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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英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留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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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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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項英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留人間

——紀念項英誕辰110周年


第四,實事求是的作風。192871,項英在莫斯科參加六大時,針對當時的傾向,由他領銜的29位代表提出提案,建議大會致電國內,制止盲動傾向,為到會代表所採納,提案的基本精神均被吸收到大會於79《對國內工作指示》電中。19308月,他任長江局書記時,實事求是地反映當時武漢黨、團、工會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使李立三的傾冒險主義所要求的武漢暴動未能舉行。1931年初,他在調查研究後,批評了發動富田事變的錯誤行徑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反富田事變的過火鬥爭,提出以教育為主解決黨內矛盾和分歧的主張,使當時紅軍和蘇區內部的肅反擴大化一度有所緩和。後來儘管他的正確主張被王明為首的中央派去的中央代表團所否定,並撤了他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但他仍保留自己的意見。歷史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確的。對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作了客觀敍述。 
    第五,高尚的道德情操。項英為維護黨的利益,敢於堅持原則,秉筆直書,無話不可對黨言。192913,為解決中共江蘇省委領導的問題,儘管與會的李立三等多數政治局委員表示贊同,但時任政治局常委的項英認為此法不可取,對全局不利,會削弱中央對全國各地黨的工作的領導,也會影響對江蘇各地黨的工作的具體指導,建議對此慎重考慮。項英敢於提出與總書記向忠發相反的意見,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接著在110的政治局會議上,項英再次提出中央兼江蘇省委的辦法不妥,強調指出:省委的工作很實際,與各方的接觸面廣量大,會直接影響到保密工作,而當時白色恐怖情況嚴重,如果危及中央機關的安全,就會影響全黨,建議中央再慎重考慮。直到中央政治局另一常委周恩來于111從外地回到中央,也不贊成由中央兼江蘇省委的做法後,向忠發才改變自己的主張。1939年,項英從上海地下党來的揚帆處得知藍蘋(江青)在上海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風的不良表現,明知講了不會有好結果,但從關心毛澤東出發,仍立即打電報向黨中央報告,並提出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儘管後來的效果不好,反映情況的揚帆被作為反革命坐牢25年之久,其他有關同志也遭株連,但項英秉筆直書、剛正不阿的正派作風是值得稱道的。 
    項英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體現了老一輩共產黨人的追求,是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重要體現,是党的優良傳統的重要內容,是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紀念項英誕辰110周年,學習、發揚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對於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增強開拓進取、求真務實的勇氣和力量,激勵艱苦創業、再造輝煌的決心,都會有重要意義。

    20085月,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項英誕辰110周年。筆者懷著崇敬的心情,在回顧項英革命的戰鬥的一生、緬懷他為人民解放事業做出重大貢獻時,深感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是留給人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項英是湖北省武昌縣(今武漢市江夏區)人,18985月出生,學徒出身。19204月曾領導武漢紡織工人大罷工,192112月參加革命活動,1922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中共二大代表,第三至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擔任過京漢鐵路總工會總幹事,湖北省總工會副委員長、黨團書記,中共湖北區委組織部主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黨團書記、委員長;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副主席、黨團書記,中革軍委代主席,中共中央蘇區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革軍委中區分會主席,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後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實為政治委員)等職,是中國革命史、黨史、軍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一位人物。 
    
項英在建黨初期、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他長期在白色恐怖情況下,從事工人運動和黨的工作,參與領導了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1925年滬西日商紗廠工人二月罷工和五卅反帝愛國運動;1926年發動武漢工人配合北伐軍攻克武昌城和1927年初收回被英帝國主義霸佔66年的漢口英租界的鬥爭,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中央蘇區,為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和治國安民的早期實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設和發展壯大,竭盡全力,建立了輝煌的業績。1934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他臨危受命,和陳毅等一起,指揮留下的紅軍和遊擊隊全力掩護、策應黨中央、中革軍委率紅軍主力舉行戰略轉移。後轉至贛粵邊,在與中央失掉聯繫、國民黨軍持續清剿的極端困難情況下,領導贛粵邊遊擊區軍民獨立自主地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遊擊戰爭,保持了革命支點,保存了革命骨幹。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同黨中央失掉聯繫的情況下,他敏銳地洞察時局變化,和陳毅按照黨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精神,領導紅軍遊擊隊實行戰略轉變,同國民黨當局就停止衝突、合作抗日進行談判,達成協議。1938年春,根據黨中央指示,同葉挺、陳毅等一起,將分散在南方814個地區(不含瓊崖)的紅軍和遊擊隊編組為新四軍,開赴大江南北敵後,完成了戰略展開,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至1940年底取得了殲敵9萬餘名的重大勝利,使新四軍由開始編組時的1萬餘人發展到8萬余人,增加了七倍半。同時,他與曾山一起,大力加強東南地區黨的工作,使東南地區黨的組織有了很大恢復和發展。項英的這些業績,均已載入革命的史冊。 
    
然而在1941年皖南事變後,由於人們知道的原因,項英的業績多被抹煞。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貫徹,對項英的評價才開始變化。1982年,筆者應邀為《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撰寫[項英]條目,198412月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總政治部主任余秋裏和中央黨史研究室審定,於19861月公開發表後,對項英功過的評價有了重大變化。1995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筆者所寫的《項英傳》,該書用大量檔案、文獻資料和知情者提供的史實,再現了項英可歌可泣的戰鬥的一生,樹立了項英的光輝形象,為客觀、公正評價項英提供了史料。1998513,經黨中央批准,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黨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項英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在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講話中,稱讚項英同志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党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的名將之一,高度評價了項英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建立的歷史功績,洗雪了多年來強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這是在黨史、軍史領域撥亂反正的又一重要成果,使對項英功過的評述有了實事求是的結果,為數十年項英功過的爭論劃上了圓滿的句號。 
    
毋庸諱言,項英並非是足赤之金,他在革命征程中也是有缺點、有錯誤的。特別是在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皖南部隊遭受嚴重損失,儘管情況很複雜,項英作為新四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自然也是有責任的,他本人對此已有深刻認識。但決不能把責任都推給他,更不能抹煞他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做出的貢獻。鄧小平曾經指出:對於歷史人物,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複雜的背景。只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筆者認為,鄧小平這一對待歷史、評價歷史人物的原則,是非常正確的,自然適用于評價項英的一生。 
    
項英在革命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優秀品質和高尚品德,最主要的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堅定的革命信念。項英在革命征程中遇到過許多艱難曲折,從不灰心喪氣,總是努力實踐自己入黨時的誓言,滿懷信心地按照黨所指引的方向前進。在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極其艱苦的歲月裏,長年在深山野林同敵人浴血奮戰,倔仍將《共產黨宣言》、《列寧主義概論》等馬列書籍帶在身邊,有空就讀一讀,從中吸取力量。在皖南事變突圍過程中,他積極做聚集失散人員的思想工作,抓緊佈置皖南的秘密鬥爭,籌畫向江北突圍的各項事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無私的奉獻精神。項英一貫顧全大局,不計個人得失,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總是竭盡全力去開展鬥爭新局面。1924年至1926年,他為恢復、發展黨的組織和工會組織,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奉命奔波上海、武漢,有時剛去工作不久,又因另地出現突發情況被調回,他總是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叫幹什麼就幹什麼,並取得了優異成績。1930年底,他到達中央蘇區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軍委主席,位均高於在蘇區的其他領導人,他依然滿腔熱情地按規定較好地完成了一蘇大的籌備、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創建、工農紅軍的建設和發展壯大等項工作。19342二蘇大後,項英名義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副主席,實際上只擔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工農檢查委員會主席的工作,不久又調任贛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和贛南軍區司令員,他都是愉快服從,盡可能地把工作做好。同年10月,紅軍主力轉移,黨中央決定他留下先組織掩護紅軍主力轉移,後堅持遊擊戰爭。當時中央黨政軍領導人都隨軍行動,唯獨將項英留下堅持鬥爭。他明知艱險異常,留下凶多吉少,8萬多紅軍主力無法抵擋50萬國民黨軍的進攻,讓他指揮1.6萬名主要是地方紅軍更難抵擋,但他二話沒說,無所畏懼,很好地完成了任務。譚震林曾經指出:南方的遊擊戰,在紅軍長征之初,牽制了蔣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隊得以大踏步地前進;並在爾後的三年中,保存和衛護好革命的火種,使它不滅地燃燒,終成燎原之勢。項英嚴於律己,公而忘私,一生中因艱苦鬥爭無法顧及子女,只是19389月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時在延安才同自己的子女見過一次面,這種情況是罕見的。 
    
第三,開拓性地開展工作。項英在工作中,總是從維護人民群眾和整體利益出發,抓住當地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通過主觀努力,爭取最佳效果。在工人運動中,他講明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和互相幫助、共謀幸福等主張,把廣大工人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使工會成為同帝國主義、軍閥、反動勢力作鬥爭的重要政治力量。在主持軍委的領導崗位上,他圍繞著加強紅軍政治工作,確立建立總政治部和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的相互關係,對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建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以命令形式,規定每年·為紅軍建軍節,成為當今人民解放軍進行光榮傳統教育、地方進行國防教育的重要日子。他在實際主持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工作期間,努力進行治國安民的實踐,強調蘇維埃政權要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新風,積極發展生產,宣導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廉潔奉公,反對鋪張浪費,懲治貪污、腐敗,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在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爭中,他重視遊擊戰術的研究,並編成歌訣,便於指戰員們學習記憶和運用,成為紅軍遊擊戰爭理論的組成部分。在新四軍,他重視訓練機構設置和人才培養,以抗大為榜樣,又根據新四軍所處地區環境,為減輕國民黨當局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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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高尚的道德情操。項英為維護黨的利益,敢於堅持原則,秉筆直書,無話不可對黨言。192913,為解決中共江蘇省委領導的問題,儘管與會的李立三等多數政治局委員表示贊同,但時任政治局常委的項英認為此法不可取,對全局不利,會削弱中央對全國各地黨的工作的領導,也會影響對江蘇各地黨的工作的具體指導,建議對此慎重考慮。項英敢於提出與總書記向忠發相反的意見,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接著在110的政治局會議上,項英再次提出中央兼江蘇省委的辦法不妥,強調指出:省委的工作很實際,與各方的接觸面廣量大,會直接影響到保密工作,而當時白色恐怖情況嚴重,如果危及中央機關的安全,就會影響全黨,建議中央再慎重考慮。直到中央政治局另一常委周恩來于111從外地回到中央,也不贊成由中央兼江蘇省委的做法後,向忠發才改變自己的主張。1939年,項英從上海地下党來的揚帆處得知藍蘋(江青)在上海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風的不良表現,明知講了不會有好結果,但從關心毛澤東出發,仍立即打電報向黨中央報告,並提出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儘管後來的效果不好,反映情況的揚帆被作為反革命坐牢25年之久,其他有關同志也遭株連,但項英秉筆直書、剛正不阿的正派作風是值得稱道的。 
    項英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體現了老一輩共產黨人的追求,是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重要體現,是党的優良傳統的重要內容,是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紀念項英誕辰110周年,學習、發揚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對於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增強開拓進取、求真務實的勇氣和力量,激勵艱苦創業、再造輝煌的決心,都會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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