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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封佚信看胡適與英庚款退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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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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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ism
安津

  1926年12月9日,遠在英倫的胡適致函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幹事陶行知說:

    “知行兄,寄上庚款報告一冊,乞摘譯首二十九頁發表(十二頁至二十九頁)。其中最零碎而不滿人意的部分,為五十四頁至六十頁,此中含有許‘應酬’作用,將來自有專家去砍大斧頭,實無關宏旨也。全報告的精神,在于二十八至二十九頁(
 
應注意之目的)以此為則,則其他枝節,都可收拾幹凈。好心的太太們,盡管要敷衍教會學堂,將來總逃不了‘中國人的教育,由中國人管理自己辦’(二十九頁)的一個標準也。現修正案已擬好,可惜這一屆議會積下重要之議案太多,無法提前通過,須待二月之集會。我在各大學講演了一個月,走了九個大學,忙的要死,此時預備趕急把英國博物苑中的一點研究結束了。即取道美洲回國,約二月回北京。祝各位朋友好。適之。”

    這封信刊于1927年1月24日《申報》,《胡適全集》和吳元康輯《胡適史料拾遺》、《胡適史料拾遺續編》未收,是胡適的一封佚信。這封信有何價值?胡適為何將報告寄給陶行知,並請其摘要在報章披露?此事還須從胡適參與英庚款退還交涉談起。

    從1921年起,胡適即參與中英民間對英國庚款的退還交涉。是年6月,英國教育家司格特通過英國駐華使館送給胡適一份關于利用英國庚款在華辦教育的計劃綱要,希望與北大合作運動退還庚款。胡適認為此計劃綱要易被英人操縱,遂另擬一份計劃。同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在京成立,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教育團體。該社在1922年2月決定成立籌劃全國教育經費委員會,下設關稅、賠款、公債、計劃四部,胡適被推舉為賠款部委員,負責英國庚款退還交涉。

    1926年3月,英國庚款咨詢委員會英方委員抵華,引來教育界一片抗議聲。原因是1925年英國決定庚款用途由外交大臣與咨詢委員會決定;外交大臣與財政部每年須將庚款賬目交審計院長與稽核長查核,造冊送國會兩院。中華教育改進社據此認為,英國“雖號退還,絕不使我國有支配適當之機會,而顯操其侵略文化之權”。1926年3月16日,改進社、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京開會,要求英國必須明確聲明無條件拋棄庚款。改進社還向各地社員申述自己對庚款問題的主張。

    對教育界的質疑,胡適除協助委員會發表宣言外,也公開了自己的立場。委員會在上海發表第一次宣言,稱“代表團之任務,在于研究何種用途最為今日之急需,總期代表團將來決定之方針,能得中國國民之同情”。宣言由胡適翻譯,從詞句上看,顯係中方委員捉刀。胡適、丁文江、王景春借函復南洋大學校長淩鴻勳之機,公開表示“英國庚款是否退還不在文字之爭,須視將來管理該款機關之組織與性質為轉移”。這封信署名依序為王、丁、胡。照當時慣例,文件起草者署名于最後,則此函無疑出于胡適之手。庚款退還“不在文字之爭,而在管理機關之組織與性質”成為胡適處理庚款問題的對策。

    胡適對英國庚款此種態度,與改進社領袖有很大分歧。1926年3月初,陶行知與改進社學術部主任淩冰聯名致函胡適和丁文江,提醒他們注重庚款主權之歸屬,至于款項分配及用途等皆屬次要問題。27日,陶、淩又聯函胡適,透露16日北京會議各校之意見。胡適在4月24日接函後,次日函復陶、淩二人。這封信是胡適對于英庚款的全面闡述。他首先說英國庚款就是“退還”,只是未完全交給中國政府去自由支配,在當前政局下,此辦法可減少紛爭。如果無條件拋棄,“拋棄給誰呢?拋棄給政府,我們固不放心;拋棄給全國教育聯合會,或中華教育改進社,難道就沒有爭端了嗎?”他還提及日本庚款之鑒。日本庚款停滯不前,就在于教育界對該款主權歸屬爭論不休。為避免重蹈覆轍,胡適建議“為今之計,只有潛移默運于此案范圍之中,使此案不成為障礙”,主張將條文解釋為董事會成立後,外交大臣以全權移交;董事會每年年終將庚款收支報告分送中英兩國政府存案,“如此,原則之條文具在,而精神根本改變了”。最後胡適保證,“我們三個中國委員雖無他長,至少有一點可以與國人共見,就是都肯細心考慮,為國家謀永久利益;都有幾根硬骨頭,敢于秉著公心對國人對外人說話。”胡適這封飽含感情的書信,目的在于解釋和疏通,期望得到理解。

    5月25日,英庚款咨詢委員會發表第二次宣言,由胡適電達各報館。宣言表示英國外交大臣接受委員會建議,將在中國設立庚款董事會,以管理英國庚款;每年年終董事會將本年度庚款收支報告,造送中英兩國政府各一份。此建議,與胡適4月25日致陶行知函中所提主張對議案條文的解釋完全一致。這就不難理解當記者問到英國庚款究竟于中國有無利益時,胡適說,以個人觀察,甚覺滿意。

    但改進社與國立八校並不如此看。師大教務長查良釗在改進社所辦《新教育評論》上說,“在英國並未聲明退還庚款與中國的時候,竟有中國人受英國政府的委任去充英庚款咨詢會的委員,這件事是很難得國人的諒解的”。英庚款委員會第二次宣言發表後,淩冰追問“今英外交部大臣對于該委員會的建議,竟必須俟國會對于該會之議決案修正後,始能承認,所謂‘不必為文字上之爭執’者,將何以自解?”顯是在指責胡適等人。從查、淩等人的行動看,改進社和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議不認同胡適的解釋,而要看具體成果。胡適能否取得教育界的諒解,就要看其赴英交涉的成績如何了。

    胡適在交涉英國庚款過程中腹背受敵,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教育界內部矛盾重重。首先是北大與北師大、法大等校長期矛盾對立的體現。1922年北大發生講義風潮,蔡元培懷疑係高師或法專的主動破壞;1924年北京師范大學校長范源濂就職典禮,除吳虞外“北大諸人無一到者”(《吳虞日記》下冊),可見雙方關係之冷淡。胡適運動庚款退還的各個環節,處處顧及北大利益,因而遭到北師大代表查良釗的多次反對就屬正常了。而胡適受到江蘇省教育會的攻擊,也與江蘇省教育會力推郭秉文擔任賠款委員而未果及與對胡適之所為不能信任有關。

    胡適于1926年8月抵英,因備受各方責難,其心情沉重顯而易見。但他的努力終于有了成果,這就是咨詢委員會的報告書。報告書決定英庚款董事會由中國政府任命,有處理庚款全權;庚款將用于農業教育及改進、科學研究、醫學與公共衛生以及其他教育事業。董事會“完全由中國政府任命,這一層是對于Boxton原提案的一個大修正,也是異于日款辦法的所在。”(任鴻雋致胡適函,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415頁)“有了這個董事會,這筆賠款的主權,便由英國的外部大臣手裏移到中國行政權底下的一個法人團體了”,“賠款的主權也可以說屬于中國了。”(《申報》,1927年1月24日)不但教育界矚目的庚款主權問題得到解決,庚款用途也比較圓滿。這說明當初胡適所提出的方案還是比較適當的。

    前引胡適12月9日致陶行知函,字裏行間,洋溢著喜氣,如釋重負。表明一年來備受責難的胡適終于可借提供報告之機,告無罪于國人,所以他要求陶行知將其中部分內容在報章登出,以釋群疑。(何樹遠/中山大學歷史學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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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眼光下的胡適和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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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ism
安津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有一位在文化、學術領域影響至深的人物,其一生的活動與近現代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緊密相連,他勤奮著述,著作等身,為中國文化、學術和政治思想的發展做出了許多篳路藍縷的貢獻。然而“譽滿天下,謗亦隨之。”不同政治觀點、不同時代的人們出于不同的目的,對他或貶或褒,毀譽不一,毀之者,
 
以“反動文人”謂之,嗤之以鼻,譽之者,則稱其為“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二十世紀影響中國知識分子最深的思想家”。這是一位值得我們記憶和研究的復雜的歷史人物,他就是胡適。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少年喪父,3歲入私塾,接受了較係統的國學教育,1904年後,他到上海求學,先後入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和中國公學,開始受到進化論和愛國民主思想的影響,1910年7月,胡適考取了“留美賠款官費”,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哲學和文學,後又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研習實用主義哲學。其後,與在國內的陳獨秀書信往還,並向《新青年》投稿,1917年,胡適回國,進北大當了教授,年僅26歲。胡適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有力的倡導者,他與另一位文化革命的主將陳獨秀齊名,時人稱之為“陳胡”。

    在以後打倒孔家店、文學革命、嘗試做白話詩、戲劇改良、整理國故、考證小說、開創新紅學等中國文化、文學現代化的艱難途路上的各個重大事件中,我們都可以聽到胡適鏗鏘的聲音,看到他矯健的身影。胡適還提倡“好政府主義”,發起關于“人權問題”的討論,創辦“獨立評論”,終其一生,他都是中國政治制度民主化和現代化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倡導者與急先鋒。八年抗戰中,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為爭取美國政府和民眾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作出了最大努力。1949年以後,胡適飄零美國、臺灣,1963年病逝于臺北,終年七十二歲。值得一提的是,胡適死後,人們清點他的財物,發現除書籍、文件之外,余款僅135美元。

    胡適的一生,是一個愛國的、有良心的、有深厚中西學問素養和獨立、自由精神的知識分子,在中國近現代七十余年歷史上,為開創中國學術、文化和政治新局面並使之全面現代化而不斷奮鬥、艱難前行的不屈形象的典型寫照。然而,遺憾的是,這樣一位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知識分子,在他的身邊,從來就不缺少用心各異的反對者和攻擊者,在國內,五十年代,更是有聲勢浩大的“胡適大批判”,胡適是“戰犯”、“反動文人”,胡適研究成為禁區,暢銷多年的《胡適文存》再也在書店找不到了,在其後幾十年的時間裏,國人幾乎遺忘了這位歷史老人。而今天,歷史已跨入全新的二十一世紀,當我們懷抱著以往全部歷史積淀的思想成果,以一種更加開闊、客觀而準確的目光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能得出怎樣的結論?

    胡適的悲哀,首要的原因,源于他的政治思想。在崇尚整體主義和國家權力的思想必將成為一種主流的意識形態的時代,他不幸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胡適這樣表達他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尊重自由……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歷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充實並推廣自由的大運動,在這個運動中,凡是愛自由的,凡是承認自由是個人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的,凡是承認自由難得而易失故必須隨時隨地勤謹護視培養的,都是自由主義者”,“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

    為了對胡適自由主義有更深一步的理解,我們再來對照地看一看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集大成者哈耶克的表述,“自由不是通向更高一級政治目標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起碼的政治目標”,“自由主義涉及的是政府的職能,而且是特別要限制政府的權力,自由主義要求所有的權力包括多數人的權力都應受約束,自由的反面是奴役”,“唯一公道的政府只是權力受到合法限制的政府,多數人的絕對權力並不比專制君主或是貴族統治的絕對權力更值得信賴”。這就是使胡適在一個時代受到詬病的自由主義!他究竟如何有罪呢?

    對我們具有啟示意義的是:胡適認為,東方的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是強調的擁護民主。而限制政府權力,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更是當代自由主義思想的題中之義,這些對于苦于反腐敗的政治制度建設乏力的今天的人們,難道不是那樣樸素而本質的真理嗎?

    時間是檢驗一切思想和學說的最公正的裁判。在政治日益開明的今天,如何評判胡適、如何理解他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對于當代中國政治民主化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啟示意義,這是每一個有責任心的中國人不得不深長思之的問題,我們應該迎接一個自由思想的時代!(作者:李詰)

 來源:光明網     2008年1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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