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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为何在党的七大选举中落选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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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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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王稼祥在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人对毛泽东和王稼祥之间关系的猜疑。实际上,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的《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过解释。只要对这段讲话略作解读,就不难找出其中原因。

  王稼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对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遵义会议后,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并被确定为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这个三人小组
负责指挥红军进行长征,被认为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对维护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延安,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周恩来常驻重庆南方局,朱德经常来往于八路军前方指挥作战和延安军委总部,王稼祥常驻延安,协助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又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一年半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这样,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也就不存在了。不过,王稼祥仍然担负了重要职位。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王稼祥同时还是由刘少奇任书记的组织委员会成员。实际上,这时王稼祥伤病复发,已到了不能再“带病工作”的地步了,根据中央决定因病休息3个月。

    一贯谦虚谨慎,不讲自己功劳、只讲自己过失的王稼祥,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说:“从1938年我回延安担任军委和总政工作,一直到1943年因病脱离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犯错误比较少的一段时间。”事实上,正是在这段时间,王稼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对党的事业、对中国革命事业、对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他本人也锻炼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抱病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同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这是一篇已被历史公认为全党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

    王稼祥的住处也由杨家岭迁到枣园,又由枣园迁到王家坪。有时在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检查治疗,有时在住处疗养。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举行。会议的任务有两项,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全会持续时间很长,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这次全会。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阶段,1945年3月29日,毛泽东批示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还要写出意见;并给王稼祥也发了一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经毛泽东多次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为了提交4月20日七中全会最后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讨论,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即草案第三次稿,这个稿本也发给王稼祥一本,征求意见。病中的王稼祥,深知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为认真负责地进行审阅并提出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他除了对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写了意见给毛泽东,又于1945年4月17日和4月22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对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第三稿的意见。这两封信,已编入《王稼祥选集》,篇名为《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王稼祥在信中说:“七大政治报告是救国建国的纲领,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纲。这两个文件,我都完全同意的。”信中说:一切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与党的批评,并着重谈了检讨自己错误的一点经验。“严肃的态度就是先抛开一切荣誉、责任与舆论,抛开自己的主观,来看问题的本质,来看客观。即:自己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点所主张所实行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有利于革命”。他认为,对自己检讨之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过程,是他在病中长期回忆的一点经验,这对犯原则错误的同志去想问题,或者会有一点帮助。这对党检阅任何一个政策的过程,或者会有一点参考价值。在这两封信中,他诚恳地申明:“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地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如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康健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病中脑力不济,思路前后不连贯,故写得零乱。是否妥当,尚乞指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于1945年5月2日对王稼祥的这两封信做了批示:“此两件请富春同志印发到会代表。”

    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无表决权)。王稼祥也是中共七大代表,编在晋冀鲁豫代表团,但是他因病未能出席。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七大主席团在各代表团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提出94人的预选名单,并决定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4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中强调指出:遵义会议以后的这十年,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局面也不会有这样大。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确:有的人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表示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现实主义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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