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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管家吴连登談毛主席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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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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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火雞
安津

近期,关于“毛泽东留有亿元遗产”的传闻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也由100多万元炒至7582万元,甚至1.3121亿元。为毛泽东管理家政长达12年的吴连登说:“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吴连登自己都觉得“像梦一般”。1958年,小学没毕业的他考入江苏省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即便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我也总比别人快。我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点起床,就这么来回跑,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盐城只有一个名额,吴连登被选中了,分配到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来到人民大会堂,从近千名服务员中选拔两名进入中南海。吴连登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接我们,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我俩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吴连登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个习惯,开会他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他要和陆续进来的人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平常业务熟练的吴连登,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个习惯,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他都会盯着你看,问你的情况。主席问我:‘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江苏盐城来的。他说:‘噢,咸城来的。’我说:‘不对,是盐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我就没那么紧张了。”

    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情,都没有人做,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既紧张又感动,主席竟然这么客气请我帮忙。我激动地说‘好!’,就这样我进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主席的房子是一个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里还住着江青、李敏、李讷,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儿。”

    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三年自然灾害后,他带头将工资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都由毛主席负担。“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

    “江青的工资是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他们各花各的钱,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现在通常说的AA制。”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剧界的朋友来开会。“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点散会,下午接着开,让他们回去吃饭,减少开支。后来,江青因为钱不够花,还曾欠过新华社8000元钱。”

  毛主席的唯一享受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我的责任重大,如果主席因为吃不好而生病,我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让吴连登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所以除了四菜一汤,吴连登还要准备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给主席吃。”

    有人说毛主席常吃红烧肉,吴连登纠正说:“其实主席绝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们安排一个月吃两三次。主席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

    吴连登说,毛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开会,旁边坐着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吴连登开始四处打听李先念抽的雪茄。“它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

    吴连登感慨地说:“如果非要说主席有什么特权,享受了什么生活,那么这个抽烟,就是主席唯一的一点喜好。主席去世后,我坦诚地讲,家里没有剩一分钱存款。”

    毛泽东稿费上亿,纯属造谣!

    为了进一步核实毛泽东家庭财产的问题,吴连登特意去找了汪东兴同志,还专门拜访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南海财务处处长刘元祥、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等人。

    汪东兴,人称“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警卫工作30余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为粉碎“四人帮”发挥过特殊作用,现离休在家。

    有报道称:“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建议:《毛泽东选集》(1—4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选》稿酬每本2分5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3分……”汪东兴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吴连登告诉汪老:“某杂志报道称,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提取5000万元给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万!”汪东兴听后笑了,“30多年前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江青会提出如此惊人的数额?我不相信。我只记得毛主席跟我讲过的,他老人家说:‘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

    1952年到1986年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说:“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吴连登也知道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后,几十元的工资,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写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采访进行了6个小时,吴连登丝毫没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总是情绪激动,“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不敢全面评价主席,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微小的侧面,让大家了解中国的伟大领袖!”

(文/刘畅 摘自《环球人物》2008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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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伟人零距离:她们在毛主席家當保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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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伟人零距离:她们在毛主席家 }">当保姆


  李锦:我给毛主席家当保姆

  我是山西柳林人,1981年从首汽离休。人虽然离休了,但往事悠悠,我在延安给毛主席家当保姆的事,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1942年8月到1946年冬天,我在延安给毛主席家当了4年的保姆。亲眼目睹了毛主席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中国革命日夜操劳的情景,亲身感受了主席的关怀和爱护……

  那时,毛主席住在杨家岭, }">工作非常繁重和紧张,大量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天一落黑,主席就开始听取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分析研究形势,起草给全国各个战场的指示。

  主席就住在我隔壁的屋里, }">孩子的吵声,主席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白天为了不打扰主席的休息,我就领着孩子到外面玩。晚上是毛主席最忙的时候,我就早些哄孩子睡觉,一夜要起来几次看看孩子睡觉是否踏实,唯恐孩子哭闹,影响主席的工作。有时候孩子在梦中惊醒,我就轻轻拍打着,小声哄着:“ }">小宝宝,别哭,别哭,你爸爸在工作。”孩子也真不哭了。每逢这个时候,我向隔壁窑洞望去,那盏油灯仍旧亮着。

  毛主席是全党全军的领袖,但他的吃穿,跟普通战士一样。衬衣、袜子已经打了很多补丁,还舍不得换新的;一件棉衣,穿了四年,灰布变成了白布,还缝过好几回。主席当时的警卫员贺 }">清华实在看不过去了,就把这件事反映给了组织,很快就给主席做了一件厚厚的机织布新棉衣。清华趁主席睡觉时,悄悄地来了个以旧换新。主席醒来发现后,就问:“贺清华,这是怎么回事?”清华答道:“您那件旧棉衣实在不能穿了,大家就商量着给您做了这件新的,您就穿上吧。”主席说:“现在边区经济还很困难,大家生活都很艰苦,我们应当省吃俭用才对。同志们既然一定要让我穿新的,就请你把这件机制布的送回去,给我换一件和你们一样的粗布棉衣吧。”清华只好又给主席换来一件蓝粗布棉衣。

  毛主席尽管工作很忙,但他仍经常关心我们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一开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蹲在院子里吃饭,毛主席看到后,就亲自交代有关部门给我们建起了食堂,准备了饭桌,还为我们办起了业余学校。1945年底,主席还亲自选送我到助产训练班学习,使我既掌握了医务专业知识,又学到了 }">文化知识,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3年冬天,我得了急病,发烧得很厉害。毛主席立即派人送我到 }">医院。临走时,主席又来到担架旁,关切地嘱咐我要好好养病。我望着领袖慈祥的面容,激动得真想哭。入院后,主席又几次派人询问我的病情。主席像亲生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个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

  在国民党进攻延安时,我来到中央医院当护士,以后随党中央到了西柏坡,进了北京城。1953年分配到首都 }">汽车厂工作。

  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大典期间,李银桥、叶子龙同志告诉我和我爱人贺清华说:“毛主席没有忘记我们,要请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去吃饭。”

  一天晚上,我和贺清华及我们的三个孩子全去了。毛主席见到我们,可亲热了,拉着我们坐在他老人家身边说话、吃饭。他详细地询问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还唠起在延安的往事。老人家告诉我们,进了京城不能忘了本,应当利用现在的好条件,为人民多作贡献。
郝芝兰:我带李讷三年多

  1943年,我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一天,小儿科侯主任找我谈话。侯主任说:“小郝,你的脾气好, }">护理孩子很耐心,现在交给你一个新任务,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病了,刚送到咱们医院,由你特别护理,绝对不能出差错啊。”我听后连忙摇头说:“我可不行,主席的孩子,万一护理不周到,出个差错,我可担当不起。”侯主任说:“医务人员的天职,对谁都是一样的,我们考虑你护理她最合适。”我说:“领导上已经决定了,我服从组织决定,我去护理,如不行,就赶快换人。”主任说:“行。”

  数日后,李讷病愈要出院了,侯主任对我说:“李讷的病虽说好了,但体格还是有点弱,须回到家再护理一些日子。在李讷住院期间你护理得很好,完成了任务。接下来,你还得把李讷送到枣园毛主席身边去,继续护理。”我听了以后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我能见到毛主席了,怕的是,万一带不好孩子可怎么办?我赶紧说:“不行,不行,还是叫别人去吧。”侯主任说:“你先别害怕,毛主席挺平易近人的,若不信,你去工作一段时间就知道了。”李讷出院的时候,我随她一块儿上了汽车,快到枣园的时候我想了很多,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我说什么,怎么说。也不知是高兴还是害怕,激动得我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枣园到了,我看见毛主席高大的身躯,他站在院子里正等着接女儿呢。李讷一下车就跑过去,毛主席俯身把她抱起来,搂在怀里,高兴地亲了又亲。江青把我介绍给毛主席:“这就是护理李讷的郝芝兰。”主席说:“好啊,你辛苦了。”同时亲切地和我握了手。

  我初到枣园时,李讷的饭主要是由主席的厨师单独做的米糊糊,我尝了一点,白不哧咧的连点咸味都没有,孩子饿了不管好坏照样吃。有一次,李讷正在吃饭,主席过来看李讷,我对主席说:“她吃这糊糊什么味都没有,我们老家不这样吃,糊糊里加点盐,放点青菜很好吃,吃盐和青菜对身体好。”主席一挥手说:“到我种的菜园拔点青菜吃嘛!”然后又让我在小厨房单独给李讷做饭。从此我每周订食谱,虽然油水少,肉更少,但花样不少,一周不重样。李讷吃了一段时间,身体慢慢健壮起来。我带李讷三年多,她只感冒了一次,吃点药就好了,主席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韩桂馨: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了

  1947年10月,毛主席离开延安,率领党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这时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到了上学的年龄,因天天行军打仗,她总要随同大人们一起行动,生活在炮火硝烟之中。

  那时,我在中央军委卫生部所属的洛杉矶幼儿园工作,我上过高小,有些文化。一天,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找我谈话,说:“组织上经过审查研究,你符合条件,是###员,出身好,有文化,能教孩子识字念书,比较稳当,能做到保密。因此,组织决定调你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任务是照顾李讷,教她读书识字,同时兼顾毛主席的衣物缝补工作。”不久,我就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了。

  毛主席知道我是新调来的阿姨,对我说:“阿姨,你愿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工作啊?”我用力地点了点头,说:“愿意。”毛主席非常和蔼,语调不紧不慢地对我说:“阿姨,现在形势紧张,我要考虑许多问题,生活上的事就请你们大家来帮忙了。以后,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一员了。李讷就交给你了,今后你们就一同生活。”我表示一定努力工作,为主席服务好。“那好,谢谢你了!”毛主席嘴角流露出感激的微笑。

  从那天起,我便承担起照顾李讷的责任。那时每天行军转移,风餐露宿,生活没有规律,但毛主席对孩子要求仍然很严格,他让我带李讷到大灶食堂吃饭。我想大灶食堂吃小米和黑豆,大人吃了还闹肚子,何况一个才七岁的小孩子。我就找到主席说:“主席,让李讷和你们一起吃饭吧,还能吃一点细粮,李讷才是几岁的小孩子呀。”主席说:“吃大食堂很好嘛!这已经比岸英、岸青他们小时候强多了。”毛主席做了一个不容争辩的手势。

  在我照看李讷的同时,有机会就给毛主席缝补衣服。他的衣服穿的年头太长,件件有补丁。从内衣到外衣,从上衣到鞋子,都是一补再补。于是,我拿着衣服找到我们的领导李银桥说:“你看这衣服还能补吗?为什么不给主席领新的呢?”李银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毛主席朴素惯了,不让领新衣服。领了新衣服,主席也不穿,劝过多少遍了,都没有用。”我不甘心,于是自己去劝主席。主席温和地对我说:“你还是费心补一补吧,艰苦朴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的衣服破了没关系,要节约一点,好衣服给前方的战士穿,他们好打击敌人,他们是最需要衣服的。”

  毛主席的教导使我懂得了艰苦奋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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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毛泽东的一段乞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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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火雞

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肖瑜著 昆仑出版社

    1917年,我在楚怡中学任教,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常来找我聊天。

    “假期怎么过?”毛泽东问道,“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有一个新计划,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身上一个钱也不带,去作长途旅游,吃、住问题,打算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

    毛泽东很是激动,“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一天清晨,我们就踏上了通往宁乡县城的道路。我们边走边谈,过了漫长一段时间,我们感到很饿。 

    毛泽东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已经饿得要命了。” 毛泽东问路旁小食店的女人,“你知道附近有读书人家吗?”她说:“在小店后面住着一位姓刘的老绅士。”

    “润之,”我嚷道,“刘先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了!”我们走到一座堂皇的住宅前,敲门。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了。他年约70岁,他带着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当他明白我们的来意后,过了一会儿,他爽快地给了我们一个红纸包。我们向他告别之后,打开纸包,一下子富了起来,纸包里有40枚铜板。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小食店,不一会儿就饱餐了一顿,每人只花了4枚铜板。

    后来,我们沿路乞讨,农舍相隔二三里,讨到的只是些冷饭冷菜,半饥半饱的。我们深深感到,讨饭与在饭馆里吃饭是何等的不同!

    我们来到了沩山,找到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我们足够的饭菜。老人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决非乞丐,可为什么以乞讨为生呢?”

    “我们家境不好。” 毛泽东答道,“但我们想旅行,因此惟一的办法便是一路乞讨。”

 他说:“当叫化子没什么不好,叫化子总比强盗好得多!”

    “叫花子是最诚实的人,”我辩解道,“甚至比做官的都要诚实得多。”

    我们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安化县城。由于饥一顿,饱一顿,我们很饿。一天清晨,我们身无分文走进一家茶馆,叫了茶和早点。吃过之后,我们商量如何去付款。我建议毛泽东留在那里记日记,我则到街上看看有什么法子。

    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我只讨到21文钱。最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用讨来的钱买些纸,然后写些对联,送给店主,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


    在头一家店铺里,店主看了对联后,面带笑容地递给我4个铜板。我如法炮制,返回茶馆付了款。

    离开安化之后,我们到了益阳县城。我突然发现墙上贴着县长告示,我认识县长。我们俩决定去看看他。

    我和毛泽东找到了那个威严的衙门,向门房递上名片,并把毛泽东的名字写在上面,请求通报。门房仗势欺人,见我们是叫化子,硬是不愿进去通报,还粗暴地撵我们走。

    终于有一位长者进去为我们通报了县长。县长张康峰先生吃惊地问道:“肖先生,出了什么事?你们哪里来?”

    “我们从长沙来。”我把我们的想法与经历告诉了他,张县长款待了我们。3天后,告别时,张县长又送给我们4块钱以备急用。

    四五天之后,我们的行程结束,回长沙去了。(文/肖瑜)

    本文摘自《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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