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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给邓小平平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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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ie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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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给邓小平平反问题

 

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岀現中国军中的赫鲁暁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并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反击右倾翻案风,“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197665日,重病中的毛主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沒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参见时事出版社《新中央机密》第268页)。

 

回顾毛主席这些为民担忧的肺腑之言,再来看看某些人的表演,包括在这前发表的《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文,毛主席的理论,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

本文所谈给邓小平平反的问题,涉及到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和197645日天安门事件两大事件。尤其是天安门事件,因为这个件事,中央认定邓小平是后台,而作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藉,以覌后效。这也是邓小平平反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文重点介绍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汪东兴为一派,叶剑英、邓小平为一浱,两派间的唇枪舌战,也是关键的一战,两派几乎人人“上战场”,在此仅介绍几个关键人物参战情况。

这一派斗或内讧,从1976107日起,即两派联会抓捕了“四人帮”而接着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汪东兴、叶剑英精心按排下,以武装压阵,谁持反对意见就抓谁,而“通过了”他们抓捕了“四人帮”的行动,并决定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至中共十一大的召开为止。其性质,属于两派联合宫庭政变,抓捕了江青等四人后,两派分賘不均、也不可能均而引起的。关于那次政治局会议武装压阵的详情,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武装压阵开政治局会议,在党史上是空前的、“中国特色”的会议。

汪东兴自政变后华国锋当了“英明领袖”,为了保护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宝座,以兑现华已承诺他自己在十一大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活捉江青等人以后,所谓揭批和清查和‘四人帮’ 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了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压倒一切的急迫大事。汪东兴总担心他竭力要保护的这个领袖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日夜担心江青的保护者们会在一个晚上造起反来,所以预定了用三年的时间把被称之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统统揪下台,赶出去,能打倒的打倒,不能打倒的给予清洗。”(参见《汪东兴传》第200页)。在这个问题上,两派间没有矛盾,都有排斥异己的急迫需要。据目前部分省市揭露的情况看,全国上下在这场大清查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全国有数千万人被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是中共党史上最严重、最残酷、迫害新老干部、群众(包括未成年中小学生)、一大批共产党培养的知识份子………,涉及面之广、迫害人之多,均创中华历史之最,其中不少人被判了长期徒刑,这在解决党内矛盾是前所未有,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不满,以至党、军威信一落千丈。

但有的人他们却不敢碰,例如邓小平闹翻案的问题,汪东兴当时在各种会议上说:“还有一种错误的议论,说‘四人帮’是反邓小平的,不对,应该说‘四人帮’和邓小平都是一溜货,他们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在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上,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华国锋针对一些人为邓小平翻案的议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汪东兴同志的讲话很好,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许多问题。我建议把他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印发下去,以此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总之,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退步。’”

紧接着,“华国锋召集汪东兴、……等人经常碰头开会,研究当前形势和对策。汪东兴说:‘现在党内围绕着要不要给邓小平平反的问题,我们和叶帅…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将会有一场比较大的争论和斗争。依我看,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退步了,就会在全国人民面前败下阵来,那我们就不是毛主席的继承人了,而是人家所说的右派了’。”华国锋说:“可是叶帅这些人也是得罪不得的呀,我们总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和他们决裂呀。”

叶剑英知道汪东兴的讲话后,对人说:“汪东兴充什么大头,在邓小平同志眼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和说话的机会。和我们相比,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三流政客,他能当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就是再打一百次战,也轮不上一个警卫人员出身的人当什么大头呀。他连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本事都没有,我们根本就不和他一般见识。”这些传到华国锋那里“华国锋怔了下,但他很懂得这话的分量,没有和任何人讲。”

19771月,“北京市的十几名青年人冒着风险,在十里长安街上贴岀‘强烈要求为邓小平平反!’、‘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行动,不为这个事件平反,天理难容!’‘坚决把继续坚持四人帮路线的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立即破案,同时整了材料,上报到华国锋、汪东兴。报告说:‘今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出现了多起公然为邓小平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革命传单、标语、讲演和其他形式的案件。他们的目的就是抬出邓小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上台,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中央不采取强烈措施,就会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造成不应有的严重后果’”。 汪东兴批示:“请华主席阅。我的意见,对这类反革命案件,必须狠狠地打击,为首的要坚决杀掉。不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我们的政权就有颠覆掉的可能”。 华国锋批示:“对写这样的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少数罪大悪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要坚决杀掉。同时批发了1977年第五号、第六号文件及国务院三十号文件,要声势浩大地开展追查政治谣言的运动,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的运动,镇压这批人,以巩固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接着“许多老同志都为邓小平的平反公开说话了”。华国锋急切地说:“真没有想到毛主席才逝世几个月,他的话就有人敢这样怀疑和不尊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明明是毛主席讲的嘛,有人便要扣栽在‘四人帮’头上,即使我讲了也不顶用了。”

19773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汪东兴建议,华国锋在会上讲了话:“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一直在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上作文章。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同志出来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 翻案。所以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之的当。再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邓是完全必要的,还是要继续批的,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东西,我们如果不执行,那么我们还谈得上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吗?这个道理简单易懂,问题是有些同志能不能听进去的问题。我们现在讲抓纲治国,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不这样,我们的同志就还要会政治上犯极大的错误。”

这一讲就议论开了。这时叶剑英讲了活:“我们怎么能像‘四人帮’ 那样呢,动不动就搞大批判,还让不让人讲话?这种国民党作风早就结束了,现在我们党能否兴旺发达,关键就要看我们党中央能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问题。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斗来斗去,我们的国家非灭亡不可。”这话一出,“华国锋被各种各样的议论所围,……。”华国锋建议他和汪东兴和叶剑英谈谈天安门事件的看法。

华国锋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叶副主席感到为难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承担责任,不要叶帅负责。”

叶剑英说:“我不是那种害怕负责的人,我是想弄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参与天安门事件的人,究竟是反对‘四人帮’、还是反对毛主席,我看了吴德他们提供的材料,看不到一句是直接攻击毛主席的,倒是大量的诗词、标语都是反对‘四人帮’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允许群众在当时反对‘四人帮’ 呢?我看这个问题还应该研究。这和邓小平的问题是两回事。现在应该看到,不管天安门事件是什么,都和邓小平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参与那个事件。‘四人帮’为了陷害邓小平,捏造说他是这个事件的后台,其实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所以,我倾向于很快给邓小平平反。这个态度,请你们考虑。”

汪东兴说:“叶帅,邓小平的问题并不是当前主要问题。他作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党员的一部分,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如果不警惕,也会变。那些犯过走资派的人,…。但邓小平……。”

叶剑英:“汪主任呀,你的这些话,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像‘四人帮’的帮腔帮调,这番大道理究竟他们作的怎么样?他们是怎么干的?怎么总是要对准我们这些老家伙呢?”“现在有少数的人给华主席和你汪东兴都贴了大字报,有些信件都寄到了我的家里,说你汪东兴才是地地道道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仅在中南海的住房就好几套,都是高标准的豪华住宅,说你搞特殊化的行为都有具体的事实。但是,老同志们为了保护你,都在千方百计地为你解释,替你辩护,这正说明了大家在爱护你。要是按照‘四人帮’ 的那一套,你岂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吗?毛主说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变了,这个话谁说谁有理,这顶帽子可以扣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头上,你能解释得清楚吗?……,还是都好自为之吧。”

汪东兴说:“现在有些人的确是在把水搅混,攻击我们这些人,但是,这和为邓小平翻案、为天门事件翻案是拉不到一起的。是否我们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了,这些人就不搞了呢?我看照样闹。他们为他们的反革命本性所决定,是一定要和我们作拚死挣扎的。”

叶剑英说:“这话错了,要说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如果硬要说邓小平一个的话,那也可以把我也拉上,我也祘一个。这能说明我们都是反革命吗”?

汪东兴忙说:“叶帅,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你老人家千万别生气,有话我们慢慢说,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嘛。就算我们要为小平平反,现在起码不是时候,也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机会进行嘛”。

“邓小平曾让王震试探过汪东兴的态度,让他在华国锋面前替邓小平说几句公道话”,而碰了壁。

1977410,邓小平给华国锋、中央写了一封信(内容略)。华、汪看了这封信后,华国锋说:“这封信可以给公开,但是仅有这封信还是不够的。他必须公开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公开表态,承认那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承认毛主席给这个事件定的性是完全正确的”。

汪东兴:“还是华主席英明,一下子就抓住了根本的要害让他来表态,……”。

华国锋:“你也要考虑到老邓这个人不这样作的准备。这个人很狡猾,我听一些人说过,邓小平是一个最大的实用主义者,他用得着谁的时候,甜言蜜语,什么话都说,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是什么事情都会干,什么语言都会说的。但是他一旦达到了目的,他说过的一切统统都会赖帐,这一点,我看我们还是要小心点。不过无所谓,反正中央的最高权力在我们手里,我们不怕他造反。”并要汪亲自同邓谈一次。汪要邓作检讨,邓除绝了。

邓小平:“我出来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不出来也可以给你们当当参谋嘛。但是,我可以肯定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悼念周总理何罪之有?那么多群众参加悼念总理,怎么能把他们说成反革命呢?这样下去,你就不怕群众来同我们辩论吗?毛主席在的时候,可以镇得住许多人,但是你别忘了真理毕竟是真理,采取高压政策是不会持久的”。

汪东兴:“小平同志,还是放得明白一点吧,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现在依然是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这一基本原则的。谁如果动摇这一条,就是背叛。”

邓小平:“不要这么说话,真正维护毛主席崇高威望并不是维护他老人家的错误,而是要真正继承他的遗志和事业。我给华主席和党中央的信里已经明确地讲到了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统一这个看法的”。

汪东兴:“天安门事件已经使主席够头痛的了。主席说,他们打人、打警察、放火、………”

邓摆摆手说:“这个你还是不要给我再讲了,讲了我也是不愿再听下去的。这些东西毛主席在病中是怎么知道的?都是‘四人帮’那些人给主席灌输的歪曲事实的东西嘛。如果相信了‘四人帮’和那个联络员的捏造,华主席包括你将来都可能要成为比我还要坏的罪人。现在我们再把‘四人帮’捏造的东西翻出来,打上毛主席的旗号来贯彻,我们的党和国家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喲?这个你想过没有?”邓小平接着批“两个凡是”的问题……。

(以上这些参见《汪东兴传》第202页至235页)

 

最后,华国锋在“邓小平平反出来工作会支持他、以及不再分裂、等问题得到肯定答复后”,在这样矛盾丛生的背景下,召开了十一大,两派都分得一块“蛋糕”,华正式当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汪东兴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在这前他和胡跃邦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华国锋任校长;邓小平得到平反,恢复了1975年的全部职务。华国锋在十一大上代表中央宣布1976年批邓、反击在倾翻案风的运动是错误的,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在这以后,当一派“胜者为王”后,关于天安门事件某些关键情节,才从“暗箱”里倒了出来:

 1976423日左右,即天安门事件暴发前夕,邓小平已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等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老头子面前”。

“他(指邓小平)看了一遍(文件和材料),把材料放下,说:‘参与者并不多’”。

胡耀邦:“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人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动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词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吗?”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说,翻案不得人心”。

“我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这话要注意呢,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有什么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也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没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那几个笔杆子,最喜欢抓人的小辫子,而我,也是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以上参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纪实》第534页)。

 

“当时叶剑英对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各地的悼念周的活动极为关注,不仅每天派人去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还冒着风险,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看小字报,了解事态的发展”。“原解放军三零一医院护士周美华曾告诉笔者:在清明节那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警卫参谋马西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绕纪念碑转了一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劝止了”。“ 叶剑英的一个颇有诗才的孩子馨儿跑到天安门广场贴上自己的哀诗。事过十余年,笔者向他索取这首诗,他记忆犹新,当场挥毫相赠。词曰:人生七十不为天,唯到君归偏恨早。尸骨未曾寒,风雨漫如磬。五十年来事,锤炼人民志。泣血酹中魂,济济后来人。公元197642日在天安门”。(参见《新中央机密》第229230页)。

 

当时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情况也随之公开:

197644,“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在后,北京市对天安门广场事件作了处理。“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的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导 ”。 “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导,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导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下册第17751777页)。

 

有的“败者为寇”者也公开了一些内容:

如姚文元的部分日记: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4月4日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进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4月5日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某某(注:笔者删去原文人名)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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