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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雄獅: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徵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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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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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本文由新華博友事實記錄者提供

    第四野戰軍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之一。它是由抗日戰爭轉入大反攻後進軍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主力各一部及東北抗日聯軍逐步發展起來的。

    1945年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隨即出兵我國東北,對日本關東軍發起全面進攻。八路軍冀熱遼軍區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和朱德總司令的命令,派出一部兵力就近進入東北,會同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配合蘇軍作戰。

    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的援助下,向東北大舉運兵,企圖消滅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獨佔東北。為打破國民黨的企圖,中共中央依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決定從關內各解放區抽調一批部隊和幹部挺進東北,會同東北原有部隊執行發展東北的戰略任務。先後調進東北的部隊有:八路軍山東軍區直屬隊一部,第1、第2、第3、第6、第7師,第5師一部,魯中、濱海、膠東、渤海等軍區主力部隊各一部,共6萬余人;新四軍第3師(轄第7、第8、第10旅,獨立旅)3萬余人;陜甘寧邊區第359旅、警備第1旅、教導第2旅各一部以及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延安炮兵學校等萬余人;晉綏、冀中、冀魯豫各1個團。以上連同先期進入的冀熱遼部隊一部共11萬余人。同時,延安及各解放區的黨政軍幹部約2萬人,也陸續進入東北。10月31日,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任總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任第二政治委員,呂正操任第一副司令,李運昌任第二副司令,周保中任第三副司令,蕭勁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參謀長,程子華任副政治委員,伍修權任第二參謀長,陳正人任政治部主任。各部隊到達東北後,一面阻擊國民黨軍的進攻,一面著手發動群眾,清剿土匪,組織和發展武裝。到年底陸續成立了錦熱、遼寧、遼東、遼西、遼北、吉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10個軍區,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兵力發展到27萬人。

    1945年11月14日,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東北民主聯軍把工作重心轉向距離國民黨佔據的大中城市較遠的城市和鄉村,以師(旅)為單位開始有重點地分散到東北各地,發動群眾,清剿殘余偽軍和土匪,建立根據地。到1946年3月,全區殲滅土匪7萬余人。在這期間,對部隊初步進行了整編,將原來劃分的軍區先後合並為東滿、西滿、南滿、北滿4個二級軍區,實行新老部隊合編,以主力的大部劃歸各軍區指揮,重新調整了各省軍區和軍分區,抽調少數主力部隊充實地方武裝。後因情況變化,東北民主聯軍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又逐步集中主力,進行了為時1個多月的四平保衛戰,殲敵萬余人,打擊了國民黨軍的進攻氣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談判。

    1946年6月下旬,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東北民主聯軍根據中共中央對東北的鬥爭方針和中共中央東北局《關于東北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七·七決議”)精神,決定利用國民黨軍戰線延長、兵力分散、暫難繼續大舉進攻的時機,進一步集中力量清剿殘余偽軍和土匪,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同時,加緊部隊的整頓和建設。8月至10月間,先後以山東第1、第2師及原濱海支隊為基礎擴編為第7縱隊,組成東北民主聯軍第1縱隊;以華中第3師(欠第7旅)組成第2縱隊;以山東第7師及華中第3師第7旅組成第6縱隊。以上連同前已編成的第3、第4縱隊,陜甘寧第359旅和南滿獨立第1、第2、第3師,全區共有野戰軍5個縱隊、1個旅、3個獨立師,約12萬余人。為加強以炮兵為重點的特種兵建設,至1947年3月,建立了9個炮兵團,27個營,120個連,1個戰車大隊,1個高射炮大隊,並以東北炮兵學校為基礎成立炮兵司令部和政治部,以剿匪、“土改”中發展起來的騎兵部隊,組成10個騎兵團和1個騎兵支隊;成立了護路軍司令部,將原分散各地護路部隊3400余人,統一整編為7個團,以維護和保證鐵路交通的順暢。此外,還分別成立了東北軍政大學、東北醫科大學和炮兵、工兵、測繪、通信、軍需、汽車、航空、外國語等各種專業學校,有計劃地訓練各種人才,以供部隊發展和作戰的需要。

    為打破國民黨軍“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進攻計劃,1946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東北民主聯軍舉行新開嶺戰役,在遼寧寬甸西北地區全殲國民黨軍1個師。接著,又集中南北滿主力進行“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殲滅國民黨軍大批有生力量,迫使其由進攻轉為防禦,東北解放區也得到了鞏固和擴大。194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將晉察冀軍區之冀熱遼軍區及所屬部隊共8萬余人劃歸東北民主聯軍建制,東北民主聯軍的總兵力達46萬人。

    1947年5月中旬,東北民主聯軍轉入戰略性反攻,在長春至沈陽段和沈陽至吉林段鐵路兩側地區發動了夏季攻勢,殲國民黨軍8萬余人。8-9月間,以12個獨立師(旅)編成第7、第8、第9、第10縱隊,並成立了南滿、冀察熱遼兩個軍區前方指揮所(後改稱第1、第2前方指揮所)。9月中旬,東北民主聯軍又集中9個縱隊的兵力發動秋季攻勢,殲滅國民黨軍6.9萬余人,攻克城市15座,進一步掌握了東北戰場的主動權。

    1948年1月1日,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區分為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以原民主聯軍總部機關為軍區兼野戰軍領導機關,林彪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任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呂正操、周保中、蕭勁光任副司令員,羅榮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員,陳雲、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員,劉亞樓、伍修權任參謀長,譚政任政治部主任。2月,以9個獨立師(旅)編成第1第11、第12縱隊。1947年12月15日至1948年3月15日,東北野戰軍冒著零下30攝氏度的嚴寒,發動了為期90天的冬季攻勢作戰,殲滅國民黨軍15.6萬余人,收復城市18座,將國民黨軍壓縮于長春、沈陽、錦州等幾處互相不能聯係的孤立地內,東北解放區的面積擴大到全東北的97%,解放區人口佔東北的86%,為全殲東北地區的國民黨軍奠定了基礎。

    為適應大規模進攻作戰的需要,東北人民解放軍有組織、有計劃地加強了二線兵團建設,從1947年7月至1948年11月,先後組訓了164個團,為主力部隊輸送新戰士37萬人。同時,教育改造了大批俘虜士兵補入部隊。繼續加強炮兵建設,在炮兵司令部下成立了炮兵縱隊,統一指揮與管理所屬炮兵部隊。各步兵縱隊、師、團也分別擴建了炮兵團、營和連。全區擁有戰防炮、迫擊炮1600余門,山炮、野炮、榴彈炮、加農炮600余門,高射炮116門。1948年7月,以護路軍所屬部隊為基礎擴編為鐵道縱隊,下轄4個支隊,共1.7萬余人。至8月止,東北人民解放軍總兵力已發展到103萬人。為便于作戰指揮,8月14日,建立了單獨的東北野戰軍領導機關,由林彪兼司令員,羅榮桓兼政治委員,劉亞樓兼參謀長,譚政兼政治部主任。原第1前方指揮所改為東北野戰軍第1兵團部,蕭勁光任司令員,蕭華任政治委員;原第2前方指揮所改為東北野戰軍第2兵團部,程子華任司令員,黃克誠任政治委員。此時,東北野戰軍下轄2個兵團部,12個步兵縱隊,15個獨立師,1個炮兵縱隊,1個鐵道縱隊,3個騎兵師,1個坦克團等共70余萬人。9月12日,東北野戰軍主力南下北寧線舉行遼沈戰役,至11月2日結束,歷時52天,殲滅國民黨軍47.2萬余人,解放了東北全境。從此,東北野戰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支戰略機動部隊。

    1948年11月13日,東北野戰軍所屬第1至第12縱隊,按照中央軍委規定的統一序列,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8、第39、第40、第41、第42、第43、第44、第45、第46、第47、第48、第49軍,每軍4個師5至6萬余人;另以長春起義的國民黨軍第60軍編為第50軍。部隊的裝備由于遼沈戰役的大量繳獲而得到很大改善。11月下旬,東北野戰軍奉命入關。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與華北軍區第2、第3、第4兵團及地方武裝一部舉行平津戰役,歷時64天,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52萬余人,解放了除綏遠一隅和太原、新鄉等少數孤立據點以外的華北全境。

    根據中共中央軍委1949年1月15日和3月7日的命令,東北野戰軍于3月11日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參謀長,譚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轄4個兵團:第12兵團,蕭勁光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轄第40、第45、第46軍;第13兵團,程子華任司令員,蕭華任政治委員,轄第38、第47、第49軍;第14兵團,劉亞樓任司令員,莫文驊任政治委員,轄第39、第41、第42軍;第15兵團,鄧華任司令員,賴傳珠任政治委員,轄第43、第44、第48軍及兩廣縱隊;原野戰軍所屬之特種兵指揮機關改稱特種兵司令部,轄2個炮兵師,1個裝甲師,1個高炮指揮所和1個工兵指揮所。原鐵道縱隊擴編為鐵道兵團,歸軍委直接指揮。

    1949年3月下旬,第四野戰軍組成先遣兵團開始自華北地區南下,4月20日,配合第二、第三野戰軍發起渡江戰役;5月中旬,在湖北團風至蘄春之線強渡長江,解放武漢。野戰軍主力于4月中旬南移。5月12日,中央軍委決定,第四野戰軍領導機關與中原軍區領導機關合並,組成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領導機關。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第一政治委員,鄧子恢任第二政治委員,蕭克任第一參謀長,趙爾陸任第二參謀長,譚政任政治部主任。6月上旬,野戰軍主力渡過長江,分三路對國民黨軍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部和華南軍政長官余漢謀部進行迂回包抄,10月中旬和下旬,分別在衡陽、寶慶(今邵陽)地區和陽江、陽春地區殲滅白崇禧部主力4個師和余漢謀部4萬余人。接著又向廣西挺進,至12月中旬,將白崇禧集團17余萬人殲滅于粵桂邊之容縣、博白和欽州地區。另一部配合第二野戰軍向西南進軍。

    第四野戰軍在向中南進軍過程中,先後抽調部分部隊和幹部,在豫、鄂、贛、湘、粵、桂等省進行發動群眾,建黨建政,清剿殘匪,建立民主新秩序的工作。廣西戰役後,野戰軍又以80%的兵力在湘、桂、粵境內清剿土匪,先後殲滅土匪115萬余人。同時,在組織上繼續作了若幹調整:7月,以國民黨軍第19兵團起義的4個師改編為第51軍。8月,第12兵團部兼湖南省軍區。第14兵團部奉命改為中央軍委空軍的領導機關。裝甲兵師調東北成立裝甲兵學校。10月,以長沙起義的國民黨軍第1兵團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第21兵團(轄第52、第53軍)。11月,第15兵團部兼廣東省軍區。12月,第13兵團部兼廣西省軍區。12月26日,中央軍委批復華中局並四野:“同意華中軍區即正式改名中南軍區”。12月30日,中南軍區司令部、政治部向所屬部隊發出通知,自1950年1月1日起,華中軍區改稱中南軍區,組織機構仍舊。下轄6個省軍區、3個兵團部,16個軍,1個炮兵司令部(轄4個炮兵師、1個高炮師),1個工兵司令部(轄5個團),1個鐵道司令部(轄5個鐵道團)和16個獨立師,92個獨立團,8個警衛團及軍政大學6個分校,全軍區共150萬人。

    1950年3月5日-5月1日,第四野戰軍以第15兵團指揮兩個軍,在瓊崖縱隊的配合下,以木帆船為主要航運工具實施渡海作戰,5月1日解放海南島。至此,除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等島嶼外,華南全境獲得解放。

    為明確野戰軍與軍區雙方兼管關係,1950年3月13日,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司令部向所屬部隊發出通報:根據中央軍委指示規定,今後各部頒發一切文件,統稱:“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7月6日,中南軍區、第四野戰軍司令部再次就此事發出通報,今後行文時,如純對地方軍區的,只書中南軍區不書四野;如純對野戰部隊的,只書四野不書中南軍區;如兩者均有關連,即書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或將中南軍區與四野並書。

    l955年4月,中南軍區奉命改稱廣州軍區,第四野戰軍番號撤銷,部隊歸廣州軍區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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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野战军“二局”:林彪决胜辽沈的秘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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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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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毛泽东(右一)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接见东北野战军二局的业务骨干。左起:曹祥仁、钱江、冯精、萧荣昌、戴镜元。
1948年9月10日,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决战计划,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大规模调动,兵锋直指锦州。9月下旬,东北国民党军与关内的联系被解放军彻底切断。蒋介石如梦方醒,亲飞北平、沈阳督战,穷于应付。为便于指挥,位于哈尔滨双城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准备南下,同时决定东北野战军二局同行,以利工作。

  林彪到二局看望大家,赞扬说:“战争之胜利有你们的工作因素,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

  1948年9月30日晚,夜色迷蒙,两列火车相继缓缓驶出双城。乘坐在第二列火车上的是精干的东北野战军首脑机关。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正处在大战前的沉思之中。在他们前面的那列火车上,东野二局几十部电台正严密监控着东北全境及邻近地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动向。

  这是一支年轻的技术侦察队伍。1945年部队出关后,在苏静领导的东总情报处内开创东北技侦工作的,有从山东来的林非、安达、陈铁等10余人,不久发展到30人左右。在之后一年多时间里,钱江、刘少宏、胡正先、李行律、岳军、余湛、郭兰轩、佐伊、田松、洪辉、何真、王兢、苏克等陆续从延安军委二局来到东北,有力地增强了东北的侦破能力。1947年5月,军委二局局长兼晋察冀军区二局局长曹祥仁到达东北,对组织机构进行了整顿和调整,将技侦业务从情报处分离出来,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二局。曹祥仁兼任局长,钱江任副局长,刘志汉任协理员。下设两个办公室(处),分别由李行律和刘少宏任主任。为了集中技术力量,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在南满的陈云、萧劲光的支持下,辽东技侦人员并入二局。随着辽东的刘忠、于天镜、魏升廷、蔡海波、孙吉梦、于克勇、刘承远等人的到来,二局技侦人员达到100余人。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通过举办训练班,增加技术装备,扩大和加强了侦收与破译力量。到辽沈战役前夕,东野二局已形成一支含120名侦收员、60名破译员,总计400人并配有40余部电台的技侦力量。

  曹祥仁是人民解放军密码破译工作的开创者和领导人之一。早在1932年秋,当时还是侦收员的曹祥仁就和曾希圣一起,在江西苏区首次破译了国民党军的通信密码“展密”。在江西反“围剿”和长征期间,曹祥仁担任中央红军破译科科长,成为中央红军中首屈一指的破译能手。在曾希圣局长领导下,他和战友邹毕兆等人一起破译了大量国民党军的密码,屡立大功。

  1947年曹祥仁到达东北时,东北民主联军的技侦工作正陷于困境。由于陆续有个别机要人员投敌,加之蒋介石命令国防部及中央军系统全面更换密码并大幅提升加密等级,致使技侦情报锐减,敌情躲在了迷雾之中。1947年6月,解放军反攻四平失利,与情报不准有直接关系。面对困难,曹祥仁提出,“我们多流一点汗,前方少流一滴血”,并身先士卒,与林非、岳军等破译骨干一起,创造出一套新的工作方法,不久便破译了敌军高级密码,重新掌握了东北敌军的一举一动,有力地配合了1947年秋季和冬季的攻势作战,并为辽沈大决战作好了扎实的技术准备。郭兰轩曾回忆说:“曹局长与其他领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侦收和破译两个方面都是高手。他总是和我们战斗在第一线,既抓紧破译研究攻关,又善于运用台情。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大家都信心十足,二局的士气空前高涨。”1948年8月,在确定了南下作战方案后,为便于指挥作战,林、罗、刘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正式分开,并任命曹祥仁为东北野战军副参谋长。

  二局的出色成绩多次受到东野首长赞扬。林彪曾说:“有人说我会打仗,我打仗靠的是情况明”,“掌握敌人情况靠的就是你们”。林彪还说:“作战方案定了,部队部署好了,敌情有变化,与其说等我下命令,不如说等二局下命令。”1948年3月16日,在冬季攻势结束的第二天,林彪、刘亚楼特地到二局看望大家。林彪赞扬说:“二局工作很重要,在这次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战争之胜利有你们的工作因素,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刘亚楼说,技术侦察“是指挥员的命根子,须臾不可分离”。难怪习惯于在野战中只带四五个参谋的林彪,这次要把二局三四百人带在身边。行前,曹祥仁提出:“现在是拼命的时候了,一切个人的事情都要丢开。”列车向南行进,年轻的技侦战士们紧张地工作着。东野二局的列车为6节票车(即客车)和4节敞车(即货车)组成的10节车厢。敞车上装载着设备、马匹和大车等物资,票车为工作及休息之用。为了不间断地掌握敌军情况,在二局乘坐的列车上方架设了无线电台接收天线。在第二办公室的车厢里,负责侦听工作的副局长钱江和办公室主任刘少宏,组织6个股的百余名男女侦听员,24小时不间断地轮班工作,重点关注锦州、长春、沈阳三大坨国民党集团军的动向。第六股股长刘承远回忆:当时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噪音,二局停用了火车上的电滚子,改用干电池做电台的电源。坐在侦收机旁的侦收员们,只能点燃数十根蜡烛,在烛光下抄报。蜡烛的烟火熏黑了他们的面孔,燎着了他们的发梢,而他们全神贯注的却只是耳机中的电波讯号。

  在窗帘遮掩的另一节车厢里,几十名破译员在曹祥仁和破译科林非、岳军带领下,正在埋头攻克敌军不断变换和使用的新密种。译电员将侦收并破译出的敌报迅速译出,并进行校编,送到曹祥仁手中。与此同时,彭富九领导的华北二局也在配合向东野二局传报傅作义集团增援锦州的动向。大家都明白:大战在即,重任在肩,胜负在此一搏,不可有任何的松懈和疏漏。

  “我们拟仍攻锦州。”在研究了二局的情报后,犹豫不决的林彪再次下了决心
南下的列车刚刚驶出双城,就发现哈尔滨铁路大桥旁有敌特电台活动。为了隐蔽,车队在哈尔滨的一个货车站匆匆接上罗荣桓之后,先向北行,而后在昂昂溪掉头向南。两天后,《东北日报》还特意发消息说:林彪正在哈尔滨出席会议。野司列车夜行昼伏,每行进几十分钟就要在小站停车,二局立即向跟进的林、罗、刘首长报告最新敌情,接着再走,情报传递极其快捷。

  10月2日,列车接近郑家屯。二局侦悉,蒋介石飞抵沈阳,成立东、西兵团对进,夹击我围攻锦州之师。敌新五军和第九十五师拟于葫芦岛登陆,增援东线侯镜如兵团,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向锦州推进。林彪顿感压力倍增:“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作为方面军司令员,他不能不重新考虑部署。敌军东线兵团增加5个师,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万一阻援部队顶不住,攻锦部队腹背受敌,攻锦就成了夹生饭;再者,由于南下时只带了单程的汽油,重炮、坦克、汽车可能撤不出来,后果将是严重的,整个东北的解放都有可能因此而大大推迟。林彪反复思考,脑海中再次出现先攻长春的方案,并于当天22时向军委发电,建议根据新情况,考虑先取长春和仍按原计划攻锦这两个方案。

  深夜,野司乘坐的列车继续向锦州开进。林、罗、刘首长都难以入睡。在罗荣桓的坚持下,三人重新研究了情况,感到虽然情况有变,但仍有胜算,还是应该不顾一切地按原计划拿下锦州。刚刚发出的电报确有不妥,但已无法追回。10月3日清晨,列车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堡,此时中央尚未回复野司的前一封电报。林、罗、刘再次致电中央,表示在新的情况下“我们拟仍攻锦州”。这是研究了二局的情报,更有针对性地调整了攻锦部署和计划之后再次下的决心。东野前一封电报招致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接到野司的后续电报时,他转怒为喜,遂致电林、罗、刘,表示“甚好,甚慰”,并指示对新的部署要“大胆放手和坚决地实施”。

  10月4日,列车抵达阜新。在阜新停留期间,曹祥仁、钱江奉命到林彪住地参加敌情研究会。东野首长根据敌情变化调整和完善了战役部署:增调两个纵队由辽西南下,以总兵力25万人攻锦,另以8个师在塔山阻击敌东进兵团,以12个师钳制敌西进兵团,以部分部队继续围困长春或准备打援。

  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天的轨道行程中,东野二局共提供有价值的情报100余份,破译敌军新密种6个。从长春到沈阳再到锦西,敌西进兵团和东进兵团的行止,以及长春、沈阳之敌的情况全都放在林彪桌上,情报完整、及时。

  二局对锦州敌情洞若观火。林彪说:“有了密息(二局)情报,打胜仗可以说有绝对把握。”
 10月5日,东野前指改乘汽车向锦州进发,二局乘坐20辆汽车随行。同日,二局报告,廖耀湘下达西进命令,8日开始向新民、巨流河集中。此后,该敌各部的宿营电报皆由二局一一上报。廖兵团计划向新立屯、彰武进击,企图切断解放军补给线,对解放军攻锦部队暂时无直接威胁。野司决定抓住战机,迅速攻占锦州。东线侯镜如兵团此时离锦州仅有几十公里,对解放军攻锦威胁最大。为此,野司首长将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四纵部署在塔山一线,阻击侯部11个师的进攻。东野王牌一纵作为总预备队,准备随时增援。与此同时,攻锦部队继续扫清锦州外围敌军,加紧准备总攻。

  10月7日,二局到达锦州外围野司驻地牤牛屯后方5公里处的瓜贾寺和双塔寺。林彪亲临二局侦察台视察,并指示要采取措施保证二局的安全。在这里,二局全体人员连续奋战了27个日日夜夜,获取了大量情报。身为东野副参谋长兼二局局长的曹祥仁,一直和二局一起住在瓜贾寺。他时而到侦收台前了解敌军情况,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力量,时而到破译、情报办公室和破译人员一同攻关,或者和通报人员共同研究敌情。每当获得重要情报,便立即向林、罗、刘首长报告。可以说,东野二局对敌情变化洞若观火。正如林彪所言:“有了密息(二局)情报,打胜仗可以说有绝对把握。”

  10月10日凌晨,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四纵浴血奋战,顶住了当面敌人9个师的轮番进攻。二局的几十部电台严密监控着东、西线敌军的调动及锦州守军的情况。敌军各部在何处,攻击方向在哪里,由哪个部队担任主攻,均有预报。然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在塔山阻击战打响的当天,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最关心的已经不是塔山局部,而是辽沈战役整个计划的实现,其中廖耀湘兵团的动向将直接影响到锦州战役的全局。林彪指示二局:“现在急需了解廖耀湘的指挥意图,这最后一仗能否实现,一切看二局的情报而定。”在这个过程中,二局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担负的情报破译工作,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10月14日上午9时30分,东野炮纵和各纵队的600门火炮齐声怒吼,6个纵队从锦州城外密布于田野中的蜘蛛网式的交通壕里一跃而起,发起对锦州的总攻。二局死盯着敌情变化,不断向总部报告情况。东野参谋处处长苏静曾说:“东野的指挥叫超常指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二局的情报。野司命令经常不通过兵团,不通过军,直接发给师,军、兵团对此都不提意见。”锦州城内敌军总司令范汉杰的指挥部临时易地,但他仍感到,“我到哪里,解放军的炮火即跟到哪里,好像完全了解我的位置一样”。

  在解放军四面八方的猛攻之下,敌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援军被阻在塔山过不来,锦州守军斗志全无。14日傍晚,锦州守敌全线崩溃,主帅范汉杰等人出逃,锦州的枪炮声渐趋稀少。当日深夜,六股股长刘承远值班,已经没有什么电报,只听到士气低落的东线敌军电台的报务员唱起了凄凉的“夜半歌声”:“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声,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五更,风凄凄雨淋淋……”

  战斗进行到15日拂晓,东野攻锦各部在市内中央大街、邮电局等处会师,7个纵队(包括炮纵)都向野司报告,战斗完毕。野司据此向中央军委报告,攻锦战役结束。这时,二局侦悉,老城区内仍有敌军电台呼救,显然那里尚有一部敌军未被消灭。野司立即命令部队赶到老城区,又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锦州全城遂告解放。

  31个小时,歼灭10万敌军。锦州攻坚战是东北解放战争中所进行的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战役。攻克锦州,东北战场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东野完全控制了战役的主动权。二局为野司掌控战场全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二局提供的信息,野司定下围歼廖耀湘兵团的作战计划。林彪下达命令:务求“歼灭全部敌人”
锦州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担着东北,一头担着华北。拔掉了锦州这颗钉子,扁担一折两截,敌军一片慌乱。蒋介石认为,解放军攻锦之后至少要休整1个月。然而,东野首长决心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乘胜回头围歼沈阳西援之敌,同时以一部围歼长春可能突围之敌”。

  此时,久困于长春的敌军出现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当日,二局侦获驻沈阳的东北“剿总”致驻守长春的“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的电报。电报是用东北“剿总”与驻守长春的第一兵团的一个专用密码发的。据当时破译这份密码的孙世聪回忆:“由于这个密码是刚刚突破的,我们尚不能译出这份电报的全文,但从片言只字中知道这是一份命令长春守敌撤退的电报。曹局长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逐字逐码地进行破译研究。当电文中出现‘立即向沈阳转进……违者军法从处……中正手谕’这样一些文字后,曹局长顾不上吃晚饭,拿上这份电报,坐上通信员开的摩托车,赶到牤牛屯向林彪报告。”林彪当即下令,位于彰武地区的第六纵队以急行军速度,日夜兼程开赴沈阳与长春之间的昌图地区,阻击并聚歼长春南撤之敌。

  在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10月17日,曾泽生的六十军起义;19日,郑洞国和新七军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18日,位于后方的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高岗和东北军区副参谋长伍修权及时建议,应抓住时机,迅速解放东北全境。在此形势下,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东野主力立即回头,歼灭在辽西平原的廖耀湘兵团。

  东野首长要二局查明廖耀湘的指挥意图。曹祥仁到野司开会后,回到二局传达林彪的指示:“你们分析廖的动向,不要那么多,三四个方案,就问你们他到底要上哪儿,二局要拿出情报来!”曹祥仁感到压力很大。解放军攻克锦州后,廖耀湘率领援锦的西进兵团,正在辽西的彰武、新立屯一带,而这几天廖兵团的无线电几乎完全静默,侦察台无报可抄。没有新的情报,回答不了林彪的问题。曹祥仁凭着多年的战场经验,经过分析、思考,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大兵团作战离不开无线电联络,没有无线电联络就可以判断,廖兵团肯定是在原地按兵不动,犹豫不前。”后来披露的文献表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蒋介石其时要求廖耀湘继续西进,收复锦州;卫立煌要廖退回沈阳;而廖自己则想向营口转移,从海上撤离东北。三级指挥意见各异,廖耀湘举棋不定,痛苦难言。一向对二局极其信任的林、罗、刘接受了二局的判断,于10月20日定下了在野外围歼廖兵团的作战计划。

  锦州战役后仅仅休整了三天,东野各部便从四面八方向廖耀湘逼近。10月22日,黑山阻击战打响,堵住了廖耀湘向南的退却之路。10月23日,各纵队大体完成对廖兵团的合围。林彪下达命令:敌正向南总退却,我军要“乘敌撤退之中,与敌决一死战”,务求“歼灭全部敌人”。

  要在野战中歼灭敌人10万精锐部队,在解放军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大平原上廖兵团如何行动,二局严密布控。廖部两广籍的官兵很多,战事紧急时常使用广东话通联。为适应此情,二局早已训练了一批能听懂广东话的侦听员。当廖兵团在黑山遭到东野十纵顽强阻击,陷入解放军大军包围之时,廖耀湘再也沉不住气了,情急之下操着广东话通过无线报话机命令所部:“向东突围,如不成,转向东南。”二局当班侦听的二股股长黄振堂就是广东人,把廖的命令听得真真切切。事关重大,曹祥仁立即找到黄振堂,放出狠话:“这件事太重大,报错了可是要杀头的。”黄振堂答:“杀不杀头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一问一答,寥寥数语,凸显技侦工作的压力——办公室无异于浴血阵地!

  这一时期,敌人主要使用话报,所以二局情报的时效特别快。林彪抓住廖兵团动摇的大好战机,在10月25日下达了围歼廖兵团的命令。26日,双方在野外展开混战。二局侦悉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已撤到胡家窝棚,东野总部即令各部迅速向胡家窝棚进击歼敌。当晚三纵发起攻击,敲掉了廖兵团的指挥部。26日下午,由于去营口的路被解放军阻断,廖耀湘下达向沈阳撤退的命令,结果又被二局截获。几乎在同一时刻,林彪下达最后一道命令:各部趁夜“主动寻敌攻歼”。27日,大混战继续,东野各部对敌实施迅速的包围、穿插、分割。在东野猛烈打击之下,廖兵团溃不成军,5个军12个师全部被歼。廖耀湘化装潜逃,11月6日在黑山以西被俘虏。廖耀湘兵团被歼后,沈阳守敌已无斗志,无法组织起像样的抵抗。10月31日,二局侦获,沈阳敌总台向位于葫芦岛的杜聿明报告,“情况紊乱,已成无政府状态”。11月1日,东野对沈阳发起总攻。11月2日,解放沈阳,同日解放营口。至此,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千虑一失:敌五十二军从海上逃脱了一万多人
在东野庆功、总结期间,刘亚楼在总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技侦部队在辽沈战役中立了大功。当时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就是凭借技侦情报来下达命令的。”在辽沈决战全过程中,东野二局对锦州、长春、沈阳敌军的各级各部情况进行了全面、及时、有效的控制,仅在战役最后几天对敌五十二军的动向有所疏漏。

  10月20日,在毛泽东的催促下,林、罗、刘一面组织大部队对廖兵团迅速围歼,一面抽调部队抢占营口。由于原担任围困长春任务的十二纵与一兵团的几个独立师距离营口太远,决定先派苏静带两个重炮连到独二师,向营口进发。22日,二局报告,廖兵团未向营口方向撤退,营口地区无敌。同日,林彪电告独二师:“因敌不向营口退却,去营口无仗可打,应即返回,进至新民与半拉门之间,侧击敌人。”独二师奉命回师,于25日在台安对南逃之敌进行截击,为堵住廖兵团南下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营口却被驻守沈阳外围的敌五十二军偷袭成功。

  据之后掌握的情况:偷袭营口的敌五十二军二师原在巨流河为廖兵团西进断后,22日与五十三军的一三○师换防。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为了逃命,跑到沈阳取得卫立煌的首肯,去打通营口的海上通道,并于23日拂晓率部从辽阳奔袭营口,24日得手。由于当时五十二军在后方未使用无线电通信,去向不明,曹祥仁推断二师可能西进。当得悉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时,东野各部正与廖兵团酣战于黑山、大虎山一带,并准备辽西平原的大会战,无法抽调兵力。27日全歼廖兵团后,林彪迅速调集部队,星夜兼程南下营口,以阻塞沈阳之敌海上退路。虽然日后在我大部队围攻之下,营口不日即克,但敌五十二军还是从海上逃脱了一万多人。毛泽东对东野未能及时抢占营口提出批评,称之为“一个不小的失着”。林、罗、刘为此向中央作了检讨,但并未责备曹祥仁。苏静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打那么大的战役,跑那么点敌人不算什么”;当然,“失误还是有的”。无论如何评说,我们今天应该对事实经过作出历史的说明。

  1948年9月,毛泽东预言:我党将在“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仅仅相隔两个月,毛泽东就把解放全中国的预言向前推移了四年,辽沈大决战的胜利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苏静在谈到东野二局时说:二局“是埋头苦干,靠自己总结经验”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二局工作也是一个法宝。”1950年初,林彪为技侦战士题词:“同志们的工作对解放战争的贡献是很大的。同志们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很感动人的,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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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野战军解放华南36县市 胜利后为何要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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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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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检讨,还以为他们打了败仗】

  1949年7月上旬,第四野战军发起宜沙战役、湘赣战役,两役歼敌两万,解放湖北、湖南、江西36个县市。战后,各军却纷纷进行“检讨”。

  下面的内容,来自9月5日40军党委给“兵团党委并前委”的一篇“作战检讨”(标点系本文作者所加):

  (甲)南下中道路有限,我们部队拥挤(通城到长寿街只有一条路),由北往南多半是翻山越岭,又是森林地带,敌人正利用此种有利地形逐次抵抗,迟阻我军前进……

  (乙)我们本身对山地作战思想认识不足,不敢实行大胆迂回包围的一点两面战术。对山地防御敌人,初期是尖刀式攻击……进攻九岭打的是笨仗,自己消耗不少,俘敌只有一十余人,且增加部队疲劳,前进受阻。这是说明当时对敌人特点没有摸到,地形没有很好调查研究……

  (丙)过去在东北较长时间平原作战,到山地后因地形复杂,顾虑大。尤其担任迂回的部队,遇到小情况容易形成分兵,结果突击力量减少……

  (丁)下层比较普遍存在轻敌麻痹,对警戒工事不注意。此次二七团由丫江桥向攸县前进中,有一个连不侦察搜索,遭敌突然袭击,伤亡三十余人,死者连枪口帽都未取下。对桂系作战,如不注意搜索侦察,还会吃亏。

  接下来还有“可以消灭的敌人而没有消灭的基本检讨”等内容。

  如果说40军在湘赣战役中有些战斗没有打好,“理应”深刻“检讨”,那么再看看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把桂系主力打得落花流水的衡宝战役,立下大功的45军135师,战后是怎么“检讨”的:

  一、在战术指挥上:

  部队过于分散;三种情况下的三种打法运用不够;连排干部指挥不熟练;火器与火力协同不好,重火器未起到应有作用,多掉在部队后边;战场观察搜索不严,致我部队进到火网距离下遭敌火杀伤很大。

  二、在战斗动作上:

  利用地形地物不好及队形密集,增大了伤亡;不会保存体力,以备用于最紧张的冲锋阶段,而一开始就跑步前进,故冲锋时喘不过气来;不肃静、不沉着;冲锋后或剧烈运动后,有的不知向自己的指挥员靠拢,以便观察指挥信号,有的不知向前看齐跟上去。

  三、在战术上:

  重火器拆卸、运动、选择及进入阵地慢,动作表现不熟练;射击纪律不严,浪费弹药。

  光看这些文字,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135师是吃了败仗呢。

  那时人们文化水平比较低,更兼时间宝贵,难得在文字上反复斟酌。像40军那篇《作战检讨》,有错别字,一些文字也不规范,连标点符号也没有,部队番号一会儿用东北野战军的,一会儿又用第四野战军的,可他们对自身的缺点、弱点、错误的认识,绝对是真诚的、深刻的。

  他们当然认真总结经验,但更看重教训,因为他们不想重复错误。那时有句话叫做“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敢于对上级说“不”】
 特别能战斗的共产党人,特别喜欢给自己挑毛病,也特别善于给自己挑毛病,还善于对上级说“不”。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7纵司令员邓华,受命指挥2纵、7纵、9纵攻占塘沽、大沽,切断敌人的海上逃路。

  一条通往塘沽的铁路,并行一条狭窄的土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盐田和寸草不生的盐滩,几幢盐工的红砖房子在地平线上微微凸起着。难题不在于敌人纵深如何层层设防,也不在于“重庆号”等舰只可从海上支援敌人作战,而是那些铁路、公路上根本展不开部队,只能从盐田、盐滩上发起攻击。地域平坦不怕,可以挖交通壕,“东北虎”对此已是轻车熟路,但对于蓄满海水的盐田和涨潮时一片汪洋的盐滩,另当别论。即便表面干爽之地,两锹下去,苦咸的海水就冒出来了。有的勉强挖出半人多深,第二天又塌成了一条烂泥沟。在前线看地形的邓华,两件呢子衣服加上毛衣、衬衣,仍感寒风刺骨,官兵们一身泥水,如何作战?

  23日至24日,7纵两个师加9纵一个团攻击大沽受阻,伤亡惨重。邓华当即下令停止攻击,致电林彪,在报告了塘沽地形和进攻受阻的情况后说:

  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据我们估计,塘沽为敌人唯一退路,故不打而跑的可能性较小(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就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

  邓华虽未明确建议改打天津,但意思已比较明白。 而在11日、21日两天,毛泽东两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说明攻占塘沽的重要性:

  “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

  当时,邓华不可能看到这些电报,但从“林罗刘”发来的一封封电报中理解毛泽东的战役构想、意图,对于邓华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却是很容易的。“秤砣虽小压千斤”。堵截海口,全歼华北之敌,塘沽原本是平津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撑点。在新保安被攻克,张家口亦指日可下后,塘沽的分量和地位就愈显突出了——在这种形势下,邓华却作出新的判断,建议改变攻打计划?

  这可不是邓华第一次对上级说“不”了。

  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战前邓华认为仅有两个纵队攻城,兵力不够,致电林彪,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实在不行,两个师也可以。林彪未置可否,只增调6纵17师。激战两星期,两个纵队伤亡惨重,有的简直快打残了,才把6纵另两个师调来参战,形成“添油战术”。

  邓华还曾建议推迟攻击时间,未获同意。

  打了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已经控制3/4的市区。国共双方皆伤亡惨重。守敌71军的军直属队都打光了,军长陈明仁把卫队都派上去了,手枪放到桌上,一旦解放军攻进地下室就自杀。关键时刻,杜聿明援军赶到。林彪无奈,只好下令撤出四平。

  战后总结,林彪和刘亚楼讲了两点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明,守军有3万多人,却判断为不到两万人,攻城兵力显然不足;二是打急了,有的部队没看地形就发起攻击,违背了“四快一慢”中“慢”的原则……

  却说这次林彪看到邓华的报告后,明白了两沽的复杂形势,立即向军委建议“放弃攻击两沽计划”。毛泽东接到林彪的电报,一看就明白地图与实地往往不同,有时靠地图指挥、决策是行不通的。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在12月29日23时给林彪、刘亚楼的复电中,毛仍然痛痛快快地写道: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那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不怕暴露缺点】
 1936年红军东征结束回到陕北,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进行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双方正在争论,毛泽东过来了。大家继续发言、辩论,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副师长韩先楚,照样说好、说不好,全无顾忌。毛泽东面带笑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未见摇头。

  解放战争,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打完一仗,无论打好、没打好,只要条件允许,从纵队(军)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给自己挑毛病。如果是上级的问题,领导指挥有误,那就更得说明白,“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呀。

  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军人,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3纵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以事实说明。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那一时期的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什么都不怕。他们敢于给自己挑刺,敢于对上级说“不”。他们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他们也实在没有什么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

  刊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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