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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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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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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陳雲1905年6月13日1995年4月10日),原名廖陳雲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青浦縣練塘鎮)人,政治家,經濟管理家,馬克思主義者,是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有共和國紅色掌櫃稱號。

出生於貧苦農民家庭,1919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學徒,在發行所文具櫃檯當練習生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陳雲積極參加了罷工和遊行,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第六屆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歷任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南滿分局書記兼遼東軍區政治委員、中共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東北財經委員會主任,對鞏固東北根據地、恢復東北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1948年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國共內戰期間,參與東北「四保臨江」作戰。在解放軍收復上海後,為貫徹中央政府推行人民幣為法定貨幣的指令,發動了著名的「銀元之戰」。

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陸面對經濟崩潰的局面,陳雲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用半年多時間使全國財政收支接近平衡,制定和實施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在這一期間,在陳雲等人的領導下,初步實現了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迅速穩定了物價和結束了惡性通貨膨脹,隨後又逐步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特別是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4年任國務院副總理,此後兼任過商業部部長、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1958年「大躍進」期間,陳雲對於北戴河會議的一年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決定感到憂心。1958年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周恩來、陳雲的反冒進,毛澤東說:「就只有陳雲懂經濟,我就不能領導經濟」。1962年出任中共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起對恢復國民經濟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曾以「家貧思賢妻」來評價這一時期陳雲的作用。

整個文革期間,陳雲除了繼續保留著中共中央委員的名義外,被解除了在中央的一切實際領導職務。文革初期,謝富治等攻擊陳雲「反大躍進」、「反總路線」,陳雲被紅衛兵抄家1969年陳雲被以「戰備疏散」之名,下放到江西南昌郊區的一家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在江西待了兩年七個月。1972年林彪的死訊傳到江西,陳雲只說:「林彪比我小兩歲,毛主席馬上就要叫我回京了。」1975年,陳雲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文革結束後,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陳雲上重新當選為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副主席,併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在談到周恩來時,他指出:「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1980年底,在討論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0名主犯的量刑時,他堅決反對把江青、張春橋處以死刑。

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期間,在中共八大元老中,陳雲被認為是地位僅次於鄧小平的實際領導人。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共十三大後,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共十四大撤銷中央顧問委員會後,不再擔任領導職務。這一期間,他提出了「對比例失調的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社會主義經濟不僅要有計劃,而且要有市場調節」,「執政黨的黨風事有關黨的生死存亡」,「大量提拔培養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幹部是黨中央的當務之急」等重要觀點。他還提出了「鳥籠經濟」理論,認為只要在好好控制外在環境的情況下,就能使經濟有所起色,因為這一理論他被也認為是這一時期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1995年4月10日陳雲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他被官方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曾評價陳雲說:「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到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志行。」

主要經歷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45年--1956年
  • 政務院副總理 1949年-- 1954年
  • 國務院副總理 1954年--1975年(1966年已無權力) 1979年--1980年
  •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1950年--1956年
  • 中共中央書記處副書記 1950年--1956年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75年--1979年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56年--1969年-- 1978年--1987年
  • 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6年--1966年 1978年--1982年
  •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 1982年--1987年
  •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1987年--1992年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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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陈云“反冒进”:一反就泄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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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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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57年毛泽东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批评周、陈搞“反冒进”,说一反就泄了气,泄了6亿人民的气。


毛泽东批陈云“反冒进”:一反就泄了气

陈云和毛泽东在一起(资料图)

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为什么请不动陈云讲话?

本文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云,中共中央副主席,是中共第五号人物,自然也是中共中央七大常委之一。这次会前,毛泽东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也曾亲自请陈
云讲话,陈云都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过半年以后。

其实,毛泽东是很希望陈云讲一讲的。为什么呢?


云,在中共党内虽然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可算是第一号人物,大家公认的经济专家。建国之初,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物价飞涨、满目疮痍的烂摊
子。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打仗是一百分,搞政治八十分,管经济只能是零分。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被一些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并且
断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为了驯服这匹“脱缰的野马”,陈云被派往上海坐镇,同上海的投机商斗法,很短的时间内,便大获全胜,控制了通
货膨胀,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大喜,没想到陈云竟有这样“回天”的本领,为陈云写了一个“能”字,并高度评价这次以上海为重点、涉及全国范围的
经济斗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七千人大会,又是在国家经济工作最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也主要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现在的毛泽东是“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对于经济工作,他最佩服的人是陈云。所以七千人大会怎能缺少陈云的声音呢?偏偏就是陈云不肯讲话。

陈云为什么不讲?他所说的理由是真的吗?根据陈云在大会前的情况以及大会闭幕后,仅隔14天(并非他说的半年),就在西楼会议开口讲话的情况分析,陈云所说“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不是他真正的理由,而是一种婉转的拒绝。


际情况是:陈云对工业已经调查清楚了。1960年9月,陈云考察了天津、河北的工业和农业,10月,又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考察了工业和农业,实地调
查了河南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洛阳拖拉机厂、轴承厂及矿山机械厂、柴油机厂等。有关煤炭、机械问题,陈云曾找煤炭和机械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详细
情况。陈云的调查,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痒式的,而完全是一个行家的算帐式的调查,因此,他的调查所得,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钢铁问
题,他更是花了不少心思,不但找冶金部和地方的有关人士座谈过,还到一些矿山亲自调查过,甚至不顾体弱多病(医生曾嘱咐他走路不能超过百米),两次下到矿
井,去调查采掘情况。在七大常委中,真正下矿井进行深入调查的,恐怕不多,但陈云去了,可见其调查工作的仔细和深入。1961年6、7月间,陈云又到家乡
上海青浦县做农村调查,亲自开座谈会,亲自到农家走访,亲自到地头察看庄稼的长势,看农民养猪、养鸡,了解农民的副业、自留地等情况,他蹲在这个调查点
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因此可以判定,当时的陈云不论对工业,还是对农村,都作了大量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怎样才能迅速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肯定有着一套自己的想法。

既然陈云对毛泽东讲的理由是不存在的,那他为什么不肯讲话呢?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对毛泽东讲,在大会上讲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电话采访了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周太和说,他当时不在陈云身边,正在外地做调查工作,这个问题他当时不清楚,事后也没有问过陈云同志。

真是太遗憾了。既然周太和不在陈云身边,一定有其他的秘书知道情况。但周太和说,其他的秘书不是他的文字秘书,也说不清楚。


真成了七千人大会上的又一个谜。按照常规,陈云是七大常委之一,对于经济工作又最有发言权,毛泽东亲自请他讲话,他就是不肯开口,的确有些蹊跷。一般说
来,没有毛泽东请不动的人,但陈云破了例。个中原因,到底为何?带着好奇心,翻开那个年代的历史,慢慢细品,或许多少也品出一点味道来。私下以为,陈云不
肯讲话,是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
路上与毛泽东有着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再有两到三年经济就可以恢复,为了鼓劲,并提出制定10年规划,写进刘少奇的
书面报告,由大会讨论通过。从陈云十几天后在西楼会议的讲话来看,陈云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全国农业的恢复不是2到3年,而是至少5年。陈云
认为,不应忙于制定10年规划,可以作一个5年恢复、5年发展的计划等等。陈云与毛泽东的想法既然不一样,讲出来的调子与大会也就不合拍,因此,陈云的话
也就不那么好讲了。

第二,陈云是一个不太愿意讲违心话的人。从他的经历和性格来看,非
到不讲不能过关的时候,才讲些违心话,大多数情况下,他采取的办法是沉默。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是,在“大跃进”运动中,不少人随声附和跟着发热,陈云也
热,但没有狂热,基本保持了沉默。邓小平回忆那一段历史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
同志没有说话。”①

第三,还是心有余悸。从个人而言,他担心弄得不好,当了秋后算帐派,引起毛泽东不快,万一如庐山会议一样,大会改变了方向,这也是难以预料的。

说起“秋后算帐”派的事情,则需要从“反冒进”讲起。

1955
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比较乐观,为提早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曾提出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共八
大的指导思想。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
规模压了下来。

毛泽东同周恩来、陈云比起来,对经济工作更是缺少经验。周恩来、陈云等
发现了经济建设冒进的情况,立刻刹车,但毛泽东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来。当时的他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批评周、
陈搞“反冒进”,说一反就泄了气,泄了6亿人民的气。毛泽东还上纲上线说,这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毛泽东很欣赏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
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这“许多同志”是何许人呢?后来毛泽东自己揭了这个谜
底,他主要就是针对陈云来讲的。言外之意,陈云做经济工作不行了—这是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事情。

在这之前,全国的经济工作是由陈云负责的;在这之后,毛泽东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也就是说,毛泽东从二线回到了领导经济工作的一线。


了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加大了反“反冒进”的力度。195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反冒进”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反冒
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陈云听了,如坐针毡,革了一辈子的命,谁愿意与右派为伍?无奈,陈云发言检讨了自己“反冒进”的“错
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陈云再次检讨了自己在“反冒进”中的“错误”。

1958
年4月的汉口会议,不知道毛泽东是有预感还是别的什么,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
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泽东的这番话意味深长。陈云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事后他得知此事,除了震惊,恐怕就是担忧了。

毛泽东通过批评“反冒进”,终于为“大跃进”扫清了思想障碍,各地纷纷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柴薪,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的后果,今天已经十分清楚,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的!

1958
年秋,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存在的问题,头脑有些清醒了,并着手纠“左”。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让人家“秋后算账”。但当
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时,毛泽东又很难接受了,刚刚有些清醒的头脑,再次昏胀起来,不但停止了纠“左”,还定了彭德怀的罪,继续
反右。这些风云变幻,陈云自然历历在目。时间虽然到了1962年,眼下的情景已同1959年的庐山
会议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毛泽东接受意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应该说,陈云还是吃不透、拿不准。

再者,陈云同毛泽东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党内多年形成的历史习惯,是将毛泽东看作真理的化身,只要是他说了话,一般只能执行,很难回转。


云在“反冒进”问题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一直比较谨慎,一直是在毛泽东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进行小心的矫正。比如,“大跃进”正热的时候,经济学家薛暮桥
曾私下对陈云说,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
进去的。”1959年初,陈云说服国家计委将钢的产量降为1600万吨,讨论的结果,国家计委只同意将钢降为1800万吨。不久,毛泽东请陈云和主管财经
工作的几位副总理吃饭时,陈云向毛泽东进言: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他倾向降到1600万吨。当时的毛泽东,不知是没有思想准
备,还是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毛泽东的这一席话,给
陈云的印象是,他不仅不同意陈云的意见,而且还把降低指标同总路线联系起来了。陈云在心里叫苦。孰料,毛泽东回头却提议中央开会,讨论生产计划等问题。毛
泽东的意图,是希望陈云在会上把他的想法给大家讲一讲,说服头脑还在发热的同志把指标降下来,降到1600万吨。而陈云呢,以为毛泽东是因为不满意他的想
法,才提出开会。所以,这个会上,陈云不仅没有讲自己的想法,还作了自我批评。这件阴差阳错的事情令毛泽东十分恼火,后来为这事曾多次抱怨。


如以上种种顾虑,可能就是陈云在七千人大会没有讲话的原因。今天当笔者对此文进行修改时,《陈云传》出版了,发现陈云对自己为什么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话,
也当成一件大事铭记在心,专门做了解释。事隔26年后,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
不能给毛主席难堪。”读了陈云的回忆,笔者欣喜地看到,上面关于陈云不讲话的前两条判断,同陈云的回忆基本吻合。至于第三条原因,陈云自己没有讲,是不是
就不存在呢?作为研究,应该是可以探讨的,所以仍然保留下来,以供读者参考。

七千人大
会于2月7日闭幕,事隔14天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会上陈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对
七千人大会的一些观点和决策进行了大胆修正。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然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重要措施。陈云的讲话,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全场疯狂
地鼓掌!陈云也很兴奋,脸孔通红。大家认为这次真是讲透了,知道了应该干什么,怎样去干,心里有底了。

那么,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为什么在“西楼会议”上又讲了呢?

分析起来,大体有四条原因:


是“西楼会议”的范围比较小,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就是说,讲话的场合比较合适。有些意见在大会上讲不方便,但可以在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一讲!二是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时,谈到了自己在经济工作上不如陈云,陈云“懂得较多”。虽然这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的,实际上是向全党宣布在经济工作方面陈云懂得最
多,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谁也不如陈云内行。陈云因此受到一些鼓舞。三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的精神,或许陈云感到那个务实
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毛泽东又回来了。2月8日,陈云在陕西组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他针对有人担心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乐观
地说:“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是越开越大的。”④四是严峻的经济形势。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又发现了1962年的国家预算,表面
上收支平衡,实际上有着50亿元的赤字,使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出于一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几个因素相叠在一起,就有了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大
胆一讲,也就有了那一篇倍受欢迎的精彩演说。那一刻,也成为陈云人生辉煌的又一个瞬间!

当然,毛泽东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确有不满意的地方,认为他把形势看得黑暗了。后来多次不点名的批评陈云说农业要5到8年才能恢复。后来的实践也表明,经济恢复的时间,确实比陈云估计的要快一点,但陈云提出的一些措施,对经济的恢复则是十分有效的。


人说,只有七千人大会,没有“西楼会议”,国民经济不可能很快走出困境。这也是对“西楼会议”及陈云讲话的一种充分肯定。这里想再补充一句,没有七千人大
会,也不会有“西楼会议”。有了七千人大会的民主精神,反分散主义的举措,又有“西楼会议”确定的宏观调控措施,这样,国民经济才得以顺利调整落实。由此
说来这是两个相辅相成十分重要的会议。

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表现,功不可没。

2011年12月02日  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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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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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连载了名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的纪实报告,作者署名“廉臣”,自称是一名国民党军医,被红军俘虏后留
用,后跟随红军一起长征。当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廉臣”脱离了红军队伍,辗转回到内地后写成此文,讲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的情况。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
“廉臣”的真实身份才大白于天下,原来“廉臣”就是陈云,该文是在莫斯科写就的。

  红军长征之前,陈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5军团
中央代表。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他随红5军团一起长征。1935年6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共中央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
组织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因事关核心机密,知情者极少。7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指示陈云及在上海的
一些重要领导人前往苏联。陈云等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此后,
他暂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直至1936年底奉命回国。

  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文章文笔优美、
情节感人,描述了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直至胜利渡过泸定桥为止,历时8个月、途经6省、行程12000里的传奇经历,总结了红军能够获胜的原因:军心团结、
民众的支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领导才能。作者最后向国民党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该文共约4.5万字,
是最早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领袖的著作(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1936年7月,当斯诺到陕
北采访时,陈云此文的单行本已在巴黎和莫斯科公开出版了),为后人研究红军长征保存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937年,当抗日战争
开始之时,此文被多家报纸转载并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了多种单行本,在国统区和日本占领区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次“艰难与辉
煌”展览展出了国图所藏《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两种单行本:《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初版;《长征两面写》,
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初版。该版除收录《随军西行见闻录》外,还收录了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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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鲜为人知二三事:曾被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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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云伟大光辉的一生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本文择其二三记述如下,以增进人们对陈云生平的了解,丰富对陈云业绩的认识,并以此纪念陈云诞辰105周年。

  一、去过鲁迅家

  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的返回途中,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个突发事件,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带来极大威胁。6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又因擅自在外过夜而被捕叛变。国民党利用顾顺章、向忠发等叛变后提供的线索,加紧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使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更加艰难。

  在这种恶劣形势下,临时中央不得不把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陆续转移出上海。1932年12月下旬,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接受了中央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秘密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先生的寓所,去帮助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转移。陈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去了鲁迅家。

  瞿秋白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当时他病得很重,不能远离上海,中央特科就把他安置在鲁迅家中隐蔽。虽然鲁迅那时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但鲁迅还是尽力保护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安全地住了几个月。随着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日益猖獗,为了保证瞿秋白的安全,也为了保护鲁迅,中央特科决定把瞿秋白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12月23日深夜11时许,天下着小雨。陈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铜盆帽压低到眉毛以下,把旧西装大衣的领子翻起,掩住双颊。黄包车夫到北四川路一处停下。陈云看看四周没有人盯梢,便迅速沿街走进一座三层楼住宅,上了三楼,按照中央特科预先告诉的门上记号,找到了鲁迅的家。陈云轻轻地叩了两下房门,里面出来一位妇女。陈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x先生要我来,与x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听罢,很客气地把陈云请了进去。

  这时,瞿秋白已把东西准备好,只有两个小包袱。他问陈云:“远不远?”陈云说:“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说着,陈云准备下楼去叫车子。鲁迅这时对陈云说:“不用你去,我让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他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

  乘此机会,瞿秋白把鲁迅和陈云互相作了介绍。陈云上前尊敬地说了一声:“久仰得很!”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鲁迅。鲁迅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庄重而略带忧愁的面容显示出他非常担心瞿秋白夫妇和陈云的安全,他问道:“深晚路上方便吗?”陈云很有信心地安慰鲁迅,说:“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一会儿,女主人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陈云就提起一个包袱,说:“走吧!”瞿秋白走到门口,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对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xx带给我,或者再请陈云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陈云随即答应说:“隔几天我来拿。”鲁迅又叮嘱瞿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请xx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瞿秋白答应了一声。

  他们三人往楼下走去。鲁迅和女主人站在门口,一直目送着他们。陈云走到楼梯拐弯处,回头望去,仍看到鲁迅那副庄重而略带忧愁的面容。这副面容在陈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云本来准备再到鲁迅家去替瞿秋白拿那两本书,还想再去同鲁迅谈谈。但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很快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这是陈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鲁迅家。
 二、当过副教授

  陈云只是高小毕业,但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过代理副教授。这是陈云革命生涯中一段引人注目的经历。

  陈云离开上海后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参加了在1934年10月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长征途中,陈云奉命离开队伍,只身一人前往上海,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5年9月,陈云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在这里,陈云一边在列宁学校学习,一边在东方大学任代理副教授,担负教学任务。

  列宁学校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专门为各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1935年10月9日,列宁学校召开学生资格审查会议,听取并同意接收中国共产党选派的陈云等11名学员入校学习。陈云的学生证编号为4572号。10月11日,列宁学校副校长签署了录取陈云等11名中国学生入校学习的第103号决定。陈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

  列宁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共党史等。从陈云参加革命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进校学习。这对酷爱学习的陈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同时,在以前商务印书馆学习的基础上,重新学习英文。他每天记30个英文单词,几个月后,就能看莫斯科的英文版每日新闻了。陈云后来谈到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时说:“1935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由于学习刻苦,翌年5月8日,陈云获得列宁学校学习“突击手”称号。后来陈云具备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知识,同这段时间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进一步为中共培养干部,于1936年2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决议》,委托陈云等九人组成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关于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同时考虑各校不同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陈云积极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3月1日,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处聘请陈云担任“党建、工会建设代理副教授”,从1936年3月1日起,每年100课时,每课时16.66卢布。这样,陈云在紧张学习的同时,又担负起一定的教学任务。

  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共产国际培养亚洲国家革命者的学校,其中的第八分校,是共产国际专门为培养中国东北抗联干部而设立的学校,学员约有二三百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常来这里组织活动。陈云在该校讲课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和遵义会议等等。由于陈云实践经验丰富,又刚从国内战场上来,他的讲课很受学员欢迎。陈云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中国学员想知道但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比如,他讲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分析、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陈云讲的这些党内大事,对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中国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1936年12月,一项回国的紧急任务落在陈云肩上。12月8日,陈云离开莫斯科,结束了在苏联紧张的学习和教学生活。陈云在任副教授期间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员们经常讨论他的报告,对他的每个观点,所述的每一历史事件都特别感兴趣。陈云以他准确把握时局的报告和富有权威的言论,为培养中国革命者和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授过中将衔

  陈云自称不懂军事。除了在东北战场上三年零八个月的军事历程外,陈云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组织和经济的领导工作。因此,对于陈云曾被授予过中将军衔的经历,许多人并不很知情。

  陈云在1937年4月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受命奔赴东北战场,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就在临去东北之前,陈云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派陈云去东北,是与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历史重大转折关头、东北成为全国时局的重要焦点紧紧相连的。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的联系,并将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之势。相反,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不受国民党包围的战略基地,摆脱长期被四面包围的局面。

  国民党为占领东北费尽了心机,共产党为控制东北也早有筹谋,并投入了很大力量,组织部署延安及华北、山东、华东各地派大批干部及部队去东北。

  1945年9月14日,驻东北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在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的陪同下由沈阳飞抵延安。中共高层与苏军建立起直接联系,以协调双方在东北的行动。次日早晨,陈云、彭真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伍修权、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中央军委第三局第一处处长段子俊、中共中央机要处办公室副主任莫春和,在曾克林的陪同下,搭乘贝鲁罗索夫来延安的飞机前往东北。为便于同苏联红军打交道,行前,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下午3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时出现了险情。据伍修权回忆:“那是一架道格拉斯式的双引擎飞机,开始还飞得很正常,后来却发生了问题,飞机没到沈阳,飞到山海关就降落下来。当时飞行员又很不沉着,匆忙地从跑道中段落下,结果冲出了跑道,猛插到一块稻田里。飞机尾巴翘了起来,机身成垂直状态才停住。我们六个人中,我和段子俊、莫春和都因撞击受了轻伤,叶季壮被撞得最厉害,受了重伤,腿被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压住了。彭真也受了脑震荡。最幸运的是陈云同志,飞机的舱门被撞开时,把他一下子推进了驾驶室,反而没有受伤。”

  9月17日,陈云同彭真、伍修权在锦州考察,听取锦州卫戍司令王珩、政委徐志的汇报,详细了解锦州地区的情况。第二天到沈阳。从此,陈云开始了他三年零八个月不寻常的驰骋东北战场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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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共和國“紅色掌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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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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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陽光清雅,廣州沙面大街,歷史韻味盎然。廣東省外事辦公室一幢宿舍樓坐落于此。

拉開略帶年月的大門,一位93歲老人恬淡微笑,安然坐于客廳中央,他手拄拐杖,慈眉善目、精神矍鑠。

客廳布置得樸素雅致,一幅字挂于墻上,甚為顯眼: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陳雲同志80歲時將此贈予他。

老人叫朱劭天,在延安和東北時期曾任陳雲秘書。幹過革命,當過局長,管過大學,而他離休前的身份是:廣東省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93歲,年月洗禮,朱劭天的生活純粹而淡泊。他對陳雲的記憶尤為深刻,交談中,總不時跳躍出在延安、東北他跟隨陳雲時的片段。

從學徒到革命家

他打得一手好算盤

陳雲出身寒苦,幼年失怙,由舅父撫養。他天資聰穎,勤勉好學,尤好文史。1919年,年方14歲的他迫于生計,背井離鄉,前往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

“他打得一手好算盤呢!劈裏啪啦,算得又準又快!那就是在商務印書館的時候學的。”朱劭天對陳雲純熟的珠算技巧記憶猶新。新中國成立後,陳雲任中財委主任、政務院副總理時,身邊還隨時準備著算盤,一直不舍丟掉。

商務印書館文化韻味甚濃,而其更深層的意義在于它是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便十分重視的思想文化陣地。

耳濡目染,陳雲增長了見識,參與了五卅運動、商務印書館工人罷工運動、上海武裝起義……逐漸成長為一名工人運動領導者。

“那段經歷(商務印書館)對他來說是很深刻的,他就在那時候參加了黨!”陳雲常向身邊人提起商務印書館,說曾在那裏“當過學徒、店員,也進行過階級鬥爭”,這也成為了他為商務印書館建立85周年所寫的題詞內容。

1935年5月31日,紅軍長徵部隊強渡大渡河,陳雲于此時接受了一項艱巨而特殊的使命———前往上海恢復白區黨組織,重建與共產國際的聯絡。

在此階段,他巧以“旁觀者”角度,發表《隨軍西行見聞錄》一文,成為第一個向世界報道紅軍長徵的中國人,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時間早一年余。

文中,他化名“廉臣”,假借被俘國民黨軍醫之口,詳述紅軍破敵封鎖、轉戰貴州、巧渡金沙江、飛渡大渡河等英勇壯舉。以“外人”身份,盛讚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袖,還原國民黨口中“赤匪”的真實面貌,敘述詳實,筆法生動。精彩之處隨處可見,如:

“這些名聞全國的赤色要人,我初以為兇暴異常,豈知一見之後,大出意外。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

“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衣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甚忙碌。我入室為之診病時,(他)仍在執筆批閱軍報,見到我,方擱筆,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時之想象,完全不同。”

轉戰延安東北

巧用通脹工具,力破國民黨經濟封鎖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雲奔赴延安,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七年之久。

1944年,陳雲調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陜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于此,朱劭天初遇陳雲,並結下不解之緣。

“他這個人腦子非常好,很有威信,調來管經濟。我是學經濟的,就跟著他幹!”朱劭天回憶,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對邊區實行嚴密封鎖,外援斷絕,經濟十分困難。

陳雲等廢寢忘食,苦思冥想,部署措施,力求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一次,他讓我想辦法到口岸去提高鹽的價格,賺國民黨的黃金和法幣,邊幣不如法幣‘腿長’啊!”朱劭天就在陳雲的“電報遙控”下,“智鬥”國民黨。

“我們把國民黨鹽庫的人都收買了,他們沒有存貨時,我們就把鹽價提高,賣出賺錢。市面上的鹽多了,我們就降價,老百姓不買他們(國民黨)的,他們虧死了!”

“又好比在1944年,收棉花的時候,我們進口口岸把收購價提高了一倍多來吸引人。”高價招遠客,封鎖邊區的國民黨連、排長領著士兵集體“背棉”而來,“有的一晚上背幾趟的。我們收了百余萬斤,國民黨連60萬擔的計劃都完成不了,我的腦子還記得。”

朱劭天指了指與陳雲的合照,會心而笑。

陳雲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朱劭天曾親耳聽到他說。
“當時情況困難下,出不出票子都成問題。沒有書本給你參考的,只能自己想辦法。所以,陳雲就這麼說了。他根據實際情況,開始搞對外貿易了。”朱劭天在陳雲身上,學會了這個技巧,並應用到此後工作中,合理安排了錢幣的流向,推動了經濟。

在金融市場波動時,陳雲運籌帷幄,巧奪時機,“吞吐”黃金、法幣;對邊區經濟中出現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剪刀差擴大等問題,見解獨到。

“他向我解釋,戰爭時期條件特殊,各國都採取通脹手段,這一工具,不可放棄。”

陳雲愛才,亦十分重視對幹部的培養。在西北財經辦事處,他悉心培養了大批財經幹部,要求他們認真學習,精通業務,尤要德才兼備。

“他常說接觸錢財物的機會越多,越要廉潔奉公,同每一元錢作鬥爭,個人不動用公家一元錢!”

1945年,根據黨中央的決定,陳雲與彭真、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莫春和等人一同乘飛機赴東北。

“臨走時他和我說,讓我們這些幹部,趕快輕裝快馬趕過去,指揮大家開辟工作。”

東北四年,陳雲功勳卓著,在戰略取向、發動群眾實施土地改革、軍事鬥爭等方面做出卓越貢獻。

解放戰爭後,朱劭天受李富春之托,前往東北展開西滿地區財經工作。“我跟陳雲學了東西,就用,成立銀行,搞稅!他的決策都很英明。後來李富春說陳雲又讓我去他身邊,我說好!”朱劭天在東北呆了四年,期間一年,他再次跟隨陳雲,揮灑智慧。
新中國經濟元勳

坐鎮滬上打贏沒有硝煙戰爭

新中國成立後,陳雲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掌經濟。

“他對這個(經濟)很在行!我們每次見面談論的內容都是什麼漲了,什麼跌了,人民的生活怎麼樣了。”陳雲離開東北後,朱劭天仍時常與他見面,談工作。

建國初期,陳雲“緊扼”上海,認為此地是經濟恢復的關鍵。在他看來,在西北管財經是擺“小攤子”,在東北管是開“商店”,如今要辦“大公司”。

當時,上海經濟十分困難:生產停滯、國庫空虛、物價飛漲……國民黨統治的“後遺症”,使上海民不聊生。

陳雲提出“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的口號,著力解決“兩白一黑”短缺問題———“黑”指的是煤炭,“白”則指糧食和棉花。陳雲標本兼治,穩住上海經濟,也對穩住全國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國第一個大規模經濟建設計劃“一五”計劃亦由陳雲主持制訂,工作歷時5年,數易其稿,傾注了他大量心血。

大躍進時期,他艱難行進;“文革”遭難,不忘憂國。陳雲執意堅守的,是對國家的熱愛。

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滿目瘡痍的中國終于“春回大地”。陳雲與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再“出山”,成為經濟調整的決策者、改革開放的倡導者和現代化建設的謀劃者。

陳雲著力抓農業與輕工業,調低積累率,壓縮基本建設規模,調整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使市場消費品豐富起來,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也為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創造了寬松的環境。
與此同時,他起草了《計劃與市場問題》,探討計劃與市場的關係等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關鍵問題,率先強調了市場的調節作用。在陳雲看來,搞經濟的終極目標就是改善人民生活,“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無農不穩、無糧則亂”;他還高瞻遠矚地提出要協調建設與資源、環境、人口的關係,保護資源、防治污染……

其睿智的觀點,蘊含著極強的生命力,不僅在當時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而且據程恩富、程言君的研究,這些觀點也被認為是今天“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思想淵源,對當前建設仍有著重要現實指導意義。

1987年至1992年,陳雲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鞠躬盡瘁,發揮余熱。1995年4月10日,他病逝于北京。依其遺願,喪事從簡。

據《中南海軼事》記載,陳雲臨終前,只有不到2萬元的稿費,月工資為1336.0元,各項目補貼約250元,月均上交所得稅31.05元;按規定,自5月份起,國家便不給他發工資與補貼,但他可領到相當于十個月工資的撫恤金:13360.0元———這是陳雲此生全部積余。

■史海鉤沉

“我們不敢隨便給他送東西”

據朱劭天回憶,陳雲身邊的工作人員不敢隨便給他送東西。在他當副總理以後,有一次朱劭天找裁縫給他量身做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他過去的棉襖太大不合身,是繳獲的美國大兵棉襖,尺寸太大。中央財經委員會開會時他的秘書告訴朱,他每回穿這個大衣都要說“這是朱劭天送的”。他就要交代清楚,(衣服)不是隨便來的,不然他穿得不自然。

上世紀60年代初,已到武漢大學工作的朱劭天出差到北京看望陳雲,于若木讓公家廚房給朱燉了半只雞。陳雲看到了,很不高興,馬上說“不吃了”,還說現在全國經濟都很困難,為什麼朱劭天來了就一定要加菜,弄得于若木很尷尬。陳雲又和于若木說,要是不把雞收回去,他從二樓窗戶扔下去。于若木只好把雞放在一邊,最後大家真的沒吃。“但他有時候也會接受朋友送的東西,比如我離開北京去武漢,給他留了在上海買的玩具小車、洋娃娃,他要了,我後來送他端硯他也要了。可雞是公家飯堂的,他就很不高興,非常嚴格。”朱劭天回憶。

■對話

他嚴格起來很不講情面

延安、東北,朱劭天盡管不是跟隨陳雲時間最長的秘書,卻是陪伴他走過最艱苦時期的戰友。

陳雲夫婦、朱劭天夫婦總是相互照應。尤其在延安時期,生活艱苦、物資貧乏、經濟環境惡劣,兩人乃至兩家人就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了深厚的患難情誼。

從“文革”到上世紀80年代,各種原因所致,陳雲與朱劭天只是零星見過面。但只要朱劭天一去北京,便會找陳雲,好幾次,兩人促膝長談。

朱劭天留有陳雲的字,連女兒延力也有陳雲的筆墨之跡。朱劭天常提醒女兒,要好好留著,這是“傳家寶”。

記者:在延安的時候,你們兩家常聚嗎?

朱劭天:無所謂聚不聚,大家都幾乎住在一塊,窯洞緊挨著!我的妻子高秉潔,今年也93歲了,她和陳雲夫人于若木的關係很好!孩子就更不用說了。我的大女兒朱延力,在延安生的,常和陳雲的孩子在一起!陳雲很喜歡延力,常抱她。她出生那年,蘇聯的“果梅爾”市解放,我就叫她“果梅爾”。陳雲說,我這個土包子還給孩子起了個洋名字。東北時期,我與陳雲見面,他還問我“你們家的‘果梅爾’長大了吧”。

記者:聽說他很務實,要求非常嚴格?

朱劭天:我了解他的脾性。他總說,誰也沒想到參加革命是為了要做官,他就是為了幹革命。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些書記的名片,印了官銜,他看不上那些!他說“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他的工作作風、思想作風都很嚴格,很不講情面。所以我們從不敢貿然不做調查就向他匯報情況。不過他也開明,願意聽意見。

記者:“文革”的時候你們見過面嗎?

朱劭天:那時候,我們都被整,康生第一個攻擊他,他後來被疏散到江西,和鄧小平一起。我被關了一段時間,出不來,一開始沒法見他。後來我出來了,去看他,他情緒不是很好。

1973年10月,我去北京參加關于教育革命會議,那時候我在華南工學院當黨委書記。我和他從下午3時一直聊到晚上6時20分,這我都寫在日記裏。1978年,我又去了北京,想看他,可沒看到,只看到于若木。于若木那時候回來了,見到我就哭得很厲害,說受了冤屈。我勸她說,我們都了解她是怎樣的人,讓她不要傷心。陳雲在屋裏,始終關著門,他寫了個字條:我很忙,不接見。于若木說,陳雲在裏面思考,準備為鄧小平說話。

記者:他喜歡評彈,寫字,您有什麼愛好嗎?你們有沒有交流?

朱劭天:那時候沒有條件,每天都在想工作。我什麼都不懂,沒法和他交流,只是知道他很喜歡評彈。晚年,他還寫書法。我女兒想要,于若木也給了她,還簽了字,寫著“贈延力”。

記者:您還記得最後一次見他是什麼時候嗎?

朱劭天:你看,就是客廳這幅字“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他80歲的時候,我們去看他,他送我的。他在那裏不停寫字,給我寫了好多字,足足有五張,他說怕我沒機會來,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廣州了。後來他寫累了,就停下來。這就是最後一面。

1995年他就去世了,我想去送他的,可他秘書打電話讓我不要去,說我年紀大了,去了還要照顧我。我馬上給于若木打電話,讓她節哀。同年11月,延力到北京開會,看了于若木。于若木托她給我帶了很多帶有她簽名的陳雲畫冊、文選,很沉……
■記者手記

定格在照片中的傳奇

朱劭天說,他長壽的秘訣是,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這也是陳雲常對他說的話。

朱劭天年輕時好攝影,留存著無數珍貴的照片,定格著歷史的每一幀:

一二九運動,他誓死抱著相機,與警察周旋;到延安,他拍下了毛主席的單人照;還有陳雲,這位他深深敬仰的首長,兩人留下了許多合影……

有的照片被精致地鑲嵌在精美的相簿中,有的完好地套于塑膠薄膜內。每張都倣佛在訴說著一個故事,滄桑而傳奇。

朱劭天愛說陳雲,這個人對他來說親近而立體,正如他愛把陳雲的字幅挂在客廳最顯眼的位置。

只是,他總說著說著,戛然而止。

“他不在了,他們都不在了……”

2009年10月17日  來源: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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