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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遠徵軍入緬抗戰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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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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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
gancui
安津

  編者按:最近正在各地熒屏熱播的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鉤沉起一段塵封60多年的悲壯史實——1942年,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遠徵軍南進緬甸打擊日寇。在熱帶叢林中,40萬中國軍隊以近20萬人的傷亡,書寫了抗戰史上、乃至二戰史上極為慘烈的一筆,他們用鮮血和生命為中華民族贏得了威望和榮譽,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中國遠徵軍緬北滇西作戰要圖  點擊圖片進入專題

    緬甸風雲

    1941年,世界戰局進入一個決定性階段。6月,德軍入侵蘇聯,蘇德戰爭爆發。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飛機還全面襲擊了西方盟國在南太平洋上的所有軍事基地。

 
    對英美盟國來說,太平洋初期無疑意味著一段充滿災難、恥辱和不堪回首的日子。戰爭頭一周,日軍佔領泰國全境,登陸菲律賓和哥打巴魯,進攻馬來半島和新加坡。此後一個多月,香港、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相繼失陷,日軍乘勝攻佔爪哇、南蘇門答臘和巴厘巴板。

    1941年及其後的亞洲戰場,可被區分為兩個互相關聯的局部:一是亞洲東部幅員寬廣的中國大陸(中國戰場),一是南太平洋沿岸疆域遼闊的東南諸國(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對日本陸軍半數以上兵力的牽制以及對日本國內戰爭資源的無休止消耗讓日本憂心不已。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盟軍在東南亞的節節敗退不僅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兇焰,而且把中國的大後方暴露無遺。

    由于日軍連續切斷滇越鐵路和香港的補給線,西方援華物資只能低達仰光,然後經過唯一一條滇緬公路輾轉運到昆明,路途漫長,諸多困難,導致援華物資運輸總量急劇下降。

    1941年12月,侵泰日軍入侵緬甸南部,直接威脅仰光和滇緬公路。鑒于緬甸局勢岌岌可危和英國殖民者堅持退守印度的利己主義立場,同月下旬,蔣介石在重慶主持召開的中、英、美軍事聯席會議上表示中國不日將出兵緬甸、與日本決戰,這一消息立刻震動了西方世界。英國政府也敏感地作出反應:“一旦緬甸形勢吃緊,願與中國政府共同加強緬甸防務。”

    在大英帝國的版圖上,緬甸無足輕重,戰略意義僅在于對印度構成一道外圍屏障。而對艱苦抗戰的中國人來說,緬甸是中國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直接關係到抗戰大後方的安危。問題的復雜性恰恰在于,英國人雖自顧不暇,卻不願中國盟友插手緬甸事務。英國人這種缺乏誠意的老牌殖民帝國的頑固態度注定使雙方合作從一開始就罩上互相敵視的陰影。

    美國對英國人的短視和自私也很惱火,因為只要用美國的武器和物資武裝中國人,由亞洲人解決亞洲人的問題,美英就可以全力對付歐洲戰場了。羅斯福總統決心說服英國人同中國人共同抗戰。為了協調英中軍隊的關係,美國還派出約瑟夫·W·史迪威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

中國遠徵軍渡河進入緬甸境內 資料圖片

    英軍拋棄了中國盟友

    1942年2月,緬甸毛淡棉失守後大約兩周,滇緬公路上突然塵土飛揚旌旗揮舞,浩浩蕩蕩的中國軍隊好像一條望不到頭的灰色長龍,開始向緬甸境內大規模挺進。國內輿論無不歡欣鼓舞。緬戰之初,國軍派出中央嫡係的三個軍(第5軍、第6軍、第66軍)作為主力,以國內最精銳也是唯一一支摩托化炮兵師的第200師作為先導,任命少將戴安瀾為師長。

    對于剛剛入緬的中國大軍來說,他們面臨的戰場形勢十分不利。連日來,從仰光撤下來的英緬敗軍如同潮水傾瀉。3月8日,仰光陷落,緬甸國門洞開,日軍長驅直入,盟軍一觸即潰。

    敵人大兵壓境,僅以中國遠徵軍收復仰光是不可能的,但若不能收復仰光,入緬作戰就失去目的,而緬甸失守的最大受害者仍將是中國。英國人答復:已命中東及印度軍隊增援緬甸,請貴軍火速開赴前線。事實上,這是英國人的花招,他們只想拿中國軍隊去當擋箭牌。

    1942年3月20日,中國遠徵軍第200師與侵緬日軍第55師在南緬平原上的同古城外發生激戰,雙方均有較大傷亡。同古戰場的中國士兵在強敵面前表現了罕見的戰鬥勇氣和高度的犧牲精神。憑借簡陋的工事和武器,始終拒敵于城外。城市被夷為平地,陣地斷糧斷水,每天都有肉搏戰發生,每天都有官兵拉響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敵人未能越雷池一步。

    3月29日,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傳來:自私自利的英國人終于拋棄了中國盟友,他們在尚未通知友軍的情況下倉惶撤退,把同古側翼暴露給敵人。同時日軍增援部隊第56師團已經星夜兼程趕到同古,歷時12天的同古大戰終以中國軍隊主動撤退宣告結束。

    4月的曼德勒會戰,中英聯合作戰的宏大計劃被同盟國之間不牢靠的戰鬥友誼給斷送掉了。聯合戰線的崩潰標志著兩大軍事集團自此決裂,華軍固守國門,英軍西逃印度。

    與緬甸盟軍混亂不堪和勾心鬥角的狀況相反,頭戴鋼盔的日本大軍好像一股股強大的鋼鐵洪流,勝利地完成了迂回緬北的千裏大奔襲。28日,作為滇緬公路門戶和遠徵軍回國唯一通道的臘戌在激戰後失守。30日,日軍分兵兩路,一路撲向緬甸最後一個大城市密支那,以切斷中國遠徵軍的退路,一路沿滇緬公路向中國境內挺進。

    一周後,密支那被攻佔,中國遠徵軍退回國內的最後一線希望被掐斷了。5月10日,騰衝陷落,緬甸盟軍的堤壩不可挽回地崩潰了。 

 魔鬼扼住了中國軍隊的喉嚨

    中國遠徵軍慘敗的原因,歸結起來有三點:一是中英戰略矛盾,英方別有陰謀;二是中國遷就英美,放棄指揮權,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三是中國遠徵軍將領的失職。至此,參加緬甸作戰的盟軍隊伍,包括中國遠徵軍三個軍,英印緬三個師和五個獨立旅,均遭到程度不同的失敗。戴安瀾這位抗日名將也在撤退途中犧牲在緬甸的荒山野叢中。

    1942年5月,第五軍軍長、後遠徵軍副總司令杜聿明令各部向西北穿越山大林密、瘴疬橫行的“野人山”返回雲南。

    擔任前衛阻擊的第96師很快便迷失方向,他們踩著野獸走過的小路在陰暗潮濕的大森林裏走了整整十天,過著原始人的生活。直到半個多月後,一架路過的美軍飛機偶然發現了他們。後來,這支部隊在藏族向導的帶領下翻過白馬大雪山,經西藏邊緣返回國內。

    而被困野人山聽天由命的杜聿明及其麾下約35000名中國官兵則遭遇到更大的考驗。白天,饑腸轆轆的士兵在山溝和森林裏尋找一切可以被稱作食物的東西:野果、菌類、植物塊莖、野芭蕉。人們捕殺飛鳥、青蛙、老鼠、蛇,掏蜂窩、螞蟻窩,還有餓極的人吞食動物糞便。入夜,在動物出沒的樹林裏,人們端著上膛的步槍,眼睛裏閃動著野獸般的餓光,焦急地期待著獵物撞上槍口。

    六月,當地人談虎變色的雨季降臨了。兇惡的瘧蚊不分白天黑夜地向人類發起進攻,把病毒和瘧原蟲散播在他們的血液中。滂沱大雨使得山洪暴發,道路斷絕。動物都躲起來,鳥獸絕跡,人們只好靠著剝樹皮挖草根填塞肚皮,死亡和失蹤人數直線上升。魔鬼慢慢扼住了中國人的喉嚨,要把他們化為一攤血水。

    一個短暫的晴天,一架執行任務的美軍偵察機在叢林上空發現了煙火,那是一群中國士兵正在熏馬蜂,于是,受盡磨難的人們絕處逢生。他們最終聽從來自重慶的命令,頂著暴風雨踏上通往印度的苦難歷程。

    當最後一名東倒西歪的中國士兵在1942年8月的亞熱帶太陽照耀下走出叢林,歷時半年的緬甸之戰才以盟軍免遭覆滅和千難萬險的撤退終告成功而結束。陸續抵達印度的遠徵軍番號計有軍直屬部隊五個團和新22師,總人數不足一萬。他們與先期到達的新38師一起改稱中國駐印軍,留在印度中北部的蘭姆伽基地接受整訓。

    根據戰後盟軍公布的檔案材料,中國遠徵軍入緬兵員為10萬人,傷亡總數達6萬余人,其中有近5萬人是在撤退途中自行死亡或者失蹤的。盟軍傷亡及被俘約1.5萬人。日本政府公布的盟軍陣亡名單(含失蹤)比較保守,為2431人。

中國遠徵軍的裝甲部隊 資料圖片

    戰爭更較量意志和精神

    1943年10月,當時世界戰場的形勢是,戰爭的天平逐漸傾向同盟國一方。整訓完畢的中國駐印軍兩個師乘著夜幕掩護,悄悄開出印度,向日軍佔領下的緬甸北部推進。中國士兵全副美式裝備,頭戴鋼盔,腳蹬皮靴,身穿咔嘰斜紋布軍服,79步槍全都換成了湯姆式衝鋒槍。這是一支裝備精良面貌一新的大軍。它們的番號是新38師和新22師。部隊官兵在美國教官的嚴格訓練下,重新學習未來叢林戰的一切要領,並成百次地進行演練。在隊伍中間,還夾雜著許多美國軍人高大強壯的身影。從理論上講,駐印軍具備了能夠從陸地上打敗任何強敵的精神和物質條件,但戰爭不僅比較物質,更比較意志和精神。中國官兵現在缺少信心和勝利的鼓舞,失敗的烏雲使他們久久不能走出陰影。

    按照總指揮部作戰意圖,孫立人率領新38師在前,廖耀湘新22師隨後跟進。而盟軍代號為“人猿泰山”的龐大戰略計劃是史迪威在第一次緬甸戰役失敗的當年10月制訂,旨在收復緬甸。其名源于一部風靡美國的傳奇電影,講述一個被黑猩猩搶走的小男孩如何在原始森林裏成長為一名英雄的故事。這個代號意味著未來在緬甸進行的將是異常艱苦而漫長的原始叢林戰爭。

    該計劃包括兩個規模宏大的戰略設想:一、X軍(中國駐印軍)以收復緬甸北部為目的,與Y軍(中國遠徵軍)收復怒江西岸的戰爭同時進行,最終全面收復緬甸。二、隨著X軍推進,屆時將有一支龐大的築路兵團將一條柏油公路從印度的利多一直修到緬甸的密支那,最後接上中國境內的滇緬公路。該公路全長700英裏,途徑許多高山大壑和原始森林。同時還將鋪設一條大口徑輸油管道從印度加爾各答直到中國昆明,預計總長度為2000英裏。

    這個計劃的實現將打破日本對中國的全面封鎖,把中國大後方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緊緊連接在一起。制定這個計劃的著眼點出于對戰爭還將持續五年以上這一基本戰略估計。

騰衝,掃蕩殘余日軍的中國軍隊。資料圖片

    首創以少勝多奇跡

    新背洋是緬北群山夾峙中一塊小小的山谷平壩,呈長條狀,距邊境約70公裏,為駐印軍入緬必經之地,由日軍增派第18師團第114聯隊駐守。

    10月20日上午11時,前哨戰在新背洋以西無名高地展開。新38師搜索連行進途中與日軍一個大隊猝然遭遇,雙方立即搶佔有利地形,並同時向對方開火射擊。以往日軍一個大隊(營)的戰鬥力往往相當于或超過中國軍的一個團,但這次區區一個連的中國兵出乎日軍的意料。

    搜索連是新38師的開路先鋒,充分發揮了自動武器近戰的長處,把密集的子彈潑水般掃向敵人。激戰持續到中午,日軍漸漸不支。下午,另一連中國士兵及時趕到,兩路一齊夾擊,日軍倉皇敗退。前哨戰初戰告捷,中國駐印軍首次創造對日軍以少勝多的奇跡。

    11月1日,新38師112團先遣營行至加拉蘇高地附近遭到日軍伏擊,損失一個連。112團第二營緊急趕來增援,日軍亦增援一個大隊,雙方就在加拉蘇四周山頭展開激烈戰鬥。最終,中國軍佔據山頭,居高臨下,日軍在火力上明顯處于劣勢,進攻屢遭挫敗。可一連數日,日軍日夜襲擊,組織敢死隊進行突擊,中國方面還擊卻日見稀疏,炮兵射擊已失去壓倒性優勢,變得十分零落。

    第5天黎明,日本人開始大規模集結部隊,準備掩護步兵發起最後攻擊。這時,一隊美國飛機隆隆地出現在河谷上空。然而這次美國飛機既未投彈也未掃射,只威脅性地低空掠過。在戰鬥機掩護下,一隊運輸機又隆隆地飛來,排放出許多係著鐵箱和麻袋的降落傘,準確落在中國人的山頭和陣地。美國飛機的到來不僅及時解救了地面受困的中國官兵,同時更給他們輸入必勝的信心和希望。

    為了考驗日本人的忍耐力,美國飛機每隔兩三日就定期空投炮彈、糧食、香檳、睡袋等軍需品,有一次從飛機上投下一門平射炮,不偏不倚砸在炊事班的湯鍋裏,致使一連士兵整整兩天沒能喝上熱湯。還有一次美國飛行員與地面開了個小小的玩笑,投下一袋女人裸體照片和刮臉刀,弄得那些天陣地上人人失眠,臉上都有刀片刮破的痕跡。

    中國軍人依仗美國飛機的空中補給鞏固了陣地,還擊更加猛烈了。而日本人卻由于彈藥糧食缺少,攻擊乏力,官兵士氣下降,傷亡增加。這場戰鬥的失敗已成定局。

    中國軍隊利用拖住日軍贏得的寶貴時間,其築路兵團已向新背洋推進。12月底,盟軍牢牢控制了這個灘頭陣地。一場決定緬甸和南亞大陸的命運的中緬印大決戰將從這裏拉開帷幕。

 

一位美軍聯絡官正在教授中國士兵操作迫擊炮。資料圖片

    中緬印達羅之戰

    緬北達羅鎮,地勢開闊,四周有許多起伏的丘陵,是天然理想的防禦陣地。日軍第18師團司令部原先駐在密支那,現已前移到達羅鎮。達羅是敵我雙方的必爭之地,一但失守,戰爭的多米諾骨牌將被推倒,勢必將波及全緬甸。因此,中緬印大決戰的第一塊骨牌就擺在達羅。

    1944年1月3日,中國駐印軍兩個師分左右兩路向達羅平原挺進,另一支從國內空運到蘭姆伽的新30師也提前結束整訓,到新背洋擔任支援。日軍第18師團擺出三個步兵和炮兵聯隊嚴陣以待,雙方兵力基本相等。

    9日,戰鬥打響,雙方炮兵均以猛烈炮火轟擊對方。步兵短兵相接,互有傷亡,戰鬥相持不下。史迪威乘坐飛機從空中觀察日軍陣地時,意識到要打垮敵人,一定要有一支堅強的突擊力量撕開敵人防線。

    與此同時,偵察分隊報告日軍師團指揮部,盟軍工兵正在達羅以北山區日夜開辟公路,並沿途加固橋梁。1月28日晨,濃霧剛剛散去,從新背洋起飛的大機群就開始對日軍達羅陣地實施猛烈轟炸。由270輛坦克和90輛裝甲車組成的強大的機械化縱隊沿著達羅河谷快速推進,發動機的咆哮好像經久不息的雷聲在空曠的河谷中震蕩。很快,鋼鐵洪流的前鋒就好像一把尖刀插進敵人陣地,撕裂敵人防線,然後掩護步兵反復砍殺,並不失時機向敵人縱深突進。

    這是中國抗戰史上第一場由中國人操縱的向日本人進攻的機械化戰爭。達羅之戰持續了一晝夜。日軍第18師團遭受重創,被迫撤退到孟緩。此後,駐印軍在孟緩河谷再次重創日軍,迫使日軍後撤到孟拱。築路兵團緊隨其後,把公路推進了大約200英裏,兵臨孟拱城下。到3月為止,中緬印大戰第一階段戰役歷時5個月,終于以日軍失敗告一段落。

史迪威將軍與蔣介石夫婦合影 資料圖片

    “威尼斯水城”行動

    1944年5月,戰事逼近緬甸第一重鎮密支那。日軍和美英中三國盟軍圍繞爭奪緬甸這一中心目標,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中緬印大決戰。

    4月21日,兩支代號為“R”和“H”的先遣支隊在夜幕掩護下悄悄從孟緩出發了。支隊各有3500名士兵,由中美部隊混合編成,配備輕武器和20天幹糧。左路R支隊司令由美軍上校基尼森擔任,右路H支隊司令官是亨特上校。他們的任務是:分別翻越人跡罕至的芒庫大山,隱蔽接近敵人重兵把守的密支那城,然後等待命令發動襲擊。這次行動代號叫“威尼斯水城”。

    左路R支隊在芒庫大山裏意外迷了路,隊伍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裏跋涉了整整25天,隊伍裏有一半人患病,近百人倒在森林裏再也爬不起來。部隊斷糧數日,官兵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戰勝死亡和拯救自己。

    5月16日,也就是R支隊在山上迷路第26天,尖兵排突然聽見了槍聲,原來是一群日本兵在射殺野象,這也說明下山的路已經不遠。經地圖核實,R支隊已來到密支那東北方向,這時距總攻擊的最後時限還剩下不到一天。

    右路H支隊也曾一度在山裏迷了路,比預定時間遲到一天進入指定位置。在他們潛伏的山谷對面,隔著一條渾濁湍急的小河,用望遠鏡能看見一座大型的軍用機場——密支那西郊機場。

    5月16日,新背洋機場一片忙碌。參加“威尼斯水城”行動的兩萬名中美士兵全都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高射炮兵睜大眼睛監視天空,唯恐被敵機鑽了空子。

    史迪威剛剛從孟拱前線歸來,僅僅20多天,他倣佛變了一個人,憔悴不堪,額頭上挂了花,纏著繃帶。孟拱之敵拼命反攻,甚至投入大批坦克,戰鬥呈白熱化。這是一個史迪威策劃已久的陷阱。如果不能趁敵人主力被吸引在孟拱之機突然對密支那發動襲擊,那麼幾個月的精心準備和努力都將付之東流。

    這天淩晨5時,H支隊對駐守密支那西郊機場的日軍發起進攻。拂曉時分,亨特上校用暗語向史迪威報告:“在圈子裏!”意思是戰鬥即將結束,機場已經得手,卻不料又腹背受敵,眼看抵擋不住,幸好這時迷路的R支隊及時趕到,重新控制了機場。

    直到下午1時,無線電臺裏終于傳出史迪威盼望已久的暗號:“威尼斯商人!”這意味著密支那機場確被佔領,“威尼斯水城”行動圓滿完成。

 

機場上,美軍聯絡官與中國士兵的合影。資料圖片

    攻克密支那

    1944年5月17日中午1時19分,緬甸新背洋機場,史迪威一聲令下,三顆綠色信號彈騰空而起,第一批早已進入跑道的戰鬥機和轟炸機立刻升空,風馳電掣撲向密支那。一刻鐘後,第一梯隊100架載人運輸機和滑翔機相繼起飛,浩浩蕩蕩飛往密支那。過了2小時,又有300架載人的運輸機和滑翔機再次升空,在數十架P-51“野馬式”戰鬥機護送下,遮天蔽日地朝著東南方向飛去。

    這是中國抗戰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日大規模空降作戰。盟軍飛機滿載空降部隊,像一柄戰斧出其不意地劈向敵人後方的密支那。

    源源到來的主力部隊立刻投入反攻。從運輸機上卸下來的大炮、裝甲車和反坦克武器馬上發揮了威力。運輸機還給部隊送來了急需的糧食、彈藥和發電設備。夜幕降臨,隆隆作響的運輸機衝破夜的壁障,幾乎不間歇地將成連成排的士兵、火炮和車輛卸在機場上。大規模的空運持續了整整兩天。

    史迪威將軍決心要給密支那之戰打上一個漂亮的句號,宣稱要在兩周之內拿下密支那。然而,他低估了敵人的頑強意志和戰鬥力。月底,由于中美聯軍輕敵冒進,整整兩個團的官兵在密支那火車站遭到不可挽回的覆滅命運,這是緬甸開戰以來盟軍遭受的最沉重打擊。此後,盟軍攻勢一度削弱。隨著雙方援兵和緬甸雨季的到來,更加艱苦而激烈的密支那攻堅戰不得不持續了將近80天。

    1944年8月3日下午3時,響徹密支那市區的槍炮聲終于平息下來。中美聯軍經過浴血苦戰,一舉攻克這座千瘡百孔的城市,同時收復孟拱。在這場艱苦卓絕的密支那——孟拱戰役中,共斃傷日軍25000人,中美聯軍亦傷亡近兩萬。

    密支那的克復,標志盟軍緬北會戰(“人猿泰山”計劃)取得決定性勝利,緬甸戰場主動權轉入盟軍手中。對中國人來說,密支那的攻克意義更加重大,它意味著兩條被阻斷的生命運輸線——中印公路和滇緬公路的連通指日可待。

    9月2日,中印公路正式修通密支那。短短數月,運往中國內地的援華物資成倍上升。

 

南京,日本投降後,新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紀念留影。資料圖片

    國殤之魂

    在密支那休整約兩個月後,新1軍、新6軍分左右兩路向八莫發動進攻,一路過關斬將,所向披靡,向日寇發動了最後的攻擊。隨後,新1軍先後攻克八莫、南坎。

    1945年1月28日,X軍(駐印軍)和Y軍(遠徵軍)會師閱兵儀式暨慶祝中印公路通車典禮在緬甸邊境的芒友舉行。同日,印度阿薩姆邦邊境小鎮利多,印-緬-中公路通車剪彩儀式也隆重舉行,第一隊250輛滿載貨物的汽車緩緩駛出印度國境。

    2月初,會師後的中國遠徵軍奉命停止前進,返回國內休整,而中國駐印軍則旋即南下,進行收復緬甸南方的艱苦戰鬥,最終于1945年5月1日收復仰光。此時,駐印軍奉命返國,各軍師復歸建制,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取消。

    這樣,從中國遠徵軍首次入緬作戰算起,中緬印大戰歷時3年又3個月,終于以勝利宣告結束。

    二戰結束後,根據官方數字,中國方面在中緬印戰場上先後投入兵力達40萬人,其中還不包括相同數量的支前民工;英美盟軍投入陸軍30萬人,飛機2000多架,坦克裝甲車3400多輛;日本累計投入軍隊40萬人,飛機800多架。其中,中國軍隊付出的代價最大——累計傷亡接近20萬人,約佔參戰官兵人數的一半,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抗日戰爭史上悲壯的一筆。

抗日名將戴安瀾將軍 資料圖片

    中國遠徵軍軍歌《戰場行》——戴安瀾將軍作詞

    弟兄們,向前走!

    弟兄們,向前走!

    五千年歷史的責任,已經落在我們的肩頭,

    落在我們的肩頭。

    日本強盜它要滅亡我們國家,奴役我們民族。

    我們不願做亡國奴,

    我們不願作亡國奴!

    只有誓死奮鬥,

    只有誓死奮鬥,

    只有誓死奮鬥!

    抗戰名將戴安瀾將軍小傳

    1904年生,字衍功,安徽無為人。1926年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三期,曾參加古北口長城抗戰、臺兒莊大戰等戰役,戰功卓著。1939年升任第200師師長,授予少將軍銜。

    1942年3月,戴安瀾率所部萬余人作為中國遠徵軍先頭部隊赴緬作戰。在著名的東瓜保衛戰中,戴安瀾率部與數倍于己之敵孤軍作戰,擊斃日寇5000余,後又率師收復棠吉。在奉命撤退途中突遭伏擊,壯烈犧牲,年僅38歲。以生命實現了他“如得遠徵異域,始償男兒志願”“為國戰死,事極光榮”的鏗鏘誓言。

    1943年4月1日,全國各界代表萬余人在廣西全州香山寺為戴安瀾舉行國葬。毛澤東作挽詩《海鷗將軍千古》。美國總統羅斯福向戴安瀾遺屬頒發了美國軍團功勳章。(鄧賢)

 來源:文匯報     2009年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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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回忆远征军历程:真正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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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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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远征军历程

“不知道有多少年代,也不知道这里边是葬了谁?为的是这沉静的坟前,只有一块无字的墓碑。……这墓碑正和坟旁的白杨一样,是凄冷的受着雨打风吹。他,一定是生之苦痛的斗士,不信,你看那白杨还正两泪双垂……”这首《无字的墓碑》,是1945年《腾越日报》发表的一首小诗。无字的墓碑下,是“二战”期间长眠于此的中国远征军那些不屈的英灵。

口述◎尤广才 主笔◎李菁

1945年1月,中国军车驶上重新开通的滇缅公路。
 

 

尤广才,数士万中国远征军里最普通的一员。

 

尤广才,正是数士万中国远征军里最普通的一员。当年他躲过了枪林弹雨,从残酷的战场上幸运归来,却又身不由己被裹挟进大时代,身世浮沉、颠沛流离。无论在多艰苦的岁月里,这位倔强的山东汉子坚信自己做了一件“最光荣的事”。也许正是这个信念,支撑他走过那些艰难屈辱的日子,而他在晚年所迸发出的顽强的生命力,更让人感佩不已。90岁的尤广才现在每天要看一份英文《中国日报》,更多时间,则是在那一沓厚厚的稿纸上用钢笔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地写着他所经历的战争以及他理解的“二战”的文稿,那些也许永远发表不了的文字,是他对自己、也是对一段历史最深刻的纪念。

飞越驼峰

1944年4月的某一天,我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马上飞赴缅甸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当时,我在54军50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54军军长是黄维,下辖第14师、第50师和第198师3个师,其中第14师和第50师被调到缅甸战场,能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深感自豪。

算起来,我们是中国派出的第二批远征军。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后,中国派遣5军、6军和66军3个军约10万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但是由于中方和美方指挥混乱,远征军遭受重大挫折,共损失5万人,其中多半是在撤退途中死于饥饿和伤寒病疫。远征失败后,廖耀湘率领的新22师、孙立人率领的新38师退到印度,重新整编为“中国驻印军”,国内番号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著名的印度兰姆伽基地受训。1943年,史迪威发誓要卷土重来,重新打回缅甸,中国政府先是从国内调来胡素率领的新30师,之后又将原54军所辖第14师、第50师调入印缅战场,以增强反攻力量,代号“X部队”,从缅北向中国方向进攻;又在云南组建了中国远征军,由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官,代号“Y部队”,从滇西渡怒江进攻腾冲、松山、龙陵,向中缅边境推进。我们接到出发命令时,并不觉得突然。当时,军队里经常向我们讲缅甸战场的形势,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被派往前线的准备。而在云南的祥云机场一带,美军一个军官训练团专门训练50师排长、连长学习热带丛林战术和使用新式武器,比如“60炮”、“30步枪”和冲锋枪。我也参加了这些训练,回来后再教给士兵。丛林里10米之外就看不见人,所以冲锋枪很适合近距离作战。我们还学习怎么用专门打坦克用的战防枪和火箭筒,这些武器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所以感觉特别新鲜。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还来检阅过我们,他戴个帽子、留个小胡子的形象让我记忆深刻。当年我们飞越的正是那条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从昆明到印度东北加兰邦的汀江机场,全长840公里,要经过喜马拉雅山东段群峰,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峰背,故美军称之为驼峰(The Hump)。“驼峰”航线高度在6000米到6500米之间,空气稀薄,受气流影响变化大,很多飞机因此坠到山谷里,机毁人亡。“驼峰”又是日军空军和高炮控制区,又被称为“死亡航线”。通过“驼峰”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再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援助中国的物资81%是通过“驼峰”空运,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长官阿诺德将军(General Henry Arnold)曾说,在驼峰航线中,飞机的损失率超过轰炸德国时的飞机损失率,“驼峰”航线堪称“二战”最伟大的空运行动之一。

当时运送中国士兵的是美国C46、C47运输机,C46能装22人,我坐的C47可容纳40多人。C47是投入“驼峰”航线飞行最早的运输机,登机前,我们还接受了短期跳伞训练,但那时候好像我们对此并不重视,只知道飞机迫降的时候,跳下去,躲命就行了。

我坐的这架飞机是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好奇多于紧张。飞机越爬越高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冷,冷得我直打哆嗦,听说有的身体虚弱的中国兵,在飞机上就已经瘫下去了;然后感觉呼吸困难,两个耳朵也被震得受不得了,直到下飞机时也没缓过来。

那时的感觉,就是现在所说的“踌躇满志”吧。我记得到了营地驻扎好以后,还填了一首词:

《念奴娇·飞越驼峰》

穿越云海,战心切,大军远征印缅。

驼峰横亘,听说是,海拔万仞险关。

敌炮轰隆,高寒抖颤,胸中烈火燃。

遥想当年英武,觅敌求歼,敢骑虎登山。

万里擒贼囊物探,国威军威赫显。

战地神游,激情油然,重现当年。

疾风劲草,无愧吾生人间。

投笔从戎

我的老家在山东峄县,离台儿庄约60里。1938年春天,日本人已经打到山东一带,台儿庄会战开始,村里的大部分青年开始逃离家乡,我也告别老母亲,带着我全部财产——6块“袁大头”,独自一人开始逃难,那一年我只有19岁。

在逃难的路上,我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这也激起了我要参军报国的决心。可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没有阻止日军进攻。我记得接近徐州的时候,看到天空中高悬着两个灰色的大气球,下面吊着一个篮子,有日本士兵坐在里面侦察周围环境以让炮兵射击。越往徐州走,枪声越密。

不久,前方传来徐州陷落的消息,我又夹在从徐州撤下来的军队里往南逃。那时候白天不敢走,都是夜里撤退的。走到颍上、潢川一带时,鞋子磨得稀烂,早就身无分文,每到一个地方,靠当地老百姓接济一口,才能有点力气继续逃难。

一直逃到安徽凤阳一带,才脱离了日本人的包围,中国军队又慢慢恢复了秩序。在潢川,有一个专门招收流亡青年参加部队的组织。招生要求是有初中水平,考试科目有地理、历史和数学。我出身贫寒,勉强读完小学后,在峄县图书馆找了份见习生的差事。我在图书馆时拼命学习,看了很多书。多亏这段经历,发榜时我看到40多人的名单里我还排在前几名。

我们这一批考取的学员从信阳坐火车到武汉,被编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一团”,简称“战干团”。战干团以知识青年和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为主,第一期还有女生。因为规定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即可录取,因此,考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大学生、留学生也有初中毕业生。第一期开设了一个“留日学生训练班”,100多名回国参战的留日学生在这个班受训。

蒋介石对这个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战干团也很重视,他亲任团长,副团长和教育长分别是陈诚和桂永清。战干团的入伍训练很严格,除了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兵器、地形、筑城、谍报、游击战术这些军事课程外,对政治宣传也很重视。蒋介石还亲自给我们训过话,我记得他特别喜欢引用中国的古训。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官员也曾给我们讲过课。

1938年8月,日本已经逼近武汉,我们又开始沿着长江,从沙市到荆州到常德、桃源,往四川方向撤退。在湖南桃源,战干一团停下来分科,我原本被分到政训科,但我不愿意,想杀敌报国,于是报名参加军事队,成为二分校19总队学员,后来成为黄埔第16期学员。毕业时,因为我成绩不错,就留在了战干团当区队长;而大部分同学都被分配参加了长沙会战,牺牲在那儿。

 

1941年,我被分到54军军部特务营担任排长,一年后,升任至50师特务连连长。

54军当时的任务是驻在云南文山古木,防御日军进攻越南。我对云南那段生活的回忆就是两个字:艰苦。我们穿的军服是用粗麻织成的,染上草绿色,像麻布口袋一样;吃不饱是最大问题,米里常常搀进稗子,没有肉,也没什么菜好吃,就是咸水清菜这类东西,我一个排长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

我们最头痛的就是逃兵问题,那样的待遇谁不逃呢?但是上面又要求不许有空缺,检查很严格,一旦有逃兵,他们又要怪罪下来,所以我们平时对士兵看管得很严。发现逃兵了,就去抓,有的被抓到给背回来,有的根本找不到,我们就得就地补充兵源。谁说国民党抗战不艰苦?所以当我们听说要被派出国参战,我们也很愿意。远征军的待遇肯定比在云南驻军好得多,至少不会再有逃兵了。

丛林生活

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后,我们的部队安全地降落到了印度的汀江(Dinjin)机场。汀江是离利多很近的一个机场,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援华物资从美国海运到加尔各答,再由铁路运到利多。因此,利多既是向国内空运的基地,也是反攻缅北的兵站基地。

我没有想到,到达印度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机场搭建了一个临时浴池,一位美军军官把我们带过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脱掉军装,卸掉背包,于是大家都赤身裸体地走进浴池。20分钟后,一声命令,我们全体出浴,再排队等医生打防疫针——我后来才知道这个防疫针的作用,在后来奇袭密支那的战斗中,K分队指挥官尼森上校在行军途中死于斑疹伤寒,而中国官兵全都安然无恙,就是因为我们在机场都注射了传染病疫苗。

洗澡消毒后,我们每人换上了新军服。新军服是米黄色的,与英军一样。又发给我们每人一床毛毯、一顶蚊帐、一个防蚊面罩、一瓶防蚊油、一盒防蚂蟥666粉等;然后更换美式武器,因为之前在云南已经有美军军官教过我们,所以对这些武器并不陌生。

拿完这些东西后,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里面烧着的,正是我们浴前脱掉的那些军服和背包——虽然我们在国内的装备很差,但出国前还是给我们每个人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毕竟我们出去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所以我看到刚发的这些军服就被烧掉了,很是心疼了一阵。当然后来才理解这是为了防疫而必须的措施。

由于战争形势紧迫,我们在汀江没有停留,马上换乘另一架运输机直飞孟关。孟关是缅甸北部的另一个重要基地,不久前被新38师和新22师攻下。这里也饱受战火摧残,刚下飞机,就看到机场附近到处是遗弃的弹壳和烧焦的树木。

来机场接我们的是一辆十轮大卡车,很快把我们拉进一大片密不见日的大森林里,大约半个小时后,汽车停下来,有人告诉我们营地到了。我下车一看,除了参天大树,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我们的饮水问题就靠它来解决了。

饭后,每个班都领到刀、斧、锯,这是在丛林里作战、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于是在树林里开辟一片空地,搭起简易帐篷。营地周围一片寂静,除了我们彼此的说话声外,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树上群猴的吼叫声,一直叫个不停。

     丛林生活对我们是完全陌生的,空旷的热带丛林什么也看不到,多少都有些寂寞、恐惧感。有时夜里睡觉,某个士兵会突然在梦中大叫起来,其他人被惊醒之后,也都跟着叫起来,在深更半夜的丛林里听着更恐怖。现在想起来,那是不适应丛林生活而产生的心理障碍,但我们当时也不懂那么多,称之为“闹营”,不过闹一阵子也就好了。

雨季来临的时候,天天下雨,眼看着一朵云飘过来就会下一阵子雨,有时感觉似乎是一天有无数朵云飘过来,一天要下无数次的雨。记得我们攻下密支那时,正赶上雨季,伊洛瓦底江的水便漫了上来,地面不能睡了,我们就睡在吊床上,行军打仗就是这样。

到了缅甸,生活改善了许多,我们终于可以吃饱,而且可以天天吃到肉了。主要是美军的牛肉罐头,但时间长了,又觉得很腻,长期吃不到青菜,我们有时出去挖野菜吃,但能找到的野菜也有限。美军会定期用直升机空投物资,空投前我们先找个空场,在上面摆个布板,布板颜色不一样,表明空投的东西不一样:我记得空投食品时用的是白色的布板,而投弹药和武器时则是其他颜色。因为一切物资都是由美国空投过来的,所以在印缅战场,我们结束了埋锅造饭的历史。

协同作战

在缅甸战场,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军在各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优势。60年前,中美两国国力差距悬殊,体现在军队方面更如此。

第一个让我惊奇的是美军的工程机械化程度。那时候,美军就已经开始使用大批推土机、挖掘机,所以工程进展非常快,基本上部队打到哪里,公路就已经修到了哪里。我们到达孟关后走的中印公路,就是1943年春开始修筑的。两个美国工兵团和两个中国工兵团,以及大量印度工人参与其中,而我们当时还是用铲子、锤子等最原始的工具,所以这一路让我们大开眼界。

我们那时候也确实感觉到美军机械化的优势:比如攻到伊洛瓦底江边,只要找到船,他们马上就能装好发动机将船开动;遇到河流,美军也会迅速在几天内架好桥梁,效率非常高。美方还配备专门的修理所,修理这些机器。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美方给每个步兵连都发了一部Walkie-talkie Radio,我们当时叫它“步声机”,那时的步声机体积很大,要背在身上。这对行军、作战先头部队向后面指挥官传达信息十分有利。美国军队在60年前就有这样的通讯器材,不过遗憾的是,中国士兵普遍文化素质低,都不会用这种先进的仪器,几天后,这些步话机都被送进仓库束之高阁了。

美国人非常重视战前准备,对敌情、作战地形都做好充分准备。在攻打西保前,他们不但给连以上军官都配备了五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形图,还发了一份空中摄影图。我记得摄影图十分清晰,可以清楚看到地面上的街道、房屋、树木等,而此前中国师长用的还是比例尺为二十万分之一的橡胶地图。

从师部到营部,都配有一个美军联络官,他们传达中美军队要求、沟通双方情况。师部一级的联络官还有军事指挥权,我们师部的联络官是一位上校,我们都叫他科洛奈尔(Colonel)。

中国军队传统的供应和补给是由军需处提供的,每发放一级,就被克扣一层。不知是否因为对中国军队的情况比较了解,在这里,后勤供应都是由美军联络官直接补给到连队的,这样避免了中转单位的盘剥,也显示出美军组织的精简有效。我们到达营地时,许多美军联络官已经先到那了,连司务长很快就领到大米、牛肉罐头等,我们很快吃了饭。美军作战补充非常好,每场战役前会加强后勤补给,吃的都比平时丰盛很多;而从战场上下来以后,又马上把被服、弹药补充上去,随时作战、随时补充,后勤补给非常完善。

在国内时,我们的军纪就要求得比较严格,平时军纪扣都要扣好,走路也要挺直腰板非常规整——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国民党部队从来不留头发,都要剃成光头,每个连里有个理发兵,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家集体理发。

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是史迪威将军,他喜欢到战地巡视,所以我们下级军官也有机会见到他。史迪威经常背着冲锋枪深入第一线,甚至和士兵一起作战,所以下面的士兵都很喜欢他,但听说和中国军方的上层关系不好。我们是下级军官,对上层的事情了解得不多,只觉得有些事情比较蹊跷:有一次,54军代军长阙汉骞到缅甸前线,我们还组织仪仗队欢迎过他,但没几天阙汉骞就打道回府了。后来听说是史迪威不欢迎他,史迪威愿意直接指挥到团。

参加会战的英军36师除了军官是英国人外,士兵全部是印度人,因为英国人在印度有多年的殖民统治,印度士兵从服装到装备基本上都跟英军一样,这也让他们有优越感,所以我感觉印度士兵对中国军人多少有些看不起。不过也难怪,我们那时的装备、整个国力都那么差,有什么资本让人家瞧得起呢?在这个战场上,有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缅甸人和中国人,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场真正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在我感觉中,美国士兵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美国大兵喜欢抽骆驼牌香烟,有时递给我们,但中国人很少抽。虽然都属于协同作战的友军,平时也难免有点小矛盾。有一次,连里的一个士兵和美军工兵团的一个黑人发生了点争执,他觉得那位美国人看不起他,回来告诉我,我那时正年轻,血气方刚,听说自己的弟兄受了气,就要冲过去找对方论理,结果美国联络官出来把我劝住,又是送烟又是送饼干让我消消气。好在师长潘裕昆得知后也没有处分我,我后来想,也是自己年轻太冲动了——人家是来帮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打架?

奇袭密支那

到达孟关不久,我们50师的150团就被抽调进特遣队,参加著名的奇袭密支那战役。我的身份是50师师部特务连连长,在攻击密支那期间,我们特务连要紧随师部,担负搜索、警戒任务,一般情况下很少直接参加战斗。但是因为有16期黄埔的同学在150团,所以我格外关注战争的进展。

特遣队由3个团组成,除了我们师的150团外,还有新30师的88团以及美军5307团。除此外,还有一支约300人的缅甸克钦族别动队。特遣队由美军梅利尔准将统辖,分为K、H、M三个战斗队,都由美军军官指挥。

我还记得150团出发那天,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似乎预示着这将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战役。因为行动队行踪绝对保密,不能空投补给,所以每个士兵出发前都带足半个月的干粮和必需药品。

从地图上看,孟关到密支那的直线距离顶多有200公里,但其路途之复杂程度远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它与孟关之前隔着两道大山、一条河谷,过孟拱河谷又得翻越更为险峻的苦蛮山脉才能进入伊洛瓦底流域,沿途都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地形十分隐蔽,往往是等发现敌人时,几乎就已经是“面面相觑”了。

5月上旬,特遣队进入苦蛮山脉。这里山峦起伏,峭壁林立,行动十分困难,有时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行,有时不得不在石壁上凿出台阶,以供攀援。辎重连和迫击炮连行动更为困难,骡马和人往往不能在一条路上行进,为了绕过一个悬崖峭壁要绕很远的路。上坡时,骡马走不动,人要扛着马屁股走;下坡更难,得有人走在前面顶住骡马前胛,后面有人拽着马尾巴,以防坠入山谷。即便如此,还是有超过一半的骡马累死或摔死在沿途中。

因为行军艰难,走在先头的美军有时丢弃掉武器和重装备,后来我们听到参加战役的战友们讲起这个情况,觉得既奇怪又可惜。这也许体现了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在美军方面,以保障人的生命为第一考虑;而在中国军人眼里,武器即生命,绝对不允许随便丢掉武器。

H分队的150团行动迅速,5月16日,他们已经秘密潜伏在密支那西机场。17日上午,美军50多架飞机猛烈轰炸,日军全部爬出掩体工事,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下。150团突然发动袭击,守卫机场的300多名日军及其指挥官平井中左全部被歼灭。亨特上校在密支那机场的跑道上向史迪威发出了无线电密码信号——“威尼斯商人”,意思是“我军已占领机场,运输机可以降落”。当天下午,100多架道格拉斯式飞机拖着滑翔机,穿云破雾,飞临密支那上空,第一个航次就把新30师89团、美军819航空大队空运到机场,加强对密支那机场的守卫。

奇袭密支那,是史迪威最为冒险、也最成功的军事行动。占领密支那机场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中美的空中补给,不必再绕行凶险的驼峰航线,而改经密支那中转,不但缩短了航线,也降低了飞行高度。

密支那战略地位如此特殊,所以日军也调来大量增援部队,拼死反攻。我们的部队曾攻占了密支那市区,但又被日本人反扑过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士兵伤亡巨大,我在战干团的3个同学都牺牲在密支那。史迪威对密支那战况十分焦急,先后撤换4个美国联络官,最后迫于无奈,只能启用中国高级将领,新30师师长胡素、50师师长潘裕昆都被调来前线指挥自己的军队。

7月18日,中、美军队转入密支那街区巷战,日军被压缩到城北的最后阵地。50师师长潘裕昆挑选了100多名战士组成“决战敢死队”,在当地华侨带领下,冒雨绕到日军背后。腹背受敌的日军意志终于崩溃,残兵惶恐地逃出战壕,用竹筏泅水渡过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溃退。最高指挥官水上源藏被逼到江边的一棵大树下拔枪自杀。历时80天的密支那攻坚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军人以上万名官兵的宝贵生命,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前耻,也换来了整个亚洲战场具有战略转折性意义的胜利。

西保之战

奇袭密支那的消息传过来,我们这边也按捺不住,心里痒痒,都想自己上前线杀敌。我们连里的战士总在我身边不断嘀咕:“仗都是人家打,难道特务连就得一直站岗放哨,坐在看台上看别人打吗?”

一天早上早操完毕,我特别去找师长潘裕昆,向他请战。他微笑地看着我说:“好,部队就要出发,向缅中进军,决定把你连配属到149团进攻西保,你们要打个漂亮仗!”我回答:“一定不辱师长使命,坚决打个胜利仗!”回到连队后,我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全连官兵,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西保(Hsipaw)紧靠伊洛瓦底江右岸,位于密支那与八莫之间,日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准备顽强抵抗,阻止我们向八莫推进。

149团正向前方开进时,突然先头枪炮声大作,前方遭遇了敌人。通常遭遇战很难了解敌人的情况,团长罗西畴让我这个连抢占对面山头。等我们爬到半山腰时,枪声却越来越稀落,原来我们碰到的正是从密支那撤下来的小股敌人,他们无心恋战,夺路而逃。我们本来卯足了劲要打一场,但是未经战斗,敌人就已经逃脱,这让我十分失望。

3月16日,149团对西保发起正面进攻,我们特务连被配属到第二营,任务是沿公路左侧,担任直接对西保市区进攻。在师炮兵营和团迫击炮连火力掩护下,我们连很快接近敌人,和敌人发生激烈战斗,战况十分紧张,到了中午还未解决战斗。

我在连指挥所待不住了,想到第一线查看情况,于是带上了号兵和两个传令兵。正在向火线跃进时,日军发现了我们,步枪子弹从我头顶、身体两侧“嗖嗖”穿过,身边的号兵应声而倒,我转头一看,鲜血已经从他的胸部军衣渗出直淌下来,没来得及反应或细想,密集的子弹继续“嗖嗖”地落在身前或身后的地面上。

我不敢怠慢,赶紧滚到旁边的一个凹地里,稍停片刻,又继续跃进。等我摸爬滚打来到第一排所在的位置时,只见阵地上刀光剑影、杀声震天,他们正在跟敌人肉搏拼刺刀。我赶紧让传令兵传命,让后面第三排加入战斗,两个排拼力攻击敌人,一阵厮杀,日军终于败下阵来,落荒而逃;两个排穷追不舍,一直追敌到伊洛瓦底江边。

当天下午,我们连直入西保市区,未遇任何抵抗便占领西保。当时还有很多日军没有来得及逃走,到了晚上,日军两辆坦克掩护其尚未撤出的部队撤退。又经过一夜战斗,天亮后,日军坦克和散乱部队在伊洛瓦底江边悉数被我们俘虏。占领西保10多天内,每到晚上,总有一些逃不出的敌兵到处乱窜,我们特务连在师部附近的阴沟里就搜出10多个敌兵。

战后清点人员,特务连伤亡20多人。最使我悲痛的是我失去一位贴身号兵周勇,他连20岁还不到。我想敌人善于狙击指挥官,狙击手一定是发现了我、目标对着我的,周勇是替我而死的。以后每每想到这一点,我都非常难过。

60年后的某一天,我很意外地收到了从潘裕昆的外孙晏欢那里寄来的一份战绩表,上面还赫然写着“尤广才”的名字。这份《陆军第五十师缅甸西保战役有功官兵勋绩表·附表第八》上,在“功勋事迹”一栏中是这样评价我的:“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三月十六日攻破敌坚固阵地,一举追敌至数英里,使敌不逞而抵抗。”原来这份战绩表是潘裕昆的女婿、晏欢的父亲晏伟权,为了追踪潘裕昆抗战事迹而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出来的。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历史在一个甲子轮回之后,竟然能发现我这样的下级军官作战英勇的历史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将我们特务连配属到的第二营,营长叫张永龄,我们后来都被送到东北战场,新一军在辽沈战役被稀里糊涂地打垮了,我选择了投诚,他成了战俘。自辽沈战场后,我们便音讯皆无。在晏欢的帮助下,2007年我专程到南宁看望了已经96岁的张永龄,我们一见面便忍不住抱头痛哭。我没想到,在各自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以后,60年后我们竟然还能相见……

在打西保的时候,美军还派来一个战地摄影队,一共5人,师部指定与我住在一起。那时白天平静,夜晚枪声大作,摄影队很敬业,哪儿有枪声,他们就赶紧赶过去。我有保护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一动身,我也得派人跟着他们。我与他们住在一起10多天,我会点英语,经常与他们攀谈,相处很融洽。他们离开时,还送了些衣物给我作纪念,现在有时还会想念他们,这也算是中美联军结下的战斗友谊吧。

50师在西保住了一段时间,从国内空运大批学生参军。师部成立了学生教导营,大大增强了作战阵容。部队的武器、装备得了充分补充,我们连一下子装备了5辆小汽车,可是部队没有会开车的司机啊,部队挑选有文化的士兵学开车,我学会了开吉普车,感觉好极了。

我们在缅甸打了胜仗,国内也受到很大鼓舞,国防部还派来了一支文艺队到师部、团部轮流演出。我记得一个晚上演的是话剧《雷雨》。之前我曾读过曹禺先生的作品,所以多少还能理解一些;当然士兵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没有几个人能欣赏得了。我记得缅甸地方政府也派来文艺队来部队演出,虽然语言不通,但我们还是很有兴致地看完了演出。

重生之路

打完西保之后,在一次训练中,一个士兵不小心踩上了日军埋下的地雷引起爆炸,当场死伤几名士兵,我受了重伤。卫生队立即用担架把我抬进美军野战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刚开始我还能觉察自己躺在手术台上,但很快就被全身麻醉完全没了知觉。

第二天清醒后,医生告诉我:弹片由右肋穿进体内,他们从右下腹切开10厘米,取出弹片,消毒、缝合、包扎等一系列手术处理;右下肢膝关节窝也有弹片穿进。好在这些弹片没有击中脏器要害。

清晨一早,医院用救护车把我送进密支那后方医院。那时密支那刚被我们攻占,还来不及建一座综合型的完整医院,所以只能根据伤员的伤情,按轻伤、重伤、截肢等不同类型,分散建立不同类型简易医院。我住的临时医院远离市区,只是临时搭建了几间帐篷,医务人员少,伤员也没有几个。

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密支那战地医院都是男性美国人——我后来听说是因为史迪威拒绝中美政府派女性工作人员来印缅战场。所以起初我根本分不出谁是医生、谁是护士、谁是业务人员。这些美国人都表情严肃、不爱讲话。专职给我换药、送内服药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态度非常和蔼,我猜想他应该是位护士,我就用一些简单英语与他交流。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有一次他还拿出妻子的照片给我看,还劝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

在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很快痊愈。一天早上,我乘坐专供医院运送伤员的飞机,从密支那起飞,飞回50师师部在腊戍的驻地。师长潘裕昆还特地指示副官处处长发给我一份校官伙食,以便早日康复。

1945年5月,我们作为最后一批远征军回国,回国的时候,沿途看到的都是激动的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来欢迎归来的抗战英雄,我那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已到达最辉煌的顶端。

在南宁待了一段时间,部队又向雷州半岛出发,准备与日军在那里交战。行军到广西贵县时,突然听说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长舒一口气,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好好孝敬多年未见的老母亲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国共和谈成功,可别打了,也不想打了,打了八年抗战,别再中国人跟自己人打。

结果后来没谈成,在东北战场,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被打垮了。思考再三,我选择了投诚,不久,我被安排送往位于抚顺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进行思想改造。在那里,我见到了远征军的很多高级将领,廖耀湘、郑洞国、周福成等,我们的身份都“平等”了。在教导团里,主要让我们这些下级军官学习技术。半年后,教导团几次争取我,要我加入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我拒绝了。我想,我参加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我再参加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我这个人太无价值了。所以我坚持回到地方去。

在经过思想改造后,我拿着军管会给的一纸“安顺良民”的鉴定,回到沈阳,并与久别的妻子重逢。1952年,我接到了东北工学院接纳我为正式工的通知。我利用晚上读夜大,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这些基础课我都学了,我似乎觉得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我以为自己真的获得了重生,但我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个错觉。一年后的一天,我接到被学校开除的通知,是“隐瞒历史”。不久,妻子也提出离婚,但离婚申请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那时候,我的女儿还小,我不忍心把孩子抛下,就拉小车、出苦力,给人家东拉西拉。我半夜跑到沈阳联营公司排队蹬车,天一亮就在那等车,帮人家拉货。我记得爬南站的天桥时,爬着爬着就流血,口吐血……难以想象那时生活之艰难。

1958年,我到北京学习中医,那时候北京市开始清理“社会渣滓”,“残渣余孽”都要一网打尽。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被抓去送到清河参加劳动教养。

我在清河农场一关就是6年,其间,妻子再次提出了离婚,此时,我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我的命运。我也不怨她,谁愿意和一个“反革命”生活呢?在农场搞劳动,就是种地开渠筑坝,清河农场那些堤坝都是我们筑起来的;灌溉,在农田种水稻,我会插秧,每天弯着腰插秧,累得要死,大跃进的时候每天挖地都要挖到半夜零点。

1965年,劳改结束,我被遣回原籍,开始接受监督改造。这也是我1938年离家逃难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第一次与母亲见面。没想到时隔20多年后,我竟然以这样一种身份与母亲相见,而她和哥哥也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我觉得此生最对不起的人便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便守寡,日本投降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此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亲了,可是直到她1968年去世时,我还是一个她不能接受的“反革命”……

不久,街道上动员下放,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于是我报了名,一个人插队落户,每天掏大粪、养猪、种棉花,我一人身兼三职,倒也养活了自己。凭借着当年参加远征军时候从美军那里学的英语和自己多年的积累,60多岁时,我在村里当上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我一直住在村里的一间茅草屋里,一住就是20年,直到1980年1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最终摘掉。1988年,我和分隔23年的女儿才第一次见上面。

即便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一直坚信,我没有做错什么,作为远征军的一员参加对日作战,是我这一生中最光荣的事。2008年11月,我和另外两位参加过远征军的抗战老兵,来到云南重新回顾滇西战场时,我几次忍不住老泪纵横。庆幸的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相信,它不仅仅是我内心深处永不褪色的记忆,也将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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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中国远征军:我的团长刘放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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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中国远征军:我的团长刘放吾(图)

真实的中国远征军:我的团长刘放吾(图)

他率部营救了7000英军500余美国人

  他的战绩长时间被历史湮没

  他在战役结束50年后被追授奖章

  我的团长—— 一场营救7500人的惨烈战役

  刘放吾归国后,入重庆陆军大学特七期受训,1946年被委任为少将高参。1948年,他自南京抵台,抵台后任职凤山陆军军官学校。

  靠卖煤球糊口

  刘放吾任教时薪水甚少,生活困顿。他曾撰文形容时有四子女的困窘家境“今已泰半天命之年,大抵两袖清风,一肩明月,苦于生计,抚今追昔,历历如绘,言犹在耳,啼笑皆非”。为生计,两袖清风,一肩明月的刘放吾求助做煤球生意的旧部,即参加仁安羌战役的第一营营长杨振汉。杨振汉于是教曾经的团长在哪里买煤灰,怎样做煤球。刘放吾于是在屏东开了一家煤球店,买煤球者戏称“将军煤球”。

刘放吾这样描述屏东岁月:“我因做煤球生意,遂往返屏东、凤山之间,由于当时军人薪水微薄,买不起摩托车,只好踏单车两头跑,这样来回七八年,五六十岁的人了,体力还真不错。”

  1959年,刘放吾以少将军衔退役,个人仅获一纸奖章执照——陆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上校团长刘放吾因缅甸战役著有功绩令依海陆空军奖励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给予海陆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名字湮没历史

  刘放吾老友袁子琳将军疑惑:我看过七八本关于仁安羌战役的书籍,书中皆未提刘团长,那么113团抗倭时,指挥员团长在哪里?就在刘放吾基本淡出人们视野时,1963年8月,一个“冒牌将军”林彦章出现了。林在接受《中华日报》访谈时说“我是在仁安羌战役中解救出英军炮兵团长菲士廷的恩人,因战功卓著,被宋子文授予少将军衔”。1963年10月10日,林彦章因谎言及骗财之举,被香港警方批捕。既然林为假将军,那么真将军在哪里?林的被捕引发人们开始寻找仁安羌战役中的英雄团长。

  英雄终被发现

  几经周折,《征信新闻报》记者终于找到正为煤球生意忙碌的64岁真将军刘放吾,10月18日,该报将其访谈内容公之于众“光荣战史从头说真假将军揭谜底”。

  时隔20余年,不善言辞的刘放吾对仁安羌一役的忆述简单扼要:“打得过瘾”。当他面对记者赞美其“骁勇善战”、“赫赫战功”时,言语淡然:“不过尽了军人本分,不能列为战果”、“解救英军只是尽到军人职责而已”。

  1977年,刘放吾夫妇移居美国。刘放吾的赴美行李中,有史莱姆将军的手令、缴获的写有“武运长久”的日军军旗及十几本日记。

  我的团长—— 一块迟到半个世纪的奖章

  1992年,仁安羌大捷50周年。当年4月,撒切尔夫人访美。4月11日,在芝加哥卡尔登酒店大堂,撒切尔夫人拜访了坐在轮椅上的刘放吾。

  撒切尔夫人致谢

  据刘放吾之子刘伟民描述:撒切尔夫人握着刘放吾的手说“我听说过你的英勇故事,感谢你当年救了7000多英国人的性命。算算看,7000英军、500多美国传教士及记者等,他们现在该有第三代第四代了。我今天代表英国政府与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希望将来有时间听你讲述你是如何打赢这场战役的”。刘放吾眼里溢出泪水,他回应道:“我是军人,打仗是我的职责。英军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友军遭危难,援救友军是分内之事,不能列为战果。”

  4月2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彼得·威尔逊致函刘放吾:“我很高兴与你一同庆祝仁安羌大捷。只有热血忠诚的人,才能在战斗中奋不顾身。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

  美国洛杉矶议会议长迪恩·巴纳也于同日致贺:“你拯救的不仅是一代人,而且还有这一代人的子子孙孙。”

  7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致函刘放吾:“我愿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500多名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名英军的英勇行为。”

  奖章迟到了50年

  同年,刘伟民赴台请有关部门追赠奖章。台当局有关部门专为刘放吾开模(模具)打造奖章,这枚迟到50年的奖章最终了却了刘放吾深埋心底的一桩憾事。

  直面半世纪后收获的如许殊荣,记者请刘伟民追忆父亲当年的心态与表态。

  刘伟民答: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及殊荣孤寂并存的父亲,在遭遇不公、生活困顿、冒牌将军案、公开读物的伪饰及壮志难酬后,他皆能淡然处之。

  95岁于美国病逝

  1994年6月29日,刘放吾逝世,享寿95岁。刘放吾生前自我评价:吾作战不畏艰险,自信能刻苦耐劳,负责守纪,无不良嗜好,不善言辞,不善交际,待人以诚,服务以勤,能驾驭各种车辆……今后之志在军旅。

  刘伟民说父亲生前对仁安羌战役的种种版本,其表情是“沉默无语”。心绪难平时,他会偶尔翻检史莱姆将军手令及虏获的写有“武运长久”的日军军旗。

  我的团长—— 一部著作还原一个真实父亲

  对刘伟民来说,远征军战史、仁安羌战役的启蒙并非来自父亲,而是历史课本、邻里及军中人士。刘伟民忆述父亲对这段历史从较少谈及到开口的经过:我曾请求父亲详述这段历史,但生情木讷,性情敦厚,不善言辞的他很少提及当年勇。直到1963年某日,他观看电影《最长的一日》(讲述诺曼底登陆)后,闷坐椅上,眼有泪光……我再三追问,他才陆续详述仁安羌战役种种细节……

  手稿交与儿子

  刘伟民问父亲仁安羌战役决胜之因,祖籍湖南桂阳的刘放吾分析:“新38师多为湘兵。我招募来的兵多是邻里乡亲,彼此就像兄弟或父子,感情上互相扶持照顾,打起仗来也是同心同德。当时我们练兵采取曾国藩治湘军方式,官兵必背《曾胡治兵语录》,因此秉承了湘军的忠义勇精神,作战不怕死。另外装备好,当时每排都有一挺轻机关枪及迫击炮,这在当时已很难得。再就是训练严格,我按照《陆军步兵操典》规定,每人每天跑五千公尺;射击时,不瞄准不准发,每发必中,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几乎所有官兵的命中率都在七成以上。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仁安羌战果源自平日训练。”

  刘放吾在对儿子打开尘封数十年的仁安羌画卷的同时,还将他的十几本日记及讲述仁安羌战役的手稿,如《仁安羌痛歼日寇记——最光荣的一团》一并交给儿子。

  日记记录战事

  刘伟民最珍视的日记中也记录着有关仁安羌战役的描述。如1953年11月9日日记,刘放吾在火车上与杨振汉追忆仁安羌战役后的撤退时表示,以当时危险情形言,确较关公过五关为险。

  日记中,刘放吾还引用陈陶诗《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引用该诗背景便是1942年5月22日发出电报时的悲壮心境“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便成仁”。刘团渡江时由于无线电浸水,与外界失去联络,致使刘放吾妻子柳振如在贵州都匀菜场买菜时听到误传的113团全军覆没噩耗,当场昏倒。

  欲解父亲心结

  刘伟民上小学时,父亲教他书法“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刘放吾逝世前两年,社会上仍流传着版本不一的仁安羌战役。刘伟民意识到“父亲尚在世,历史便已扭曲,若干年后,仁安羌大捷不知会离真相有多远?”于是,“为还历史真相及解父亲心结”,刘伟民决定亲撰《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

  对此,刘放吾仅嘱“实事求是就好”。撰写中,父亲几度病危。1994年6月29日,95岁的英雄团长与世长辞,10天后,该书付梓。

  2009年春,仁安羌大捷67周年之际,一部反映远征军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将刘放吾团长从历史的积尘中拽出,其形象及战功从模糊到清晰。

  2005年,人民大会堂,刘伟民代表父亲刘放吾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

  感谢黄埔同学会杜青女士

  对本文的支持与贡献

  脸谱 远征军团长刘放吾

  刘放吾,湖南人,曾任远征军新38师113团团长。在其手书的“刘放吾小史”中,刘放吾这样描述自己——具中等身材,坚实体格,能刻苦耐劳,沉默寡言,诚拙自守,富于情感,忠勇实践为其天性……1994年病逝于美国,享年95岁。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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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門戰役”的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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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cui

 《我的團長的我的團》最近正在全國多家衛視熱播,以虞嘯卿、龍文章等人為代表的中國遠徵軍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劇中所表現的南天門戰役更是全劇的高潮,那麼在中國遠徵軍的戰史上,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場戰役呢,這場戰役是否像劇中所表現的那樣激烈殘酷呢?

    答案是:有的,而且殘酷程度比劇中所表現的更甚。

中國遠徵軍緬北滇西作戰要圖 資料圖片

    中國遠徵軍戰史

    中國遠徵軍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為支援英軍在緬甸抗擊日軍、保衛中國西南大後方而建立的出國作戰部隊。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出國作戰,並立下赫赫戰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1年12月,中英軍事同盟形成。但是,由于英軍輕視中國軍隊的力量,過于高估自己,又不願外國軍隊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撓中國遠徵軍入緬,預定入緬的中國遠徵軍只好停留在中緬邊境。

    然而,1942年1月初日本展開進攻後,英緬軍一路潰敗,這才急忙請中國軍隊入緬參戰。但是,由于已經失去作戰先機,造成緬甸保衛戰的失利,使中國遠徵軍保衛緬甸的作戰變成了掩護英軍撤退的作戰。正如龍文章在劇中所說的:“英國鬼死于狹隘與傲慢”。中國遠徵軍一部分回到國內,另一部分撤至印度,編為中國駐印軍。第一次遠徵,中國軍隊傷亡5萬余人。

    但鑒于緬甸對于中國的重要性,中國在滇西重新組編並整訓第2批遠徵軍。並且先後空運了大批中國軍人至印度蘭伽訓練營接受美軍訓練,裝備美式裝備。中國遠徵軍的戰鬥力得到了極大地提高。

    1943年10月,為配合中國戰場及太平洋地區的戰爭形勢,中國遠徵軍與駐印軍制定了一個反攻緬北的作戰計劃。中國駐印軍一路勢如破竹,打通中印公路,並于1945年3月8日攻克臘戌,30日與英軍會師于喬梅,緬北反攻作戰結束。此時日軍因在菲律賓失敗,收縮戰線,全部撤出緬甸。至此,緬甸戰事全部結束。此役歷時一年半,殲滅日軍4.8萬余人,中國軍隊傷亡近6萬人。

松山戰場示意圖 資料圖片

    松山——滇緬路上的“直布羅陀”

    松山位于橫斷山脈的南麓,怒江的西岸,海拔2690米。它像一頭巨大的恐怖怪獸扼守著滇緬公路的要衝,具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勢,並且因為戰略地位重要又被軍事家稱為滇緬路上的“直布羅陀”。

    電視劇中駐守南天門的是日軍竹內聯隊,日軍的一個聯隊相當于一個團級建制。而真實歷史中,日軍駐守松山的是56師團下屬的拉孟(松山)守備隊,是一支步炮混成的精銳部隊。指揮官為炮兵出身的金光惠次郎少佐。兵員共計1000余名,配備有100毫米重炮群、山炮、戰車、高射機槍等強大的組合火力。

    金光惠次郎曾在南昌戰役中,曾親自指揮一門野炮抵近射擊,致使中國第29軍中將軍長陳安寶陣亡。不過這個敵酋在松山戰役中也被中國軍隊的一枚炮彈炸得粉碎,算是報應。

    電視劇中,日軍在南天門修建了碉堡、暗堡不計其數,甚至連反斜面都修建了堡壘。現實中,敵酋金光惠次郎雖然不是土木工程出身,但松山堡壘的堅固程度令人咂舌。這支日軍守衛在松山各個高地——臘孟寨、大埡口、陰登山、滾龍坡以及主峰子高地——大小不一的地堡群裏,堡與堡之間通道相連,戰車也能在地堡裏開進開出,此外地堡裏還有龐大的軍火倉庫以及幾十名妓女的軍中妓院。但最重要的,是其堅固程度不可思議。

    工事全部完工後,日本緬甸方面軍總司令河邊正三、第15軍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和第56師團長松山佑三都曾親往視察,現場觀看重炮轟擊和飛機轟炸試驗。當試驗結果表明數顆五百磅的重型炸彈直接命中竟未能使工事內部受到損害時,幾個日軍首腦狂喜不已,河邊正三中將隨後在寫給南方軍總司令的報告中稱:“松山工事的堅固性足以抵禦任何程度的猛烈猛擊,並可堅守8個月以上”。 

 

中國遠徵軍在緬甸密支那同日軍作戰 新華社發

    攻擊——目標松山

    為了切除滇緬公路上的這顆毒瘤,中國遠徵軍決定對它動“外科手術”。1944年6月,中國遠徵軍由第71軍和第8軍先後輪番強攻松山。這注定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戰鬥。

    電視劇中,唐副師長一再阻攔虞嘯卿的行動,是因為,這注定不是一個師的行動,而是整個遠徵軍的計劃。

    遠徵軍對松山的攻勢是在30架B-29轟炸機的狂轟濫炸中開始的。宋希濂命令第71軍28師主攻松山,以該軍另外兩師繞過松山進攻龍陵,切斷龍陵之敵對松山的增援。71軍軍長鍾彬親隨28師渡江督戰。

    但在日軍的大小堡壘的絞殺下,遠徵軍傷亡慘重。初戰半月,第28師傷亡達3000多人,逃亡近半,剩余部隊軍心渙散,對日軍陣地一籌莫展。

    在電視劇中,導演借龍文章、孟煩了與虞嘯卿等人的沙盤作業,表現了戰鬥的激烈。但那也只是電視表現,因為這一階段,日軍傷亡才幾百人,遠徵軍卻達到了好幾千人,這種激烈程度,電視永遠表現不出來。

    仗打到6月底,遠徵軍終于攻入臘孟寨,擊斃日軍百余人。同時掃清了松山外圍陣地,將日軍壓縮于松山主陣地。至此,鍾軍長才獲得了日軍兵力詳情,日軍是1000余人,而不是原先估計的3、400人。

    1944年7月5日,第8軍替第71軍強攻松山,遠徵軍百余門大炮一齊轟擊,掩護第8軍三個步兵師從四個方向向松山陣地輪番進攻。

    但最初幾日,第8軍遭遇到了與第71軍的相同的命運,面對堅如磐石的松山陣地,中國軍除了死傷累累,幾乎無計可施。據一位幸存士兵這樣回憶道:“死人多得沒法埋,到處都是屍體,主要是我們的弟兄,也有日本人。只好聽憑日曬雨淋,炮彈轟炸,最後烏黑的屍水把山上的草都咬死了,幾年後我路過那裏,山上寸草不生。”

    第8軍副軍長李彌心一橫,將指揮所搬上前沿陣地,親率參謀長及美軍顧問到主攻團督戰三日。並且派出了約兩個連的精銳趁夜悄悄摸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試圖來個斬首行動,搗毀日軍的指揮部。但他們的運氣沒有電視劇裏炮灰團那麼好,從地道成功搗毀日軍指揮部,而且奪取了日軍的主堡。李彌派出的兩個連立足未穩即陷入日軍的火力埋伏圈,僅有兩名帶傷的士兵突圍出來,但他們帶回了至關重要的山頂情報。

    李彌幡然醒悟。于是他調整戰術,命令部下從外圍著手,一個地堡一個地堡地摧毀,向山頭地堡群的中心逐步推進。這樣雖然看起來很慢,但扎實有效。

    這時,遠徵軍得到了美國最新式的武器——火焰噴射器,這是二戰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對付躲在洞裏頑抗的日軍的最佳武器之一。火焰噴射器噴出的上千度高溫的火焰,讓死亡之神降臨到了日軍的頭上!據一位叫袁德均的老兵回憶:“火焰噴射器在肅清松山外圍暗堡和據點的戰鬥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一般在3、40公尺以內,瞄準了必定有效。日本人的確非常頑固,往往地堡上層燒坍了,下層繼續往外打槍,直到燒死或者把地堡徹底炸坍為止。總之沒有人投降。”

    到7月下旬,第8軍士兵的陣地已經穩步推進到離主峰子高地不到500米的地方。最後的決戰快要來臨了。

    面對堅固的主堡,遠徵軍想出了挖地道的辦法。地道施工是從8月4日開始的,由第8軍工兵營負責挖掘,美國顧問親自測量計算。為了掩護這個重大的行動,李彌命令炮火天天轟擊山頂,步兵每天佯攻迷惑日軍。

    據當時的老兵回憶,地道是先挖一個平行的直洞,通到子高地的正下方。工兵分成幾班不分晝夜地挖,每天美軍顧問按時來測量距離。平行地道挖到主峰下面之後,再成“Y”字形朝上挖。數天之後,工兵們就在“Y”型的兩個頂端各挖出一個炸藥室,左邊炸藥室放了3噸炸藥;右邊炸藥室放了4噸炸藥。搬運炸藥的時間花了一天一夜。

    8月20日,炸藥起爆。當天上午,遠徵軍司令衛立煌和一批美軍顧問以及宋希濂、第8軍軍長何紹周都早早地過了怒江,來到隱蔽部觀看。一陣巨響之後,松山主峰炸出了兩個40來米寬、30來米深的大坑。中央主地堡炸飛了。

    中國士兵迅速地向山頂衝擊,山頂上的日軍已經被炸懵了,第8軍第3團的士兵已經登上主峰,跟殘敵展開了激烈的近戰。此時的日軍就像龍文章的炮灰團攻下主堡,並在石樹裏堅守38天一樣,成了無頭蒼蠅,處于一片混亂之中。

    山頂日軍斷糧後,竟然砍下剛剛陣亡的中國軍人的手臂和大腿,在地堡裏血淋淋地進行燒烤。

    據參戰老兵回憶:“到了9月1日,主峰子高地還是沒有最後拿下來,滇緬公路也沒法通車。蔣介石火了,下了一道死命令,限第8軍在九·一八國恥日前必須拿下松山,否則軍長副軍長按軍法從事。李彌急紅了眼,抓一頂鋼盔扣在頭上,親自帶特務營上了松山主峰陣地。9月6號那天我看見他從主峰上被人扶下來,眼眶充血,胡子拉碴,呢軍服變成碎片,打一雙赤足,身上兩處負傷,人已經走了形。”

    激戰,在李彌下來的第二天結束。此役歷時120天,中國軍隊先後投入6萬余人,陣亡8000余人,傷者逾萬。日軍除1人突圍外全部戰死無一人被俘。雙方付出的代價之比為15:1。

    這次戰役,是《我的團長我的團》要重點表現的內容,這一仗,打出了中國軍人的浩然正氣,正是“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錢程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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