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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埋下了中越戰爭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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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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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來率領一百五十人的代表團抵達瑞士,出席討論朝鮮及中南半島局勢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這是共產黨中國第一次派高規格的團參加大型國際會議,挾帶與“聯合國部隊”交戰後的雄風,在如此醒目的舞臺上亮相,公開發揮對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力。
    
    
這次周恩來的個人表現是極為成功的,贏得了包括西方陣營的政治家的好感和稱讚。參加會議的十九個國家,有十五個加入聯合國部隊與中國交戰過,只有蘇聯、北朝鮮與中國有外交關係,中國的處境十分孤立,同時又要發揮“大國”的影響力,其難度可想而知。美國代表團團長杜勒斯甚至以拒絕握手來表示敵意。公開地說,杜勒斯此舉實在缺乏基本教養,顯得太小家子氣,堪稱自我出醜。難得總理從容應對,不卑不亢,四兩撥千斤,堅定又不失其靈活性,通情達理,慷慨陳詞,一下樹立起他和他所代表的“新中國”的良好形像。
    
    
日內瓦會議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是周恩來外交生涯的峰巔之作。他所表現出來的風度、口才、機智與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範,不過具體而論,日內瓦會議也留下周恩來的巨大敗筆,那就是對越南問題的處理。
    
    
越南、老撾(寮國)、柬埔寨原為法國的殖民地,太平洋戰爭後被日本佔領。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老撾、柬埔寨的抗法力量隨後也相繼建立寮國、高棉抗戰政府。法國為收復失地,發動印度支那戰爭,先後入侵這三個國家。日內瓦會議的後半部份,就是由中、蘇、英、法、北越(共)、南越(法蘭西聯邦)、老撾王國、柬埔寨王國的代表,談判討論這個地區的停火、劃區、監督和國際保證,中心議題則是前兩項:停火和劃區。談判的主要對手是法國。
    
    
勸說越共接受“兩個越南” 
    
    
早在一九五零年二月,毛澤東、周恩來從史達林那裏討了個“既好看又好吃”的紅包,打道回府,經常秘密訪問和住在蘇聯的北越領袖胡志明同乘專列經北京回國,路上胡請求毛澤東派一員戰將支援越共部隊。毛欣然應允,由中共中央正式向越南派出軍事顧問團,韋國清為團長。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日內瓦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前一天,越共領導的人民軍在奠邊府大破法軍,殲敵一萬六千人。此次大捷,中國的軍事顧問團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韋國清也因而建功甚偉。一九五六年回國鎮守廣西,文革期間盡力推行極左政策,胡作非為,官至政治局委員,——此為後話。
    
    
話說六月二十三日,周恩來親自到波恩,與會議期間新上臺的法國總理兼外長孟戴斯·佛朗斯會晤,態度誠懇坦率。孟戴斯?佛朗斯與主戰派的前任總理拉尼埃完全不同,他是主和派,誓言一個月之內結束印支衝突,否則將辭職以謝國人。周恩來以法語與之交談了半個小時,兩人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孟戴斯·佛朗斯感歎:“周恩來是我見過最聰明的人,具有世界級政治家的胸襟與才能。有你所能想像的敏捷和妥協的思慮”。但是這位“最聰明的人”竟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積極遊說北越方面接受了“兩個越南”的安排。
    
    
當時的情況,對越共方面極為有利。法國為了列印支戰爭,將“馬歇爾計畫”給他們的戰後經濟重建援助全賠了進去,前後花了十六億法郎,結果打了敗仗。法國內閣因而易主,由主和派新總理順應民意參加和平談判,孟戴斯?佛朗斯放出一個月之內,結束戰爭的硬話,讓步餘地極大。越共方面,奠邊府大捷帶來士氣高漲,希望立即統一越南,而且遊擊隊已經滲透南越一方,幾乎是穩操勝券。“兩個越南”是一九四五年波茨坦會議中,由史達林、杜魯門背著越南人劃分由來的,合理不合理且不言論,既然北越吞併南越已成定勢,再迫使其屬守波茨坦協定,難怪人家不服。

中國被拖入越戰的泥潭
    
    
周恩來與法國新總理會晤後,安排北越總理範文同與之會面。為了避免“第三方影響會談”之嫌,當天他就飛往印度。接著去緬甸。六月三十日,回到廣州,特別去廣西柳州去看北越領袖胡志明。胡志明每年有幾個星期在那裏養病,接受中國的草藥治療。
    
    
周恩來與他討論了三天,勸說他暫時忍耐國家分裂的局面,越南的統一“時機與條件均不成熟”。胡志明聽到自己最信得過的中國也如此說,十分痛苦和勉強的表態:“我可以再等幾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國土,但統一是絕對不能改變的”。
    
    
“會的,”周恩來承諾:“到時候,中國將是你最信得過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產黨在河內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胡志明在報告中表達退讓的立場:“美國正企圖將戰況拖延,我們必須做相對的讓步,否則將會受到國際友人的孤立。”
    
    
周恩來七月十日重返日內瓦,立刻會見北越代表,傳達其領袖胡志明同意妥協的聖旨。北越代表只好遵從,接受“兩個越南”,提出以北緯十三度為界,法國則建議以北緯十八度為界,最後雙方同意以北緯十七度為界,但十七度線以南的越共遊擊隊必須撤回十七度線以北。這一下,周恩來與許多北越的軍事將領結下了深仇大恨,認他是出賣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禍首。
    
    
日內瓦會議的最後一天,周恩來自認大功告成,在中國代表團住所宴請北越、南越、老撾與柬埔寨的代表,向每一位代表進酒,一連幹了三十杯茅臺,被人稱為“海量”。
    
    
越南該不該分成兩個,能不能分成兩個,分成兩個究竟對誰有利,歷史已作出結論。事實上,對誰都沒有利。
    
    
對於越南來說,國土一分為二,人民長期生活在戰火之中,以刀槍矛椿為伴,南北雙方窮兵黷武,國家元氣大傷,大好河山成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武器實驗場,其創傷至今未能恢復。胡志明本人也死不瞑目,含恨而終。
    
    
對美國來說,捲入曠廢日久的越戰,勞民傷財,犧牲了大量的人員物力,最後一無所獲,是其建國以來唯一被打敗的戰爭,在國際舞臺上形像大受傷害,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指責為“戰爭販子”,群起而攻之;國內反戰呼聲高漲,當年反越戰、逃避兵役的克林頓後來居然能當選並連任總統,可見美國人民對戰爭反感程度之深。越南淪陷後,大量難民漂流到東南亞各國,美國作為始作俑者,亦只好盡力收容。越戰帶給美國人的創傷和陰影,就如文革給中國人帶來的影響一樣深遠。
    
    
對蘇聯集團來說,為了和中國爭奪越南這個“難得”的盟友,不惜投入大量資源,分散了在歐洲與北約組織對抗的實力,又不得不擺出一副與美國爭霸的架勢,騎虎難下,是為導致其國庫空虛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得不咽下自釀的苦酒 
    
    
對於中國,就更加如此了。日內瓦會議結束後的同年九月,美國操縱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其中包括南越,在其《共同防禦條約》中規定,各簽約國有權協助被攻擊的國家。
    
    
周恩來大為吃驚和後悔:“我們在日內瓦被騙了。這是我的錯,美國欺騙了我們。但是最後他們終將發現,他們欺騙的是他們自己。我敢保證,他們的損失會比我們更大”。
    
    
至此,中國只有一條路可走:無條件地支持北越,幫他們統一國家,因為周恩來曾對越共領導人做出過承諾,也是他勸說人家放棄有利的形勢,退守十七度線以北。
    
    
於是,中國被迫捲入越戰,再次為別人的國家利益向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宣戰,——應該算不宣而戰。“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中國人民節衣縮食,十年如一日地將無數的大米、被服、武器彈藥、各種工業用品無償運往越南,即使在最困難的三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未曾中斷。除了物資支持,中國軍隊還直接投入越戰前線作戰,作出重大而無名的犧牲,而中方所做的一切,北越方面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國家“本來”是可以統一的,現在要打這麼久的戰爭,都怪他周恩來一手造成的。不管是與不是,反正他是跳進黃河洗不清了。
    
    
這就解開了一個藏在中國人心中多年的疑團:為什麼越南人那麼“討厭”,跑上門來要東西,就像不爭氣的兒子回家向爹媽要錢一樣,那麼理直氣壯、沒完沒了、予取予求!
    
    
讓我們看一段周恩來被北越領導人逼著要東西的場景:已經連續三十多個小時沒合眼、刮鬍子暈倒在洗手間的周恩來,強打精神與北越總理範文同會談,越方不停地提條件,不時又在出爾反爾,好像他們跟美國人打仗只是為了中國…..周恩來不停地喝茶,但他越來越掩飾不住耗盡血汗之後的極度疲憊。他向服務員要濕毛巾擦臉提神,一次又一次,不斷要求提高毛巾的溫度,一邊聽範文同講話,一邊用燙毛巾灼自己的額頭、眼窩臉頰、脖頸,會談從夜裏兩點一直進行到旭日東昇。
    
    


    
    
周恩來為他的錯付出了代價,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則更為慘重。越南從“可靠後方”索取了難以計數的財物,打贏美國統一南越之後,竟公開跟中國翻臉,仿佛早已是不共戴天的仇敵。中越之間終於在一九七九年爆發戰爭。
    
    追溯二十五年前日內瓦協定種下的遠因,真教人感歎: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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