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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陳永貴面對大寨的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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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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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26日清晨,風和日麗,為京城冬季裏面少有的好天氣。此刻陳永貴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裏往來踱步。像往常一樣,他早早地起床。這一天本是毛澤東的誕辰,在他陳永貴也是一個值得懷念的日子。他還記得十一年前那個12月26日帶給他的輝煌。那一天,大寨淹沒在一片紅旗彩燈和標語的海洋裏。為了使毛澤東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選擇了毛的生日來慶祝大寨的豐收。數千人從東西南北涌來,如朝聖者的隊伍進入六億中國農民的麥加,列隊四行
 
接受他的檢閱。他還在這一天裏接受了十七個縣、二十個公社和三百四十個大隊的賀禮,收到四百張喜報、一百份“決心書”和至少四個歌舞團的男男女女們獻來的舞蹈。這時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當一顆原子彈的威力。于是他讓全體大寨人豪邁地致電毛澤東主席,其電文至今讀來仍讓人激動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輝思想,就變成了強大的精神原子彈!這顆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歡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膽戰心驚……”陳永貴那個時候肯定認定自己手裏的旗幟永遠不會墜落,所以他對偉大領袖保證:“十年以後,我們還要召開比這次更大的慶豐收大會!再向您,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報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後,眼前卻是一片落寞蕭瑟。沒有了紅旗,沒有了語錄,沒有了賀禮和喜報,沒有了決心書和歌舞團,沒有了毛主席,也沒有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只有一種特別難以平復的感覺如鯁在喉。他明白這種感覺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國農業的權力實際上已被剝奪。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王任重由陜西省委書記一躍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其角色剛好取陳永貴而代之。陳永貴長期觀察政海風雲,知道自己雖然還在副總理位上,卻已是昨日黃花,所以他才能夠用一種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訴兒子,他無法繼續忠于職守:“唉!幹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別等人家免,咱自己寫個申請吧。”

    然而還有更加令他感到憂傷的事情。老實說,陳永貴原本不過是太行山裏的一個農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走進帝王將相出入的紅墻深宮,現在就算奪去頂戴“烏紗”,他仍舊可以扎上他的白色頭巾務農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靜氣的也正是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親自樹立的紅旗麼?怎麼這些人連大寨也要反對哩!他恨恨地告訴李韓鎖:“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罵的這個人,就是當時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說大寨的農田建設是“勞民傷財”。陳永貴一氣之下,就覺得罵其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頭之恨,于是又說胡耀邦是“胡亂邦”!

    胡耀邦從來沒有去過大寨,也不懂農業,所以陳永貴不會相信他對大寨的攻擊是出于自己的主張,進而懷疑所謂“勞民傷財”一說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對大寨的人有極大的可能集合在這個新的權力周圍。一個最明顯的跡象就發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報》將一封來信摘編出來,寫信人自稱“陳靈風”,來自山西,其述評的矛頭全部指向大寨。他說報紙上宣傳的學大寨是“胡亂吹”,昔陽學校的升學率倒數第一,還說大寨和昔陽的人紛紛升官,卻丟掉了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傳統,是“國家出錢,農民種田”。尤其令人難堪的是,這個人居然列舉了若幹事實來證明其所言不是偽證:比如六十九軍把郭莊水庫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總統送給大寨噴灌設備、政府出錢安裝了高壓電線、省軍區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這個姓“陳”的還質問那個姓“陳”的,說“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點地嗎?這樣的幹法合算嗎?”最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認定大寨沒有和“四人幫”頂著幹,甚至還罵過鄧小平是“鄧納吉”,這有白紙黑字記錄在案。中共中央機關報把所有這一切無遮無攔地印行成冊,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擺在所有政治局委員的辦公桌上了。

    陳永貴並不知道陳靈風為何許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經驗,他完全可以斷定,若無更高權力機構的支持,陳靈風斷不敢寫出這樣一封信來,即使寫了,《人民日報》也不會採取行動來響應。從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來都像是安排好的,時代終于逆轉,中國農業的旗幟由此也就在昔陽墜落而在鳳陽升起。

    陳靈風的告狀輾轉上達中南海,這是抨擊大寨的一係列活動中的一個環節。在1978年開始的幾個月裏,這種活動還只能在暗中進行。大寨在公開的場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輝煌。中央政府仍將大寨作為農業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堅定似乎還要超過以往。比如2月份有兩個規模盛大的會議,科學大會與文化大會,看上去均與大寨極少關聯,但是卻都在大寨召開。依照華國鋒的意見,大寨作為一種象徵,其光輝將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數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雲集昔陽的盛況。一個月後,昔陽終于略顯平靜,可是它的四位最顯赫人物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又一個月後,國務院副總理耿飚夫婦領來了一位外國總統。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頭山。大寨全體貧下中農還共撰祭文,悼念這位史學、科學和文學的泰鬥,說“他老人家”活著的時候,賦詩說大寨是“共產仙鄉”,所以死了以後要來到大寨“和我們朝夕相處”。在當代中國,學問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這件事在全體人民的心中當然會留下感情的色彩。不過,大人物死後的魂歸大寨仍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後,唯陳永貴一人,那是八年以後的事了。這一年裏,畢竟還是活著的人紛紛進入這個小小的山村,總計有182954個中國人和5405個外國人。

    不過,到大寨來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輿論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轉而討論真理的標準。反對大寨的人們日益活躍起來,只是他們還不敢太逾越分寸。

    這時候,大寨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影響輿論,日後這種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陳永貴被奪權留職的時候,輿論對這位昔日的農民英雄已經失去了同情,只不過還沒有發展到公開貶損的程度。攻擊者首先質問,為什麼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辭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離開領袖的重病之軀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與江青有著某種特殊關係?這一質問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所以他們又問道:學大寨究竟學什麼?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這矛頭顯然是針對華國鋒頒布的學大寨之“六條標準”,以及陳永貴數年苦心經營起來的“根本經驗”。這些攻擊仍然沒有能夠動搖大寨的地位,但是,他們所說“學大寨”乃是在走一條“左”的道路,卻取得了極大的進展。這一攻擊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紅旗幾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懸崖邊上。

    局面之所以會發展到這個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兩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幫”的前兩天,陳永貴已經在感情上站在華國鋒的一邊,不然,他就不可能在華大功告成之後“又蹦又跳,興奮得直嚷嚷”。這是十八年後《農民日報》記者吳思的描述。陳永貴與“四人幫”的不能合拍,在當時即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來到大寨的時候可以做到畢恭畢敬,等到江青一走就會擅自決定在江青的防空壕裏面養豬。姚文元始終不肯屈尊到大寨來,令他極為不滿。而張春橋對他這個鄉巴佬的不加掩飾的輕蔑,就更加令他義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會議上與張春橋大吵一架。當時這幾個文人權傾天下,敢于直接與之對抗者絕無僅有,所以就連最無所顧忌的將軍許世友也對陳永貴的勇氣自嘆弗如。不過,這一切多是一個鄉下農民和城裏秀才的差別所致,很難說有什麼政治上的動機。“四人幫”頃刻瓦解,陳毫無疑問在心裏大大地出了一口氣,但是老實地說,他也並不真正明白自己與這些人的分歧究竟在什麼地方。這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他的最得意的助手郭鳳蓮為事態的突變所震驚,一時不知這些人有什麼卑鄙的罪行可以讓大寨的社員批判,于是求教于陳永貴,陳指點說:“你上去罵狗日的就行”。以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之身份作出如此指示,固然淺薄粗俗之至,但是,當時某些評論說他與“四人幫”早有勾結,也實在是一個冤枉。至于說他沒有與“四人幫”對著幹,即便屬實,也無可厚非。以當時之情景,又有誰能“對著幹”?自然不能以此對陳永貴大加指責。這一點,已由鄧小平本人加以認定,他安慰陳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這當然也等于宣布,大寨不是“四人幫”的大寨,它與小靳莊完全不一樣,後者是江青一手導演出來的一個專門作詩唱戲的村莊。

    話雖如此,大寨旗幟的黯然失色,卻是由“四人幫”的垮臺開始的。陳永貴不是“四人幫”的人,但這並不表明他可以為鄧小平的改革陣營所接受。事實上,在當時中國政壇激烈角逐的幾種力量中,陳永貴更有可能屬于華國鋒的陣營。華的誕生地交城縣,與陳的大寨相隔數百裏,為同一省份。華國鋒奠定自己最初基業的呂梁山,與陳的太行山也是遙遙相望,更何況這兩個人又同為文革之受益者,政治上的傾向,乃至種種利益攸關的細節,均有更多的相通之處。可謂同仇敵愾,同病相憐。這在二人先後去職賦閒家居的時候,發展為一種至為真切的關懷。這種真情本來極為少有,而在這兩個人中間卻能至死不渝。大約八年以後,陳永貴終于病逝,華國鋒聞訊甚是傷感。就在遺體將要在烈火中化為灰燼的時候,他昔日在中南海裏的同事們誰都不肯來表示一下悲哀,對于這些人來說,最後的分手可能早已完成。此時,唯華國鋒一人蹣跚而入。他在離職之後幾乎不再于公眾中露面,現在卻置身在一個死者身旁。青燈花影,絮語孤魂,昔日中國政壇上兩個風雲人物,生死兩依,真有惺惺相惜的感慨。

    陳永貴之忌辰為1986年3月26日。當他終于告別人世間種種是非恩怨之後,人們曾經嘗試為他蓋棺論定。卓儒說他擁護三中全會,還說他自己本來就不想當副總理。吳思說他正相反,開三中全會的時候,“一臉氣哼哼的神色,見了人連招呼都不打”。孫啟泰和熊志勇則將陳永貴連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馬全都說成是“大寨式的幹部”,這些人“以各種方式抵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方針政策”。其實,事情絕非如此簡單明了。陳永貴在政治局的會議上的確投出讚成票,但他的內心卻並不是真正的讚成;他不能接受對“極左”的批判和對毛澤東在某種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卻也沒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罵起來。過去他強迫所有人對大寨頂禮,全不問人家是否願意,現在這局面終于輪到他自己來承受,其間滋味或許直到今天才能體會。

    陳永貴本人一向熱衷于在政治運動中居有領先位置,在真理標準的爭論之中卻一反常態,不置可否,對批判“極左”也只是冷眼旁觀,並且暗中囑咐大寨不要趕這趟浪潮。看來他做得足夠周到,所以到了十幾年後,很多人想要從公開的報章上發現他此時的立場,都沒有成功。陳永貴的豪放久有名聲。現在,他卻只能在自己家裏指桑罵槐,在公開場合則韜光養晦。這局面雖勉為其難,但他終于做到。不過,他還是忘記了官場行事的一個基本要則:沉默本身也是一種態度,而他私下表達出來的任何情緒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事情果然如此。陳在家中逢人就罵的情形不久就傳播開來,這引起華國鋒的憂慮。他不希望這位農民政治家再給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煩。的確,任何人都可以借題發揮,說陳永貴的不滿是受了華國鋒的影響。後來陳對三中全會的決議投了讚成的一票,十之七八是由于華的勸慰。

    其實,華國鋒無力阻攔的事,陳永貴更加無可奈何。1978年4月,令人擔憂的事情終于發生。新華社派駐大寨的記者馮東書在這一月回到北京,就聽見有人說新華社如此鼓吹大寨將成為“歷史的罪人”。當他和他的上級談到這件事的時候,都感到新華社有改弦更張的必要。幾天以後,中國最大的通訊社將派駐在大寨的記者悉數撤出。差不多與此同時,在距離大寨不遠的忻州,也有兩個人在寫信揭露大寨和昔陽的問題。《人民日報》則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評道,取消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搞大隊核算等等行為,並不符合黨的政策。這顯然是在影射大寨。

    這些事暫時還不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已經使陳永貴感到窘迫。按照他收到的情報,假如不對這種挑戰公開還手,事態必將更加嚴重。但是這個時候大寨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來指揮輿論,陳永貴只好另辟蹊徑。這一年陽歷10月,昔陽縣委副書記李喜慎想要召開大會總結十一年間學習大寨的工作,遂將總結報告呈請陳永貴過目。陳指示說與其消極沉默不如主動迎接新的局面,以此來維護大寨的威信。後來李喜慎就宣布說,大寨是任何人都不能懷疑,也是不應該懷疑的。學大寨的真理已經有十一年的實踐來證明。這種精心設計的邏輯雖然悄悄地利用了“實踐檢驗真理”的潮流,卻正好暴露了大寨的氣短心虛,以及論爭雙方攻守之勢的逆轉。

    盡管李喜慎還在威脅人們:“牢記歷史教訓,防止在學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彎路。”可是人們的情緒已經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經開始一個接一個地致信北京,攻擊大寨和陳永貴,這些信件多數都是來自大寨左鄰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實情的人。人民日報社所刊登的陳靈風來信,只不過是所有這些申訴者中的一個。在陳永貴的眼裏,這件事情的真正威脅還不是一個小小的陳靈風,而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公然介入。這中間的象徵含義十分嚴厲,足以在反對者中間引起連鎖反應。

    很明顯,陳永貴已經無法抵禦這些控訴。這局面又由于一個小人物的出獄更加動蕩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壽,是鄰近昔陽的平定縣裏一個普通工人。他在1974年至1976年連續寫了十二封信寄給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和葉劍英,其內容全部是控訴大寨的黑暗和陳永貴的無法無天。事情後來以岳增壽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而告結束。岳被拳打腳踢之後繼以五花大綁逮捕歸案,法院判以十八年監禁。但是,到了1978年12月,這個人居然僅僅服刑兩年便獲釋出獄,並且宣布為無罪,這件事與陳靈風的告狀信幾乎發生在同一時間。事情竟會如此巧合,這不是要將人們反對大寨的情緒煽動起來又是什麼?陳永貴已經明明白白地看到,在這一係列事件後面的鼓勵者中,必定還有報紙,還有省長,還有公安局,還有法院,甚至可能還有政治局裏他的那些同事。現在,整個農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鐘聲宣布了舊時代的終結和新時代的開始,他陳永貴卻除了嘆息外,別無選擇。

(淩志軍;摘自《1978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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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农民副总理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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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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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原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后因在大灾之年(1963年)发起“三不要三不少”运动而受到山西省委的重视;毛泽东更为此发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文革期间,陈永贵一度受到毛泽东的“提携”,并于1975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文盲总理”!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他后一届的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在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
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昔阳县虽然很穷,却也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据史料统计,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曾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而且在历史上也出过“大官”——最高是尚书,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大寨村是这个县里典型的穷山沟,距县城几里路,1949年之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在个小山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绿色植被向来很少,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常年吃不饱肚子。
1952年,大寨建立合作社,并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尝到了丰收的甜头。1956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老照片。大寨后来对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拥有丰富的农业经验,加之他在生产劳动中常常能“身先士卒”,在当时的党员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当时“大跃进”的锋芒下,山西省晋中地委很快就注意到了大寨,并将其树为典型,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此后,陈永贵的这个名字开始在山西地区流传开来。
大灾之年大喊“三不要,三不少”
1963年夏季,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员的房屋被冲毁,大量农民无家可归;更惨的是,大寨人修了十几年的梯田更是毁于一旦。当时,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
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在此时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这一口号在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看来是“勇气可嘉”,他们并不相信大寨农民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奇迹”发生了,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统计,大寨在1963年的粮食产量非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能为国家上交余粮。

1964年:毛泽东接见钱学森和陈永贵
毛泽东号召 “农业学大寨”
1964年3月27 日,毛泽东南下,在河北邯郸听取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当时,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
于是,陶鲁笳提到了大寨和陈永贵。陶鲁笳说,大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毛泽东顿时对这一“奇人”大感兴趣,他随即要求陶鲁笳上交陈永贵的材料。
同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并专门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964年5月10—1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介绍了大寨经验。一场浩浩荡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是开展起来。
文革中不倒的“天然革命派”
文革爆发后,中国一片混乱,许多曾经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罪人”。但当时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成为天然的“革命派”。
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运动,而后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借着这场东风,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 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但他没有搞大规模的武斗,而注重经济建设
当年9月,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是毛泽东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一年后,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被放在了次位。

文盲总理“日理万机”
在毛泽东后期的阶级斗争理论中,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但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渗”进知识分子的汪洋大海中。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永贵作为一个半文盲才能荣登副总理的宝座。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上台后,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做报告,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批阅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
“文盲总理”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作报告。每当此时,他就先让“秀才”们将他的“意思”谱成讲稿,但文字稿他是不会念的,于是,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每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每一张纸只有一百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 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种闹剧,恐怕也只有文革时候的中国才有.
到文革后期,陈永贵的威望臻至顶峰,当时,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更不敢见诸文字。在毛泽东去世前,对陈永贵和大寨,全国都是一片表扬声。
从副总理之位回归农民本色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喊出了“两个凡是”,毛泽东余威尚严,“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因此仍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而陈永贵也继续得到中央重用。
1977年,中共召开十一大,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主管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他的这一工作思想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支持。
1978年5月,中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时已进入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表态,称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总结,后来还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文件指出:大寨“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1980年8月 24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后来,邓小平向山西省委转发了这一文件,不久,陈永贵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下台”的陈永贵没能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
虽然退下了“总理”的神坛,但他仍保持着农民本色——哪里有劳动,就往哪里钻;他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
后记
从一名普通的农民、半文盲登上副总理之位,身上难以摆脱的始终是中国农民最纯朴的土地情结。在他任副总理之时,每次回大寨,都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 “解甲归田”以后,没有了中央大员的头衔,却得到了最轻松的自由!
1986年3月26日,73岁的陈永贵老人去世。
附:陈永贵简历:
陈永贵(1914—1986)山西昔阳人。出身贫农家庭。国共内战时期加入农会,参加本地土地改革运动。
1948年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后,先后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政府生产委员,中共大寨村支部书记、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967年后,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
1973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1976年10月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拥护作出拘禁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1977年继续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9月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83年起任北京市东郊农场顾问。是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6年3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摘自“照片中国”的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3072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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