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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鄧小平不為人知的三段婚姻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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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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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Y. C. LIN

本文摘自《鄧小平的三落三起》

1939年8月鄧小平與卓琳在延安結婚

1939年8月鄧小平與卓琳在延安結婚

    對于鄧小平個人生活方面講,第三次回延安的收獲是最大的,因為他結識了終身伴侶卓琳,此後共同走過了風風雨雨的58年,共同經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第三次“落”與“起”的驚濤駭浪。鄧小平不願談往事,不願談自己的過去,對于自己的妻子也談得不多,但是可以肯定,在長達58年的共同生活中,鄧小平對卓琳同志有著相當多充滿深情厚意的言與行。例如在江西蒙難的歲月中,鄧小平像卓琳關心自己一樣,無微不至地照顧卓琳,除了盡量多做些重體力家務外,每當卓琳病發作、臥床不起時,鄧小平總是為她端飯送水,細心照看。對卓琳付出的辛勞,他也及時地表達敬意,這種習慣直至他完全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還仍然保持著。節日裏,煮飯燒菜任務往往由卓琳及女兒擔當。吃飯時,鄧小平總是不忘給卓琳及女兒倒上一杯葡萄酒,並說:“辛苦了,節日的廚師,我來敬你們一杯。”這問候聲中,包含著這位偉人對自己妻子多麼深厚的情誼啊!

    不過在1939年8月鄧小平剛回到延安時,他還不認識這位原來叫蒲瓊英後來改名叫卓琳最終成為他終身伴侶的姑娘。張聞天的夫人,老紅軍戰士劉英回憶說:“鄧發等同志要幫助他找個愛人。那裏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戰時期,來了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陜北公學、女子大學都有。所以他要找個愛人,看中了卓琳。卓琳也很年輕,也很不錯,在陜公已經畢業了,就介紹給他。”當時,鄧發拉著鄧小平,“兩個人一天高高興興地到處轉,人們都說他們活像兩個遊神一樣!”

    筆者曾閱覽一些書刊、劇本,對其中虛構鄧小平與卓琳相識戀愛的描寫不以為然,作者出于好意,盡量想寫得浪漫一些,但是我們決不能以現在男女青年的婚戀方式來想象當時這些革命者的情懷。

    用劉英的話講,鄧小平“要回前方去,只有趕快結婚了,結了婚才好帶走。所以,這樣,中央就給他組織了一個結婚儀式。這個儀式很簡單,就在楊家嶺毛主席那個窯洞外面的山坡上擺了一些桌子。在那個地方很熱鬧,小平同志和卓琳,還有孔原和許明,兩對很高興。雖然儀式很簡單,但是到的人都是高層次的。”毛澤東和江青、劉少奇、張聞天和劉英、博古、李富春和蔡暢、王首道等都來了。周恩來因為去蘇聯治病而沒有到場。

    這些高級領導人,難得為前方抗日將士舉行婚禮,所以,簡樸的儀式和簡單的酒菜簡化不了熱鬧的氣氛。據劉英同志說:“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是高興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後就醉了,許明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點沒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時不喝酒的,他怎麼能夠不醉呀?那麼多酒,一杯杯的,他還很豪飲,來者不拒。大家給他敬呀,他喝那麼多酒,怎麼不醉呀?聞天就講,他說有假,我說什麼有假?他說是白開水。”原來是鄧發和李富春弄了一瓶白水充作酒水,才使得他們的老友鄧小平免于一醉。結婚時,鄧小平35歲,卓琳23歲,幾天後,他們就一道啟程奔赴前線。此外,這兩對新婚夫婦還留下了四個人在窯洞前的幸福合影。

    鄧小平的第二個妻子叫金維映,人們叫她阿金。她和鄧小平同歲,是1931年在上海相識的。同年7月中旬,他們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蘇區工作,一路同行,後來結為夫妻。金維映早年從事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工人運動,她和鄧小平一同到中央蘇區以後,先後擔任中共于都縣和勝利縣的縣委書記,領導兩縣黨政軍民開展經濟建設、擴大紅軍和支援前線,是一位有能力的紅軍女幹部。1934年,參加了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徵,是紅一方面軍中幾十位參加長徵的女戰士之一。1938年組織上送她去蘇聯治病。幾年後,正當她在莫斯科郊區一家醫院中治病時,不幸犧牲于戰火之中。

    雖然是“左”傾錯誤路線,最終導致了鄧小平和金維映的離異,但心胸坦蕩的鄧小平仍舊沒有忘記過去的親密戰友。1972年12月,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到自己曾經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贛南參觀,在于都停留的幾個小時中,鄧小平就幾次提起金維映。他問縣委負責人:“蘇區時你們的縣委書記是女的,你們知道不知道?”縣委負責人也許只能從史料中,從老年人的口中了解到這些了。

    鄧小平的第一個妻子叫張錫瑗。1907年生,比鄧小平小3歲。青年時期她參加過學生運動,後被黨組織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間,與鄧小平相識,1928年初結婚。當時,為慶祝這對年輕革命者喜結良緣,同志們在上海廣西中路一個叫聚豐園的四川館子裏辦的酒席,共有30多人參加,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王若飛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到場了。

    結婚以後,鄧小平和張錫瑗有大半年時間和周恩來夫婦住在一起。住在樓上的鄧穎超常常聽見一對新人在樓下又說又笑的。鄧小平後來告訴女兒:“那時候都是年輕人,當然又說又笑!”他沉思般地說過:“張錫瑗是少有的漂亮。”

    可是,很不幸,1930年1月,張錫瑗竟因難產得病,去世了。而難產生下來的女兒幾天後也死了。可以想象,妻子、女兒的去世對他的打擊是多麼大啊!可是,因為廣西方面軍務緊急,鄧小平連妻子也未來得及親手掩埋,就匆匆離開上海。當19年後,他率領大軍攻佔上海以後,一進城就去查找張錫瑗墓,找到遺骨後放到小棺木裏,和蘇兆徵的棺木一起放在當時住的樓房的樓下。還是沒來得及掩埋,他又和劉伯承率部進軍西南了。1969年,張錫瑗的棺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園(即現在的龍華革命公墓)。90年代,晚年的鄧小平去上海時,仍幾次囑咐子女去公墓瞻仰張錫瑗墓地,可見感情之深。

    從1930年1月鄧小平失去了第一個妻子張錫瑗這時算起,又過了67年。鄧小平這位偉人,由自己一生中共同生活時間最長、最親密的伴侶卓琳,協助黨中央妥善辦理了後事,充分“體現了小平同志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他人生的最後一個篇章”。1997年3月2日上午11時25分,當運載鄧小平骨灰的專機飛至1800米高的空域時,81歲的卓琳眼含熱淚,強忍悲痛,用顫巍巍的雙手,捧起鄧小平的骨灰久久不忍松開,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喚著小平的名字,泣不成聲。大約過了5分鐘,在子女們的勸說下,她才撒下第一把骨灰。骨灰和五彩繽紛的花瓣緩緩地飄入大海。58年的風雨同舟,58年的同榮共辱。如今,手捧著自己心愛的丈夫的骨灰,卓琳怎麼能不悲痛欲絕,肝膽俱碎,她的思緒又回到了太行山上那難忘的恩恩愛愛,回到了和鄧小平共同生活的那些艱難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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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与小平在大海中重逢——卓琳遗体告别仪式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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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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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夫人卓琳的遗体告别仪式十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数千群众前往吊唁,同这位与邓小平执手相随一生的传奇女性作最后的告别。

  告别仪式在公墓大礼堂举行,礼堂内摆放着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敬献的花圈。卓琳的遗体安卧于鲜花翠柏丛中,她的子女邓林、邓朴方、邓楠、邓榕等亲属守护在卓琳的遗体旁边,在低回的哀乐声中答谢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卓琳同志”,横幅下方是卓琳的遗像。卓琳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在遗体的正前方,摆放着卓琳子女敬献的花圈,挽联上写着:“妈妈我们爱你”。前来送别的人们在遗体前三鞠躬,表达悼念之情。

  从上午八时起,前来吊唁的人群就已在殡仪馆前就排起了长队。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带来了自己写的一幅挽联:卓越女性辅佐伟人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五十八年情真意笃高风亮节垂范千秋;伟大母亲抚育儿女四世同堂龙凤呈祥九十三岁高龄辞世遗爱人间圆满一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卓琳曾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人民小学校长,王渝生当时是这所小学的学生。“每个学期的开学典礼,卓琳校长都会讲话。”王渝生说,“她非常和蔼可亲,讲普通话中带着些云南口音,跟我们重庆话很像,大家听着特别亲切。”

  在人群中,一身黑衣的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坐在轮椅上默默排队向前。“卓琳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张海迪说:“不管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卓琳都始终尽心尽力帮助小平同志,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在子女教育方面,她也做得非常成功,她是所有女性的楷模。”

  告别仪式结束后,卓琳的遗体被火化。按照卓琳的遗愿,她的骨灰将撒向大海。十二年前,卓琳亲手将邓小平的骨灰撒向大海。十二年后,她将与自己的丈夫在大海深处重逢。(记者 周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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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生命里的女性:卓琳是半个世纪的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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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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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7年第1期

“张锡媛真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晚年在对一位女性评价时,使用了一句东方式的语言:“张锡嫒真是少有的漂亮!”张锡嫒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所有见过她的人都称赞过她的美丽。

这位美丽的姑娘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良乡,曾就读于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十七八岁时参加学潮并入团。1925年到北京,遇到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参与领导国民会议促成会。据说她表现很突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年她19岁。

1926年,20岁的张锡媛同中山大学的女同学在莫斯科郊外照了一张集体像。像片中的她端庄秀丽、清纯坦率,短短的秀发下一双皓月般的眼睛,眸子里映照着一个鲜活而又欢快的生命。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张锡媛与从法国转道苏联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希贤(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相识了。当时,邓小平正为在这里见到阔别多年的同志而高兴。两人的目光交汇在一起时,碰出了火花。不过,他俩在莫斯科还没谈到儿女私情,共同的话语是法国的牛角面包、旅欧支部、北京的胡同和中国的工人大罢工。

1928年,24的邓小平与22岁的张锡媛在上海结合了。这种结合,是浪漫的同志式的结合。

当时,邓小平已从苏联回国并在中央任秘书长。一天,一个新报到的秘书让他惊喜万分。这个秘书就是与他在中山大学不同班的同学张锡媛。异国相识,在白色恐怖中于上海相遇,再加上后来工作上的相知,他们成了夫妻。

年轻革命者的婚礼非常热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家四川餐馆,中央机关的30余人参加了这场婚礼。婚礼上,邓小平乐呵呵地喝酒,张锡媛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同大家有说有笑……

多年之后,健在的老人都还记得那场婚礼和那个女孩儿般的新娘子:“她个子不高,讲话轻声轻气,白净的脸,秀气温柔,和邓小平感情很好,有说有笑。”“她穿一身旗袍,短头发,高跟鞋,人漂亮,性格很好,很活泼.很爽快,对人很好……”

邓小平晚年在回答晚辈的好奇时,还是那句话:“那是少有的漂亮!”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俩共建了一个纯洁、美好的小家庭。当时,邓小平和周恩来夫妇在一个党小组,小组成员平均年龄24岁。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成熟、坚定而又恬跃的党小组。

没有人听见这小两口发生过口角,在人们的记忆里,见到的只是他俩像两只快乐的小鸟,进进出出、飞来飞去……

他俩在春天结为夫妻,很快便有了爱情的果实。但谁也没有料到,1930年1月,张锡嫒在生下孩子后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她就在丈夫怀中死去,只留下那张20岁时的照片,在所有后来人的心中,保持着那份永远的美丽。

如今,那张照片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海龙华公墓张锡嫒烈士墓上。她的美在新世纪的春天仍然绽放。作为一个信徒、战士和娇妻,也让邓小平在他们分别后的岁月多了一份美好的回忆。

张锡媛是邓小平的第一位夫人。张锡媛很美,但她与邓小平在一起时更美。

有一个战士名叫阿金

阿金的名字叫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她与邓小平同岁。党内许多老人称阿金,大约是沿用上海人的称谓,听起来非常优美。

1931年7月,白色恐怖弥漫着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中国革命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下陷于低潮。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遭到破坏。那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不久他被批准到江西中央苏区去。

邓小平到苏区,结伴而行的正是阿金。许多人在回忆中称二人“一路同行”,但从当时革命秘密工作的习惯来看,也许是一次“假伴而行”。

同邓小平革命经历有所不同,阿金在16岁那年就曾在县女子中学参加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毕业之后成为一名教师。大革命失败前夕,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工运,成为舟山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阿金的美丽在春天中散发着一股剑气,风风火火,活脱灵鲜。她有当教师时练就的伶俐口齿,有做工人运动时锻炼的鼓动能力,还有叛逆世俗的革命激情,所以见到她的人常常会被她感染。她与邓小平在年龄、性格上也有几分相似,走到哪里都笑脸可人。

他俩一同排除难险赶往苏区。旅途中,邓小平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阿金也介绍了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最后被同志营救,再到上海全国总工会秘密从事工人运动,直至担任江苏妇女运动会书记、上海纺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等传奇经历。

革命把一对青年变成斗士,斗士在相知中又唤起男女的情愫。他们在苏区结成了一对革命夫妻。

今天,仍然没有多少有关这场婚礼的回忆,这反映了两个革命者的成熟和战争的匆忙。但在起初的日子,他俩像满怀深情的男女青年一样,闲暇时的谈话依然给苏区倥偬岁月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苏区,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阿金先后任于都和胜利县委书记。两人相隔很远,因此不断有鸿雁传书,遇到开会和办事时他俩聚在一起,总是在同志们的热闹中度过短暂时光。

然而,人有情但天却无情。一场“左”倾路线斗争给这对革命夫妻带来了最终分离的遗憾。

那是在中央苏区“左”倾路线斗争时期,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受到撤职和党内处分。这是邓小平三落三起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他没料到,这也是他感情上的又一次跌入谷底。在遭受批判后,他和阿金同志式地分手……

阿金同邓小平分离后,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的科长,次年又担任了中央武装动员部副部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依然是一个坚强的战士和革命领导干部。

在红军长征中,阿金被调到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同许多年弱多病的老战士一样,她走过了雪山、草地和无人区。在延安,她又回到中央组织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后,她入校学习,并担任女生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尽管她坚强地战胜了一切困难,但她的身体在战争年代受到损伤。1938年,组织上安排她去苏联治病,不料却赶上苏德战争爆发,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不幸在战乱中死去,时年37岁……

邓小平得知阿金去世的消息时已另有家室,听说阿金走了,他好像没有留下什么话语。这大概就是那种无言的结局。

半个世纪的“拐杖”是卓琳

卓琳出身名门。卓琳本姓浦,云南宣威人。父亲是名实业家,曾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北伐军少将。卓琳从小耳濡目染父辈的革命精神,十几岁就离家追求新的生活。

大约就在邓小平与阿金结伴赶往苏区期间,云南省参加全国运动会的代表团正赶往北平。在这个代表团中,有一个年约15岁的大眼睛女孩,个头不高,但结实利索,脸上两个酒窝,非常惹人喜爱。她就是代表团中的省短跑名将浦琼英,也就是后来的卓琳。

在卓琳同队友们赶往北平途中,“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代表团只好折返。但如初生牛犊般的卓琳却只身闯到北平,她要到抗日救亡最前哨去经世面、见风雨。在北平,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进步活动。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变打翻了她的书桌,她同两个姐姐来到延安,并在这里结识了邓小平。

“他从前方回来,经常到公安部里来玩,有时我们也到他们驻地去玩。他大概那个时候对我有意了,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到延安的女朋友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后来,他两次主动找上门。听他讲完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也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多年后,卓琳平实而又深情的回忆,记述了战争岁月那段浪漫的爱情。

1939年9月的一天傍晚,延安杨家岭灯火通明。在毛泽东的窑洞前,几位中央领导人为两对新婚夫妇庆贺婚礼,其中一对就是邓小平和卓琳。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追求洋溢在他们的笑靥里,邓小平以延河水当酒,陶醉如斯。

据许多老人回忆,邓小平是在邓发的带领下通过“找对象”的形式,找到当时学习优秀、品貌双全、热情向上的卓琳的。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自由恋爱的过程和结果。

那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才23岁。婚礼后不久,卓琳就随邓小平赶赴抗日前线。从此,卓琳便成为邓小平的助手跟着南北征战。他们生育有两男三女。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邓小平都重新获得了一份真爱。卓琳是一个战士,更是一位贤妻良母。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后来进入和平年代,她同许多嫁给领导人的妻子一样,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付出了许多牺牲。“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这是邓小平对妻子的要求,同时也是卓琳一生的准则。

当年北大物理系的大眼睛姑娘,几乎让所有的子女迷上了物理学。除了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她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包括树立自信、自强、开朗、朴素的品行。

作为邓小平的夫人,她尽到了相夫教子的本分,同时付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牺牲。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有两落两起由她相伴。

在“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被打倒,成为“中国第二大走资派”。很快,邓小平和卓琳被软禁起来。中央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卓琳的问题也并入邓案。在经过无休止的批斗之后,她被惩罚打扫卫生。

每天,院子里先是她一人操着扫把“哗哗”的扫地声,很快,就有了第二把扫把掀起的扫地声。那是她与邓小平的深情合奏。她陪邓小平受苦,而邓小平则替她分担劳动。两年中,不管刮风下雨,无论天热地寒,院子里两把扫把诉说着一对革命夫妻恩爱携手的患难故事。

邓小平失去工作很难过,而卓琳还要经历与孩子们分离的痛苦。邓小平抽烟,她也学着抽。一天,邓小平见她狠劲地抽烟,便说:“现在你烟瘾比我还大了,将来怎么办?”

“等哪一天他们还你清白,让我和孩子在一起了,我就戒!”

1969年底,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卓琳和邓小平的继母同他一起南行。一到目的地,她和继母就开始忙前忙后,收拾屋子,规划养鸡种菜以改善生活,不断写信与孩子们联系。在劳动时,她还不时哼起一两句延安大生产时期的歌,给邓小平压抑的生活平添了几分快乐。

很快,卓琳又陪伴邓小平沿着那条已成为历史印记的“小平小道”到工厂去劳动。起初,大家与邓小平不敢接触,是她用真诚在邓小平与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并帮助邓小平在流放岁月找到了快乐的阳光……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一度被起用。在离开江西回京的火车上,邓小平发现她鬓角上平添了丝丝白发,不禁凝视许久。而卓琳只有一句话:“应当高兴,总算过来啦!我们胜利啦!”

同中国所有善良的女性一样,她在夫唱妇随中感受着生命的光彩。邓小平二度出山后,她又负起了助手、管家和母亲的角色。

可惜,这段时光太短暂。由于邓小平试图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展开斗争,一场暴风雨又降临到邓家。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和卓琳被秘密监护起来。在这血雨腥风的时刻,是她陪邓小平靠打扑克牌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建国后的邓小平两落两起,被外国评论家称为创造奇迹的政治家,而又有谁知道,与邓小平一起创造奇迹的还有她!她默默地站在邓小平的身后,为了邓小平、为了邓家,也为了国家,苦也罢甜也罢,好也罢坏也罢,升也罢降也罢,她心中只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他!

当她少女的青丝变成了白发,体育健将的身体也在折磨和劳累中染上了多种疾病。在当年的鸿鹄之志化为了具体的生活和工作之时,1997年2月,邓小平走了,只留下孤独的她。

邓小平的遗体起灵前夕,灵堂里只有伴随他一生的老警卫员和卓琳。卓琳让老警卫员再为他站好最后一班岗时,老警卫员潸然泪下:“我何止是想站最后这一岗啊,我陪他一块去也行啊!”警卫员老泪纵横,她也泪如雨下。这话又何尝不是她要说的?!

邓小平身边织毛衣的女儿邓林

邓小平与卓琳生育有五个孩子,若算上他与先妻张锡媛夭折的孩子,他一生有六个子女。

在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质方是男孩。三个女孩,邓林是画家,邓楠是国家公务员,邓榕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却又有几分怜弱和雅气,说话时细声细语的邓林,显露出女孩子的几分内秀。在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中,她和邓质方都属于语言较少的孩子。

“在医院看护邓小平时,她织毛衣,邓小平看书,都不善交谈。”医生们有这样的印象。

不善言词,并不等于没有思想和见地。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用画笔说话。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均获得了社会和业内很高的评价。

在邓小平的孩子中,邓林幼时“文革”期间,邓小平夫妇与继母夏伯根在江西新建县。吃苦最多。她出生在战争年代,又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生的。

那是1941年,是华北抗日战争最严酷的一年。9月,邓林在赤岸出生。卓琳生她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七大,忍痛将这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乡家中去哺养。

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小认她这个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在邓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据邓家子女回忆,在内战前夕,邓小平从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到武安后,邓林才和一个胖弟弟以及一个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边。在这期间,他们偶尔可以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和母亲的亲自教育。

邓林的记事大概是从邯郸开始的。那时,部队首长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邓林同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共产党人打下的大城市,见了什么都新鲜。当别的孩子守着抽水马桶嬉戏时,她却在一户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前站了半小时。母亲说:这孩子喜欢画,将来当画家就好了。

开始,她并没有去学绘画。战争成了她的幼儿园。除此之外,她还是妈妈的助手,帮助照顾弟妹。遇到随军行动时,她早上醒来要给弟妹穿衣喂饭,然后同妈妈一起照顾弟妹上路。这样,从邯郸、郑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动的岁月里长大成人。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也跟着相聚在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她儿时的心愿实现了。邓林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

寻梦的季节美丽多姿,当祖国的山川大海映入邓林眼帘的时候,她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开始后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要承载更多,因她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好在邓林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忍耐力,这些为她艰苦的岁月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教育者看她老实、有文化,而且来自于中央美院,就时常发挥其特长,让她在院落的围墙上写标语。于是,她的笔下留下一道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印记。

回忆起画家的手和笔在那屈辱岁月被扭曲的往事,邓林似乎没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亲的政治待遇。特别是她在农村见识了善良农民的生活艰辛之后,更不明白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政治理想的父亲,为何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的岁月,整个邓家也是随着邓小平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好在自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亲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捡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妻为人母。

爱女、艺术家、母亲,成为邓林的整个人生。在父亲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终于庇护她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今年66岁,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的光荣人物——那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总设计师家庭里的“大总管”邓楠

有一年,周恩来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围上来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的科技工作。

据许多熟悉邓家情况的老人讲,邓楠作为邓家大管家的话曾被邓小平认可。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卓琳向医生介绍邓楠是邓家大管家时,邓小平笑而不语。那是一种默认和赞许。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她出生之时,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时,父亲在外征战,母亲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上学、玩耍。在她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聪明。别人玩时她玩,别人学习时她学,结果考试时,她总比别人成绩好。见这个女儿天资聪颖,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果不负期望。

在邓家的三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到“文革”运动发起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系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学校的学生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

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有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传授在危急时刻的处置“机密”。在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邓小平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子女们联系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能力和权威。

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迈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工厂买煤;逢年过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就说父母的工资不准确,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着字条回到家中,全家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乡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的职责,收集兄弟姐妹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 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同时,她还给临别的父亲以女儿的细心,亲手往父亲口袋里装进一副扑克牌,以伴随父亲战胜寂寞岁月。

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度复出之时,邓楠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干部、党内同志,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女儿、妻子及母亲。看着邓楠的成长,父母特别高兴:“大管家”确实长大成才了……

邓楠工作后同样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她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她总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办法多,当一般办事员时,她是领导最省心的干部;当领导后,她分管的领域又是上级领导最省心的部门。

随着女儿职务的升迁,邓小平当然高兴,但同时又要防止女儿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并担心是否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引来群众意见。女儿每一次出国、调离或职务变更,邓小平总要仔细过问:“这次出国有几个人啊?什么事啊?你为什么去啊?”“工作得很好,为什么要变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么长处啊?”“听说又进步了?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你能胜任吗?不能翘尾巴哟!”

邓小平没有思考因为家庭、政治和历史磨难带给孩子们的耽误,但必须要孩子自立自强。当看到邓楠靠自己的能力不断成长时,他高兴;当邓楠给他盛上一大碗饭时,他总是有滋有味地吃完……

邓楠在父亲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份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科学的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最漂亮的女儿”邓榕

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萧榕。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小平的幺女儿!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原因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小平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笔者一直叫她毛毛大姐。这个大姐生性快人快语,利利索索,感情丰富,待人真诚。许多人说她办事像父亲,笔者倒觉得她更像“川妹子”:漂亮、干脆、深情、善良。

邓小平刚去世那年,她给笔者一位同仁打电话说要写点东西。这位同仁不知她是邓小平三个女儿中的哪一个,她在电话上很干脆地说:最漂亮的那一个。同仁与笔者去和她见面时,她从口音听出笔者籍贯,说:你与我老公是同乡。分别时,她知道笔者回去的方向时,又说:你与我公公住得很近。机敏,诚实,不摆架子,很自然,也很亲近。

她与两个姐姐不一样,她们出生在建国之前,而她则是建国之后第一年出生的。无拘无束,少年没经过多少苦难,加上天性活泼,她的思想在家中总是显得很前卫,心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笔者到香港为其《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筹备发行时,还有男士打听:邓小平小女儿婚否?而此时,笔者知道毛毛大姐已是近五旬的年龄。

据医生讲,毛毛到医院看望邓小平时,病房最不安静。由此,医生隔老远就能作出判断今天邓家是谁值班:大女儿来了之后静悄无声,二女儿来了之后有动有静,小女儿来了之后不大安静;若三个女儿一齐来了,就难安静。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确很幸福:三个女儿,给了他三个世界!

可以想象,毛毛是父亲是喜欢的一个女儿。邓小平晚年外出,她总是身边最近的一个。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传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外界传说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小平有个女儿在国外,那么“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里“留学”了3年,补了哥哥、姐姐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毛毛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在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工作之后。到了外交部,并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等秘书。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用她的话说:她的官好当,都是副的。这位大姐的话总有些调皮,但她在工作中从不开玩笑,所以上面的正职都非常满意,群众也很支持。

尽管毛毛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她所说的“两位主席”,是指父亲曾任过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指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毛毛大姐说话很诙谐。

笔者与毛毛大姐有过简单的交谈,从而知道她对人生感到满意。尽管她在“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她不仅在艰苦岁月里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结识了贺平,一个英俊、宽厚、勤奋的男人。

说起丈夫贺平,大姐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天,一位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两人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父亲亲自“考婿”,二人结为连理。再后来,贺平成为邓家的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

毛毛大姐始终对父亲敬佩不已。于是,在进入不惑之年后,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决定写书,写关于父亲的书。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父亲知道这个女儿总有一些奇特的想法,因此总是支持她去做。

这样,她花了很长时间和许多经历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再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的领袖与战友,以及父亲的家事与前妻。她冒着寒暑很快写了出来,此书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笔者结识毛毛大姐是在邓小平辞世之后。那时,影响她大半个天空的父亲走了,她有些孤独。与此同时,她的专著上半部上市后的余温尚存,知道她想继续写父亲,于是我们便开始了合作。

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纵使女儿的感情让她不能自己,可是父亲的思想过程、险象环生的战争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都需要她去采访验证、思考分析和赋予优美的文字。此时她是女儿,但还有更多的工作,以及作为妻子及母亲的责任。但她如同把自己绑在战车上一般,几乎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为此感到快乐……

快到文稿杀青时,她约同仁和笔者小聚。说起辛劳,她高兴地说:瘦了。

假若谁要减肥,那就叫他写作!

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这位快乐的女儿更忙碌了。她要怀念如同还活着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父亲,守望和照顾自己的丈夫,还要陪伴自己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还有更多的事业。她永远在快乐中生活!

只有姓氏没有名字的生母

邓小平很少提到自己的亲人,包括他的母亲。

邓小平生前是一个精言慎语之人。精言,他话不多,却恰到好处,少而精,都很管用;慎语,不说私语、不说闲话、不讲不负责任的话。笔者认识他当年的两位作战处长,讲起邓小平,都是一个感受:有啥说啥,不讲废话;不想不说,不说但想。知道这一点,再读《邓小平文选》,可以理解到更深一层的含义。

邓小平生前说话不论是多是少,却很少说自己的家庭生活。毛泽东还讲述过母亲信佛,而邓小平对外似乎从没谈过母亲的点滴。

据邓家老人们回忆,邓小平母亲姓淡,但查找许多材料,仍然不知她的姓名。

淡家亦是广安县望溪乡的一支望族。在淡家女儿成为邓小平母亲之前,淡家比邓家家业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受教育的条件,估计淡氏家教不会差。

邓文明老爷与淡氏早年成婚,时邓老爷才15岁。

说起邓老爷,他在广安也是不凡。早先祖上曾出过翰林,但到邓老爷时,已房无几间,地无几亩,而且是三代单传。好在邓老爷省吃俭用,几个姐妹也勤奋,使邓家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小地主家庭。这样,淡姑娘由人做媒嫁给邓家,勉强算是门当户对。

淡氏年长邓老爷两岁,十分能干,知情懂理;更为重要的是,她身体健康,这能给邓家带来繁荣。

邓老爷在娶淡氏之前,曾娶妻张氏。张氏嫁到邓家时,邓老爷才13岁,但不到两年,张氏去世,没有儿女。淡氏婚后一年,就生了一个女儿。两年后,为邓家生得一子,就是邓小平了。在邓小平之后,母亲又给他带来弟弟邓垦和邓蜀平。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就在邓家的期盼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想象,作为邓家单传几代后的第一个儿子,邓小平是在百般呵护中度过他的幼年的。

5岁那年,父母将他送去读私塾,学名邓希贤。但邓小平只读了一年私塾,就到乡上初小念书。11岁的时候,邓小平考入广安县高小,14岁时就到重庆读“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了。

在邓家,邓小平的母亲的确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特别是她为邓家养育了几个男孩,因而受到乡人尊敬,在全村有很高的威望。

淡氏品行很好,从不埋怨什么人,也不打骂孩子,遇到什么事总是讲道理,街坊邻居发生什么纠纷,都请她断家务。过去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但这位淡氏断定的家务事却经常受到大家的称道……

淡氏以贤妻良母的形象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那些年,邓小平的父亲邓老爷热心社会活动,曾在“袍哥”中当“三爷”,也就是在组织中处理日常事务,后来升为“掌旗大爷”。到了民国时期,邓老爷曾担任过广安县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所以,料理邓小平生活、负责邓小平教育的主要是母亲。母亲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他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勤奋、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

据邓家后代们讲,淡氏最疼爱的是邓小平。后来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一去不复返,有时音讯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每逢春节团圆之时,饭菜端上桌时,她已泪流满面。

1926年,淡氏病故,终年42岁。有人说,她是想大儿子想死的。

邓小平只在母亲身边生活到15岁左右,但这15年却影响了他的一生。这位母亲给儿子的影响,也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福祉……

不是生母如同生母的夏伯根

在邓家,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奶奶名叫夏伯根。套用《红灯记》中的一句台词:奶奶也不是亲奶奶。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大军进川时,四川人民欢欣鼓舞,其中也包括邓小平老家的亲人。听说邓小平入川,广安一位中年妇女兴奋不已。她把大门一锁,拿起一个小小的包裹,坐着嘉陵江上的小船,便来到重庆的邓家。这位农妇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

此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卓琳任重庆人民小学校长。而邓小平的儿女还小,尤其是毛毛刚10个月,最小的儿子也将出生,全部孩子便由这位农村来的妇女照看。

夏氏是邓老爷的最后一位妻子,也是继张氏、淡氏去世后,娶的另两位妻子中最后的一位。淡氏去世后,留下一堆儿女,邓老爷又娶了一位萧氏,为邓小平生了个弟弟邓先清,可惜不久萧氏也病逝了。邓老爷无力照料这些孩子,就娶了第四位妻子夏氏。

夏氏是嘉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生活的漂泊,使船工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分,加上妻子早逝,船工就与女儿相依为命。夏氏十几岁时曾嫁给一位类似今天公证人的“中人”,不料就在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丈夫却病死。她就带着女儿嫁给了几度丧妻的邓老爷。

夏氏到邓家后,先后生了邓先芙、邓先群两个女儿。在邓先群不到8岁时,邓老爷去世,只留下夏氏和一群同父异母的孩子们。

邓老爷的去世,对夏氏来讲是莫大的不幸,但她以勤劳朴实渐渐获得了邓家上下的尊敬……

夏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她从邓家的晚辈中知道老爷的子女中有一个少小出国、现在共产党内做大事的公子,便一直很关注。同时,她还同情共产党人。有一次,她曾将几个被敌人追捕的华蓥山游击队员带到家中藏隐许久。待重庆解放,在中共外围组织的女儿邓先芙打听到先贤大哥成为川人最大的官儿时,夏氏义无反顾地来到邓小平家,以她的勤劳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如今的邓家儿女对夏氏已没什么亲祖母和继祖母之分,夏氏的生命也几乎献给了邓小平后半生的革命事业。在邓小平谢世后不几年,她也走了,但她留下的故事实在太多。

建国之初,邓小平日理万机,卓琳也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所有家中事务全由夏氏料理。天不亮,就要做好家人的早饭;大人上班、孩子上学的时间到了,她帮助穿衣盛饭;待大家吃穿停当之后,再把一家人送出门;接下来,又忙着做中午饭和晚饭。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待邓小平夫妇看到孩子个个健壮时,无不从心里感激。

在邓小平蒙难时期,她再一次成为邓家至关重要的人物。

“文革”中邓小平第一次蒙难时,孩子们尚小,她就像一只老鹰一样,用翅膀呵护着这群受到歧视的小鸟。缝补浆洗,吃穿用学,她都得一一操心。邓楠主持家务,她当顾问,几乎用平常人家十分之一的开销,保证了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再后来,一道遣散的命令将邓小平下放江西。行前,邓小平提出要带这位老人一同去。邓小平的要求得到批准。夏氏到江西一住下,就锄地种菜、淘米做饭。

在邓小平的饮食生活中,一是酒,二是豆瓣酱,这两样东西非常重要。在压抑的岁月里,邓小平时常喝一点酒,但当时却缺少供应。另外,邓小平口味偏重,一直做菜以豆瓣酱为作料就着下饭,但这在当时也很少。这些困难没有难倒夏氏,她同卓琳反复试验,终于酿出了邓家的酒和邓家的豆瓣酱,也为邓家在流放岁月的生活添加了一道佐香……

邓小平回京,家中又添了一代人。好在夏氏对这一套都熟悉,几乎没让邓小平夫妇操心和儿女们费神,她又帮助一个一个地带,一个一个地抱。当孩子们一个个成人时,她的白发爬上眉梢,但劳作依然不减。她身体一直很好,只要劳作,她就不会生病……

在邓家,她既是奶奶,又是母亲。她有三个亲生女儿,除了将邓先群带在身边,其他孩子她都没有顾及。她用朴素的情怀,保证了邓小平的工作和生活。

在邓家,她是邓小平尊敬的先辈,也是卓琳的朋友和助手,是孩子们的奶奶和亲人,也是晚辈的祖母和最挂念的人。

她把一生献给了邓家,把母爱献给了邓小平的事业。当邓小平晚年住院时,她因得不到病情而不断问孩子们:“宝忠回来了吗?”张宝忠是邓小平的老警卫员。她知道,只要张宝忠回来,邓小平就没什么大事。有一天,张宝忠突然回来了,带回的却是邓小平仙逝的消息。老人的头发一下白到了发根,从此,她突然感到身体再无气力……

同邓小平一样,她以90余岁的高龄谢世,只留下一个名字叫夏伯根。

不曾谋面但感受最多的岳母雷氏

在卓琳身上,有红色信徒、革命战士和新时代女性的特征,同样也有中国妇女相夫教子、夫唱妇随和甘于奉献的传统美德。这种品德,源于她的母亲。这位母亲,也就是邓小平的岳母。按照中国“一个女婿半个儿”的说法,她也是邓小平的母亲,一位伟大的母亲。

邓小平岳母雷氏,云南宣威人。按婚约,年轻时的她嫁给了宣威火腿实业家浦在廷。后来,浦在廷成为孙中山北伐军滇军军需总局的局长,她也成为少将府的女主人。在浦家,她将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无疑也影响了女儿卓琳,并通过女儿将她的母爱深情转达给了邓小平。

1925年,当雷氏带着女儿浦琼英(也就是后来的卓琳)出现在革命大本营广州时,这是她一生最远的一次旅行。当时,雷氏一头素发,穿着当时中国女性时髦的对襟衫,迈着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既美丽又普通。后来,她以她的善良和勤劳受到大家的高度评价。

雷氏为浦公生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并亲手将几个孩子拉扯大。她主管著浦家少将府里各项事务,是浦家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关于雷氏,有许多故事至今还被后代们夸赞: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既要带孩子,又要操持家务,有时还下地干活,但她从不叫苦;她是全家的大嫂和母亲,谁有困难都找她,她见谁有难处就帮谁出主意或贴钱送物,使家族的每个人都得到庇护;她出身贫困,了解穷人,从不让用人称其儿女为少爷、小姐,对贫苦人菩萨心肠,是当地方圆百里最好的女主人。

最让人们感动的是,她到广州后不久,正赶上浦公遭奸人暗算入狱,被抄家。也就是在浦公进入人生低谷之时,她带着长子和幼儿东躲西藏,最后死里逃生,并重回宣威帮助死里逃生的丈夫重振家业。

在浦家,浦公又遇到讼事,她变卖家产和私房为丈夫平息了又一场危机,终于使浦公东山再起……

透过雷氏的一生再看卓琳,便不难看出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母亲身影的翻版。毫无疑问,她把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邓小平和她与邓小平为之奋斗的事业。

延安时期,卓琳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年轻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怀着一腔热血投奔心中的圣地,并且很快成为邓小平的夫人。这其中有革命者的爱情,也有组织的工作,但她服从了组织,也服从了爱情。

战争年代,卓琳正值花样年华,但作为妻子,她必须承担人妻的责任;作为母亲,她必须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在革命战争年代,多少革命女性在面对事业与生活的矛盾时作出了种种决策,但她却坚定地走了下去。

卓琳是一位知识女性,工作中有很强的能力,在许多岗位上都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她本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和岗位,也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和重用,但她没有那样做,是母亲的影子带着她向前走去: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革命女性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夫人,都走上了工作岗位,独立于丈夫的影子之外,但卓琳一直信守丈夫的“两不原则”,一门心思给丈夫当秘书。

“他看完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要收起来的,就交给我一一登记,再用三轮车拉到办公厅存档!”卓琳回忆起当年平凡而又充满深情的生活,一切仍历历在目。

“文革”开始后,卓琳几乎由邓小平的工作秘书转为了生活秘书。邓小平衣物破损后,她就一件一件地缝,一针一针地补。生活困难,她总要想方设法为他加一道菜。邓小平爱喝茶,她总是变戏法似的上午为他泡一杯龙井,下午泡一杯龙井,而她只喝剩下的茶根。

生活的艰辛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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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琳三姐妹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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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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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我的两个妹妹——琼英和石英——不仅仅是我的亲人,更是我的同志和战友。

1937年,琼英和石英进陕北公学后,学习了三个月就毕业了。毕业后,校长成仿吾找她们谈话,对她们说:“你们是地主出身,在陕北不好分配工作。你们老家在云南,还是回云南去吧。”她们坚决不同意,说:“我们千里迢迢到延安来就是要追随共产党,参加革命的。现在云南的党组织已被破坏了,联系不上,让我们去做什么?”

经过她们的再三恳求,学校才终于答应让她们留了下来。石英被分在学校的小卖部工作,琼英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

那时的陕北公学,每逢星期天都要搞大扫除。大扫除主要是扫操场和厕所。每次大扫除的时候,石英总是默默地去扫厕所。

浦氏三姐妹(自左至右:雷迅、卓琳、浦代英)

同乡张煜佩服石英的为人,一个星期天,她与琼英和石英在操场上一边散步一边闲谈。张煜对石英说:“十姐,你可以写入党申请书了。你一写申请,肯定能通过,不像小琼英,她还差得远呢。”琼英听了,很不高兴。她在心里说:本来我就没想入党,只想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你说我不行,我偏要努努力,入党给你看看!

从此,琼英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工作上表现积极,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在陕北公学毕业时,组织上给琼英的评价是:自由散漫,组织纪律性差。工作后不久,人们就改变了对她的印象。她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就被批准入了党。不仅如此,由于她表现出色,领导还专门安排她当了陕北公学学员十三队的队长。

琼英入党后,石英仍然没有入党。琼英感到不理解,她去找陕北公学当时的党委书记周纯全了解情况。周纯全书记说:“要说品德,浦石英同志确实不错。但她为人太老实,入了党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琼英听了,觉得这个解释不能接受,就和他理论:“为什么老实人就不能入党?她参加革命最坚决,要求入党也很积极,思想觉悟比我还高,不发展她入党,没有道理。我不相信入党的条件里,有老实人不能入党这一条。”经过琼英和周书记的几次争论,石英的入党申请终于被通过了。

琼英在陕北公学只工作了几个月,因为她聪明活泼、反应敏捷,很快被选调到一个特别训练班参加培训。训练班要求严格,不许与亲人通信,从此她就改名“卓琳”。“卓琳”这个名字叫起好听,琼英很喜欢,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我已经说不出我们姐妹三人到底是谁影响谁了,总之,在延安时我们都把名字改了:浦石英改成了雷迅,因为我们的母亲姓雷,她自己性子慢,希望以后能行动快捷一点。我则把浦黛英的“黛”字下面那个“黑”字去掉,改成了浦代英。之所以这样改,我的一个小小的理由是:那个“黛”字总是使人想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我不愿让人们在我的名字与那个整天哭哭啼啼的小姐之间产生联想。我这个名字还是四哥给取的,当时我就反对过用这个“黛”字,所以我自己常把名字写成“浦代英”。现在好了,无论是在公开的场合,还是私下里通信我都固定地使用这个“代”,而不用“黛”字了。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除了进行各个学科的理论学习之外,学校还经常安排八队以上的红军干部来给我们讲党史和红军史。这是我们最爱上的一门课程。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曾经给我们上过课。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革命的道理,使我们从中受到鼓舞和激励。

蔡畅大姐就是这些在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中的一员。

我第一次见到蔡大姐是刚来到抗大不久的一次集会上,她给我们讲了话,我为她那独特的嗓音和风采所吸引,脑子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多了,渐渐地也就熟悉了起来,我也了解了许多关于蔡大姐的故事。

蔡大姐一家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她的母亲葛健豪为了反抗旧家庭,争取女性平等,五十多岁了还冲破世俗势力,亲自带领两个孩子赴法国求学。这两个孩子,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蔡和森,一个就是我们的蔡大姐。

蔡大姐是陕甘宁边区妇女部长、中央妇委书记,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作等着她去做。她经常进出老乡家的窑洞、女同志们的宿舍,和婆姨们拉家常,和同志们谈心,在这种亲切的交谈中宣传着抗日救国和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她那崇高的思想境界、无私的品格和平易近人的态度,都使得我把她作为人生的楷模,看作自己的知音,无论是内心的想法,生活上的困难,学习上的愿望,都愿意向她倾诉,听取她的意见。

有一天,我一个人正在宿舍看书,蔡大姐忽然推门走了进来。我赶忙站起来为她让座。

“这么好的天气你没有出去转一转吗?”

蔡大姐坐在我对面,亲切地问我。

我说我想安安静静看一会儿书。

蔡大姐把书从我手里拿过来,轻轻合上,说:“我们今天不谈学习。咱们拉一会儿家常,好吗?”

我有些迷惑地看着她。

“听说你的两个妹妹也到延安来了?”

“是的,她们刚从北平来,现在陕北公学学习。”

“你们很不容易,”蔡大姐赞赏地说,“姐妹三个人一同选择了革命,这是很不容易的。延安很苦,选择了革命就意味着选择了吃苦和牺牲……对这你们是有思想准备的吧?”

我回答说是。接着蔡大姐又问了我家里都有什么人以及我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每次和蔡大姐谈话都是这样,她总是谈论你最切身的事情,使你感觉到你生活在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

“在这以前你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问题吗?”

乐少华和浦代英

我说没有。我大致说了一下在老家时的那档子事情,说到了陈绍曾。“我觉得我们俩走的不是一条路,再加上当时我认为自己年龄还太小,又是父母包办的,所以我坚决地拒绝了这门亲事。”

蔡大姐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已经26岁了,目前生活又比较安定,我觉得你应当考虑一下这件事了。在周围的男同志中,有没有引起你注意的人?”

我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注意过什么人……”

蔡大姐看着我,笑着说:“要是这样的话,我请你注意一下乐少华……他不是给你们讲过故事吗?”

蔡大姐的一席话犹如平静的湖面落下了一块石子,在我心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乐少华当时在抗大第一队,也是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的红军干部之一。或许是因为不平凡的经历的缘故,他那棱角分明的脸上总有一种坚毅的神色。但他这个人并不死板,非常富于幽默感,他每一次给我们讲故事都要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所以他是我们十三队学员最为爱戴的红军老干部之一。我们和他处得也较为随便,有时候他还到我们宿舍来聊聊天。我也大致知道一些他的经历。

他1903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1925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南市区机器工会宣传委员,参加过上海的五卅运动。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秘密电台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成了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1年春天,他又回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负责秘密无线电部门工作。1931年3月,他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队党总支书记;5月改任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副政治委员,不久任政治委员。1933年11月,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军长征之前,中央曾派出三支部队先行突围远征,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年的7月,他和寻淮舟等人率领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东出福建、兵临福州城下,尔后又挥师北上,沿闽浙边界转移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11月,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组成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他仍担任政治委员。后来,红十军团进入开化、遂安等地活动,争取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创造皖浙边新苏区,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五人军政委员会,乐少华是五人军政委员会成员之一。之后,红十军团分兵两路向皖浙边和皖南行动,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艰苦奋战了两个多月,损失惨重。在安徽黄山南麓谭家桥地区的遭遇战中,乐少华中弹数处,和牺牲了的战士一同倒在血泊中。后来群众在掩埋红军战士的尸体时发现他还活着,赶紧把他送到了红军的转移部队。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返回闽浙赣边苏区时,被敌人合围在怀玉山地区,经过顽强战斗,弹尽粮绝,指挥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捕,后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机关人员、后勤人员和伤员[包括乐少华]等先头部队在粟裕参谋长率领下突围脱险,继续从事游击活动。乐少华因伤势严重,被秘密转回浙江家乡养伤。1936年,他的身体渐渐复原,当时,党中央需要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就把他调到了延安。他一开始在陇东任西北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兼政委,不久就来到了抗大。

这样一个有着光荣经历的红军干部,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只能是一种尊敬、崇拜等同志式的,甚至是下级对上级、青年学生对革命前辈的那种情感,蔡大姐的话使我感到惶恐不安。

我鼓足了勇气问道:“蔡大姐,我想知道……他知道这件事吗?”

蔡大姐说:“你这个人真是太不敏感了,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出他是喜欢你的?”

我自认为很不敏感。蔡大姐又说:“乐少华是一位红军老同志,他虽然对你有好感,但因为自己的年龄比较大,不好意思对你开口。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印象当然不错。不过,我又有点纳闷:你这个乐少华怎么会这样?自己的事情不自己来说,偏找个第三者来帮忙。你虽然年龄大一点。但也只大我八岁,难道这也能成为你不来直接找我的借口?蔡大姐仿佛知道了我的心事,她对我说:“这事也不用着急。这样吧,你先考虑考虑,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去找乐少华谈谈。”

我谢了蔡大姐。

当我和乐少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直接对我说呢?”

乐少华笑了笑,说:“我觉得让蔡大姐说更妥当些。”

后来我才知道,在当时,一个共产党员找对象首先要得到组织的同意,尤其像我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更应该经过组织考查了解,才能通过。当时蔡大姐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因此乐少华首先要把自己的意见告知蔡大姐。

那段时间,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因此日子过得很充实,再加上我和乐少华的关系发展得也很好,我觉得生活是那么清新而可爱。1937年12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终于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我们结婚以后,琼英和石英有时到我们家来玩,乐少华对她们很热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有一次琼英、石英到我家来,正好遇上肖华,肖华喜欢摄影,乐少华就请他给我们四个人照了一张合影。雷迅在陕北公学小卖部工作了半年后,被选送进了中央党校妇女培训班学习。后来,因为党校妇训班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合并,她也跟着一起进了延安女大。1940年6月,她从延安女大毕业,被分配在中央总务处保管股工作。1941年1月,她调入延安边区保安处检察所,她就是在这时和赵文献认识的。赵文献在三边保安处工作,他到延安来开会,经人介绍认识了雷迅。后来他们结婚了,雷迅也调到了三边工作。

雷迅以她忠厚的为人,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而为人所称道,所以她在任何一个单位都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好评。

到延安以后,她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整天乐呵呵的。她非常庆幸当初的选择,好几次对我说:“如果我们不离开昆明……”

是呵,如果我们不离开昆明,我们此时此刻又在干什么呢?我们会有现在的眼界吗?会有现在的精神力量吗?我们热爱延安,感谢延安,是延安使我们成为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延安是教育我们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终身的母亲。我从雷迅的言谈话语间强烈地感觉到她的这种心理。

在这里,我要专门介绍一下赵文献。

赵文献1908年出生在陕北延安一个普通农民家里,自小放过牛,种过地,在乡间上过几年学,后来还当过小学教员。1935年4月,陕北红军攻打宜川城时,他在群众中组织赤卫队,配合了红军的行动,这样,他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一年9月,他在宜川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做秘书,并从事扩红、组织地方游击队工作。10月,他任宜川县财政部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任巡视员。1939年3月调三边分区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分区保安处处长、三边地委委员。

那时候三边一带很不安宁,因为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国民党和日寇就利用当地的土匪对边区进行骚扰,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暗杀我工作人员,无恶不作。赵文献经常带领部队,配合负责保卫边区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参加清剿土匪的战斗。在那种情况下,可以想见雷迅是多么为自己的新婚丈夫担惊受怕。

大约到了1943年初,边区境内的土匪基本上肃清,他们的生活才恢复安宁。

1946年7月,三边分区保安处撤销,地委成立社会部,赵文献担任社会部部长。10月,部队打下横山县城,他担任横山县委书记。后来,三边地区又有小股土匪活动,治安环境恶化,重新成立了保安处,赵文献便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继续担任保安处处长。

雷迅一直在三边分区保安处内勤股工作。她是一个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人,她曾经对我说:“我不敢说我能够对革命做多大的贡献,但我至少可以做到不拖文献的后腿,让他一心一意地去工作。”

雷迅、浦代英

再说说卓琳。她所在的那个训练班听说是要训练将来到白区去从事秘密工作的特殊人员,所以各方面的信息都比较保密。据卓琳回忆,当时她们训练班的负责人是杨凡,安排的课程有骑马、摄影、射击等等,比较全面。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学员们实际上只学过射击,骑马和摄影都未学成。

在训练班学习时,有一次开支部大会,支部书记讲话时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卓琳看了一会儿,忽然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递了过去。支部书记以为她要提什么问题,很认真地把纸条接了过去。他打开一看,那上面写的是:你的字写得很漂亮。支部书记马上板起面孔,说:“这是在开支部大会,请你严肃点!”卓琳知道自己错了,马上说:“我错了。”

训练班结束后,学员们没有分配到敌占区去工作,因为领导认为女同志不适合到敌占区去工作。卓琳被分配到延安保安处工作。和她一起分去的还有邓涛、吕璜等人。保安处的处长是周兴,负责卓琳她们工作的处长叫布鲁。卓琳她们在保安处,每天工作就是把敌占区的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剪下来,分门别类的贴在各种本子上面,供首长参考。但到底给什么首长看,她们也不清楚。

卓琳和邓小平

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邓发和邓小平常到保安处来玩。邓发还经常请在保安处工作的几个女同志去他们所住的窑洞里聊天,这样,邓小平和卓琳就互相认识了。不久,邓小平和卓琳由相识到相爱,终于结成了终身的伴侣。

我无法具体地描述卓琳和邓小平相识、相爱的过程,但是我可以根据我对卓琳的了解告诉大家:是共同的革命信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我是1939年3月生下我的第一个孩子秀男的。记得有一天是个休息日,我和乐少华都在家里。我正在给孩子洗衣服,卓琳、邓小平在李富春陪同下来看我们。在这之前卓琳已经对我说了她和小平之间的事情,因此我和乐少华并不感到突然。我们把他们让进了窑洞。

第一次见面,大家因为不太熟悉,还比较拘谨。邓小平和我们握了握手,客气地说:“从此以后,大家就是亲戚了。”我们也说了表示欢迎的话。

我发现邓小平是那样喜欢孩子,一边说话一边逗着小秀男玩。卓琳和我交换着彼此会意的目光,我看出她对于这个未来的丈夫的信任、欣赏和热爱。

李富春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乐少华又是他手底下的干部科副科长,再加上他的爱人蔡畅大姐是我和乐少华的婚姻介绍人,所以相互间自然更加随便一些。我记得李富春讲了好几个笑话,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杨家岭他住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餐会。

在这个聚餐会上,为两对新婚夫妇举行了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是孔原和许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都来为他们祝福。

卓琳和邓小平结婚后没多久就离开延安,奔赴到太行山抗日前线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们来向我告别。那次只有卓琳和邓小平两个人。那天邓小平的情绪特别好,一改平时不太爱说话的习惯,和我们说了很多太行山前线的事情。我想,他的心是已经飞到那里了。当时我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只是为他们倒了杯白开水。

送他们出来时,我久久地望着他俩的背影,默默地为他们祝福……卓琳走了,我们姐妹又分手了。这次分手,标志着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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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伟人的贤内助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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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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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这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交叉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在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一、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二、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卓琳就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的低下与男人不平等,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但卓琳心不甘情不愿,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兵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当时日本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她历经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4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学生,到迈人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成长。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三、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邓小平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看他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卓琳的活是缠线圈,可以坐着干。当时她有高血压,往往要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

由于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甚为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后来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里学会了酿米酒,不多久,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中带来的喜悦。

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他们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四、“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忠心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两人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实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儿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都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卓琳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于。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若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就单独多给他炒一个菜,但到了饭卓上也叫邓小平“给你点、给你点”给大家分了。最后,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备感天伦之乐的温馨。他们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

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约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儿一点儿给我耐心地讲,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刘待史实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打磨”了9年之久的大型故事电影片《36小平》在全国600多家影院同时公映,观众深切感受到邓小平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卢奇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最酷似邓小平的特型影视演员。一次摄制组到邓家大院拍戏时,有人指着卢奇问卓琳:“你看他像不像?”卓琳凝视着卢奇说:“没见过老爷子的人一定说很像,我与老爷子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说他像。”老人还热情招待了剧组,指着一把椅子说,老爷子就坐这把椅子。片子出来后,卓琳认为演得不错,下了功夫,银幕再现了小平的晚年风采。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停止跳动那颗伟大的心脏。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熟悉而魅力无穷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两个心愿,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愿。与邓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兑现了这心中的梦想。每逢祭日,卓琳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令人动容。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你也没办法。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纪念他。”她还透露,每到过年过节,江泽民同志要么亲自来看望,要么电话问候。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小时候,她家里有一部老式留声机,还有百代公司出版的很多京剧名家唱片;每天放学后,她都会仔细地听上几遍,从中了解到不少戏曲知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她订了不少戏曲杂志,电视上只要有戏剧节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次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以免老爷子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得如何精神、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程派传人李世济有时也应邀到邓家汇报京剧的情况,去送些自己的录音、录像带。当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劝老爷子去看戏,邓小平对许多剧的内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领导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小平走了,但小平时代还在延续,“春天的故事”已延伸进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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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琳对丈夫不离不弃 邓小平的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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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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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邓小平随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抵达抗日前线———山西五台山。翌年1月,他接替张浩(原名林育英)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师长是刘伯承。刘邓密切合作,经一年转战,开辟了晋冀鲁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3个团,基干武装近3万。

1939年夏,邓小平应召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老战友邓发从中介绍,邓小平看上了卓琳。

卓琳原叫浦琼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个开明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有3儿4女,其中3个女儿浦代英、浦石英、浦琼英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终生革命者。浦家是一个大家族,到了卓琳这一辈,叔伯姐妹就有13个,卓琳最小。浦家妇女封闭在封建囚笼之中,有的因继母虐待,落下终生残疾;有的因丈夫讨小,一生郁闷;有的嫁出门后受夫家侮辱,吞金自尽……卓琳与两个姐姐目睹这种种不幸,幼小心灵中常常萌发出反抗意识。

卓琳天资聪颖。其兄长从日本归国,带回许多革命书籍和共产主义内容的小册子,三姐妹争相传阅,如沐春风,开始接受一些革命思想的启迪。

进昆明上学时,比起宣威,卓琳感受到了更多的新鲜事物。她所在的中学里,有位音乐女教师赵琴先,在课堂上小声给同学们唱《国际歌》,经常讲平等自由、劳工神圣、天下大同的理想,这对浦琼英及她的同学张煜(解放后任辽宁省科委副主任)影响很大。有一天,这位音乐教师突然被捕。嗣后,城里贴出布告:某月某日枪决“女共匪”赵琴先。卓琳、张煜及浦家姐妹惊悸不安,坐卧不宁。到了那天,她们目睹了赵琴先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的场面:拖着沉重的镣铐,浑身被打得血迹斑斑,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在刺刀丛中缓缓前行。刑场上,她们第一次听到赵琴先放声高唱《国际歌》,慷慨地倒在了血泊中……浦家姐妹后来才知道,这个可敬的音乐老师,是云南省的共青团书记。

1932年,卓琳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风淳朴,空气活跃,卓琳在这个新的环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对于卓琳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的阴影,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那个年代,正值国难当头,时局多变,民族危机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对于卓琳也不例外。

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对卓琳来说,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她那颗纯洁的心,从单单追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从单单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上升到更开阔的政治和思想领域,为她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1936年,卓琳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全云南省,卓琳是第一个考进北京名牌大学的人。

“七•七”事变后,卓琳离开北平,途经天津、青岛、济南,抵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1月,与女友张煜及一队青年学生长途跋涉,进入延安。后来,卓琳调入陕甘宁保安处工作。她自己也不晓得,她是怎么被邓小平相中的。卓琳只知邓小平是一位红军干部,是一位前线的抗日将领,但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肩负着什么责任?她不甚了解。女友们问她对邓小平的印象怎样?她觉得稍稍有点儿遗憾的是邓小平个子不高。女友们一听,“哧哧”地笑:“城里马路旁的电线杆子高,抬回家只能当柴劈。”

邓小平事务繁忙,没空儿和卓琳细谈。临上前线时,他只跟组织上说了一句:“你们帮我做做工作嘛!”就匆匆走了。

传奇色彩,是一个战将凝固如碑的声望。组织上派人与卓琳谈话,详细介绍了邓小平的情况,卓琳细细听罢,终于含笑点了点头。

1939年初的一个夜晚,延安杨家岭,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举行了一次聚餐。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当时在延安的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

在这个晴和、美好的时节,有两对新人成家: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包括新人在内,大家都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脚踏布履,膝上打着补丁。用木板在黄土窑洞外搭成桌子,桌上是黄灿灿的小米饭。这小米,便是“黄粱”。《证类本草》卷引《唐本草注》:“黄粱,穗大毛长,谷米俱粗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逾于诸粱。”谁能料想,聚餐的人群里有两位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决定中华民族在20世纪前途和命运的两位巨人。

那个平静而欢乐的黄粱喜宴上,孔原大醉,新婚之夜挨了新娘许明的数落。宴散之后,刘英对张闻天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答道:“酒里有假!”原来,是李富春与邓发袒护邓小平,暗里弄了一瓶白水充白酒。

几天之后,卓琳与邓小平一块儿启程,联辔东去,奔赴太行山。马背上的这一对联辔而行的新婚夫妇,当时年华正好,新郎倌35岁,新娘23岁。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餐会。在这个聚餐会上,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是孔原和许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一同来为他们祝福。大家一起喝了酒,吃了饭。简单的红烧肉熬白菜,大家吃得是那么香,那么有味道。

新娘卓琳,穿着一套新做的卡其布的制服,显得格外漂亮。

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线——太行山。

大家都为邓小平娶了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而高兴。彭德怀说:邓小平你可真会找老婆,你们怎么长得跟兄妹似的。

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线——太行山

一贯以书为伍的卓琳开始了新的血与火的生活。在八路军总部她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赶回了位于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

这段时间,只有邓小平来八路军总部开会时,夫妻俩才能见上一面。卓琳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有一次她问邓小平说: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

邓小平:写什么呀?

卓琳:就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

邓小平:那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月寄给你一份。

听邓小平这么说,卓琳赶紧说:那还是算了吧。

卓琳是一个爱说爱笑、性格非常开朗的人,而邓小平则性格内向、沉默寡言。

婚后不久,卓琳就非常郑重地向邓小平提出了意见。

卓琳说:我这个人好说话,可周围又没有其他的人,我跟谁说呀?所以我只能跟你说。我这个人是比较落后的,你听了我说的话,有意见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

邓小平没有回答。

卓琳又继续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

一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卓琳很快就想通了。对待邓小平这样一个老干部,老让他说些家长里短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他也说不出什么。夫妻之间只能慢慢相处,慢慢了解。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从表面上看,爸爸、妈妈的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都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

大女儿邓林说:妈妈是个好人,朴实、诚恳、大方,与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甘。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们的家搬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后,邓小平对妻子提出了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

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尽职尽责地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做自己分内该做的工作,从不干预政治上的事情。从那时起,她就给邓小平当秘书,负责整理邓小平的档案和文件。邓小平任总书记10年间,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而这10年,他只有两个秘书,一个是王瑞林,一个是卓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干好工作。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了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她来安排。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在政治上,邓小平讲的是“不争论”,在家庭也是这样的。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邓小平跟卓琳没有任何矛盾。邓小平平时都在外面忙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卓琳管。卓琳怎么管,邓小平从来没有意见,因为他很信任卓琳,他们俩的观点也很一致。卓琳怎样管理这个家、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邓小平从来不过问。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看到一些家庭、一些夫妻们彼此间或划清界限,或离婚,或互相揭发批判对方,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非常担心。她叮嘱卓琳: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

卓琳非常坚定地说:妈妈,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一句话,道出了夫妻间无限的信任和理解。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

江西对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第一次是在1933年。当时,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邓小平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处分,被强迫劳动。他的家庭又在此时发生了离异。沉重的打击改变了邓小平的性格。他从一个开朗、活泼、谈笑风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却又是刚毅果断、坚忍不拔的人。那一年,邓小平29岁。

36年过去了,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再进江西,是第二次被打倒,专机押送、监督劳动,一住就是三年多。

在江西,邓小平夫妻俩互相体贴,互相帮扶,互相照顾,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以在困境中保持不变的乐观精神,以顽强的生存能力,相濡以沫和互敬互爱,共同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软禁,卓琳陪着他一同住进了东交民巷17号。在与家人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

世事多变,邓小平几经磨难,不变的永远是夫妻间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和危难时的相互扶持。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之情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

邓小平晚年,一直珍藏着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

卓琳替邓小平实现了这两个心愿。

摘自《生活中的邓小平》,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07-29 来源: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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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琳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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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北京7月29日電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央軍委辦公廳原顧問卓琳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09年7月29日12時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央軍委辦公廳原顧問卓琳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09年7月29日12時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1939年9月初,鄧小平、卓琳在延安結為伴侶。這是回到太行山的鄧小平夫婦。新華社發

    卓琳同志是鄧小平同志的夫人,1916年4月6日出生于雲南省宣威縣,1937年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書處新聞材料室組長,1950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人民小學校長,1952年任中共中央秘書處機要秘書。“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同志受到錯誤批判和鬥爭,她也受到牽連,1969年10月隨鄧小平同志到江西,在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1973年任國務院辦公廳機要秘書。1978年1月任中央軍委辦公廳顧問。

    卓琳同志是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功勳榮譽章。

這是退休後的鄧小平在家中閱讀報紙。一旁,卓琳在為孫子講故事。新華社發

    哀悼!鄧小平夫人卓琳今日中午在北京逝世 享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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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夫人卓琳逝世 廣安百萬人民沉痛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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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聞鄧小平夫人卓琳逝世,小平家鄉四川廣安460萬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工廠、農村、商店、學校、連隊、機關、街道、各級各部門、各單位各行業的廣大幹部群眾紛紛以各種形式沉痛悼念廣安的好媳婦——卓琳,緬懷卓琳的豐功偉績,寄托家鄉人民的哀思。

    29日晚8時許,在鄧小平同志的老家,協興鎮牌坊村,哀樂低回,聽聞聞耗的村民自發來到村民廣場,點上蠟燭,祭奠卓琳。“我們失去親人卓琳,感到無比悲痛。我們村支部聞聽這一噩耗,庚即就在廣播裏傳遞了這一消息,沒想到村民們就自發地來到廣場,紛紛點燃蠟燭前來祭奠。”牌坊村支部書記鄧治君眼含淚水,在廣場上忙個不停。

    在鄧小平表弟淡文全的淡氏農家樂裏,淡文全一家人沉浸在無限的悲痛之中,鄧小平與卓琳的遺像擺在堂屋電視機上方,淡文全一邊點蠟燭一邊嘮叨,“表嫂,你走的太早了......”

    在城區市民周後雲家,已經點燃了一炷香。全家人依次在香前鞠躬作揖,寄托無盡的哀思。廣安區國土分局機關內,聽聞噩耗,正在加班的10名職工放下手中的工作,為卓琳默哀3分鐘。“卓琳是我們廣安的好媳婦,值得我們尊敬,我們沉痛悼念她是應該的。”國土分局局長唐茂林噙著眼淚說。

    據了解,聽聞鄧小平夫人卓琳逝世的噩耗傳來後,廣安區委、區政府立即安排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開展係列活動悼念廣安的好媳婦卓琳。(蘇坤明 廖小兵)

2009年07月30日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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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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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官员吸天价烟的要害在那里?我想不仅是所吸烟的价格问题,还有在开会的时候是否应该吸烟的问题。然而由于媒体所注意的焦点基本都集中在天价烟的焦点,所以官员以为在开会时,吸裸体烟就是合理的。但裸体烟的出现说明,不仅是否应该吸烟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天价烟问题通过裸体烟的方式来掩饰就万事大吉。其实这种裸
 
体烟的出现,是一种典型的鸵鸟政策,也是过低估计民众智力的表现,道理很简单,如果是低价烟的话,还有必要让烟裸体后再来向社会展现吗?

    我之所以想到的并不仅是烟的价格问题,而是在开会的时候,作为领导干部是否应该吸烟的问题,因为我想到20多年前,小平同志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台上吸烟的一件事。一天下午,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过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便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坐在台下的一位代表看见,便对另一位代表说:世界无烟日刚过,全中国全世界都大力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小平同志为什么烟瘾这么大,开大会还吸烟呢?于是商量后决定向邓小平提出意见。

    不一会儿,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出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宋平看过字条后会意地递给邓小平,小平同志看了看,笑着赶快把烟熄灭。此后,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吸烟。

    我首先想到的是,估计现在可能没有人给单位领导就开会吸烟问题提意见,否则为何在天价烟之后又出现裸体烟呢?第二,也许有人曾提出过意见,可是单位领导人听不得任何意见,即使说得对,他们还是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第三,吸裸体烟的官员太过于天真,他们以为将烟的包装去掉,别人就不会发现他所吸的烟是否天价烟,但他们忘了,这不正是此地无银吗?第四,这些吸裸体烟的官员不是对错误做举一反三的改进,而是对天价烟以裸体的方式来掩饰、隐藏,对是否应该吸烟的问题则是不予理会。

    我之所以从吸裸体烟想到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掐烟,就在于邓小平在此后不久会见来访的阿基诺夫人时说:“这次人大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起一支烟来,就有一个代表递条子,提出批评,只好马上接受,没有办法”。习惯于以裸体烟掩饰所吸的烟是否天价烟,这样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的基层干部,面对小平同志虚心接受意见,不知做何感想。

    现在不论是全国会议上,还是国家领导人在基层做调研,我们看不到任何国家领导同志吸烟,也更看不到有地方干部在领导同志面前吸烟。没有领导在场,你们为何就敢吸烟,而且还是天价烟或裸体烟?可见,在吸烟问题上的“两面派”,很难让我们相信这些人在其他方面不会做“两面派”。当年小平同志都能虚心接受意见,而我们现在的一些基层干部怎么就能以裸体烟来与网民玩猫腻?所以说,吸裸体烟这就是典型的欺上瞒下。党的艰苦朴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让他们丧失殆尽。

(作者:西南偏南南)

 来源:新华博客    2009年07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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