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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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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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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Y. C. LIN

華國鋒1921年2月16日-),原名蘇鑄,男,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中共中央主席1976年10月-1981年6月),中國國務院總理1976年1980年),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76年1981年)。山西省交城縣人,1938年投身抗日戰爭,取意於“中華抗日救國先鋒隊”改名華國鋒。歷任中共交城陽曲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委。1940年任交城縣各屆抗日聯合會主任,後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1949年以後,在湖南湘潭任縣委書記、地委專員等職務。“文化大革命”期間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始終追隨毛澤東1975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1976年,在周恩來去世後接任國務院代總理、總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被毛澤東選為繼承人。因為毛澤東不信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共元老,把黨政軍接班人指定為鮮為人知的公安部長華國鋒,而華其實是官僚政府機構的看守人。毛澤東去世後,他的繼承人地位受到江青等人的挑戰。1976年10月,他在葉劍英汪東興的支持協助下,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路線的“四人幫”主要成員,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改變了歷史的進程。隨後,他繼任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為中國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由於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政策,提出“兩個凡是”,他被批評為犯了“極左路線錯誤”,很快被鄧小平取代,在1980年2月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主席被新設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分權,9月國務院總理職務被免,在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華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被批准,在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向外界公佈,之後離開了權力中心。從1982年到2002年的四次黨代表大會他都被象徵性的選進中央委員會,儘管他很少露面,深居簡出,但在黨內很受尊重,是唯一一個全票在中共十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的候選人。2001年他沒有參加中央直屬機關選舉中共十六大代表會議,沒有進入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引起了西方輿論的關注。2002年華國鋒正式引退。在1997年產生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裏,只有2名年齡過了70歲的,一個是華國鋒,另一個是江澤民

2007年10月,華國鋒出席十七大,被一些媒體認為是中共元老之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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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告诫华国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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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毛泽东找华国锋谈话时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泽东告诫华国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1976年华国锋同志就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与毛泽东主席握手

本文节选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

毛泽东要华国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1971
年8月25日,华国锋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
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此之前,华国锋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
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
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并没有谈林彪问题,而是先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


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
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
大吃一惊。

28日、29日毛泽东分别召集他们谈话,30日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

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江青,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江青,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江青。

汪东兴赶快说:“还不是主席有指示。”

毛泽东开宗明义,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

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座谈的情况。


泽东又讲了一篇话,批评林彪。在28日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叶剑英,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南
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
剑英是有功的,所以你们要尊重他。

每次主席谈话后,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追记。华国锋带回北京的记录是他们几个人一句一句回忆,根据追记整理的。记录送毛泽东看了,认为整理得还不错。

毛泽东指示:你回到北京,只告诉总理一人

8
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
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
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
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
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
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
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
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


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
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
通。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总理已坐在桌边等着。

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才有这样的担心。

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将记录退给他。

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

2011年10月14日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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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交城华国锋墓:若太寒酸对不起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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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交城县史志办公室主任田瑞:我们觉得太寒酸了实在对不起老人家。交城民政局副局长白庆峰:工程造价现在还没有结算,没有具体数字,但陵墓与广场、纪念馆三个工程加总,也就是2500万元左右


山西交城华国锋墓:太寒酸对不起老人家

“华陵”顶可眺望山西交城县城。据说,安放华国锋骨灰的石鼎,与他的出生地,以及在杜家庄的祖坟正在一条直线上。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图)

山西交城华国锋墓:太寒酸对不起老人家

2011年4月9日,基本建成的华国锋陵墓。广场上的基座将安放华国锋塑像。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图)

图集:华国锋陵园山西交城建成 面积逾14个足球场

“如果搞得太奢侈了,不说别的,老太太(华国锋夫人韩芝俊)这里就通不过……她曾经说过,‘找一块荒山坡,埋了就行了’。但我们觉得太寒酸了实在对不起老人家。”

对于修建华国锋陵墓引起的议论,交城县委新闻办主任吕继峰说,“一方面,我们承受了很大的争议和压力,但另一方面,交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

“妈,人家都说二舅爷的陵墓太大了。”

“咋的大了?啥意思?”

“人家说,陵墓的占地面积太大啦!”

等反应过来,苏凤仙有点着急了。苏凤仙是华国锋的侄女,今年73岁。

清明过后,一则关于山西修建华国锋陵墓的消息引起人们关注,报道称,在山西交城县新修的华国锋陵墓“占地10公顷,相当于14个标准的足球场”、“总投资额大约1亿元人民币”。

交城位于太原西南方向,吕梁山东侧。上世纪70年代末,它作为前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家乡一时声名大噪,一曲《交城山交城水》也流唱全国。不过,随着华国锋从权力核心去职,交城很快陷入与这位老人同样的沉默。

这次,因为华国锋陵墓的修建及其相关的议论,山西交城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国之重器”

“鼎乃国之重器,我们认为有必要做成鼎的级别,同时也符合华老内敛、敦厚和朴实的气质。”

4月9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山西交城的卦山脚下,发现陵墓整体已经接近完工。石阶、广场、顶部平台都已经成型,整齐的松柏也已经刚刚种植完毕——很多树还在做最后的培土工作,有的则刚刚完成浇水。

卦山位于交城县城北约3公里处,因山形酷似八卦而得名。今年8月20日,华国锋去世3周年时,这里将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安放他的铜像。今年清明节期间,已有人来到还没有安置华国锋骨灰的“空陵”敬献花圈。

十几名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赶到这里,但让他们失望的是,所有的人都被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拦下来。“在做卫生清理工作,不让上去。”通往华国锋陵墓的入口拉起了“封锁线”。

南方周末记者从后山绕行进入陵墓景区后,施工工人告诉记者,“从昨天才开始封的……听说网上大家议论得很厉害。”到了4月10日,陵墓脚下的大片农田甚至都搭起了支架和铁皮护板,禁止穿行。

陵墓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的墓碑和石阶气势不凡。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华国锋陵墓工程的总体设计。

最顶墓碑为花岗大石鼎。该院副院长杨友为介绍说,英文字母H形的石鼎寓意丰富,首先是取“华”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其次是英文“Home(家)”的缩写,象征“华国锋回家”;此外,“鼎乃国之重器,我们认为有必要做成鼎的级别,同时也符合华老内敛、敦厚和朴实的气质。”

石鼎的正面有一块红布遮挡。据说红布背后是“华国锋之墓”,以及他的生卒年月等字样。但现在还不得而知。

根据设计方的意见,花岗岩石阶为365级,象征一年365天。但交城县民政局负责工程施工的副局长白庆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台阶实际是374级。如果算上墓台的台阶,则应该是392级。

这是出于建筑实地需要的。有人说石鼎高5.5米,象征华老55岁就当主席,但它的高实际是6.6米。

对于修建陵墓引起的议论,交城县委新闻办公室主任吕继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方面,我们承受了很大的争议和压力,但另一方面,交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

“找一块荒山坡,埋了就行了”

华国锋家人要求“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文物、不破坏环境、不与民争地”。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据华国锋夫人韩芝俊转述,华国锋生前说过,“让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当韩芝俊及华国锋子女向中央提出这个请求之后,很快就被批准了。


国锋生在交城长在交城,但在1949年后他仅仅回来过三次。尽管如此,他在这座小城的痕迹却无处不在。他的题字,如“天宁商城”、“交城邮政”等,遍布大
街小巷。“华老的字以柳体为主,融入了颜体。字如其人,华老的字就是温和敦厚,跟毛主席的天马行空完全不一样。”曾与华国锋交流书法多年的韩学武老人这样
评价。

1991年华国锋回到交城,这是自他1958年来交城之后时隔三十多年的怀旧之旅。围观群众热情仍然高涨,一些口号让他多少有些不自在。

但其他地方的人们难以体会交城人饱含的深厚情感。华国锋陵墓建成的消息传出后,“占地10公顷(即10万平方米)”和“投资1亿元”引起不少议论。

交城民政局副局长白庆峰有些无奈,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华国锋骨灰安放工程远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宏大”。“墓碑平台占地400平方米,活动广场占地2000平方米,步道占地1860平方米,墓室在地下不占面积。整个工程总面积为4260多平方米”。

白庆峰说:“即便加上附带的吕梁英雄纪念广场5000平米、晋绥革命历史纪念馆1200平米,总共也只有1.04万平米,也就是1公顷多一点。”

华国锋去世后不久,2008年9月,华国锋的儿子苏彬、苏华以及他的秘书曹万贵来到交城卦山,为华国锋选择墓址。选址时,他们反复强调的是“四不”原则,即“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文物、不破坏环境、不与民争地”。最终,卦山南麓的荒山石坡被选中。

随后,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接到了省建设厅的设计要求。但杨友为说,研究院拿到的要求相对模糊,“要求既不能太奢华,又要符合、表达华老的身份。”

于是,设计团队也参访了中山陵,以及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胡耀邦等领导人的陵墓或纪念馆,寻找设计思路。“必须反映出我们对华老的理解、情感,也要突出他的人品,还要符合地域传统文化。”杨友为说。

交城县史志办公室主任田瑞常年研究整理华国锋历史,并与华家有多年交往。他说,“如果搞得太奢侈了,不说别的,老太太(华国锋夫人韩芝俊)这里就通不过……她曾经说过,‘找一块荒山坡,埋了就行了’。但我们觉得太寒酸了实在对不起老人家。”

至于工程造价,白庆峰称现在还没有结算,没有具体数字,但陵墓与广场、纪念馆三个工程加总,也就是2500万元左右。“我们用的就是山西当地的红晶石和河北曲阳产的花岗岩,哪有网上说的汉白玉啊,一块也没有。”


道两旁,直至陵墓背后山坡上整齐的松柏、柳树、槐树等植被,作为林业局的绿化工程支取另外的预算。交城县林业局长燕建平告诉南方周末,他们刚刚完成了华国
锋陵墓附近500亩山地的绿化,种植了大约4万株树木,包括平整土地、山林养护等,花费大约900万元。这些钱,“90%以上来自县财政”。

交城有自己的大型煤焦企业,整体经济情况并不窘迫。2010年,交城县GDP达53.4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10亿元。“去年城建投资有17亿,今年18亿,几千万的工程县里还是负担得起。”白庆峰说。

“提升城市品味”

修建华国锋陵墓,无疑是交城县扩大影响力的极好机遇。

“占地10公顷”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加了华国锋陵墓周围的绿化山林,以及山下紧挨的一片农用耕地。按照规划,这片大约500亩的耕地将被征用,建设“卦山生态园”。

根据交城县城乡建设局与部分村民签订的“卦山生态园土地租赁与附属物补偿”,卦山生态园工程“将与卦山景区、华国锋同志骨灰安放工程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旅游区。它的建成对于拉动第三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品味将起到重要作用”。

交城全县1822平方公里,92%的土地都是山区。22万人口的大多数集中在天宁镇这一小块平原上,但全县从来没有过一个公园。这也是县领导们想要结束的一种历史。而修建华国锋陵墓,无疑是一次发展旅游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交城影响力的极好机遇。

瓦窑村的村民们与城里的交城人一样为华国锋自豪,他们甚至对华国锋陵园的建立更有理由开心。除了地里的玉米,村民们主要靠田里的枣树挣钱——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大的枣树甚至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但现在来了麻烦。去年8月,一纸“合同”就被送到村民手中,县里要为了卦山生态园征地。瓦窑村总共800亩耕地,有480亩被当地城建局列入了征地规划。但补偿却远远不能让村民们满意。每亩耕地,村民们每年只能拿到800元租金,而大枣树只能一次性补偿500元。

“价钱好的时候,大枣能卖到20块一斤,一棵树少说也能产100斤枣,这样就有2000块的收成。这还不算一亩地种玉米的收入,补偿这点钱咋够?”村民李富旦(化名)说。

村民认为,“征地应该跟‘华陵’没有关系。”交城县民政局和林业局更是肯定地表示,这块地建设生态园的计划,是县里好几任领导的意思,大约从2000年就开始规划了。

但有的村民坚持认为,县里是在假借着建“华陵”的名义征地,“都说了,生态园是二期工程,是一起的。”

“我们都很欢迎建华陵,热烈支持嘛,”村民赵清兰(化名)告诉记者,“但华老的陵墓都说了选址不占一分耕地,这个公园怎么回事?”

民政局和林业局强调,生态公园是给市民们将来“休闲健身”的场所,枣树保留下来还可以开发采摘活动。

但近在咫尺的华国锋陵墓接近完工,这使得村民们更加相信,“二期工程”,也就是这500亩地的征地和生态公园的建设即将开启。

“他是我们这里的名人呢!”

“不怪这些人批评,他们没有来过交城,不知道情况。”

登上“华陵”392级石阶,可以眺望交城县城全城。县史志办公室主任田瑞告诉记者,非常巧合,安放华国锋骨灰的石鼎,与他在天宁镇的出生地,以及在杜家庄的祖坟正在一条直线上。

南方周末记者在交城县天宁镇永宁南街的小巷里曲折前行,找到了华国锋的“故居”。小院逼仄而破败,红砖砌起的墙壁已经有些损坏,地上有污水流淌的痕迹。一个穿着棉袄的老人走出来,扯着嗓子跟我们说:“没错,华主席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华国锋1921年生于山西交城,原名苏铸。1938年6月,17岁的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更名华国锋,正是取自“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

之后华国锋长期在交城附近的山区打游击,一住就是10年。“那10年可苦了,所以他对交城印象特别深。”他的侄女苏凤仙说。

46号院的老人并不是华国锋的亲人。目前,华国锋的亲属中只有两个侄子还在交城——亲哥哥和嫂子都已经在这里过世。侄子苏乡林今年60岁,是交城县前统战部长,目前已经退居二线;苏彬林则承包了县城里的一个医药企业,从来不问政事。

华国锋的两位侄女都住在太原。苏凤仙在太原化肥厂工作了37年退休,另一位侄女在太原市委办公厅的秘书处工作,也已经退休了。


华国锋陵墓的种种争议,苏凤仙说,她家里的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了。“因为大的形势就是这样嘛。现在墓地涨价、开发商抢地、房价又这么高,大家看到,‘呀,
华国锋盖这么大的墓?’有些议论很好理解。”“不过,我仔细想了想,那块地本来就是荒坡,一不能种庄稼——都没有水,二不能盖房子,这个陵墓没有跟老百姓
争一分地嘛。不怪这些人批评,他们没有来过交城,不知道情况。”苏凤仙说。

在交城,几乎没人说“华陵”一句不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华陵”对家乡肯定有好处。即便是不大了解华国锋的年轻人也说,“他是我们这里的名人呢!”


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文章,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文章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称
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主持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称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

身为交城人,田瑞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不管这些年社会对华国锋的评价怎么变,他的形象在全体交城人心里“始终没有一点污损”。

2011年04月15日   南方周末张哲 沈念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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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播发的华国锋生平透露了什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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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华国锋同志遗像。新华社发

   《破冰前行——改革初期的复杂局势与中央高层决策》,张占斌、张国华著,2011年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关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
每逢在改革开放10周年、20周年以及30周年的纪念日,不但有纪念活动,而且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我因为伴随着这段历史共同成长,关于这方面的书也都
认真地读。在我看来,描述这一段历史要有突破,最关键在于对华国锋的评价的问题。可惜,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有关著作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展
并不大。最近出版的张占斌和张国华的著作《破冰前行——改革初期的复杂局势与中央高层决策》,则令人欣喜地看到了这一突破。

张占斌现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他既是党史专家,也曾经在改革开放决策部门任职过。虽然相同的年龄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历史都有成长过程的情结,但他作为专家
的关注,显然更有高度。本书不是他的新作,而是此前他的《大转折中的日日夜夜》(上中下三卷)的修订本。一般来说,修订自己的著作,都是字数越来越多,而
张占斌则由三卷修订成为30万字的一本书,缩水三分之二。他说,历史犹如油画作品,拉开距离才能品其韵味。对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要拉开距离来看。就历史最
关键的问题进行思考,不在字数多少。因此,本书实际上就是凝聚了他的思考。而对华国锋评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多。在他辞去中共和国家领导职务后,他一直在沉默中生活——他本人沉默,学者和媒体也都沉默。对于他的
评价,有一个“一正四负”的说法。“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
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
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
‘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这成为对华国锋评价的基调;一些著述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
纲’” “搞‘洋跃进’”等。



    资料图片:2008年8月31日,华国锋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前往八宝山最后送别。 这是胡锦涛与华国锋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谢世。新华社发表的“华国锋生平”对此有所改变:“一正”有所加强,说他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
反冤假错案,不再说他“拖延和阻挠”,而是“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说法,新华社未置一词。

这篇新出炉的“华国锋生平”对于张占斌思考华国锋在历史转折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书中以此为线索,对华国锋在改革开放的决策过程中的作为,作
了更细致的探讨。作者认为,华国锋“作为前后三十年承前启后式的重要人物,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可以谅解华
国锋的是,当时局势复杂,他可选择的余地不是很大”——从历史的高度看待华国锋,显示了研究者的高度。

在张占斌的解读中,新华社关于“华国锋生平”的几条,成为钩沉的索引;伴随着既冷峻又有情感色彩的语言,华国锋的“一正四负”也被解构。(徐庆全)



新华社:华国锋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
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
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
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
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
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
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品格和风范,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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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遠離政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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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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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到去世時都頭腦清醒,關心時事,但話題從不涉及國內政治。

1988年4月,華國鋒(右)在寓所接待原來在湖南一起工作過的同志。

    北京市西皇城根經委9號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卻再等不來熱愛它的主人。

    8月20日12時50分,前國家領導人華國鋒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7歲。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腎衰,而後主要是心臟的病症,去世的時候,胸部全是積液。

    從1981年6月辭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華國鋒度過了27年遠離公眾視野的生活。其間雖4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但其象徵意義已經遠遠大于實質意義。位于西皇城根的這個9號大院,更多的時候充盈著平靜而規律的生活氣息。
 

    親自管理葡萄架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曾在1988年4月拜訪過華家,華國鋒的妻舅向記者透露:早在1983年,華國鋒就到北京郊區找了幾個葡萄園,學習如何種植和管理葡萄。

    華國鋒的外孫女王蘇佳告訴記者,那些種果樹比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園,他們的工作人員有時也會跟華國鋒切磋一些果樹種植方面的經驗,包括葡萄。

    記者在1988年拜訪華家時,就看到院子裏有兩個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訴記者,最多的時候,這裏種著五六十個葡萄品種。到了收獲的季節,不僅全家人共享,還要送給部隊的戰士。

    這樣的葡萄,華國鋒卻只能吃1到2粒。上世紀70年代中期,華國鋒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考察全國18個省、市,到上海時因肚子疼住院,才發現患了糖尿病。此後,他的飲食被嚴格控制。每天的主食只有2兩8錢:早上5錢,中午1兩3,晚上1兩。

    有時候也會破例。有一次吃餃子,華國鋒吃了十多個,還想吃,經過夫人韓芝俊的批準,又給了兩個。

    外孫女王蘇佳認為姥爺對葡萄的判斷力非常神奇。“這葡萄還沒長出來,他就會告訴你,它在什麼時候會長成什麼樣。”

    在力所能及的時候,華國鋒親自管理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從心時,他就在一旁指揮,由司機、廚師或者警衛戰士完成修剪的工作。“遇上刮風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門捆葡萄。”

    除了葡萄,院內還種了其他的果樹,有櫻桃,還有蘋果、李子、桃、核桃等。一進院子,滿眼都是綠。

  簡單的晚年生活

    在這個綠意盎然的院子裏,韓芝俊每天五六點鐘就起床,先是在菜園裏勞作,半個多小時後把華國鋒叫醒。華國鋒醒來後,會在院子裏走一圈,就到了早飯時間。

    華國鋒的早餐以牛奶為主,有時會加個雞蛋羹,但他一直習慣在牛奶裏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時吃點烤饅頭片,或者油分較少的麻花,花卷、饅頭也會吃一點。菜則以圓白菜為主,或者炒洋蔥。華國鋒的牙口很好,饅頭片喜歡吃烤得很硬的那種。

    吃完早飯,華國鋒將大部分時間花在看報上。報紙的種類很多,不僅有黨報,還有都市類報紙。華國鋒看報紙很癡迷,“有時候叫他吃飯,都叫不走他。”王蘇佳說。

    午飯以面條為主。據跟隨華國鋒20多年的廚師謝師傅介紹,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貓耳朵、刀削面,華國鋒都愛吃,還喜歡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縣的華國鋒,一輩子都愛吃家鄉的面食。

    午飯過後,華國鋒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點。如果身體允許,他有時會見一到兩撥客人,客人來自全國各地,有山西的老鄉,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時代朋友的後代,還有黨和國家的現任領導人。

    晚飯則很簡單,喝點粥,有時吃個燒餅。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晚飯後,華國鋒有一個雷打不動的習慣,就是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

    華國鋒原名蘇鑄,1938年參加革命時改名華國鋒,取意于“中華抗日救國先鋒隊”。他的夫人韓芝俊比他小10歲,山西五臺縣人。他的子女都不姓華,而姓蘇。大兒子蘇華,原在空軍某部,現已退休;二兒子蘇斌,是北京衛戍區幹部,也已退休;大女兒蘇玲,在民航總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黨委常委、工會主席,今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二女兒蘇莉,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幹部,被安排擔任華國鋒的生活秘書。

    二兒子蘇斌告訴記者,毛澤東、胡耀邦還有劉少奇的後人,都與華家保持著經常的聯係。8月22日,在北京305醫院華國鋒的悼念現場,記者見到了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靈堂內,擺放著葉劍英、李先念、楊尚昆等前中共高層領導的家人送的花圈。

    國家領導人的到訪則以慰問居多,有時候也會通報一些人事安排。這時,華國鋒經常說的一句話是:“你們幹得好!”並且能說出一些具體的事情。

    這些到訪的客人,事先要跟華國鋒的秘書曹萬貴約好。曹萬貴是華家名副其實的大總管,今年66歲,從1968年華國鋒還在湖南任職時就開始跟隨他,到今年已經整整40年。對于這個一生服務的老上級,他只說了一句話:“他胸懷很寬廣。”

    “他還一直想看奧運。”王蘇佳說。今年8月1日,老人曾出院回家,家人以為能了卻他這個心願,但只在家待了兩天,就因為病情再度惡化又進了醫院。跟隨華國鋒8年的司機朱春華清楚地記得,8月2日奧運彩排給他票時,他說:“我老了,不去了,你們去吧。”這一次住院,華國鋒就再也沒能離開醫院的421病房。

    “他要求我們做個節儉的人”

    除了散步和練氣功,練字是華國鋒後來發展的一個鍛煉項目。

    據蘇斌介紹,他父親近些年潛心練字,技藝大有長進,跟一些書畫名家也多有切磋。啟功對華國鋒的字曾給予過很高的評價。華國鋒有時會參加一些小型筆會,家中的老照片曾經留下他與李鐵梁、姚俊卿等書畫名家切磋技藝的場景。

    在華國鋒政治上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後期,華國鋒的題字曾經獲得廣泛讚譽。引退後,他的墨跡也漸漸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紀念堂”幾個字,像是在折射歷史。

    近些年,華國鋒的題字又常能見到。在一些風景名勝,如湖南張家界、陜西華山和山西壺口,都能看到華國鋒的墨跡。行內人評價華國鋒的字為“渾然大氣、骨力盡現”,他在85歲時寫的“清靜”二字,見過的人評價為大氣、從容、很見功夫,如今高懸在華家會客室中央。

    有人練字意在靜心,但華國鋒似乎一直很平靜。接近他的人說他比較能想得開,還用一個故事加以詮釋:華國鋒剛退下來時,有一段時間因心臟病住在北京醫院,當時《少林寺》剛開始熱映,他就把片子調到醫院來放。醫生勸他別看,說裏面打鬥很兇,對心臟病無益。“勿憂,我知其戲均假。”華國鋒說。

    他的話題從不涉及國內政治。一有人在他面前說起這些,他就擺手不聽。—直到去世,華國鋒腦子都非常清楚,從來沒有叫錯過人名字。廚師謝師傅則對華國鋒的記憶力印象深刻,他說有些以前來的人,家人和他們都記不得了,華國鋒還記得很清楚。

    對子女,華國鋒一般不會嚴厲批評,但要求他們好好努力,除了時時鞭策,“他還要求我們做個節儉的人,”王蘇佳說。

    華國鋒的幾個子女,既無出國的,也無經商的,本本分分,普普通通。大兒子蘇華住在單位分配的房子裏,同事對他的評價是:“很樸素,沒有架子,與同事關係很好。”

    華家的客廳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中間擺著一圈沙發。客廳的布局與毛澤東的書房一樣,在客廳的南面,有七八個書櫃一字排開,右邊是馬、恩全集,左邊則是一些線裝的古書。書櫃上的書擺放得非常整齊,上面還有一只會報時的小鬧鐘。

    華國鋒平時很少出門,不便可能是原因之一。有一年,他戴著口罩去地壇看廟會,還是被人認出,群眾擁擠圍觀,華國鋒的口罩也被擠掉,他急忙坐車離去。

    還有一次,華國鋒夜裏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廠的工人發現,問:“是華主席嗎?”華國鋒說:“我不是。”又說:“天已經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還要上班。”

    但一年中有兩天,華國鋒是一定要出去的。一是毛澤東的誕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澤東的忌日:9月9日。他會帶著家屬和工作人員去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

 (《中國新聞周刊》2008年第32期 韓凱 韓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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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值得記上一筆的歷史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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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2)

Gary Y. C. LIN
安津

 毛澤東晚年選定華國鋒當自己的接班人,並將他調到北京,進入中央領導機構中擔任重要職務。1976年4月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葉劍英等老幹部是真心誠意地支持華國鋒工作的。“四人幫”雖然心裏不服氣,但在表面上也服從華國鋒,甚至還有要拉華國鋒入夥的打算,至少在公開場合,他們是表現出服從華國鋒領
 
導的樣子的。有這樣一件事可以證明毛澤東在世時“四人幫”在表面上是服從華國鋒的領導的: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為向黨內高級幹部通報毛澤東的病情問題發生了爭吵,“四人幫”搞的通報材料稿上寫有“毛主席健康好轉,不久可以恢復工作”的字樣,葉劍英、汪東興等一些同志不同意這樣寫,認為這不是事實。雙方發生了爭論。華國鋒卻坐在那裏,一言不發。過了一陣,宣布散會,通報稿交給華國鋒,由他簽署,華國鋒簽署通報稿時,刪去了“健康好轉,可以恢復工作”的字樣。華國鋒刪掉了“四人幫”強烈堅持要寫上的這些字,可是“四人幫”並沒有像過去對待其他高級領導幹部那樣不依不饒,追究下去,而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由此可見,在毛澤東在世時,“四人幫”在表面上是擁華的。

    但是,毛澤東逝世,情況就不一樣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見此前拉華國鋒入夥的打算已經是不可能實現的了,就下決心要把華國鋒搞倒。當時,“四人幫”要把華國鋒搞倒,採取了兩種手段:一種手段是造華國鋒不可信任的輿論。另一種手段是控制一部分權力,同時為自己上臺造輿論。“四人幫”認為,華國鋒在中央沒有根基,人老實,魄力差,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搞掉華國鋒,然後取而代之。    

    華國鋒下了與“四人幫”鬥爭的決心

    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更不把華國鋒放在眼裏,在他們看來,華國鋒就是一個傀儡,是一個任人擺布的無用之人。他們不需要這個木偶,要動手搬掉他。于是,他們開始向華國鋒直接發難了。

    他們向華國鋒發難,主要是通過兩件事,一件事是篡改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本來,毛澤東在1976年4月30日接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之後,親筆給華國鋒寫的三個條子之一是:“照過去方針辦。”對此,華國鋒向中央政治局通報過。當時,毛澤東的病情日益發展,說話已經不方便,指示很少,又面臨著在毛澤東之後誰來接班的問題,因此,對毛澤東那時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人都很注意。“四人幫”對毛澤東寫的條子,逐字研究過,心中自然非常清楚。但是,他們卻偏要把毛澤東寫的“照過去方針辦”,篡改為“按既定方針辦”。這一篡改,等于把華國鋒的解釋權剝奪了,也就等于動搖了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另一件事是不同意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當華國鋒提出要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張春橋率先向華國鋒發難,他說,現在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只會對右派有利,不如出單篇。“四人幫”手下的親信則攻擊華國鋒,說他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是為了撈政治上的“稻草”。由于“四人幫”的刁難,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之事遲遲定不下來。作為一個大黨大國的當家人,連出版一本書的事都定不下來,還能決定其他重大事項嗎?

    面對“四人幫”的挑戰,華國鋒當時有三種選擇:一是,在“四人幫”的壓力下,委曲求全,維持下去;二是與“四人幫”又鬥爭,又聯合,最終與“四人幫”搞“權力再分配”,讓給“四人幫”一部分權力;三是與“四人幫”進行堅決的鬥爭,徹底粉碎“四人幫”。對華國鋒所面臨的三種選擇,葉劍英也估計到了。葉劍英希望華國鋒選擇最後一條路。所幸的是,華國鋒真的選擇了最後一條路。

    但是,華國鋒卻不動聲色。他在表面上對“四人幫”逆來順受。“四人幫”篡改毛澤東臨終囑咐,華國鋒並沒有嚴厲追究,他只是在一份文件上把被“四人幫”篡改的文字加以注明。但是,“四人幫”卻借口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糾紛,不加改正,還反誣華國鋒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對此,華國鋒沒有和他們爭論。“四人幫”阻撓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華國鋒也沒有與他們進行公開爭論。他默默地忍耐著,同時密切注意“四人幫”的動向,心中有了對付他們的主意,就是依靠黨中央內部的老同志,尤其是依靠掌握軍權的葉劍英。華國鋒十分清楚葉劍英在當時中國政局中的份量,也知道毛澤東在臨終前讓葉劍英輔佐自己,因此,他對葉劍英十分尊重。據時任葉劍英秘書的范碩回憶,華國鋒剛剛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時,葉劍英提出要去看望華國鋒。華國鋒得知後,表示要先去看望葉劍英,葉劍英說,你住得遠,工作忙,還是我去看你。當葉劍英驅車到華國鋒家裏時,華國鋒恭候在門口,親自給葉劍英打開車門,迎接到房間裏。談話中,華國鋒恭稱葉劍英是“8億人民的老帥,德高望重”,對葉劍英的話,華國鋒都能聽得進去。華國鋒在依靠葉劍英的同時,還特別注重爭取掌握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局權力的汪東興的支持,他對汪東興也十分尊重,很多重大問題,他都先徵求汪東興的意見。華國鋒對北京市委書記、北京軍區政委吳德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爭取吳德的支持。華國鋒還特別爭取在中央領導層中工作的工農出身的幹部。他爭取到了陳永貴、倪志福的支持。吳桂賢本來是跟著“四人幫”跑的,經過華國鋒做工作,吳桂賢在支持“四人幫”問題上也開始徘徊起來,而且,她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正式表決時,沒有表決權。這樣,華國鋒雖然表面上很平靜,但在中央領導層中卻逐漸爭取到了多數支持者,壯大了自己的力量。1976年9月下旬,華國鋒、李先念、吳德曾分析過當時中央政治局內的力量對比,認為擁護華國鋒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經佔多數。華國鋒還特別注意爭取軍隊領導人的支持。除葉劍英外,他對許世友等其他軍隊高級領導人也十分尊重。此外,他還聽從葉劍英關于不能搞第二武裝的建議,在中央明確提出各地不許搞第二武裝,這就使“四人幫”失去了掌握武裝力量的“合法”性。 

    華國鋒確定了抓“四人幫”的決策

    進入1976年9月下旬,“四人幫”的“倒華”動作更大了。他們在上海暗中搞的第二武裝──上海民兵的活動日益頻繁,同時,他們開始在中央直接攻擊華國鋒。9月16日,“四人幫”拋出了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筆者注)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公開對他們篡改的毛澤東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進行了詮釋,社論說: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永遠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些話實際上是說,華國鋒沒有按毛澤東的既定方針辦,威脅華國鋒必須按照他們的路線走。在攻擊華國鋒的同時,江青出面對華國鋒進行無理糾纏。早在毛澤東逝世的當天,江青就向華國鋒提出,毛澤東是被鄧小平氣死的,必須開除鄧小平的黨籍。華國鋒不理江青,江青就糾纏不休,其他政治局委員說,現在不是討論這件事的時候,江青才暫時不鬧。接著,江青又糾纏張玉鳳,要拿走毛澤東的一些文件和檔案,張被逼無奈,讓江青拿走了兩份。華國鋒得知後,讓汪東興追回了這兩份文件。江青又向華國鋒提出,要毛遠新留在中央工作,張春橋等也隨聲附和,但華國鋒決定,毛遠新回遼寧省工作,江青就與華爭執不休,反復提這個事。據吳德回憶,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反復與華國鋒糾纏毛遠新去留的問題,一直糾纏到第二天早晨5點鐘,華國鋒捺著性子,只是耐心地聽。最後華國鋒問江青,講完了沒有,江青說講完了,華國鋒立即宣布:散會,毛遠新還是回遼寧。與此同時,“四人幫”抓緊做奪權的準備。9月21日,張春橋在北京單獨會見徐景賢,聽取8月間丁盛(當時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筆者注)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秘談的情況匯報,當得知南京軍區有一些部隊不但不聽丁盛的,還調動了三個師駐扎在上海外圍的情況後,張春橋說:“我們只有筆桿子,沒有槍桿子。”他指示,要在上海盡快擴大第二武裝。9月21日當天,王洪文就跑回上海,對上海民兵的所謂“布防”問題,做了部署。28日,張春橋派人回上海向上海市委傳話說:現在要“提高警惕”,有人要“整上海”,上海還沒有經受林彪一類上臺的考驗。

    當時,黨和軍隊內很多老同志,包括陳雲、王震、鄧小平、鄧穎超、李德生、陳錫聯等,都與葉劍英或者相互之間商討過要解決“四人幫”問題。但是,他們也都意識到,華國鋒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是中國實際的黨政第一號領導人,只有華國鋒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才名正言順,才合乎黨法。華國鋒心中也知道,解決“四人幫”問題非由他先提出不可。心中有了底之後,華國鋒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于9月11日鄭重向李先念提出要解決“四人幫”問題,並且把解決“四人幫”的任務,交給了葉劍英和汪東興。李先念接受華國鋒的委托後,于9月13日見葉劍英,轉達了華國鋒的委托。不久,華國鋒、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在國務院後邊的會議室裏討論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首先說:“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問題,怎麼解決?”雖然大家沒有深談,但華國鋒已經把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向他們提出來了。9月26日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等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華國鋒說,現在看來,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已經不可避免,這場鬥爭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如果“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得逞,就會斷送我們黨領導人民創建的社會主義事業,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就是黨和人民的罪人。可見,那個時候,華國鋒不但再次提出要解決“四人幫”問題,而且已經爭取到了中央多數領導人的支持,下一步就是怎樣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了。

  親自坐陣懷仁堂

    1976年10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文章不點名地攻擊華國鋒“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這篇文章,等于是“四人幫”向華國鋒宣戰了。原來,兩天前,華國鋒在喬冠華9月30日送審的一個材料上批示說: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錯誤,“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四人幫”看到華國鋒這個指示後,立即做出了反應,他們安排“梁效”寫作班子,連夜寫出了《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一文。這篇文章雖然沒有點名,但明顯把華國鋒定為“修正主義頭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是還在“走”的“走資派”。這樣,華國鋒就處于必須被打倒之列了。

    華國鋒看了這篇文章後,決心要盡快解決“四人幫”問題。他在9月未與李先念、吳德等人商量解決“四人幫”問題時,確定了“越快越好”的方針。他說“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當時,李、吳二人都同意華國鋒的這一方針。這一方針正好同葉劍英不謀而合。10月4日,葉劍英看了《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一文後,專門驅車進城,向華國鋒匯報了解決“四人幫”的方略。葉劍英的意見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須當機立斷,以快打慢。這個意見,正合華國鋒之意,他當即表示同意,並且決定,解決的時間,最遲在後天。這樣,華國鋒在解決“四人幫”問題上最後拍了板:在10月6日抓“四人幫”。拍板後,為了更慎重些,華國鋒要葉劍英通知陸海空等各軍種、兵種,三總部,“務必搞好戰備”,“一切行動聽從軍委指揮”,把軍隊牢牢掌握住。

    華國鋒拍板後,還有些不放心,他對一些細節問題過問得很細。他要葉劍英立即到汪東興那裏,把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和一切細節都安排好,落實好,做到萬無一失,並且親自送葉劍英上車。葉劍英從華國鋒那裏出來,立即到汪東興那裏,把華國鋒拍板做出的決定告訴了汪東興,並且與汪東興一起商定了10月6日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問題。因為此前華國鋒已經把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告訴了汪東興,此時汪東興已經考慮好了一個抓“四人幫”的方式。他向葉劍英談了這個方式,這就是:在10月6日下午,由中央辦公廳通知“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晚8時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就說會議有兩個議題:一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一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問題,王、張二人必到會,讓姚文元以列席名義來懷仁堂,姚也會到會,等他們到懷仁堂時,安排中央警衛局的警衛將他們抓起來。至于江青及他們的另外幾個死黨,則安排中央警衛局派人到他們的住處把他們抓起來。葉與汪商定,一定要嚴格保密,妥善安排,嚴密組織,人不能多,但要精幹。到時,對“四人幫”的警衛人員也要實行隔離,對每一個細節,都要慎重決定,並由汪東興完全負責。隨後,他們向華國鋒做了詳細匯報,華國鋒做出決定:就按汪東興確定的方案辦,10月6日,由汪東興負全責,抓“四人幫”。

    10月6日,華國鋒提前一個小時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同一時間,葉劍英也來到中南海懷仁堂。懷仁堂裏,往常擺放的會議桌椅全被搬了出去,只在前廳擺放了兩個大沙發,華國鋒和葉劍英坐在大沙發上。在這裏,華國鋒親自坐陣,與葉劍英共同指揮抓“四人幫”。

    7點55分,第一個邁進懷仁堂的是張春橋。張春橋看到,懷仁堂前廳只擺放著兩個沙發,華國鋒穩穩地站在沙發前,旁邊沙發上坐著神態自若的葉劍英,心裏立即就明白了發生什麼事情。他剛要爭辯,卻聽見華國鋒帶有濃重山西口音的聲音:張春橋,你聽著,你夥同江青、王洪文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華國鋒接著宣讀了他事先起草好的中央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命令汪東興事先安排好的在場的中央警衛局的警衛人員:“立即執行!”張春橋被帶到了候審的地方。幾分鐘後,王洪文進入懷仁堂,他的眼睛還沒有看清屋內的情況,身子還沒有站穩,中央警衛局兩個警衛人員就上前抓住他的胳膊。王洪文掙扎著反抗,並且衝向華國鋒和葉劍英,卻被警衛人員撲倒在地。華國鋒對著被警衛人員按在地上的王洪文,鄭重地宣布了中央的決定,命令警衛把王洪文也帶走。姚文元遲遲沒有來。華國鋒和葉劍英都在焦急地等待著。當得到報告說,姚文元的汽車已經駛進中南海時,華國鋒與葉劍英都松了一口氣。他們安排中央警衛局的人員把姚文元引進東廊大休息室,在那裏把姚文元抓了起來,並且由中央警衛局的一位副局長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與在懷仁堂解決張、王、姚的同時,汪東興安排好的中央警衛局的另一個行動小組到中南海萬字廊201號江青的住處,向江青宣讀了中央對她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盡管江青撒潑耍賴,但還是被行動小組帶到了候審的地方。另外一個行動小組也到中南海怡年堂後院毛遠新的住處,把他帶走了。

    當各行動小組完成任務,到懷仁堂向在那裏坐陣的華國鋒、葉劍英匯報戰果時,華國鋒和葉劍英的臉上露出了笑容。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報了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的情況,並且做出決定: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穩住“四人幫”的上海死黨

    雖然在北京抓了“四人幫”,但事情還沒有完。在上海,還有“四人幫”的死黨,他們手中還掌握著不少民兵武裝,並且早已有發動武裝叛亂的準備。中央抓了“四人幫”後,他們在上海的死黨覺得一連有幾天沒有聽到“四人幫”的消息,感到不妙,他們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對策。會上,他們中多數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意見:“要大幹一場”,“要武裝起義。”只在北京抓了“四人幫”,不費一槍一彈解決問題,但粉碎“四人幫”的任務只完成了一半,很重大的問題,即避免上海發生武裝叛亂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如果搞不好,上海的民兵很可能在“四人幫”死黨指揮下進行武裝反抗,造成大規模流血事件。

    為了避免出現上海武裝反抗的局面,華國鋒運用智謀,著實動了一番腦筋。他首先決定,對上海封鎖抓“四人幫”的消息,麻痹“四人幫”在上海的死黨。接著,他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調動南京軍區第六十軍的幾個師,擺在無錫、蘇州一線,並且向前推進至上海外圍,把上海四周的戰略要地控制起來。做好這些後,他以中央召開會議的名義,調馬天水來北京。馬天水來北京後,華國鋒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親自與馬天水談話。他首先向馬天水通報了中共中央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並且要求馬天水與“四人幫”劃清界限。在這種形勢下,馬天水不得不表示:服從中央決定,聽從華主席指揮,與“四人幫”劃清界限。華國鋒讓馬天水給上海市委挂電話,轉達“中央辦公廳通知”,要徐景賢、王秀珍來北京開會。徐、王二人信以為真,馬上來到北京。他們一到北京,就被隔離起來。馬、徐、王三人是“四人幫”不在上海時他們在上海主政的人物。這三個人被控制起來後,“四人幫”在上海的其他死黨就處于群龍無首的狀態了,上海發生武裝叛亂的可能性就徹底消除了。但是,光是消除了武裝叛亂的可能,還不算徹底解決問題。“四人幫”原來在上海建立的班底還在,他們的“係統”還在,他們還會繼續與中央對著幹,甚至造成其他一些事端,出現意想不到的問題。為了徹底解決上海問題,華國鋒又想出一個辦法,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親自一個一個地找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談話,爭取他們,要他們與中央站在一起。當馬、徐、王三人經過一番思想鬥爭,表示要和中央站在一起,與“四人幫”劃清界限時,華國鋒表示了對他們的信任,並且以中央的名義,派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上海,妥善處理上海的事情。馬、徐、王回到上海後,馬上召開市委常委會議,公布了中央批判“四人幫”的材料,並且表態擁護中央決定。“四人幫”在上海的死黨們見大勢已去,也就不敢再有什麼“大幹一場”的打算了。接著,華國鋒又派中央工作組到達上海,接管了上海市委的工作,直接控制上海的局面。在中央工作組的工作下,上海的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名義,于10月24日主持召開了有百萬群眾參加的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大會。大會還給華主席、黨中央發去了致敬電。1976年10月27日。經華國鋒提議,中共中央決定,蘇振華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彭衝任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命委員會第二副主任,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四人幫”在上海建立的老巢,徹底瓦解了。(陳 昊)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9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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