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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育之:我所知道的陸定一、周揚和于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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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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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育之:我在中宣部的三位上級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

    研究當代的歷史,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因為我們都從這歷史中走過來。我們曾經竭盡綿薄參與推動這歷史,又曾身不由已被這歷史所推動。這使我們在研究中產生特殊的親切感,又產生特殊的沉重感,但並不因此而使我們更容易看清、看懂這歷史。    

    ——龔育之  

    本書作者龔育之1929年生于湖南湘潭,1948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係,1952年至1966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工作。1980年起歷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曾參與許多中央文件的起草,並參與主持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著作的編輯。著有《關于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的幾個問題》、《在歷史的轉折中》、《思想解放的新起點》等書。    

    我所知道的陸定一

1994年時的陸定一

1994年時的陸定一 

    1952年我從清華大學分配到中宣部,成為在陸定一部長領導下的一名工作人員。但很長時間,我都沒有與“定一同志”見面。    

    我第一次見到陸定一,是到中宣部一年之後。不是在中宣部機關裏,而是在《中國青年》創刊三十周年的慶祝會上。慶祝會很隆重,還擺了宴席,我曾為《中國青年》寫稿,也被邀參加。席間,一位長者站起來講話,無錫口音,話很難聽懂,人也不認識,就問接待我的《中國青年》編輯:“這是誰?”編輯吃驚,說:“你不認識?就是你們的部長呀!”    

    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陸定一的情景。    

    1949年建立的中國科學院,1955年進一步設四個學部(數理化學部,生物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哲學社會科學部),並且建立學部委員制度,以院長郭沫若的名義,聘任學部委員。這是1953年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回來,向中央提出的建議。    

    聘任學部委員的事,具體操辦的是中國科學院;上面拍板的是黨中央,代表中央來指導此事的,是中央當時聯係科學工作的部門——中宣部。當時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學部委員六十一人中,在中宣部任職的共有五人:陳伯達、胡喬木、周揚、胡繩、于光遠。陸定一是中宣部裏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學部委員制度這項工作的實際指導者,但陸定一並沒有當學部委員。 
 
 

    中宣部裏這五位,是因為他們都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方面有造詣,有貢獻。陳伯達寫過《近代中國地租概說》、《中國四大家族》、《毛澤東論中國革命》;胡喬木寫過《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繩寫過《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周揚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權威,于光遠當時是活躍在馬克思主義啟蒙學習高潮中的翹楚。    

    那麼,陸定一是不是有造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平心而論,應該說是。他在1943年延安整風時寫的《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強調“新聞的本源是事實”,“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是第二性的”,反對“新聞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說法。我以為,這篇論文應該視為中國唯物論新聞學的奠基之作。他1947年發表的《對于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我以為也算得上是那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扛鼎之作,美國大使特地把這篇文章選送美國國務院,後來收在著名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    

    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學問,他在人們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學者。他這位有學問的高官都不當學部委員,別的行政性質的或者學問沒有那麼大的高官,就都無從提起、無從爭起了。    

    陸定一不當學部委員這件事,是他執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還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他的觀點,現在無從考證了。但是無論如何,中宣部長陸定一不當學部委員這件事,至今還是一件有意義的、值得稱道的事。    

    如果要問,在中宣部長這個崗位上22年,陸定一的最大貢獻是什麼?我想,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別的人,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回答恐怕會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確立和對這種生動活潑局面的執著追求。    

    最先提出“百花齊放”,是在1951年。毛澤東應梅蘭芳之請,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詞,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字。    

    “百家爭鳴”最初的提出,則是在1953年。當時,對中國奴隸社會何時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歷史分期問題,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郭沫若和范文瀾,有不同的意見和熱烈的爭論。當時的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陳向歷史研究委員會傳達了,第二年創辦《歷史研究》雜志,也以此作為辦刊的方針。這件事,歷史學界幾位黨內主要領導人大概是知道的,在歷史學界外一般還不知道。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這次會議以宣布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和號召向現代科學進軍而載人史冊。在這次會上,陸定一作了一個重要發言。他說:在政治問題上,我們不要做“瞎子”,在學術、藝術、技術的發展上,我們不要做“蓋子”。學術問題、藝術問題、技術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採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的學派的樹立。他們之間可以互相批評,但批評時決不要戴大帽子。    

    這段話,雖然還沒有用“百家爭鳴”這四個字來概括這樣的政策思想,但“百家爭鳴”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給包括陸定一在內的各領導人寫了一封信。原由是一位在中國講學的蘇聯學者向陪同人員談到他不同意毛澤東對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有關方面向中央反映這個情況。毛澤東在信中說:“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1979年10月鄧小平與周揚(左)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

1979年10月鄧小平與周揚(左)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

    接著就是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在討論這個報告的過程中,4月27日陸定一發言,他從對蘇聯專家批判中國植物學家胡先骕問題的處理,說到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宣布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學上去是錯誤的;從蘇聯過去反對形式邏輯數理邏輯後來又不反了,說到中國科學院一位同志的法寶是把大帽子一扣,說某某學派是資產階級的,不知道這樣一來科學的發展就完蛋了;從蘇聯共產黨對文藝幹涉最多,說到中國關于寫新人物和舊人物、寫新社會和舊社會的爭論,說到昆曲舊戲《十五貫》的現實意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是唯一的創作方法。陸定一發言過程中,毛澤東不斷插話,氣氛十分活躍。“百家爭鳴”四字,不僅呼之欲出,事實上已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諸多方面初步展開了。    

    4月2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討論總結,講了“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那樣一番話。    

    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討論發言結束,毛澤東作總結,又講了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一番話。    

    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在懷仁堂向科學界和文藝界的代表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    

    6月13日,《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陸定一這篇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報告。報告一開始就說:“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過了。”    

    由此可見,陸定一積極參與了雙百方針的提出和決策,是這個方針的權威的闡釋者和創造性執行者。    

    1956年黨的八大確認了“雙百方針”,寫進了政治報告和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從而使這個方針成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個最高領導機關的決策。    

    建國以來長期擔任中宣部長的陸定一,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有很大成績,也不能不有許多失誤。在一個時期黨的指導思想逐漸趨向越來越“左”的情況下,作為黨的意識形態領導機關,怎能脫出這總的趨向之外呢?錯誤的反胡風運動,陸定一就是主持此事的中央五人小組的組長。中宣部機關的“反右派”,先是反了一批“小右派”,後來又反了一批“大右派”;在反右傾運動中,中宣部機關也反出了九條“大鯊魚”,均屬錯案。後來陸定一復出以後,向當事人表示過道歉。    

    但是,無論是全國的運動或者是機關的運動,我覺得都無法過多地深責陸定一個人。我以為,陸定一在中宣部長崗位上的最大失誤、而且比較起來更應該責備他個人的,是不讚成1962年廣州會議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1961年秋天,在討論和貫徹中央關于“科學十四條”和“高教六十條”的指示過程中,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在中南局召開的高級知識分子會議上宣布:今後在中南,不要再一般地稱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在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上,這個宣告,是一聲驚雷。中宣部的《宣教動態》(增刊)上立即刊載了這條動態。沒有正面置可否,但顯然是當作值得中央注意的動態報送的。    

    1962年春天,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中央科學小組組長聶榮臻決定在廣州召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于光遠以中央科學小組成員和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雙重身份,帶領科學處的幾個人出席這個會,我參加了會議簡報工作。    

    一個是七千人大會上的寬松會風,一個是陶鑄在中南知識分子會議上的那個宣告,感染了科技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國科學院的聲學家馬大猷“一馬當先”,在小組會上激昂慷慨地提出:“昨天聶總報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們頭上就有一頂大帽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憑為誰服務來判斷,那就不能說我們還在為資產階級服務。如果說是有資產階級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資產階級的,那麼腦子裏的東西,不是實物,是沒法對證的。這個問題誰能從理論上說清楚?”    

    馬大猷這番議論,在會上引起了共鳴,一時間議論紛紛。“建國這麼多年了,知識分子為國家服務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還稱我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哪一天能夠摘掉這頂帽子?”如何面對這個形勢,如何回答這些疑問,成了一個嚴重的課題。    

    周恩來到廣州來了,聽了匯報,看了簡報,召集會議,商量對策。周恩來要到會者一個個表示自己的看法。聶榮臻表示讚成給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帽子,張勁夫等都表示讚成。周恩來特別問于光遠,說:“你是中宣部的,說說你的意見。”于也表示讚成。最後,周恩來鄭重地說:“大家都讚成,我們就決定了。我們大家一起負責啊!”    

    第二天,周恩來向科技會議作報告,宣布了我國知識分子已經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一般地不再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陳毅快人快語,在他為科技會議和為也在廣州召開的戲劇會議所作的報告中,進一步明確宣布:給知識分子行“脫帽加冕”之禮,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    

    這個宣告,在會上贏得了多少掌聲和眼淚!    

    然而,這樣一個大快人心的關于知識分子的新結論,這樣一個經周恩來、陳毅、陶鑄、聶榮臻共同決策並取得中央政治局同意的結論,這樣一個在中宣部內也有許多領導幹部表示同意的結論,陸定一卻表示不接受。他仍然囿于知識分子以世界觀來劃分階級的多年說法,強調沒有什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只有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民主革命時期,黨同全體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結為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時期,資產階級右派分化出去,黨保持同資產階級左派和中間派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    

    可能是由于這些分歧吧,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有一句講到知識分子,卻是“光頭”,既沒有戴資產階級之帽,也沒有加勞動人民之冕。    

    八屆十中全會上,陸定一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中全會後,陸定一在全國文教書記會議上講話,擺開了這場爭論。他說:“這些年來知識分子政策有些亂,一‘左’一右。‘左’發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上半年,表現為拔白旗,寧左勿右的那個綱領。右表現為脫帽加冕,知識分子都成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只有兩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按世界觀來劃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提法不確切,模糊了階級界限。出身于農民、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附屬于無產階級,就附屬于資產階級。”這段話,是根據我當時的筆記摘錄下來的。    

    後來,陸定一在中宣部主持起草了一個文件,叫《社會主義社會的文化革命和知識分子問題提綱》,經部長辦公會議討論,要童大林負責,我和幾個人參加。陸定一親自寫好了提綱的第一大段,又講了許多意見,要我們往下寫。對知識分子,他還是強調以世界觀為標準,劃分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陸定一估計:現在知識分子總數中,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約佔百分之三十多一點,資產階級左派知識分子約佔百分之三十多一點,資產階級中間派知識分子約佔百分之三十多一點,資產階級右派知識分子不到百分之十。黨要團結資產階級左派和中間派,一直團結到中右。    

    這個文件起草出初稿,非正式地送給一些領導人看了。彭真提了一個意見,說:你講的那個資產階級左派知識分子,既然已經擁護黨和社會主義,那可不可以說就是無產階級或者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了?按這個意見,又改了一稿。但此後就沒有了下文。大概是覺得不成熟,這個提綱就胎死腹中了。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陸定一在知識分子階級屬性這個問題上的失誤,是同中央多數領導人的主張相左的,所以我說:這是一個應該更多地責備他個人的失誤。    

    後來,陸定一從監獄中釋放出來,恢復工作以後,多次公開地檢討了自己過去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失誤。他復出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紀念周恩來的,文中說:“周總理把為誰服務的政治態度作為劃分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唯一標準,而不把世界觀作為標準……這是很對的。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曾經是偏‘左’的,所以是錯誤的。”    

    這是曾經長期擔任過中宣部長的陸定一對“文革”以前自己的最大失誤的誠懇而坦率的自白,也是我們黨過去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經驗教訓的一個總結。
   幾番風雨憶周揚    

    周揚一生,伴隨著爭論,而且是重大的激烈的爭論。    

    新中國成立後,文藝界一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揚在“文革”前夕作了一篇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的講話,概括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的五次大論戰、大批判: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4年批判《紅樓夢研究》;1955年批判胡風;1957年批判丁玲、馮雪峰;六十年代批判田漢、夏衍、陽翰笙。這五次大論戰,周揚都不是或不都是發動者,但卻是主要的前線指揮者和論戰的總結者。建國以後周揚在中國文藝界的地位,與他在這五次大論戰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文革”中周揚被揪出來,被囚禁,首先一條罪狀,是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接著就是清算他在建國以後五次大論戰中的作用。他作為這五次批判的指揮者和總結者,被稱為是偽裝革命的一面,而他在這五次批判之前和之後所做的政策調整性的工作和文藝建設性的工作,則被稱為是實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的一面。《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這是姚文元文章的標題,也是“文革”中對周揚的結論。這是一個多麼顛倒黑白的結論!    

    “文革”後期,毛澤東指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這樣,周揚才被從監獄裏釋放出來。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周揚被還以清白無罪之身。但同時,周揚在“文革”以前文藝界的歷次運動中的作用,也在人們的重新思索和審視之中。這種思索和審視,周揚自己走在前面。從監獄釋放之初,還在待罪的他,就毅然前往馮雪峰的病榻前探視問候,兩位年輕時的戰友盡釋前嫌。為此,馮雪峰寫了那篇膾炙人口的寓言《錦雞與麻雀》,而周揚則寫了一封不自量力的懇求最高領導滿足馮雪峰重新入黨願望的信件。    

    粉碎“四人幫”後在文藝界各種場合,周揚一再向過去被他傷害過的同志道歉。他的這種態度取得了許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諒。但是,大概周揚的道歉有足也有不足,有痛快也有不夠痛快吧,對他的諒解也有深有不深,有些同志則對他始終不肯諒解。    

    復出後的周揚,很快重新擔任了中宣部的副部長,重新主管文藝工作。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周揚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十二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他致力于重新調理被“四人幫”整得七零八落的文藝隊伍,反思“文革”前“左”的錯誤。作為這種反思的一個成果,他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題為《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這篇文章有不少讚成者,也有許多批評者,有的批評還很尖銳。由此引起了又一場大論戰——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大論戰。    

    周揚作為論戰的一方,當然認為他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自有他的道理,而論戰的另一方,批評周揚那樣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胡喬木,當然也認為那樣的批評自有他更大的道理。胡喬木的文章,把這場爭論定性為“關係到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實踐的有重大現實政治意義的學術理論問題”,這使晚年的周揚,又成為一位有爭論的人物。胡喬木發表那篇批判文章以後,寫了一首詩送給周揚。詩分兩段,第一段是作者問劍,第二段是劍的回答:    

    “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我的心頭流出,就在同時。    

    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傷口會愈合,友誼會保持。雨後的陽光將照見大地更美了:擁抱著一對戰士。”    

    這首詩遭到許多人的非議。但我寧願相信詩作者的真誠,一方面真誠地相信在他認為的理論政治原則問題上亮出劍來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真誠地希望“傷口會愈合”,“雨後的陽光”會照見“擁抱著一對戰士”。畢竟,他和周揚年輕的時候從上海左聯時代開始就曾是“一對戰士”。    

    1988年上海一個內部刊物發表一篇文章,認為胡喬木那篇批評文章把問題過分地政治化了。這個刊物的編輯很想知道胡喬木的意見。我向胡喬木轉達了。胡喬木說,他已經看過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觀點,的確是過分地政治化了。證據是,後來就沒有不同意見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和討論了。    

    我把胡喬木的意見轉告了上海那位編輯,但已經無法轉告周揚。因為周揚此時已經一病不起,漸成植物人,直到1989年7月31日離開人世。    

    周揚逝世,到今天已經17年,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那場爭論,到今天已經23年,“兩個口號”的論戰到現在已經70年。人們說,往事如煙。人們又說,往事並不如煙。拉開了時間的距離,再來回首往事,對于那些如火的鬥爭、如火的論辯、如炙的痛楚、如炙的悔恨,總可以更清楚,更冷靜,更坦然,更寬容大度了吧!    

  于光遠素描

一九九七年七月龔育之(左)與于光遠

一九九七年七月龔育之(左)與于光遠

    建國初期,于光遠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很有名氣,他是中宣部理論教育處的副處長,又是中宣部主辦的《學習》雜志的總編輯。1950年的一天,他到清華大學來,找學生中的一些黨員幹部開座談會,理學院支部是何祚庥、羅勁柏、胡則維、我和孫小禮等幾位黨員去參加了。何祚庥侃侃而談,別的與會者也七嘴八舌,各抒己見。討論中于光遠忽然問道:“你們這裏有誰看過《‘學習’初級版》嗎?”    

    全場啞然。《“學習”初級版》是附屬于《學習》雜志的一個小型刊物,大學生們以為是給文化不高的工農幹部或者初中學生讀的,所以一般都不看。    

    接著,于光遠說了一篇話:大學生要學習政治常識和經濟建設常識,基本常識學好了,理論才能鑽得深。當時《政治常識讀本》正在《“學習”初級版》上連載(以後還刊載過《經濟建設常識讀本》)。于光遠的這番活,我至今記憶猶新。這恐怕不能說是一種說教,而是他這位十幾年前的大學生,又做了十幾年理論宣傳工作的老幹部,根據自身的真切體會對當時的黨員大學生的中肯贈言。    

    于光遠到清華來開座談會,不單純是為了解大學生的理論學習狀況,可能還有為中宣部選兵的目的。當年何祚麻一畢業,就被調到中宣部理論宣傳處,成為于光遠的部下。第二年,我和羅勁柏也被調到中宣部。我想這與光遠那次到清華去考察不無關係。    

    于光遠善于選兵,也善于練兵。對于科學處裏的這批年輕人,他很理解、很關心、很開明,很注意對我們的訓練和培養。那時有些大學生到機關好幾年了還只是接電話,幹雜事,當所謂行政幹事,參加不到業務工作中來。于光遠則不然。他放手讓年輕人參加很重要的工作,嘗試在重要的工作中讓年輕人得到學習和提高。    

    于光遠從不以權威自居,做任何工作,都不是處長一拍板作了決定,幹事們只是去執行。他經常和我們年輕人平等地討論問題,甚至熱烈爭論,要每個人都充分發表意見。他也善于聽取不同意見,有時經過討論,他會改變或修正原來的決定。    

    于光遠勤奮過人,無日無夜地學習、思考和工作。他的床頭總挂著鉛筆和紙片,夜裏想到什麼就隨手記下來。他常在晚上召集我們討論問題,集思廣益,有時一直討論到深更半夜。    

    在科學處,遇到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事,于光遠雖然不能不說些應景的話,但他是從來不感興趣的。1954年,批判胡適派唯心主義,報刊上發表了很多文章,編選出了八個文集。當時我也想湊個熱鬧,寫篇文章,去同于光遠商量。他則不以為然,對我說:“你再寫一篇,無非是給這八個集子再增加一篇。我們還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吧!”于是,他就同我商討起怎樣編寫《論科學提綱》,這件事雖然因為受到政治運動的幹擾而沒有做成,但是開了一個頭,還保存下來一個底稿。    

    1964年,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宣部組織了好幾個工作組去經濟研究所,對所長孫冶方的“資產階級經濟思想”進行批判,作為處長的于光遠則置身事外,沒有參與。    

    于光遠說,中宣部專設一個科學處,就要宣傳兩條,第一條是宣傳科學重要,要反反復復地講科學的重要性,因為黨內還有很多人不懂得科學的重要;第二條就是要講辦事的科學性,也要反反復復地強調辦事要講科學。    

    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這是建國以後召開的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得很隆重。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國民經濟建設報告、鄧小平作修改黨章報告。有上百人作了大會發言和書面發言。于光遠在大會上的發言主要是發揮了他認為要反復講的那兩條,還講了黨怎樣領導科學工作,怎樣貫徹雙百方針,黨的幹部怎樣由外行變成內行等等。通過這次發言,于光遠就成為了人們公認的黨聯係科學界的代表人物。    

    1958年“大躍進”,于光遠曾寫過文章幫著鼓吹小麥高產,他後來覺得這是一件丟臉的事。他還到毛主席那裏匯報過一個省委報告下面把蘋果嫁接到南瓜上長得多麼多麼大的事情,而事先沒有核實,這也是一件丟臉的事。這兩件事他反省自己作為科學處長不科學,只記得“相信群眾相信黨”,忘記了相信科學,而當了弄虛作假的傳聲筒。這些事他在科學處裏講過,後來還公開寫過文章。他不但要自己記取教訓,還要人們都記取教訓。    

    “文革”之初,我已經被點名批判,而且批判的來勢很猛。一天,中宣部組織大家去沙石峪參觀那裏“千人萬擔一畝田”的造田成就,順帶參觀東陵。我是被揪出來的批鬥對象,于光遠還是要我一起去,大概是想解除一下我的緊張情緒吧。    

    在汽車裏,于光遠對我說:“你現在這個情況,再在中宣部工作很難了,到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組去吧!”他不是拋棄我,而是安慰我、愛護我。然而不久,砸爛中宣部“閻王殿”,部長、副部長、處長、副處長,都被當作“閻王”、“判官”揪了出來,于光遠自己也被揪出來了。記得于光遠曾向人描述他第一次挨鬥,形容他被戴上高帽子的狀態怎樣可笑。他是故作輕松,其實他的心情是不可能輕松的。    

    于光遠領導科學處不過12年,人員不過十來個,但他的部下,科學處的幹事們,後來幾乎個個都成了不同崗位的得力骨幹。“強將手下無弱兵”,這是光遠愛說的一句話。在科學處,他為幹部的成長創造了良好的氛圍和環境,提供了廣闊的思維空間。他鼓勵我們結合工作和專業進行研究和寫作,支持我們開拓新的領域進行思考和探索。    

    黨的十五大期間,我遇到曾在科學處當過幹事的明廷華,他笑瞇瞇地對我說:“你注意到沒有,在十五大的與會者中,從我們科學處出來的人竟有五個!”他扳著指頭數:大會代表有三人:鄭必堅、明廷華、龔育之;特邀列席代表有兩人:于光遠、林澗青。鄭必堅曾兩任中央委員,林澗青曾任中央候補委員。曾在科學處工作過的何祚庥成了中科院自然科學方面的院士。侯德彭後來相繼擔任廣西大學校長、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等職。    

    當然,這些人的發展,並不全是由于在科學處做過工作,但在科學處、在于光遠的領導下受過思想、理論和政治訓練,這對他們後來的發展和工作,卻是不無益處的。

(編寫:石戊 《龔育之回憶“閻王殿”舊事》 龔育之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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