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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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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安津

                        傳奇李先念:經濟"四大名旦"之一 中共高層"三朝元老"

李先念

1940年初,李先念在豫鄂邊抗日根據地。

1952年,李先念在湖北農村。

粉碎“四人幫”後,李先念、華國鋒、葉劍英在天安門城樓上。

    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湖北,為何李先念被選中回到自己的家鄉任一把手?“從1926年參加黃麻起義,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鬥爭了23年,非常了解情況。”李先念傳記小組的工作人員高敬增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長期領導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一個根據地的一把手,考驗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面面的情況,李先念無疑在這些方面已展露了他的領導能力”。

    “黑白之戰”

    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黃安 (現在的紅安)縣一個農民家庭。為謀生,他曾學過木匠。因為經常走街串巷,他廣泛接觸社會,也成為最早接受革命思潮的一批無產者。

    1949年初的李先念面臨著一個選擇:是繼續留在軍隊,還是到地方去。“當時任中原局書記的鄧小平曾徵求過他的意見,問他是願意到三兵團工作,還是等湖北解放後,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書的黃達說,李先念選擇了後者。

    1949年5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為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戰’。”黃達解釋說,“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資本家趁新政權立足未穩,抬高物價,黃金白銀價格也暴漲。黃達說,李先念聯係上海等經濟實力強的城市,往湖北調集物資,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發揮一些資本家的作用,比如周小燕的父親、著名銀行家周蒼柏等人,在他領導下很快穩住了市場,控制了局面。

    當時任中財委主任、主管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陳雲,對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財政經濟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績十分欣賞。

    “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調一批年紀輕、能力強、有管理經濟和財政工作才幹的領導幹部到中央擔任領導職務。時任湖北省黨政軍一把手和中南局副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的李先念,成為被相中的人選之一。中央決定:由他出任財政部長和主管財委第二辦公室 (即財貿辦公室)工作,主要負責領導財政、銀行、商業、外貿、物價等部門的工作。

    “當年是陳雲推薦李先念到中央工作並任財政部長的。”朱玉教授介紹,陳雲與李先念淵源頗深:當年李先念帶領西路軍余部九死一生到達新疆時,受黨中央委派及時趕到、迎接他的正是陳雲。陳雲向毛澤東、周恩來推薦李先念,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他的依據是:一、李先念45歲,這個年紀,在當時的高級幹部中比較年輕;二、他頭腦清楚,對許多經濟數字,都能印在腦子裏而不忘記;三、愛學習,愛鑽研;四、李先念在過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績,有開創精神。

    在新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贏得了最高領導的信任。新中國第一任財政部長薄一波在回憶錄裏坦率地說:“開始,我真有點為他擔心,但先念同志卻以他的聰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

    在李先念身邊工作11年的黃達回憶,李先念工作非常細致。他發現四川有一個外貿的供銷社,在出口豬皮和羊皮之前,先將毛皮裏面的豬油和羊油刮下來,這樣又可以賣一筆錢,李先念覺得這個方法很好,他于是發文向全國推廣這個辦法。

    李先念後來在國務院主管財貿工作長達22年,成為周總理這位“大總管”的得力助手。毛澤東曾稱讚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李先念為中國經濟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不過,程振聲回憶,“經濟學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絕承認的身份。1966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霍查接見來訪的李先念時,稱李先念是經濟學家。李先念說,我就是位實幹家。“所以我們在傳記裏很尊重老人家生前的意願,沒有稱他為‘經濟學家’。”
 政治之變

    1976年10月中國政壇上發生了舉世震驚的“粉碎四人幫”事件。程振聲曾在李先念身邊做秘書工作10年之久,他告訴本刊記者:“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華國鋒同志在世時,我們曾3次去他家訪問過。”真實的歷史過程也漸漸清晰:由于李先念在當時政治格局裏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為華國鋒探知葉劍英的態度、進而爭取到葉帥支持的一個重要橋梁。

    朱玉說,華國鋒其實很早就與李先念熟識。當時華國鋒在湖南任省委書記處書記,主管財貿,而他的頂頭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林彪事件後,華國鋒漸漸進入權力中心,華國鋒與李先念 “經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觸非常多”。

    程振聲說,1976年9月11日——毛澤東去世兩天後,華國鋒以去北京醫院看病為名,來到西黃城根9號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對華國鋒的到來頗感意外。兩人關上門後,華國鋒說: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問一問葉帥的意見,並請葉帥考慮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合適。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讚成華國鋒的意見。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負責中央軍委工作的是陳錫聯,而李先念與陳錫聯私交甚好。陳錫聯夫人王璇梅曾提及,陳、李都是湖北紅安人,兩人的老家只相距兩裏路。李先念母親的前夫姓陳,丈夫去世後又嫁到李家,說起來,與陳錫聯還有點遠房親戚關係。

    毛澤東去世後,李先念與陳錫聯一起守靈。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間,陳錫聯隨後也跟隨其後。在洗手間裏,陳錫聯對李先念說:那幾個人可能要動手,要當心。李先念急忙擺手不讓他說下去。

    與華國鋒交談、明確了他的態度後,隔了兩天,李先念對工作人員說,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園散心。車子快到植物園時,他突然對司機和警衛說,去西山葉帥處,到了門口才叫警衛人員打電話,通知葉帥。

    據葉劍英身邊的工作人員王守江和馬錫金回憶,當葉劍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訪的消息時,起初還猶豫著是否見面,後來還是答應了。若幹年後,李先念將兩人當時的秘會場面做了還原——

    兩人坐定後,葉劍英問李先念:“你是來公事奉命,還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這時葉劍英打開收音機,以防有人竊聽。葉帥耳背,又加上收音機幹擾,李先念說的話他聽不清楚。兩人商議用筆寫,然後燒掉。

    李先念寫:“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葉劍英:“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李先念:“請你考慮時機和方式。”

    葉劍英點頭表示同意,隨後葉帥寫了陳錫聯的名字,打了一個問號。

    李先念寫:“完全可靠,請放心。”並簡要介紹陳錫聯兩次同他談話的情況。兩人連寫帶談不到30分鐘。告別前,他們還特別小心地燒掉了紙條。

    有了李先念與葉劍英的支持,華國鋒態度進一步明確。

    值得一提的是,在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時,當時全國一片“人人皆曰可殺”的氣氛,包括某些“相當負責的同志”也主張槍斃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則對此持否定意見。為此事,李先念多次與鄧小平、陳雲商量,探討處置方案,同時也找一些人談話,做說服工作,強調不能開殺戒。

  三朝元老

    縱觀李先念的一生,我們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建國後連續5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先念,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在數次政治風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領導人之一。經歷了第一、二、三代領導人交替與變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層為數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給外界的印象是謹慎、小心,不鋒芒畢露,不少人將其歸因于他成長的家庭——李先念的母親是一位農村婦女,前兩任丈夫去世後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個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個結構復雜的大家庭,這大概也幫助李先念形成了寬厚待人的品質,以及在復雜環境中處理復雜關係的能力。

    李先念是在相對殘酷的政治鬥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說過一句話:可以說過而極之的話,不可做過而極之的事。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領導人看他,多了些親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們之間也留下不少難得的輕松而親密的場景。

    李先念曾提及這樣一個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在火車上,李先念與周恩來等人一起玩牌打發時間,水平不高的李先念經常被搭檔總理批評。下了火車,李先念“委屈”地說:“以後,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你老剋我!”周總理聽罷哈哈大笑。

    在建國後歷次復雜的政治鬥爭中,李先念雖受衝擊但未離開領導崗位,這也和毛澤東或微妙或直接的保護不無關係。1935年6月,紅一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毛澤東在一座法式建築風格的天主教堂內會見了在那裏迎接他們的紅30軍政委李先念。當時李先念只有26歲,紅四方面軍師以下幹部年輕,指戰員裝備齊全、朝氣蓬勃,這給毛澤東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而毛澤東對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睞,他說:“名不虛傳,果真英雄少年!”

    當年李先念從新疆回到延安後,因受張國燾錯誤的牽連,1938年,總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談話,讓他到八路軍129師當營長。從軍政治委員到營長,實際上連降六級,李先念沒任何怨言地答應了。毛澤東後來得知此事後說,“這太不公平了”。在毛澤東幹預下,李先念轉而到了新四軍第四支隊當參謀長。朱玉說,當年從新疆回來後,李先念從來沒有怨言或表示過不滿。

    1987年,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聚會,陳再道曾直接問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說你是不倒翁!”朱玉回憶,李先念當時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誰跟 ‘四人幫’鬥爭呢?只有自己保護好了才能保護別人。”(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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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讚譽李先念“將軍不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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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澤東緊握李先念的手笑稱:果真英雄出少年

  1935年1月,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軍事領導權重新被確立後,即電令紅四方面軍由川陝革命根據地向西出擊,以策應和配合中央紅軍作戰。3月,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轉而進軍川西北。

  到5月底,中央紅軍經過十個月的行軍作戰,疲憊交困,“拖的只剩下了一副骨頭架子”。就在這時,中央紅軍的先頭部隊收到了來自雪山那邊的紅四方面軍的電報:

  一、我們已派一小隊向西南進佔懋功與你們取聯繫。你之先頭部隊確取聯繫後,請即飛示以後行動總方針。我方情況請問我先遣之指揮員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二、川西一帶情況有利於我們消滅敵人作戰鞏固之後方根據地……。

  國燾、昌浩、向前

  六月二日

  來電如一陣春風,迅即傳遍中央紅軍各部,一片歡呼。

  6月12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給中央起草了《關於川西北敵我情況的報告》。在報告中,徐向前詳細介紹了敵方的部署、兵力、調動情況,彙報了紅四方面軍所屬各部隊的部署情況和戰鬥任務,第二天,連同兩幅地圖,一起送往紅一方面軍,並稱: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同志已來懋功,並帶電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隊目前應如何配合兄方行動,請直接示之。

  16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築的天主教堂內,會見了在那裏迎接他們的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

  毛澤東伸出他那有力的大手緊緊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連聲說道:“名不虛傳,果真英雄少年!”

  李先念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顯得十分激動。

  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對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表示親切的慰問,同時充分肯定四方面軍的成績。他說,過去兩支紅軍獨立作戰,力量分散,現在好了,兩支力量合在一起,我們的力量就更大了。

  隨後,毛澤東打開桌上的軍用地圖,邊看邊問,岷(江)嘉(陵江)地區的氣候怎樣?地理條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狀況?毛澤東以十分親切的目光望著李先念,期待著回答。

  李先念如數家珍:岷、嘉兩江之間地區,山間平壩子多,物產豐富,人煙稠密,居民以漢族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隊的給養與兵源估計都不成問題。從戰略地位上看,東連川陝老根據地,北靠陝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進可退,迴旋餘地大。紅軍如果進入這一地區,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休整補充,恢復體力,再圖發展。趁現在茂縣、北川還在我軍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則,再打過岷江就難了。

  毛澤東聽得很投入,連連點頭,表示贊同。

  李先念補充道:“我們來懋功的路上,人煙稀少,只看到少數藏族牧民,籌糧很難,大部隊久駐無法解決給養。大小金川和邛崍山脈一帶,高山連綿,穀深流急,大部隊很難行動,不容易生根立腳。向西北去條件更差。”“依我看,無論從地理條件、群眾基礎,還是紅軍急需休整的實際情況和發展前途看,兩軍會師後應向東北方向,首先是向岷嘉地區發展比較有利。”李先念毫無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好!說得好,很有見解,真知灼見呀!”毛澤東對李先念大加贊許。“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們相見恨晚嘍!”

  1984年6月15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對索爾茲伯里回憶當年的情形說:“我們到後,他們(指紅一方面軍)跟著就到了,沒想到他們來得這麼快。儘管我們做了很大努力,也只給他們補充了一千多人。確切地說,做得太不夠了。當時一、四方面軍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可爭吵的。”

  1937年12月26日,經過“西路軍”征戰的李先念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乘汽車離開蘭州,經西安到達延安,住在中央軍委招待所休息待命。

  年底的一天,毛澤東接見了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煥、郭天民、曾傳六。晚飯後,在十分詳和的氣氛裏,毛澤東和李先念他們談起了西路軍。他指出:西路軍是失敗了,但西路軍廣大的幹部和戰士是英勇的、頑強的。他們沒有飯吃,沒有水喝,沒有棉衣,沒有醫藥,沒有子彈,但堅持用大刀、矛子和敵人拼殺,他們的犧牲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他還鼓勵大家說:西路軍戰鬥到最後,由你們帶領一部分同志,排除萬難到達新疆,這種堅定的行為,除了共產黨人領導的紅軍,任何軍隊是做不到的。

  毛澤東知道李先念是工農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著意培養。入學不到兩個月,抗大第三期結業,李先念又轉入馬列學院學習。

  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延安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後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麼意見嗎?”

  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這是一般人所難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沒有想這些,此時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槍打擊日本侵略者,幹什麼都行。所以他堅定地回答:“堅決服從組織安排。”

  譚政同李先念談了工作分配問題之後,不久,毛澤東把李先念找去,問:“聽說安排你到一二九師當營長,有這個事嗎?”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澤東說:“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湧出熱淚。毛澤東的這句話不僅是對他個人的評價,也是對二萬多西路軍將士們的安慰。

  後來,在毛澤東的親自安排下,李先念沒有到八路軍一二九師當營長,而改任去新四軍第四支隊當參謀長。後又被劉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邊,參與領導中原地區的抗日鬥爭。

 

 二、毛澤東稱讚李先念的做法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

  全面抗戰打響後,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領一支由160餘人組成的新四軍豫鄂獨立遊擊大隊自河南確山竹溝鎮南下,向武漢週邊挺進。

  中央軍委及毛澤東對李先念的南下非常關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隊應由鐵路兩側到國民黨不去之區域發展,在發展中目標儘量縮小,並多組織過渡形式武裝,多求質的鞏固。

  2月12日,毛澤東電示:“我軍每到一處,均鬚髮佈告或宣言”,“廣泛宣傳,以打擊反共頑固派”,喚起民眾,一致抗日。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傳達貫徹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廣泛地播下抗日種子,一面將各地黨組織領導的分散的抗日遊擊武裝穿珠成串。繼新四軍挺進團成立後,6月,李先念和陳少敏等在京山養馬畈主持了鄂中區黨委會議,統一了大家的思想,決定在鄂中打出新四軍的旗幟,並統一豫南和鄂中黨的武裝,建立新四軍豫鄂獨立遊擊支隊,下轄5個團隊,使中原敵後產生了第一個遊擊主力兵團。

  新四軍豫鄂獨立遊擊支隊一經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領下,高舉新四軍的抗日旗幟,向鄂中、豫南、漢水和淮河兩岸的敵後挺進,機動靈活地打擊漢奸、偽軍和零星日軍,發展與鞏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創建根據地。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在邊區製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據地和人民武裝面臨著嚴峻局勢。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決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創立最堅強的抗日遊擊隊伍,建立鄂東、豫南、鄂中抗日根據地,並使之逐漸連成一片的決定。11月中旬,李先念與朱理治、陳少敏、任質斌等在四望山召開會議,決定撤銷鄂豫皖、豫鄂、鄂中三個區黨委,統一成立新的豫鄂邊區黨委,並將以上各地黨的武裝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

  1940年1月3日,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在湖北京山八字門正式建軍,李先念任司令員。同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務是鞏固現地策應我軍”。劉少奇根據黨中央及毛澤東的指示意圖,從蘇皖敵後給李先念發來指示:“所有在鄂中、鄂東活動,我黨所領導的部隊,統歸你們指揮節制,部隊番號改稱挺進遊擊縱隊”。

  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建軍時,國民黨頑固派正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進行堅決自衛。

  4月17日,李先念、任質斌等率縱隊主力東進,對盤踞在大小悟山地區的程汝懷部展開攻擊,擊潰了頑軍,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區,並發展了抗日武裝,在邊區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對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的反頑自衛戰爭,毛澤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5月4日,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中共中央東南局關於“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指示電中,不僅充分肯定李先念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強硬的抗議“就是好例”,並明確指出“李先念縱隊反對頑固派對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

  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對正在開展鄂豫邊區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的軍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同時,經中央肯定和傳播的鄂豫邊區之新鮮經驗,對發展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毛澤東指示李先念,“生存第一,勝利第一”

  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是毛澤東早就預料到並做著準備的。但它來得這麼快,卻是毛澤東所沒有想到的。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是一個矛盾而又複雜的中國。中國何處去?毛澤東在思考,蔣介石也在思考。民族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內戰的陰霾又籠罩大地。一直在保存實力、坐待勝利、準備內戰的蔣介石,迫不及待地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劍鋒直指解放區。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傳出的當天,毛澤東就對孤懸敵後,獨撐武漢週邊抗戰局面,直屬中央軍委指揮的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部發來指示,對第五師和邊區進行了新的戰略部署。毛澤東指出:“蘇聯參戰,日本投降,內戰迫近,你們所處地位,不可能奪取大城市,而應乘機擴大地區,奪取武裝,奪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偽軍反正、投降,並按指定地區駐紮,否則即予以消滅,立即投入準備對付內戰這一新的嚴重鬥爭。”

  對抗戰勝利到來後所面臨的複雜形勢,李先念也憂心忡忡。他與鄭位三、陳少敏等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形勢突變,一切出人意料之外,我們領導機關及幹部,對此全無經驗,加之地區遼闊,難以照顧周全,深抱急憂……國內蔣軍必四方逼近,我主觀弱點太多,雖有兵4萬,但地區太大,不敷應用。且今後內戰需要正規戰、運動戰始能解決問題。我目前全力搶武器、資源,作一切準備,著重為了應付內戰。”因此建議:(一)某些地區、特別是平原喪失後,應以大別山西部、桐柏山東部為反內戰基地。(二)八路軍南下二梯隊立即星夜出發,暫在邊區待機一時,協助控制山地,調整陣容。最好能留在邊區,則可整編四至五個旅,應付內戰,更有把握。

  李先念決心堅守中原、加強中原的戰略性建議,深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贊許。12日,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並決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書記。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鄭位三為副書記,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書記”。

  8月15日,毛澤東諄諄告誡李先念:“時局雖急變,大局于我有利,你們是有經驗的,必須對付新環境!只要手裏集中一至二萬精兵,什麼也不怕。整編四五個旅甚為重要,半月左右能否完成?”這次來電,就意味著毛澤東對李先念的建議作了肯定的回答。

  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連續三次致電毛澤東,邀請其速到重慶“共定大計”。毛澤東在應邀去重慶談判前,與劉少奇談了一天一夜,告之密切關注東北和中原問題。

  10月11日,在《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簽署的第二日毛澤東回到延安。由於過分的緊張工作,毛澤東於11月中旬病倒了。

  1946年6月,毛澤東的健康基本恢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時的中原解放區已是大軍壓境,戰雲翻滾。經過精心部署的蔣介石,認為徹底消滅中原解放軍的時機已經成熟,遂密令鄭州綏署主任劉峙,統一指揮第五綏靖區和武漢行營之第六綏靖區,按既定計劃,先速殲中原李先念部,並指令擔任攻擊的各部隊,務必於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圍態勢及攻擊準備,於7月1日佔領中原軍區司令部宣化店,實施攻擊。

  面對嚴峻的形勢,黨中央和毛澤東以非凡的革命膽略和無比的勇氣,作出重大戰略決策,指示中原解放軍堅決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實行戰略轉移,粉碎敵人的陰謀。

  6月23日,在收到李先念和鄭位三關於突圍部署電報後,毛澤東立即以黨中央的名義複電:“所見甚是,同意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今後行動,一切由你們自己決定,不要請示,以免延誤時機。望團結奮鬥,預祝你們勝利。”

  26日晚,中原軍區部隊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批准的突圍部署,分路舉行突圍,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行動,打響了解放戰爭第一槍。

  10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三個月總結》中,對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圍給予高度評價:“過去三個月內,我中原解放軍以無比毅力克服艱難困苦,除一部分轉入老解放區外,主力在陝南、鄂西兩區,創造了兩個遊擊根據地。此外,在鄂東和鄂中均有部隊堅持遊擊戰爭。這些都極大地援助著老解放區作戰,並對今後長期戰爭起更大的作用。”

 

 四、毛澤東笑著對李先念說,你不當財政部長,只好把宋子文從臺灣請回來

  1954年5月,春光明媚、生機盎然的北京,迎來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將就任國務院財政部部長的李先念。李先念剛出北京前門車站,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的戎子和、金明等人便迎了上去,和李先念親切握手。

  李先念在北京飯店稍事休息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務院副總理陳雲和剛卸任財政部部長、就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分別找他談話,向他傳達中央決定:李先念任財政部部長和主管財委第二辦公室工作,主要負責領導財政、銀行、外貿、物價等部門的工作。

  李先念事先知道這一決定,所以並不覺得突然。儘管人已經來到北京,但他內心還是感到難以勝任,所以再三誠懇地擺出種種理由,試圖說服兩位老領導、老戰友理解他,請中央另物人選。陳雲、鄧小平分別給他講了形勢,反復強調這是中央作出的決定,毛澤東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準備。

  毛澤東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電話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見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題,向主席提出,財政部長我幹不了,我沒有那個能力和水準,還是請中央考慮他人。毛澤東笑著說:你幹不了,不想幹,那我只好把國民黨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從臺灣請回來,讓他幹好了。李先念著急了,趕緊說:主席,那還得了,那我還是服從中央的決定。

  1958年,古巴國家銀行行長格瓦拉訪問中國。毛澤東安排了時任財政部長的李先念與他見面。毛澤東對格瓦拉說:“我們剛剛革命勝利的時候,也是非常缺少財政人才的。越到後來,我們越注意培養各類幹部。但是,我們培養的人手,總嫌不夠用的。”他指著李先念風趣地說,“於是,我們只好抓個‘大兵’來管錢。事實證明,我們這樣的做法也沒有什麼不好的。”

  陳雲向中央提議和推薦李先念任財政部長,中央接受這一建議,也是經過全面慎重考慮和反復比較的。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為他作風正派,誠實,有政治頭腦和原則性強。

  新中國第一任財政部部長薄一波回憶說:“開始,我真有點為他擔心。但先念同志卻以他的聰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為了黨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學,努力向其他同志學習。他經常向陳雲同志請教,也時常和我交換意見。在很短時間裏,就適應了工作環境,很快進入角色。”

  正是由於李先念的謙虛謹慎、兢兢業業、鍥而不捨,經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很快地由外行變為內行,在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這個職位上,幹了22年,協助周恩來、陳雲,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確立、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工作領導者。毛澤東曾稱讚陳雲、薄一波、鄧小平、李先念為:中國經濟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9年廬山會議後,緊接著在全黨全國範圍內從上到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鬥爭。李先念由於廬山會議上的發言,被斥為“右傾思想”嚴重,首當其衝成為國務院財貿口的批判對象。

  9月25日,毛澤東為李先念的檢討報告是否下發的問題,找他談話。這次談話給李先念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多次講述這次談話的情況。

  李先念說:那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時毛主席還沒有起床。他叫我進書房,一見面他就說,杞國人來了。接著就問我知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學習杞國人。我說,知道這個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憂幾億人開不了飯。毛主席聽我這麼一說,感到很吃驚,就坐下來讓我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情況。

  李先念說:“我在你面前是不會撒謊的。今天我得知濟南市的糧店都開不了門,就將運往陽泉市的一列車糧掉頭趕運濟南市,以解燃眉之急。”毛澤東不僅耐心地聽,還提出一些問題,李先念一一作答,毛澤東聽後,儘管心情很沉重,但對李先念的態度卻有了根本的改變,請李先念和他一起吃飯,邊吃邊談。通過這次談話,毛澤東不僅瞭解了真實情況,也再次真實地瞭解了李先念,不僅對李先念的氣消了,而且支持李先念為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所做的各項工作。

  此後,李先念指導糧食部門摸清糧食的實際產量,消除虛假現象,為此還採取了生產隊生產的糧食過秤入倉的辦法。

  為了保證大中城市糧食不脫銷,李先念不僅仔細研究、親自計算糧食部的每期糧食購、銷、調、存進度表,還向各省打電話詢問或者找人來聽取彙報。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向周恩來並毛澤東報告,提出先進口12億斤糧食或更多一些的建議,以解決急需。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能進20億斤更好。後來李先念在向毛澤東的報告中說:由於搶運到國內糧食43億斤,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滬、遼和重災區糧食脫銷的危險。

  李先念根據黨中央的決策,採取許多重大措施保證糧食供應,不僅為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立了大功,也為扭轉經濟困難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文革”中,毛澤東稱李先念是“不下馬的將軍”,保護了李先念

  1966年,隨著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全國出現了越來越混亂的情況,以至出現了難以控制的局面。李先念這個老革命,也受到了“炮轟”。

  最早“炮轟”李先念的,是財貿口的大專院校。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當財貿口的大專院校的紅衛兵開始揪鬥學校領導幹部,貼出要打倒黨委的大字報,還驅趕制止他們這種行為的工作組時,李先念為避免混亂,從大局出發,做出指示:財貿口的大專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要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不准把大字報貼到街上,不能亂給幹部扣帽子,不能亂揪亂鬥領導幹部,不能趕工作組走,揭發問題要獨立思考,不能亂給幹部上綱上線,不能亂說幹部有政治歷史問題。他還要求工作組不能撤,要頂住,要穩住陣腳,努力做好群眾工作。李先念的這些指示傳開後,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造反派立即把“炮口”調過來,一齊“炮轟”李先念,攻擊他是“財貿口最大的保皇派”,是“財貿口走資派的後臺”,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他們想打倒李先念,奪財貿口的大權。

  周恩來發現李先念受到“炮轟”後,心裏十分焦急。他親自出面,多次接見財貿系統的造反派頭頭和群眾代表,說服他們不要“炮轟”李先念。周恩來說,李先念是老革命,毛主席都信任他,你們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為什麼不信任他呢?我們要支持李先念的工作。

  由於有周恩來的保護,造反派們打不倒李先念,就對他進行刁難,並於1966年11月製造了所謂“出國風波”。

  當時,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請中國共產黨派一個黨政代表團出席。李先念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周恩來考慮,當時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有經濟援助專案,派李先念去阿爾巴尼亞比較合適,便在中央碰頭會上確定由李先念去,任副團長。但此消息很快就傳到了財貿口造反派的耳朵裏,他們不幹了,立即張貼大字報,向中央寫“呼籲信”,開造反派頭頭的“聯席會議”,提出:李先念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自己的問題沒有徹底檢查,不能作為中國共產黨赴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副團長出國,“強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副團長資格”。

  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彙報,把李先念近來工作情況和派他出任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副團長的理由講清了。毛澤東表示支持周恩來的意見。他還說了一句話:李先念在戰爭年代是“不下馬的將軍”。周恩來立即把毛澤東的這句話向“中央文革小組”進行了傳達,同時,他在接見群眾代表時也向造反派們講了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向造反派們亮明:毛澤東是保護李先念的。

  1972年11月22日下午,李先念懷著崇敬的心情,和湖南省的領導王治國、毛致用等人陪同尼泊爾王國年輕的首相基爾提•尼迪•比斯塔和夫人來到韶山。

  一下車,李先念就轉身對尼泊爾首相基爾提•尼迪•比斯塔和毛致用等人說:“在五十年代我就想來。六十年代也想來,可一直沒有來成。今天沾首相的光,中央派我陪同,終於來成了。比斯塔首相,我應該謝謝你。”

  “我們尼泊爾應該謝謝中國,謝謝毛澤東。你們是一個大國,自1955年兩國建交後,我們一直和睦相處,中國給了我們很大的援助。”比斯塔首相真誠地說。

  “你們也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呀。去年中國能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就是和尼泊爾這樣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分不開的。毛主席說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李先念誠懇地說。

  賓主笑意盎然,步履輕輕,走向毛澤東的故居——上屋場。座落于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的小山沖中的毛澤東故居泥磚青瓦,土木結構,是中國南方最常見的普通農家住房。

  在毛澤東同志故居前,比斯塔首相簡直不敢相信地問了兩次:“毛澤東就是在這座房子裏長大的?他的父親是農民?”大家一個個地點頭,作出肯定回答。

  比斯塔首相無話可說,他與夫人親切地耳語著。美麗的夫人聽完後,笑了起來。

  首相說的是什麼呢?李先念等不得而知,疑惑著。比斯塔首相向翻譯點點頭,示意翻譯。

  原來比斯塔首相和他的夫人講的是他在美國哈佛讀書時的一次“豪賭”故事。當年比斯塔首相在哈佛大學攻讀學位時,曾與同學討論二十世紀各國領導人誰最愛讀書?誰的結論被大家共同接受,誰將獲得50萬英鎊。有的人認為是英國的邱吉爾,有的人認為是法國的戴高樂,有的人認為是美國的羅斯福,最後一個人認為是中國的毛澤東。大家互不相讓,各自擺出關於他們舉出的領導人的理由,他們的著作,他們寫第一篇文章的年齡,用他們的書治國的才華,簡直是旗鼓相當,不分伯仲。就在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時候,提毛澤東名的那個學生表示他還有話說,他問了三個問題,全球什麼職業的人最多?農民。哪個國家的古書最多?當然是中國。那麼,當今領袖哪個能夠在馬背上前有堵截,後有追兵,還能讀書寫出第一流的詩篇?這個學生說:毛澤東的偉大是無所不在的。所有的參賭者都服氣了。

  比斯塔首相說:親愛的中國同志,請你們猜一猜這個贏了錢的學生是哪里人?接著他做了一個手勢加動作。

  這一下說什麼的都有,比斯塔首相笑而不語。李先念的食指和中指點了點額頭又捏了捏鼻樑笑了。首相相視一眼也笑了,說:“您猜對了。”

  李先念解釋道:“臉面又稱臺面,鼻樑彎彎的,自然是臺灣了。”李先念話一說完,周圍的人都笑了起來。毛致用笑著對李先念說:“過去在湖南一直聽說你是毛主席的一把鐵算盤,今天看來你還是一把不動聲色的活算盤哩。”

  “你說錯了,毛主席的鐵算盤是陳雲和李富春,他們教我學會了搞經濟。徐向前是我打仗的老師,陳雲、薄一波、李富春是我搞經濟的老師,毛主席是我一輩子革命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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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老兵曾被李先念救 感谢中国农民和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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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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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洛杉矶一月二十一日电 (记者 张炜)美军“飞虎队”老兵格伦·贝尼达(Glen Beneda)今天在参加“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图片展”开幕式时,亲手将自己的“救命符”赠送给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李小林。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三十年后再回首——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图片展”今天在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诞生地开幕。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小林女士与当年参加援华抗战的美军“飞虎队”老兵格伦·贝尼达相遇。
八十五岁高龄的贝尼达从轮椅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走上讲台,他向大家回忆起六十多年前发生的故事。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一个月,十八岁的贝尼达应征加入美国空军成为一名受训飞行员。一九四三年五月,作为一名美军“飞虎队”飞行员,贝尼达来到中国参加抗战,当时他是美军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七十六中队小队长。第二年五月六日,在豫湘桂战役中,贝尼达驾驶P-51野马战机执行任务时,在湖北省监利县上空被日军击落。
贝尼达披露说,他在跳伞后掉在一片稻田里,凭着当时国民政府颁发的“护身符”(Blood Chit)和“对话本”(Point Talkie)得以与中国农民沟通并得到救助,当晚被送到李先念任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驻地。贝尼达在这里进行了两个月的疗伤,期间,李先念曾多次看望他,之后并将贝尼达辗转送回美军基地。
贝尼达动情地说:“我的生命归功于那些勇敢的中国农民和新四军,是他们的勇气和及时救助让我能重返部队。”他随即将珍藏六十多年的“护身符”和“对话本”赠送给李先念之女李小林,除了感谢中国军民的“救命之恩”,更祝愿美中人民的友谊常在。
李小林表示,收到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令她非常感动,诚如她父亲与本尼达中尉的情谊,希望中美两国在历经过去三十年的风雨历程后,迈向未来更加坚实的友谊。(完)

本文来自:福州新闻网
http://mil.fznews.com.cn/shgc/2009-2-2/200922RLwYKyR5HH1649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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