铁律,任何人想拜见张学良,没有赵一荻的同意是万万不行的。

少帅当年名满京师,艳事不少,但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女人有两位,一是当了多少年秘书、在52岁之际才与张学良正式结为夫妻的赵一荻。二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张学良曾说,一生中有两位女性对他恩同再造,一是宋美龄,一是赵一荻。西安事变发生后,原本与蒋介石兄弟般关系的张学良,瞬间成了蒋介石永不可饶恕的罪人。不杀而又要让这个血性男儿的心理被安抚,能居间起作用的,惟有宋美龄。张学良也坚持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不杀他,是有宋美龄这个保护神在。

在以后的岁月中,张学良将宋美龄视为知己。

早在张学良20多岁的时候,宋美龄在他的眼里是“绝顶聪明”,而且是“近代中国找不出第二个来”的人物。张学良第一次和宋美龄见面时,宋美龄当时未婚,张学良称宋美龄“美若天仙”,还与宋美龄约会了好几次。张学良曾对友人说:“若不是当时我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

后来,宋美龄与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结拜为干姐妹,宋美龄称于凤至为干姐。

赵一荻可谓张学良的红颜知己,她跟随张学良走完了人生之路,不管是有名分,还是成为正品的夫人,赵一荻与张学良都是同风雨、共命运,令世人为之感叹。

赵一荻为民国初年交通部次长赵庆华的幼女,因在家中的四个姐妹中最小,家人称她为赵四。16岁那年,赵一荻跟上张学良,赵父闻后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宣称四女不孝,与人私奔,有辱门庭,并宣布断绝往来,脱离父女关系。在强大的传统观念压力下,张学良赠赵一荻词一首,以表心态:“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而在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的书房,当时也挂着这样一幅对联:“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今古无完人。”宽厚的于凤至,在得知赵一荻与张学良的私情后,终以包容之心,将赵一荻接到府中。1940年,于凤至被诊断出患上癌症赴美求医后,赵一荻便离开10岁大的亲子,从香港赶到贵阳阳明洞陪伴被囚禁的张学良,从此以后长随在张学良身边。

赵一荻在1998年感恩节的见证词中曾谈到她和张学良两人相依为命、在患病时彼此关心的往事。赵一荻谈到:“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县郊外的王明阳祠堂中。有一天,汉卿(张学良号汉卿)忽然感到肚子痛。在那个地方,没有医生,也没有药,耽误了好几天。等到被送到贵阳中央医院,盲肠已经破裂为腹膜炎,不能动手术,也没有消炎药。后来转到贵阳郊外的一个尼姑庙,那时汉卿已濒临死亡的边缘,他是在没有任何手术设备的尼姑庙中切除盲肠才得以生存。”

平时少言寡语的张学良,日常生活大多数由赵一荻照料,而当年赵一荻被检查出癌症并及时手术,也多亏了张学良的细心和固执。赵一荻在1998年回忆说:“我是因为吸烟而咳嗽了很多年,也没有医治,直到搬到台北后才去医院检查。但是检查了几次,也查不出来。有一次汉卿问大夫,你们为什么不打开看看(即开胸检查)。然后汉卿又找到外科大夫来会诊,结果开胸后发现是毒瘤,立即动手术,并切除了一叶右肺”

移居夏威夷后,赵一荻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如张学良好。赵一荻曾谈到,她在夏威夷病了好几次,有一次转变为肺炎住院几乎死亡。而经常探望张学良夫妇的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会牧师程嘉禾介绍,张学良的晚年腿部生了关节炎,赵一荻的眼睛也不太好。

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会曾出版了“毅荻见证词”,小册子中收录了从1996年至1998年张学良、赵一荻参加教会活动时的感恩见证,里面既有回忆往事,也有张学良对自己的人生总结。赵一荻在解释“毅荻”的含义时说,张学良字毅,号汉卿。如果两人共同发表文章时,则使用毅荻的名字。

皈依基督少帅从此不言志

张学良夫妇到夏威夷后,基本上不参加公开的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定期到当地的华人基督教会做礼拜。

从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到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标志着张学良人生信仰的转变,也是希望与幻想破灭后重新寻找精神上寄托的一种方式。1937年至1949年,张学良曾有四次被获释的机会,但都因为蒋介石不忘旧恨,而使张学良无法恢复自由之身。宋美龄曾内疚地表示,我们真的很对不起张汉卿先生。但对不起归对不起,蒋家父子在世时,没有人敢违抗“圣旨”,恢复张学良的自由。

张学良当年为争取恢复自由之身,曾一次次地传话给蒋介石,在不断被拒绝后,张学良甚至将蒋介石送给他的礼物扔到垃圾箱里。抗日战争结束后,张学良托人送给蒋介石一块瑞士百年纪念表,以表其想获得自由心志。不久,蒋介石的回礼送来了,礼盒十分精致,内有两件物品,一是1936年的日历,二是一双绣花拖鞋。一切均在无言中,张学良可以说是再一次明白了,蒋介石永远不会忘记1936年的“耻辱”,也永远希望他做足不出户的“闺中将军”。如今,在平民百姓当中,张学良则以微笑表达了他对能够过上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满足。

囚禁生活的苦楚,张学良很少向外人表露,一位陪住张学良数月的“保密局”官员在离开张家时,张学良赠诗一首,表达了他不甘被囚的痛苦心境:“山居幽境处,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1954年,张学良开始写作20万字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并专心研究明史。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记述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缘由:“当时是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良自认为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

1961年,张学良皈依基督教,从而对他的后半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那以后张学良放弃研究中国历史,不谈要求被释放之事,更是远离政治之外,而且也不再捉笔写文章了。在幻想破灭之后,张学良回到现实,开始读经、养花。即使在生病住院之际,诊断牌上的名字也不叫张学良,而是叫张毅庵。张学良非常喜欢兰花,从他对兰花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张学良的内心世界。张学良曾说道:“兰花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花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张学良养兰花最盛时曾有两百多盆,他亲自培养春兰,并且成为世界兰蕙交流协会的荣誉长。

1996年,张学良在夏威夷所写见证词中记述了他成为基督教徒的过程。张学良谈到,我年轻的时候,在奉天常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打球,无形中我对基督教有了好感。到了台湾以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就同佛教徒谈佛。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佛学。她就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就这样,张学良开始读基督教的书籍,并在牧师等人的帮助下学习英文。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诵经不读史,方的百岁寿。”张学良在台湾送走了蒋介石,一个张学良改变了他的命运,而他又改变了张学良命运的人。从少帅、囚徒到平民,张学良虽经历了一生坎坷的命运,但他却活到了101岁,这也许是上帝对他多难的一种补偿吧。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1964年,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教堂中举行婚礼后,两位老人漫步走向住所。张学良问赵一荻,你想不想“家”?我看你每次谈起大陆家乡来,都眼圈发红,我知道你嘴上不说,可心里和我一样。赵一荻低头不语,张学良急了,你倒是说话呀,你是不是也想趁着这有生之年,能回趟丰天(沈阳)、看看北平(北京)、看看那西安?赵一荻抬起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汉卿,咱们还会有那么一天么?”

1980年张学良夫妇访问金门,只见张学良眯起眼睛,把脸贴在高倍望远镜上,贪婪地看着海峡对岸的大陆河山。

张学良在人生的最后10年,曾说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但老人最终抱憾辞世。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和夫人离开台北飞美探亲,这是张学良在获得自由之身后第一次离开台湾,而张学良会不会乘此机会回到中国大陆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在台北机场,张学良爽快地对记者说:“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老家,我当然愿望回去。”

中国大陆高层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别派出吕正操作为特使,赴美国安排张学良回大陆的事宜。而邓颖超也以私人的名义亲笔为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信。信中写道: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

1991年5月23日,吕正操等人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北京启程出发。他们一行五人直飞旧金山以后,才发现晚来了一步。原来张学良已到纽约。

1991年,张学良九十寿诞时,在给邓颖超同志的复信中说:“良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曾任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王冀曾披露过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未能回大陆的内幕。

1991年春节前,王冀在华盛顿接到张学良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张学良要王冀马上到台北来一趟。第二天到了台北,张学良对他说,我想在有生之年回大陆看看,但他还有一些顾虑,一是不知道中国领导人会不会欢迎他?他当时担心自己曾背有“不抵抗”的骂名,国民党又说他是“历史罪人”,心里有点放不下这个包袱。二是怕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不放行。张学良被囚禁50多年后,是李登辉上台后解除禁令,恢复了他的自由。对此,张学良心里很感激李登辉。但去大陆的事,张学良并不想让李登辉先知道。

王冀赶在春节前转道香港前往北京后,很快返回台北。他告知张学良,大陆方面对于他这位历史名人回大陆访问持非常欢迎的态度。

1991年3月,张学良到了美国,并和王冀进一步规划去大陆的计划。张学良的想法是这次回大陆探亲至少需要4天行程:在北京待2天,希望礼节性地会见邓小平;在沈阳也待2天。张学良说,一定要回老家沈阳,看看父老乡亲和当年的旧部。

在美国住了两个月,1991年6月27日张学良经夏威夷飞回台湾,准备等待来自大陆的好消息。一天,李登辉突然派人找他去谈话。张学良见到李登辉时,李登辉的手里正拿着杨尚昆邀请张学良回大陆的函件影印本。李登辉责问张学良,你怎么可以背地里搞这种名堂。难道你还要搞个西安事变或台北事变吗?”李登辉的话说得这么难听,让张学良当时感到非常难为情。

而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的最好机会就这样断送了,大陆去不成了,张学良也不想留在台湾,之后申请前往美国居住,并在美国夏威夷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岁月。

时光流转,2000年,张学良百岁华诞,在接受采访时,他思乡之情仍溢于言表。他说:“虽然想回去,但就怕感情上的冲击使我受不了”,“我当然愿意回家去,我的身体很好”。

但这,却成了一个永远未圆的梦了!

南唐最后一个皇帝李煜有一首怀念故国的千古绝唱: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落花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东北、西安、台北、夏威夷,在这些留下张学良足迹的地方,究竟哪里真正是属于张学良的天上人间?

 来源:凤凰网历史综合   2009-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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