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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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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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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

   美國政府解密文件顯示,在脫離政治後,張國燾在香港期間曾與美國研究機構及美國政府有關部門接觸,提供了其對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及認識,他的觀點自成一家,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況的妄測之詞,也有不少誣蔑言語,有些推論也有著些許“先見之明”。

    本文摘自《百年潮》雜志2008年5月刊,作者黃東。

張國燾回憶錄《我的回憶》

    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棟普通的民宅裏,一次秘密的訪談正在進行。一位老人侃侃而談,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負責大陸事務的兩位官員和一位政治分析家時而埋頭速記,時而打斷老人的話提問幾句,而桌子上的輕便錄音機裏的磁帶也在飛速地轉著……這樣的場景詭異而神秘,這位老人是誰?他們在談什麼?

    這位被美國人如此看重的老人,有著復雜而奇特的人生經歷,對于今天的人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他曾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昔日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蘇區的最高領袖,也是中共歷史上有名的叛徒。他既有過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著為人不齒的叛徒生涯,至于晚景淒涼更令人唏噓。他便是張國燾。

    張國燾為什麼到了香港?又為什麼跟美國方面發生了關係?他在這次採訪中到底說了什麼? 

    1938年,時任陜甘寧邊區副主席的張國燾借祭黃帝陵之機逃到西安,轉道武漢,投靠國民黨,從此叛變革命。不久因為失去利用價值而被軍統拋棄,此後張國燾在國民黨官場輾轉沉浮,也曾擔任過一些挂虛名的“設計委員”之類的職務,但總是鬱鬱不得志。新中國成立後,張國燾一度去臺,後不堪傾軋轉而流寓香港。在香港,張國燾曾與顧孟余、李微塵主辦《中國之聲》,卻又因為利益問題,被顧、李二人排擠。而後,張國燾又在買賣黃金的風潮中遭受損失,加之遇上妻子斷骨之禍,一時間生活困頓之極。

    就在張國燾艱難度日之際,一些美國的研究機構找上門來,在這些機構看來,張國燾曾經長期擔任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如果讓他對自己參與的歷史進行回顧總結,將有著相當研究價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員找到張國燾,提出希望張國燾為名人中心寫回憶錄。作為報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由此張國燾開始向名人中心撰寫回憶錄。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其回憶錄的版權,開始以《我的回憶》為題在報紙上連載,後結集出版。在為名人中心撰寫回憶錄不久,張國燾開始被美國政府注意,在美國政府看來,張國燾雖然早已遠離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說脫離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僅對于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歷史十分了解,對共產黨早期政策運作十分熟悉,而且他與中國現任領導人有著長期的交往,熟悉他們的性格,因此張國燾提供的信息,對于美國了解當時中國大陸的政局有參考價值。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找到張國燾,讓其不定期提供對于大陸的時事政治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就在這年10月間,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外交人員開始對張國燾進行訪談。而在張國燾即將離開香港的時候,美國方面相關人員再次拜訪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張國燾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斷。

    就美國政府解密文件(見1968年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向美國駐臺北“大使館”和駐東京大使館遞交的航空文件,航件號為A-819,後被歸入政府密級文件,編號為:POL1——3HK/Ea/IVRS/S-053-,該文件原件在林登·約翰遜圖書館有藏。1992年7月21日該文件解密,後歸入“美國政府解密檔案·政治類”,在美國各大圖書館或國內購有該數據庫的圖書館,只需進入“解密檔案參考係統”,便可檢索獲得——作者注)看,在採訪中,張國燾的觀點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況的妄測之詞,也有不少誣蔑言語,當然有些推論也有著些許的“先見之明”。

張國燾觀“文化大革命”的解密檔案首頁

    對于美國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化大革命”發起的動因和以後的走向,張國燾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認為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有兩個方面的考慮,既帶有哲學的思考,也出于權力的考慮,但主要是前者。對于毛澤東,張國燾心情復雜,兩人早在五四時期就已經相識,又一同參加中共一大,此後兩人長期分任蘇區和紅軍的重要領導人,在幾十年前的長徵會師中,兩人又是那場草地風雲的主角。對于這位昔日的同志、對手,張國燾認為毛澤東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農民式的社會主義者。作為一位農民式的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著一種對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趨勢時,隨著時間流逝所帶來的迫切感,毛澤東便想採取劇烈的非常規的行為來達到目的,也就是防止“變修”,這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讓毛澤東成功地清除了反對者,但張國燾認為雖然劉少奇、鄧小平已經下臺,但是鬥爭仍然存在,只不過改變了些許方式。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雖然保有了最高權力,但其主要目標卻沒有實現。張國燾分析,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優秀的策略大師而非戰略家,他無法樹立一個具備超越性的主題並堅持不懈地貫徹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常會看到毛澤東在政策與策略間來回搖擺,常常試圖通過一個計劃實現一些目標,同時又經常受到一些情緒的影響,而採取一些危險的戲劇性的行動。張國燾告訴美國人,雖然毛澤東擁有最高權力,但他很懷疑毛澤東是否能夠全面掌控一切,作為下屬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對其隱瞞了一些情況。張國燾斷定毛澤東會繼續走“革命”的道路,但是這樣的道路將會失去效果,其最初設想的目標不會實現。

    說到美國人渴望了解的繼承人林彪,張國燾認為其是一個極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難讓人喜歡也很難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選擇成為接班人,一個主要原因是,毛澤東認為作為一個工作多年的下屬,林彪對其有著長期的忠誠。但是顯然林彪缺乏毛澤東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賦。張國燾推測,林彪如果上臺,將會優先考慮軍事方面和在軍隊上的利益。但在“文化大革命”進行兩年之後,就當時的局勢分析,張國燾認為,林彪在政治上的優勢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軍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這突出表現在他不能保護他的一些親密下屬,例如蕭華、楊成武、羅瑞卿,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後,就紛紛被打倒,在張國燾眼裏,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雖然林彪的權威有所削弱,但張國燾認為在“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兩年時間裏,軍隊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毛澤東之前讓軍隊參與穩定局面的意圖。在軍隊的支持下,那些毛澤東的反對者很難被打倒。怎樣削弱軍方的力量,實現毛澤東的預期,將是一個困難的計劃。他預測毛澤東將最終削弱軍隊的力量,就像他將紅衛兵遣散下鄉一樣。但張國燾也承認這將是一個很困難的計劃。

    除此之外,美國人還問及“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的內政外交走向,特別是對革命委員會這樣一個新興的組織,十分關切。張國燾認為作為一個組織,革委會有些優點,那就是通過一個單一的實體革委會而避免了在黨和政府間的兩分,革委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克服這些弱點。但是張國燾也懷疑這個組織能否在長期的運作中保持有效。因為這更多需要黨組織的重建,以便為革委會提供一個核心。對于黨組織的重建,張國燾認為毛澤東將會更多地依賴他以前主管黨務的同志,比如陳雲。但張國燾認為這種重建似乎很難成功,因為一旦重建,毛澤東會擔心“文化大革命”前的狀態會再次出現。而他所尋找的那些“文化大革命”後起來的“新鮮血液”卻不能提供黨所要求的穩定與領導。由此張國燾推測,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組織仍然將處于一團混亂之中,難以恢復它以前的紀律性和權威。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與張國燾

    對于“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大陸的外交走向,張國燾認為無需過多考慮紅色中國擴張的企圖。因為雖然“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續進行,比如當蘇聯侵略捷克時,中國曾經嚴厲譴責,其目的恰是使蘇聯以後在社會主義國家間名聲大壞。目前,顯然國內的因素要大于國外的因素,毛澤東和中國其他領導人無暇過多考慮國際關係,現在外交事務並不是一個重點所在,就連中蘇矛盾和越南問題都被放在一邊。張國燾又認為,在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往來時,毛澤東採取的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方法,比如聯邦德國,現在之所以為毛澤東所關注,就在于它既反對蘇聯又有著中國需要的資源,它提供了中國急需的貨物。與聯邦德國一樣,日本、英國、法國都將與中國保持友好的貿易關係。在此,中國根本不會考慮政治氣候。

    對于美國人所關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勢,尤其是毛澤東一旦去世,中國政局將會如何發展?張國燾堅信,隨著毛澤東的去世,林彪將順利繼承權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澤東去世,作為接班人的林彪將會與周恩來很好地合作,因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國的專門知識。在張國燾看來,周恩來是一個很好的管理者,周恩來與他的副手李富春和李先念能夠很好地管理國家事務,在周恩來的率領下,一些實幹家將陸續掌握權力並推動國家前進。與此同時,張國燾認為沒有一個“文化大革命”團體,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是有能力的組織者,由于缺乏實際工作能力,這些“繼承人”將因為不能勝任工作而成為負擔。

    張國燾更是大膽預測,那些昔日圍繞在毛澤東身邊的激進派,比如毛澤東的妻子、陳伯達、康生等,都將很快且有效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響。在張國燾的眼裏,康生是一個平庸之人,對于政策或者經濟都一無所知。在那些激進的現任領導人失勢後,中國政局上最可能出現的是林——周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國將歸復平靜,將進入實幹家治國的時期。至于一些當時被打倒的人,比如劉少奇、鄧小平等等,也將有機會重新復出,因為國家的治理需要他們的經驗和組織能力。

    在聽完張國燾的分析之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官員滿意而去。幾天後,關于這次訪談的整理文件被轉送美國駐臺北“大使館”和駐東京大使館,然後分送美國國內相關部門。

    早在接受訪談之前,張國燾夫婦就已經作出了離開香港的決定。1968年是個多事之秋:這年5月,法國爆發了“五月風暴”;而剛剛經歷過1967年“六七暴動”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動,世情洶洶。身為中國共產黨的叛徒,張國燾在驚懼狐疑之中不得不選擇遠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裏的兒子。

    在加拿大多倫多,張國燾夫婦先是與長子生活在一起,後因其子生活拮據難以養活老兩口,于是張國燾夫婦只得住進加拿大免費的養老院。1976年的一天,79歲的張國燾突然遭遇中風,由此半身不遂,只得住進位于多倫多郊區的老人病院,病院的環境很差,醫生、護士很少,病人很難得到及時的護理,而狹窄閉塞的病房更讓張國燾氣短,六七平米的病房,還要與一位外國老人分享。到了冬天,多倫多的夜晚寒風蕭蕭,缺乏足夠供暖的醫院分外寒冷。這個時候,張國燾瑟瑟發抖,凍得嘔吐,只得自己多備幾條毛毯,無可奈何地聊度歲月。

    1979年12月2日,82歲的張國燾在寒冷的冬夜裏被凍醒,多次按鈴之後,護士卻不見出現……次日5時,張國燾突然大吐大嘔兩個小時,由此昏迷,不省人事,等到護士找來醫生時,張國燾已經氣絕。而在三年前,他曾預測難以為繼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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