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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回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取消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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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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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产问题的由来和处理
    
    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1940年底,我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原因有三个:一是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4.5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3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经费却分文没有增加,连外来的援助也常被国民党扣发;二是陕甘宁边区140多万人口,要供给7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本来已是鱼大水小,困难很大,加上这年入夏以后,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并发,以致有cd万灾民生活没有着落。三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活动”,竟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又命令胡宗南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棉布进入边区。所以毛主席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窝。”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
    
    怎么办呢?朱老总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弼时同志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3年后,边区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依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弼时、朱老总和富春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华东区也派曾山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由赖祖烈经营。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当时,就有那么一批人,深入敌区,为党筹措经费。党产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参政员,每个月可领取600元法币,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们把这些钱缴党费,也归入党产。
    
    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为了打开军队出川的大门,派30万大军将6万中原部队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五师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向中央告急:“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虑”,“年关在即,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屡电各解放区多方筹款接济。毛主席也出面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4区“负担五师一个月经费”。1946年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要迁往南京,还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平、津、沪创办报纸,都需要筹款支持。1948年,为了筹备新政协,接运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人解放区,需要租赁外国的轮船。如果没有党产,这些开支简直难于应付。
    
    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会议结论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作了如下处理:比如邓洁在北平经营的一批商店,包括六部口一带中直机关的商店,还有现在已建为北京音乐厅的电影院、东郊的木材厂,还曾准备在密云开挖的金矿,这些全部移交给北平市。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记得还有几方古印,当时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我曾经去看过一次。后来,我让赖祖烈把它拿到中南海少奇同志住的楼上,让大家看一看。朱老总、陈云、富春和我一致同意,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的特别会计室。至于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经过这样处理,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室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交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五六人管理。
    
    这些钱干什么用呢?根据朱老总和富春同志所商定的,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开支:一是补助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财政部的拨款有限,不足时从中开支。党的八大的费用是国家开支的,上海工作会议是华东出的钱,政治局会议就从特会室支付,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有些也从这里开支。二是照顾一些老干部的遗属。许多老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长期以来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毕生没有什么积蓄。去世以后,遗属需要照顾。原来的中央委员去世后,继续发放一年工资,像彭涛、黄敬的夫人都是从这个款项中支付的。三是支付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工资。建国后,王明长期住在苏联,他的工资我们用人民币换成卢布请苏联驻华使馆转交。四是向苏共对外联络部交过几次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基金,因为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有的需要资助。我们建党初期,曾受过共产国际的资助。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我们也有义务每年向苏共的联络部提供一定数量的美元,大概交过两三次。至于毛主席的稿费,特会室是代管。他的亲戚故旧在生活上需要资助的,由他提出来,交特会室支付。比如杨开慧家属、贺子珍以及毛的旧友等。中办信访局里有个“旧谊组”,专门处理毛主席亲戚故旧的来信,归田家英同志管。需要经济资助的,由毛主席签字,赖祖烈的特会室支付。其他凡是要从特会室开支的,都由我签字支付。
    
    我们党从执政开始,毛主席就决定停止以商贸活动来搞党产,这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执政的党,手握大权,如果和商贸活动结合,必然会形成一批享有特权的经营单位和部门,而又无人敢于监督,上行下效,滋生蔓延,为腐败现象提供肥沃的土壤。因此,当时这个决断对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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