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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處理一封人民來信的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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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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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宗塵封了47年的保密檔案。這是周恩來總理關心人民疾苦的一個故事,也是一個讓老百姓敢說真話的故事。

    1961年10月14日,久病住院的廣饒縣公安局幹部曹樹立給國務院寫了一封人民來信,反映山東省惠民地區和廣饒縣餓死人的問題。信中情緒激昂,言辭激烈。

    1961年10月30日,周總理看完這封信後
 
,心情沉重而急切,當即給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寫了封信。譚啟龍接信後,立即派秘書方興去惠民地區和廣饒縣調查;後來,譚啟龍又親自到這個地區走了一趟,專門調查處理此事,並實事求是地向周總理寫了報告;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介紹曹樹立到青島北九水療養院治療,把曹樹立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曹樹立奇跡般地得到生還,且有了一個幸福的家,至今健在。

    這個故事曲折復雜,跌宕起伏,故事是圍繞6封信展開的,封封信件都充滿著真情,字裏行間流淌著責任心。

    第一封信:告狀信

    “我這話您愛聽也別高升我三級,不愛聽生氣也別叫我下牢”

    1960年前後,我國遭受了嚴重自然災害。山東省惠民地區(今濱州市與東營市)、廣饒縣(今東營市)成為重災區之一,因疾病、饑餓死人的現象經常發生。

    1961年10月,家住廣饒縣城關三村的縣公安局幹部曹樹立已患肺結核病6年之久,躺在惠民專署療養院的病床上,在八九月間,他接到家中來的兩封電報,父母因患水腫病和幹瘦病相繼去世。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悲痛欲絕,一度曾想自殺。在極其苦悶的情況下,他想到了黨中央,想到了毛主席,想到了周恩來總理,能不能寫封信真實地反映這裏餓死人的情況和自己的處境呢?

    1961年10月14日,曹樹立抱著一線希望,流著淚寫完了《小幹部和主席談心》這封信,內容如下(有刪節):

    我們這裏的死亡太驚人!您實在不該穩坐北京,專靠行文、指示、馬列主義、政治工作了。以上這些都不是糧食,不是糧食就不能充饑,不能充饑就不能避免死亡。如何避免死亡,以小幹部短見,就是怎樣發揮群眾勞動生產的自覺性,這是解決農業問題和避免人口死亡的根本道路,別的千條妙計,都是無濟于事。

    您應該立即想出一個既不改變生產資料(土地)性質,又能接近、符合群眾的心理和條件,對土地使用的措施,從而很快的(地)發揮群眾的生產自覺性和積極性。我們國家這樣大,像我們這裏的情況總是局部的,為了避免當前這種嚇人的死亡,不管您想出什麼高計絕策,先別強調農業稅,或者極少量的擔負農業稅,應該先考慮他們的生存自給就很好。我連月失去雙親,真是萬分悲痛,像我這種情況在我們這裏觸目皆是,已不為奇了。在這個時期失去爺娘的人,失去兒女的人,失去丈夫的人,失去妻子的人,怎麼能不暗下議論……

    我這話您愛聽也別高升我三級,不愛聽生氣也別叫我下牢,您不怪我好歹,今後咱就常談心。

    山東情況再不能擱延了,馬上行動吧,我的好主席。

    十一年的候補黨員

    十二塊的小幹部

    患病吃不飽的人

    神經正常的人

    曹樹立

    (1961年)十月十四日

    為了防范秘書看了信後扔掉,他又單獨用一頁紙寫上:“負責同志:你若是保國的忠臣,愛祖國,愛主席,有良心,就一定將這份談心書交給主席過目。(如果)你(不)這樣做,把它擲到紙簍裏,您可要捫心思量!”

    曹樹立把信疊好後,封上口,懷著一種復雜的心情,把信發出去。他覺得寄去這封信是福是禍還很難說。

    第二封信:指示信

    “對曹本人也不要進行追究,讓他把要說的話都能說出”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10月26日,他看完曹樹立的來信後,覺得信中反映的事情真實,問題嚴重,亟須解決,當即批示:

    送請總理、先念、震林同志閱。

    10月27日,譚震林副總理看完曹樹立的來信後,也當即批示:

    此件可以轉給譚啟龍同志,請他親自派人去查問一次,是什麼問題。

    10月30日,曹樹立的來信轉送到西花廳周恩來總理的辦公室,總理心情沉重,覺得讓老百姓挨餓,我們共產黨員、各級幹部有責任。信中反映的問題應認真對待,弄清真相,迅速解決。于是,迅速給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寫了一封信:

    啟龍同志:

    現附上曹樹立來信抄件一份,並有他附件一紙,請閱後派得力同志去認真地查一查。不管這個人的情況如何,總要把惠民、廣饒兩地方的現象弄清楚,並且對曹本人也不要進行追究,讓他把要說的話都能說出,因為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署名給中央寫信的,我們必須負責地看待這事。希望你將查得的結果告我,原件尤其是曹的附件也望一並退回。

    敬禮!

    周恩來

    一九六一年十月卅日

    第三封信:調查信

  方秘書經過仔細認真的調查分析,向譚啟龍如實地反映了情況

    譚啟龍接到周總理的信,又看了國務院轉來的曹樹立的信後,深為惠民、廣饒群眾受災和曹樹立的病情而不安,便先叫省委辦公廳秘書方興去作調查。

    方興一向工作認真,辦事踏實。他帶著周總理和譚啟龍的重托,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經過仔細認真的調查分析,向譚啟龍如實地反映了情況,寫出了詳細的報告(有刪節):

    譚政委(注:譚啟龍是濟南軍區第一政委):

    根據您的指示,我11月2日到惠民專署結核病防治所找到了向中央負責同志寫信的曹樹立同志,後來又到廣饒縣了解了曹樹立同志父母病死的一些情況……從各方面反映看,曹樹立同志是一個好同志……他自1953年患肺病,在濟南和本機關休養了一年多,1955年春到惠民專署結核病防治所療養,至今6年多,現在病情比較嚴重。他的父母于今年古歷八月初九和二十七日先後病故,現家中還有哥、嫂和三個侄子,另有一個弟弟在南京部隊任教員。

    ……

    據了解,廣饒縣今年病人和死亡情況都是比較嚴重的,全縣各種病人:今年一、二月份六萬人,五月份七萬人,六月份八萬人,九月份達到十二萬人,佔全縣總人口(四十一萬)的29%。一月至十月份,全縣共死人14272人,佔總人口的3.4%。其中,八、九月份死亡最多,每月都在二千人以上。十月份死一千五百二十人。病人多、死亡率高的原因,據我在城關公社調查,最主要的是連續三年災荒,加上今年春季口糧特別緊(每人每天只有半斤),此外,秋季嚴重澇災、腹瀉、痢疾、瘧疾等傳染病發展,醫療跟不上,也是死亡率提高的原因之一。十月份以來,因秋收已接上口,病人和死亡現象都有所好轉。縣委目前正大力安排生活,對病人進行治療。

    方興

    1961年11月13日

  第四封信:感謝信

  “我家破人亡的怨氣,叫省裏這四輪小車一轉,給碾得煙消雲散了”

    方興代表譚啟龍和曹樹立談話以後,曹樹立的一顆恐懼的心平靜下來,一顆冰涼的心溫暖過來,一腔怨氣煙消雲散了。于是,他拿起筆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激動和感激的心情,給方興寫了一封感謝信(有刪節)。

    方興同志:

    我們的見面是意外的,又是突然的,在精神沒有絲毫準備,又加懷著你們是“算賬人”的畏懼心,大概在談話中使您達不到目的吧,不過我認為您對我的心還是了解的。

    ……我家破人亡的怨氣,叫省裏這四輪小車一轉,給碾得煙消雲散了,同時還把主席、總理、譚書記、您對災區病亡家屬的一顆熱心,一顆關切的心送來了。我好像服了一次革命意志發憤劑一樣,說真的,我曾一度不想活下去……我保

    證一定把病養好來回敬主席、總理、譚書記和您對人民的好心!

    此致

    敬禮

    同志:曹樹立

    1961.11.5

    他還在信中建議組織一批幹部到災情嚴重的地區,進行一次“災區病亡家屬慰問活動”。

    方興收到曹樹立的信後,將信迅速轉給了譚啟龍。譚啟龍看了方興的報告和轉來的信,心裏感到極大的安慰。為了進一步掌握惠民、廣饒的災情,搞好下一步的生產救災,他決定親自帶人下去調查。

    第五封信:報告信

  “我們準備再派一個強有力的工作組前往,並在物資方面再盡可能地給他們一些支援”

    譚啟龍帶領省委秘書長楊岩一行數人,于11月1日到11月中旬,到惠民地區8個縣作了為期半個多月的調查。他根據自己親自調查的真實情況,如實地反映了惠民的情況,向周總理實事求是地寫了報告(有刪節):

  總理:

    10月30日來信和附件都收到了。

    惠民地區的工作,近兩年來一直比較被動,接您來信後,我專門到這個地區走了一趟(原來我也正有此意),從1號至12號,跑了8個縣,總的看來,這些地區由于連續三年受災,情況是嚴重的,尤其是今年,旱澇災害程度比我們原來估計的還要重一些……這個地區,疾病、死亡現象上半年雖有下降,但從五月份以後逐月上升……只要做好工作,加上中央和省的一定支援,災荒是可以渡過的。我們準備再派一個強有力的工作組前往,並在物資方面再盡可能地給他們一些支援。

    關于曹樹立個人的情況,我派省委辦公廳的秘書方興同志去作了專門了解,這個同志是一個好同志,他反映的情況是屬實的,我除了讓方興同志代表您向他作了慰問,並將當前中央的許多重要措施告訴他以外,還向他作了一些解釋工作,原來他思想沉悶,現在表現很好。將曹樹立來信、附件以及談話後來信和關于曹樹立情況的調查等材料一並送上,請收。如有不當,請指示。

    此致

    敬禮

    譚啟龍

    (1961年)11月23日

    中共山東省委針對廣饒災情嚴重的實際情況,撥救災款68萬元,救災補助糧120萬公斤。廣饒縣委也組織全縣人民開展生產自救,並根據當地實際,採取解散食堂,分給廣大農戶自留地自耕自種,實施責任田,多種收益快的蔬菜之類食品,克服平均分配救濟物資等措施,使全縣的救災形勢有了進一步好轉,終于渡過了難關。

    第六封信:介紹信

    “沒有周總理,就沒有我們全家的幸福生活!”

    曹樹立的肺結核病治療問題,一直牽動著各級領導的心。

    1962年1月13日,惠民地委辦公室向中共山東省委辦公廳報告,對于曹樹立同志要求去城市療養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是“1961年12月上旬,曹樹立開了刀,手術做得很好,現在已起床活動,因此目前不宜轉院,待春天有必要時,和有關方面進行聯係,再轉院治療,這個意見同曹樹立同志談後,他很同意。”

    山東省委組織部經過多方聯係,最後落實了一家醫院,省委組織部辦公室很快給惠民地委回了信。

    中共惠民地委辦公室:

    轉來惠民專區結核病防治所對曹樹立同志轉院問題的報告已收閱,經我們與省衛生廳聯係了解,省結核病防治所確無病房,孤山、工人療養院也因病員擁擠不便安排,唯有青島北九水療養院條件較好也可以安排下,如你們同意他去,可通過專署衛生局與省衛生廳辦理轉院手續即可入院。

    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辦公室

    1962.3.30

    1962年4月初,曹樹立在中共山東省委的直接關懷下,由惠民專署療養院轉院到青島北九水幹部療養院,請北京的專家為他動了手術,止住了吐血。在療養院醫護人員長期的精心護理下,經過長達3年多時間的療養治療,于1965年7月康復出院,重新回到廣饒公安局工作崗位上。

    現在,76歲的曹樹立老人已經離休多年,家有8口人,早已是兒孫滿堂,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曹樹立一直沒有忘記周總理的親切關懷,在他家裏,挂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像,並用鏡框鑲著周總理給譚啟龍的批示的復印件,懸挂在臥室內,每到周總理的生辰忌日,他們全家人都要祭奠。

    我們來到這位76歲的老人家中,一見面他就老淚橫流泣不成聲地說:“沒有周總理,我就活不到今天。沒有周總理,就沒有我們全家的幸福生活!”這也是他幾十年來一直對家人、朋友、同事們常說的一句話。

(《見證———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與山東》,王東溟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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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爭與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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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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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周恩來誕辰110周年    

圖為一九五八年七月,周恩來到廣東新會做調查研究,與農民周漢生交談時,他主動坐在小板凳上,把椅子讓給了周漢生。

    圖為一九五八年七月,周恩來到廣東新會做調查研究,與農民周漢生交談時,他主動坐在小板凳上,把椅子讓給了周漢生。

    去年九月裏因事過廣東新會。新會是梁啟超的家鄉,又是元滅宋,丞相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跳海的地方,過去為縣,現在是江門市的一個區。我萬沒有想到在這樣一個小地方竟有一個資料豐富的周恩來紀念館。當地的人也很自豪,他們說,周恩來任總理時,政務纏身,能下到一個縣連住七天,一生僅此一例。我心裏明白,哪裏是周恩來有閒,是政局錯位,一個歷史的小誤會。

    1956年下半年,全國出現冒進的苗頭。掌國家經濟之舵的周恩來提出反冒進,毛澤東不悅,說“我是反反冒進”。1958年1月南寧會議、3月成都會議,周都受到批評,並作檢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選了一個縣即廣東新會縣來做調查研究。其時周公心裏正受著煎熬,正是偉人不幸,小縣有幸,留下了這樣一處紀念地。
 

    周恩來此行所以選中新會,有一點小起因。當年6月19日人民日報報道新會農民周漢生用水稻與高粱雜交獲得一種優良水稻新品種。周總理很重視,專門帶了一位專家6月30日飛廣州,又轉來新會。在實驗田旁周見到了這位農民(見右上圖)。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生活條件還很差,鄉幹部和農民一律都是赤腳,總理的穿著也就比他們多著一雙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潔一些。接待人員找了一把小竹椅、一個小方竹凳放在地頭,本意讓總理坐小竹椅,不想總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給周漢生,還說你長年蹲田頭,太辛苦。這就是周恩來的作風,盡量為他人著想,決不擺什麼架子。這張照片挂在展室的墻上,成了現在人們難以理解的場景。按現在的習慣,官大一級,見面讓座,起行讓路,等級分明。一個大國總理來到地頭已屬不易,怎麼能在座位上尊卑顛倒呢?我立即聯想到,已逝全國記協主席吳冷西也是新會人。一次,我當面聽他講過這樣一件事,那是上世紀50年代初,朝鮮工會代表團來訪,總理接見並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來不肯,他要當時的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與客人坐正中,他說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結果他真的坐在旁邊,報上也就這樣照發照片,那時大家覺得也很自然。我曾見過延安時期老同志的幾幅合影,大家都隨意或坐或站,有幾次毛澤東都站在較偏的位置。無疑,毛當時的地位是應該居首位的。現在當我們看這些老照片時,心裏真說不清是陌生還是親切。

    座位這個東西是典型的物質與精神的結合。有把椅子,坐著好說話或辦事,這是物質;坐上去,別有一種感覺,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個次序,就有了等級。等級就是一種精神。等級不可沒有,如軍隊指揮,無等級就無效率。但不可太嚴,太嚴了就成障礙,心理障礙,工作障礙。正如列寧所說:真理很靈活,所以不會僵化;又很確定,所以人們才能為之奮鬥。現在我們對座次的設計是越來越精,越來越細,只僵化而不靈活了。不用說大會誰上主席臺,臺上又誰前誰後,就是有的單位開會,除分座次外,還要專制一把大一點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聽過一個故事,一位新來的部長,很不習慣這種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場自己先把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來時,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與他四目相對。他的務實作風拗不過籠罩四周的座次威嚴。

    存在決定意識,在沒有椅子坐時,當然沒有座次。我看過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的會場。那是一間大夥房,沒有座椅。56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隨手從房東家帶一個小板凳來就開大會。難的是有了椅子後怎樣辦?這裏有個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論座,黨內講平等,是同志;黨外講服務、是公仆,何必爭座?何敢爭座?以私心論座,則私心無盡,錙銖必較,事事都要爭個高低。周恩來的一生是為公的一生,這從他位次變化中可以看出來。他早年就坐到黨內的第二把交椅。長徵開始時,黨務、軍務大事由最高三人團負責:博古、周恩來,還有一個外國人李德。遵義會議後他把軍事指揮的椅子讓給毛澤東,一、四方面軍會師,為團結四方面軍又把紅軍總政委的椅子讓給張國燾。解放後他又有兩次讓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這次到新會調查之前,因為幾次受到批評,周就提出辭去總理職位,後來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讓位未果。但後來經濟困難立即證明周的意見對,他又毫無怨言,以總理的身份來收拾這個爛攤子。第二次是讓位給林彪當副統帥,後林自我爆炸,駕機出逃。當晚,他把辦公椅子搬到大會堂,整整一個通宵,坐鎮指揮,力挽狂瀾,化險為夷。

    大位無形,不管周在歷史上曾將位置讓毛、讓張,還是“文革”中讓位于林,或者還要對江青忍讓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裏他永遠是國家的總管,是僅次于毛的二把手。這個位置是永遠也變不了的。後來的年輕人不理解,總愛問周為什麼要這樣一讓再讓?為什麼不敢與毛爭一下呢?我聽說一位領導同志當面問過周,周說,如果那樣黨就會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細衡量過利害的。“文革”最困難的時期,他說過一句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還是為公,為了國家利益。其實,共產黨無論全黨還是黨員本人,都沒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變,抓蔣而不殺,反而還承認他的領袖地位,為抗日,為挽救民族危亡,這是黨最大的忍讓。周是代表黨親自到西安處理這件事的。周幾次讓位,也是出于黨性的忍讓。無論對內對外,若讓而能利天下,他都義無反顧。

    那麼,周恩來爭過椅子沒有?爭過,在西安、在重慶、在南京與國民黨長達十年的談判就是在爭椅子,為黨爭,為民爭。周恩來說,談判都把人談老了。但還是談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蔣最後落得只能到臺灣給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國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參加或指揮了所有重要的國際談判,與美國人在朝鮮談,在華沙談;與蘇聯人談,甚至在莫斯科與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為中國在國際上爭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卻忙得坐不暖席。毛澤東出行用專列,周出行幾乎全坐飛機,不是飛機的椅子好坐,是為省時,多一點時間去工作,去為民為國多爭一點權利。最危險的一次是去開萬隆會議,他的座機為敵特所炸,幸虧他臨時換機,免于一難。而身邊的工作人員總不會忘記周的一個工作細節,每臨大會,他都要親自到主席臺或會場上看一下座席,特別是黨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擺得是否合適。最後又不會忘記檢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搖一搖,穩不穩,再看看角度,視線清不清。這就是周恩來。他心裏有一個座次,孰重孰輕,何讓何爭,明白見底。

    在看這個紀念館時,我很慶幸1958年周讓位之未成,不然國家還要多一次悲劇。又想到“文革”中周雖讓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圖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們不能承受這輕,不能承受周的這輕輕一讓;又不能承受這重,承受這國事民心之重。莊子說:“先賢而後王”,從政者必得先有賢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麼?就是一把辦重要事情的椅子。歷史上凡大讓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堯讓天下于舜;舜讓天下于禹;孫中山讓總統位于袁世凱;華盛頓當了兩屆總統毅然讓位;鄧小平首開在位退休先例。他們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會看到的這兩把小椅凳當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實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間已很難找到。但紀念館主人很鄭重地對我說:“這兩把椅凳,我們剛從主人家裏徵集到,已作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會議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間,也不知有沒有人收藏。人們現在更關注的是怎樣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專門開重要會議的賓館裏就會,吃飯時,座椅龐然而厚重,頗有幾分威嚴,椅子圍桌而立,遠望如一圈逶迤的長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對經理說,餐廳之椅還是以輕便為好,何用這樣隆重?她說這是專門請人設計的,一把就二千元。我說這種重椅只合主席臺上用,放在這裏講錯了排場,又枉費了許多錢。但設計者恐怕另有考慮。

    新會的一個小型紀念館讓我聯想頻頻,悟到一個大道理。座位這個東西有實在的物質和虛擬的精神兩方面的含義。如果只從實用考慮,能坐、舒適就行,大可不必爭什麼座次;如果從精神方面考慮,每個人在眾人心裏的位置是他德與能的總和,爭與不爭都是一樣的。相反,爭則愈見其私,品位更低;讓則愈見其公,品位更高。這是做人的道理。

(作者為《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

 來源:北京日報     2008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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