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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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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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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安津

 






  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是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展的。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党精诚团结,密切配合,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战略上的胜利,将日本侵略者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此战堪称“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御外侮”的典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抗了近十年的国共两党开始重启谈判大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
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9月23日,蒋介石又在庐山公开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由此宣告了第二次国共
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关系为之一新。经与国民党协商,中国共产党相继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并向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武汉派驻了中共
中央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喉舌刊物《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也相继在汉口创刊,有国共两党及其他许多民主人士共同参加的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国民
参政会也在汉口隆重召开。国共两党就是在这样亲密团结的气氛中投入到了保卫大武汉的洪流中。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缘,位于长江与汉水之间,扼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的衔接点,也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7年底,在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及军事统率部仍在武汉,这就使武汉成为当时全国实际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的
中心,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其时,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只要占领武汉,控制中原,就可以完全掌控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占武汉,消灭国民党军队,迫使中国政府屈
服,尽快结束战争。为达此战略目的,日军在占领徐州后,迅速集结了14个师团、一百四十余艘海军舰艇以及五百余架飞机总计35万余人的开战以来最强大的兵
力,妄图沿长江、淮河西进,攻取武汉。



  面对强敌咄咄逼人的气势,国民政府下定了“以全力保卫大武汉”的决心,同时在军事上作了针锋相对的部署,倾注了最强大的兵力。蒋介石亲任武汉会战总指
挥,他根据武汉外围大别山区的有利地形,确定了“保卫武汉但不战于武汉”的战略部署,以第五战区下辖的孙连仲、李品仙两个兵团守淮南、淮北直到长江北岸,
以第九战区下辖的薛岳、张发奎两个兵团守武汉城区城郊、长江南岸及江防。投入总兵力共49个军110余万人,保卫武汉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中共方面对保卫武汉的会战,也是予以坚决支持和积极配合、协助。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创刊
不久即在全国舆论界吹响了“保卫大武汉”的号角。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怎样保卫大武汉》的社论,而此时长江下游的抗日前线还处在安徽芜湖
一带,北边的日军则远在徐州及郑州以北,两地距武汉都有一千多华里。社论对日寇进攻我国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作了周详的分析,针锋相对地提出保卫武汉必须着眼
于击破日寇整个第二期作战计划及其准备步骤,进而对怎样击破日寇作战计划和准备步骤提出了很具体的方案,可谓未雨绸缪。3月25日,中共中央即致电国民党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共代表团又在6月15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
《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对武汉会战的政治、军事战略、经济和文化工作的保障等,提出了详尽、具体的方案。即在政治方面,应建立有各
党各界各派参加的“保卫武汉总动员委员会”;在军事方面,战略方针应是“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6月17日,中共代表团对保卫武汉
的军事战略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提出:保卫大武汉应是当时的“战略中心”,其“战略总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有利地势,开展大规模
山地战,同时加强长江防务”;其次,要“抽一部正规军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把敌后变成前线”。这些军事战略意见在会战中部分被蒋介石所重视、采
纳。9月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谈到武汉会战的军事战略:“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
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决战,应是持久战战略方针之一。于
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武汉会战的最后结局以及抗日
战争的整个历史进程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深邃的战略眼光。由于当时武汉战局吃紧,不等大会开完,毛泽东即指示周恩来返回武汉,并委托周恩来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亲
笔信,表达了我党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在武汉保卫战期间,《新华日报》还陆续发表了《总动员保卫武汉》、《加紧动员工人保卫大武汉》、
《保卫大武汉的青年》、《文化界保卫动员大武汉》、《紧急动员湖北农民保卫武汉》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为保卫武汉出谋划策。



  此外,中共代表团还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群众运动,震动了龟山蛇山,震动了长江两岸,有力地配合了
前线战事。1937年底,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党恢复了久负盛名的北伐战争时期设立的政治部,并决定邀请中国共产党人及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使其成为一个
国共合作的机关。政治部主任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共产党人周恩来和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出任副主任。在蒋介石的默许下,陈诚不但三次致
电并亲自登门拜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还在人事安排、制定计划、调拨经费等方面为郭沫若大开绿灯。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迈进
了多年以来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政治部门,从隐秘的地下昂首步入政治前台。正是在国共密切合作的大背景下,第三厅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先后在武汉
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了广场歌咏大会;在巍峨的黄鹤楼两旁举办了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画展;发动了大规模的给前线官兵写慰问信活动。这其中声势最为浩大、最感
人至深的无疑是发生在武汉阅马场的百万人大献金活动。1937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第三厅根据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提议,在阅马场开展了一次大
规模献金活动。在第三厅的广泛宣传鼓动和周密组织下,献金活动盛况空前,场面感人。活动原定三天,后因献金者十分踊跃不得不延长两天。从7日到11日,各
献金台前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献金者包括工人、农民、职员、船民、小贩、人力车夫、难民等,甚至连乞丐教养所的乞丐也节食一天,捐献了省下来的伙食
钱。5天中,献金者达百万人次,所献金额达100万元。第三厅为此还设立了两个专门组织,用这些捐款为前方将士购买了10大卡车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赶制了
20万套单衣、40万套棉衣,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场,也使对此次献金活动顺利开展抱有怀疑态度的政治部主任陈诚心悦诚服,不禁对第三厅在发动群众方面的高
超水平大加赞赏。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号召下,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6日在汉口两仪街上海大戏院召开,到会的参政员除国共两党代表
外,还有杜重远、史良、张君励、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梁实秋等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全体代表共聚一堂,共商抗战大计,并在会议结束之日一致通过
了《大会宣言》,向海内外庄严宣布:“中华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
利之日为止。”大会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以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广大军民全力保卫大武汉,坚持抗
战到底的决心。



  武汉保卫战就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进行的,期间两党密切合作,相互配合,国民党积极抗日,在前线投入空前的兵力奋勇杀
敌;共产党则在后方为战事出谋划策,发挥自身的宣传优势,为前线战事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两党精诚团结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各界人士的合
作,率领全国军民共同奏响了激昂的抗日乐章。虽然武汉最终于1938年10月25日失守,但国民党军队在富金山、万家岭等局部战场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英
勇的中国空军更是取得了击落敌机数十架,击沉敌舰12艘之多的辉煌战绩。这些胜利都极大地坚定了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前线军队近5个月的浴血奋战不仅
重创了敌人,也使中国政府彻底粉碎了日本大本营速战速决的企图,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和“积小胜为大胜”的整体持久战略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取得了战略上
的成功,从而拉开了中期相持抗战的序幕,对整个抗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来源:辽宁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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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反思武漢會戰的敗因:七十個師輸給七個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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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反思武漢會戰的敗因:七十個師輸給七個師團

武漢會戰期間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左)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右)。(資料 圖)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人民出版社出版)完整記述了原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在抗日戰爭期間的重要回憶。全書分三個部分:回憶國民政府 (包括陳誠本人)組織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具體事略;陳誠於抗戰期間主政湖北的親身觀感和詳細情況;陳誠在抗戰中的日常言行紀要以及與蔣介石等在抗戰中的往來函電。

    反思武漢會戰的失敗原因

    武漢會戰從持久消耗的戰略上看,仍不能不說是成功的;但在戰術戰鬥方面,缺點的地方還是很多。而且失敗的情形,屬於偶發的過失者少,屬於覆轍重蹈者多。語有雲失敗為成功之母,這是說糾正過去失敗的經驗,自然可以達成後來的成功。但如前車之覆並不足以為後車之鑒時,則反復失敗的悲劇自不能免。

    中間指揮單位過多,就是歷次會戰失敗的一大原因。這一痛苦的經驗,我們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漢會戰時,中間指揮單位不但沒有減少,反倒更加多了。師上有軍、軍團、集團軍、兵團,以至戰區長官部,真是極疊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誤事機,又如何可能?爭名譽、爭地位,是官僚主義的遺毒,然而 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勢利導,可能引起離心離德的後果。為了團結抗戰,兩害相權取其輕,疊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對於這個問題,我曾提出自請降級的建議,也很難得施行。所以終抗戰之世,指揮單位太多的問題,一直未獲解決。

    作戰的唯一要訣,就是爭取主動,就是要制人而不制於人,在戰略上是如此,在戰術上也是如此。滬戰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戰略上我們已經做到 這一點;但是談到戰術,則主動落到我們手裡的,可就絕無僅有了。本來抗戰只是被迫而起的應戰,本質上是以弱敵強不得已的被動戰爭,所以在戰略上我們不能不取守勢,然為爭取主動,又不得不在戰術上取攻勢。這一辯證式的原則本極正確,可是輪到實行,就往往無所措手。

    《孫子·虛實篇》:“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這真是微乎神乎,談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勢戰 略,足見其戰略攻勢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敵不知其所攻難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為之備的守勢,其結果就是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 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此即所謂備多力分。在備多力分情形之下,難合五則攻之的條件,又安能戰術上取攻勢乎?戰略上既取守勢,戰術 上又難取攻勢,其必無往而不陷於被動,乃為不證自明之事。被動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卻是強弱不敵戰爭中弱者無所逃避的命運。我們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戰機,爭取主動,造成幾次局部的勝利,但這只是偶然的例外罷了。

    三軍聯合作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即已發展成功的新形勢。因為我們沒有海軍,長江非但不是我們的天塹,反而資為敵用,牽制了我們大量 的江防部隊,結果還是防不勝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鎮,在敵海軍炮火協同轟擊之下,尤感不易守禦,這是武漢會戰和淞滬會戰同有的一大劣勢。至於我們的空軍,戰鬥意志雖然很強,可惜兵力懸殊,制空權始終操在敵人手裡。所以在陣地作戰的士兵,終日在敵機威脅之下作戰,倍增攻擊上的困難,尤其補給增加困難使士 氣也因此大受影響。因此,使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三軍聯合作戰是現代戰爭的一個特質,沒有強大海、空軍配合的陸軍,縱然精銳,也終歸無濟於事。

抗戰期間,侵華日軍一個師團往往敢於主動進攻中國數個軍

    優勢兵力,不能專就量言,質的關係尤為重要。我們抗戰動員的兵力,在任何一次會戰中,都比敵人多幾倍。即如武漢會戰,光是九戰區指揮的部隊,最多時有七十多個師;而敵人使用部隊,據先後發現之番號計算,總計不過七個師團。其所以能以少擊眾者,除裝備關係外,就是因為素質的優越。反過來看我 們自己,部隊雖多,但量的優勢每為質的劣勢所抵消,徒然虛糜餉糈,並無補於敗亡--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為至理名言也。武漢會戰中,王陵基軍團及第三十軍團孫渡、張沖兩軍,均因素質太差,甫經接觸即潰不成軍;而滇軍盧漢所部,未經接觸,僅聞敵機之聲亦即潰散--以致連累素質較優的部隊也無法達成任務,而造成全盤的失敗。故素質是部隊的命脈,與其多而烏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場上發揮戰力。因此,精兵主義是我們國防建設必須拳拳服膺的一大原 則。

    協同動作是作戰制勝的一大要訣。三軍協同姑且不談,單就陸軍而言,各高級將領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禍福與共的共同犧牲精神。武漢會戰剛剛開始的時候,有一次在蓮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團高級將領談話,即特別強調協同動作的重要性。記得當時的話題是從敵人譏笑我們陸軍只有一師人說起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部隊是一師一師的單獨作戰,不知協同作戰,不知發揮大軍的全部力量,結果幾十百個師只等於一個師。我想用這個話激勵我們的將領,不要給敵人留話把。後來在戰場上,協同動作的表現雖比較有進步,但並不夠理想,連敵人也都看穿了我們這一點,寧不可歎。參加武漢會戰的將領鹿鐘麟和李漢魂,也曾檢討過這個問 題,他們的意見是:

    協同一致為戰鬥勝利之要素,在典範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領袖亦曾一再告誡。惟有少數部隊,迄今惡習仍未全除,如對友軍危急,不即時加以協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責,故每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會。又如兩軍銜接處,多因推諉而生空隙,尤易為敵所乘……去歲十月二、三兩日瑞武路作戰時,我一二四師左翼已挺進至陽扶尖、華山尖之線,遮斷公路,左翼進至龍潭大戶李家。此時,正面之敵被我壓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殲之期已近,然以會攻部隊之徘徊不前,致 令功虧一簣,殊屬遺憾。

    缺乏協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實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觀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過也是自私……總之,自私害了我們的部隊、社會、公私 團體以至整個國家。抗戰勝利後,在全面戡亂軍事中,我們竟被共產黨打垮,缺乏協同精神仍然是一個致命傷。看來我們不能去私,就休想爭取任何勝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們早就有此體認,組訓民眾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眾在戰地所發揮的力量,實在可說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隊紀律太壞,無法贏得民眾的好感,固然是一個原因;而民眾知識程度太低,缺乏國家民族觀念,也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再則,在暴君、汙吏、豪紳、地主幾千年的壓榨之 下,養成民眾苟且偷生的習性,誰來了都納糧的觀念先入為主,想要激起他們同仇敵愾的心,真是難乎其難。敵軍所到之處,偽組織即刻出現,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漢奸無時無地無之,可恥可痛孰有甚於此者?當然漢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沒有當漢奸的;但是所謂好人,也多半寧願隨眾做順民,而不肯犯難當國殤的。如 此民眾,欲其能在戰地積極支持作戰,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長沙前清邑庠生鄒炳蔚預言敵如侵入武漢,即赴水死,以激勵其子侄矢忠報國,既而果然。設使戰地民眾均能如鄒炳蔚,尚何愁強敵之不滅耶?因知今日之戰爭,能用民者勝;而用民的基礎,在於知識教育之普及與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國家,而能應付現代對外戰爭者。

武漢會戰中進行防禦作戰的中國官兵

    回憶遠征軍:史迪威給我保留了一噸的飛機艙位

    史迪威確實是一位卓越勇敢善戰的軍人,他受知于馬歇爾將軍,所以才被派到中國戰區,擔任參謀長職務。我是在民國二十七年認識他的,不過交往不多。三十一年十月,在重慶和他有過一次長談,對於同盟國的全盤戰略問題,談得很投契,後來他歡迎我到遠征軍去,想即造因於此。

    我在遠征軍任內,中美合作得甚為愉快,絕無一方淩駕一方,或任何一方顯出委曲求全的樣子。我與史迪威相處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言而有 信,不作無謂的敷衍。凡是答應人家要做的事,一定做,並且盡速地做。凡是不能做的事,根本就不答應。我剛到昆明第三天,史迪威要前空軍學校的房子,作訓練班班址,他先就和杜聿明接洽過,久久不得要領,才轉而和我交涉,並要從軍隊中調用人員。我當時答應他房子可以照撥,所需人員不能從軍隊中調,可由杜聿明 原設訓練班中撥用。起初他很懷疑我的話能否兌現,及至很快地房子讓給他了,他才曉得我是說一句算一句的人。從此他對我有了信心,以後遇到任何問題,都先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我多次拒絕他的請求,他亦不以為忤。譬如他要經管訓練班的事務事宜,以求迅捷,我沒答應,也就算了。有一次他請求調整學員伙食費為每日 五元,由美方負擔,我說:“少數人的伙食改善容易,但當他們結業回隊時,勢將無以為繼,反倒引起不滿。今日史將軍的學生,都是我所統率的部下,如各部隊一律援例調整伙食,我將何以為計?他說:“實因學員工作辛苦,應有較好的營養。但我絕不做長官不准的事。亦即作為罷論。後來還是我們自動地將每人每月三 十元的伙食費,調整為四十八元。

    我和史迪威之間,彼此有了互信,常常在電話中就把事情辦了,很少動用公事。他手下有幾個人,對於中國人的信心較差,表示這種辦法不大妥當,但是他還是不以為意,他說只要把事情辦好就行,能省一點手續,就省一點手續。

    在我生病期間,史迪威送我不少藥品和食物,我謝謝他的盛意,但表示除非作價,實在不敢收受。後來將藥品作了價,食物部分他執意非送不可,我也只好愧領了。

    我到遠征軍之前,軍人走私,視為常事。我來了以後,史迪威在經過駝峰的空運中,曾給我保留了一噸的艙位,我婉辭謝絕了。在雲南前後六個月的當中,我沒有從國外買過一文錢的東西。軍中知道我拒絕艙位的事,走私之風,為之大減。

    史迪威和我共事幾個月,的確處得不壞,但最後卻與我政府鬧翻了。可能因為彼此的瞭解不夠,但觀念上的根本差異,關係也很大。

    史氏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從那時起,他交結了一些親共反蔣的朋友,從此以後,他對中國問題就存上一個 先入為主的成見。到他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時候,他認為實現他的成見的機會已經到來。當他離開華盛頓之前,曾在馬歇爾和史汀生面前公開說:他到中國之後, 將壓迫委員長將國軍的統率權交由他掌管(見《史汀生回憶錄》)。華盛頓派這樣一個人出任中國戰區統帥部的參謀長,即使說不是不友好,至少也是太天真了。

武漢會戰中進行防禦作戰的中國官兵

    當然史迪威之為人,當時我們所知道的遠不如現在知道的多,無法想到在觀念上彼此距離那樣的大。好在在遠征軍我們的交往,都是軍事上的,牽涉不到政治,所以不容易發生衝突。後來美援武器大量運到,對於如何分配問題,是他與我政府發生歧見的開端。他堅執軍隊武器應該集中使用,不能分散。譬如三十 個營的炮,三百六十門,每師一營,炮十二門,可保持相當強大的火力。但我們則認為同屬國軍,政府應一視同仁,裝備方面不能過於參差。這一歧見,雙方都有道理,尚有調和餘地。最使我們無法接受的意見,就是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也要同樣地裝備共軍。

    此時的共軍,已在抗戰的招牌之下,羽毛豐滿,顛覆政府的陰謀和行動,日益劇烈。政府為了顧全大局,縱不能明張撻伐,但也沒有為虎添翼給 以武器裝備的道理。這件事涉及中美兩國政府的政策問題,雖不幹遠征軍的事,可是我和史迪威,接觸甚多,談到這些問題,難免就要互相枘鑿起來。

    史迪威還認為他能指揮共軍,想把共軍編入國軍的戰鬥序列,隨意由他調遣到各戰場上使用。這一點表示他對共產黨根本缺乏認識。除非莫斯科,共軍是不受任何人調遣的。美國政府上了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的當,認為共產黨是中國的土地改革派,同樣是中國人,沒有不能合作的道理,於是就生出一個聯 合政府的幻想。從勝利的前一年起聯合政府就成了中國政壇上的主要話題。連政府都可以採用聯合形式,則國、共軍隊焉有不能統一指揮之理?史迪威個人既有此抱負,他的政府又正好是他的支持者,於是他就理直氣壯地以實現他的抱負為職志。國軍是無法和共軍並肩作戰的,在這些問題上,終於使我政府不能不和他鬧 翻。委員長經過多次的忍讓,也終於提出撤回史迪威的要求。

來源:2010-05-31  文匯讀書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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