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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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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i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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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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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 ~~

 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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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我们也曾有过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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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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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炜著泠风执笔

作者简介:赵炜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辽宁省新民县人,1951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及纪念馆顾问。著有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等著作。

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期间留影。

邓颖超身为革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是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输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遂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我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大姐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我:“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大姐,那您不是赛仙家吗”我宽慰她。

邓大姐笑了:“仙家虚无飘渺,还是一枝花实在呀。”

“其实呀,我也差点是一枝花呢,”有一次邓大姐和我谈起孩子感慨地说:“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趁着邓大姐那天情绪好,我就让她讲讲孩子的故事,邓大姐便慢慢倾吐出她早年失去孩子的经历。

邓大姐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那阵儿我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大姐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邓大姐就自作主张去街头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大姐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大姐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11月,邓大姐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总理重逢,对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回忆的:“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讲完这段往事,邓大姐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从她的口吻中,我感觉出了一点点懊悔,但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样话安慰她。

194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15周年合影

邓颖超第二次怀孕

“我第二次怀孕时快生产时恩来又不在。”过了一会儿,邓大姐又接着讲述了她第二次失去孩子的经过。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总理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大姐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近10斤重,他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大姐说着拍拍我的肩膀。

邓大姐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她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大姐她们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还有三位同志被捕了。还好,在搜查前,周总理刚刚寄给邓大姐的一份电报被工友收起来,后来他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邓大姐当时在医院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呼啸,她让母亲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电报的工友。广州无法呆下去了,邓大姐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总理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大姐,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大姐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大姐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大姐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总理时,人已是虚弱的不行。

后来,邓大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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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卫星设备震惊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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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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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尼克松的“黑匣子”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
    
    尼克松访华的前几天,美国的一架运输机提前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这架运输机刚一停稳,一个秘密的集装箱便从机上卸了下来。这个集装箱被迅速打开后,露出的是一个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活动型的卫星地面站。在中方有关人员的协助下,美国的这个卫星地面站便安放在了首都机场,其天线直径仅有10米。
    
    于是,当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专机一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尼克松刚刚走下飞机的舷梯,美国国防部安全军官黑格便如同影子一般紧紧地跟在了尼克松的身后,手上只拎了一只小巧精致的黑皮箱。这个后来被称之为“黑匣子”的黑皮箱,即微型活动卫星地面站的终端。
    
    最先注意到这个“黑匣子”的,是周恩来
    
    当晚,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起看当天中美活动的录像。刚看了几个镜头,尼克松便指着录像对周恩来说,现在美国人民也坐在电视机旁看我们今天的活动情况。周恩来略为一惊:是吗?尼克松笑了,指着身边黑格拎着的黑皮箱说,从我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步起,我在中国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便全都由它记录在案,然后再通过我们天上的通信卫星,将这儿的每一个活动细节随时传回美国。
    
    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听后十分震惊,但表面上依然显得漫不经心。事后却急忙找来有关人员,对“黑匣子”之事进行了认真的询问。有关人员把“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的有关秘密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介绍,最后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可惜的是,天上现在还没有我们中国的通信卫星!”
    
    周恩来一下沉默了。
    
    从第二天起,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一起的日子里,眼睛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看一看尼克松身边的那个“黑匣子”。一次晚宴中,周恩来又一次谈到了那个神秘的“黑匣子”,尼克松脱口说道:“我们这次带来的卫星地面站,到时就留给你们吧!”周恩来端起酒杯,笑了笑,说:“总统先生,我看还是卖给我们吧!”就这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他带来的那个卫星地面站,便被中国买了下来,留在了北京电信管理局。
    
    本来,当年为了限制中国和苏联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按照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像卫星地面站这样的设备,是绝对不能卖给中国的;但奇怪的是,美方这次竟然同意了。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尼克松为了缓解中美两国关系而表示的一点诚意呢?
    
    同年下半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和尼克松总统访华一样,田中首相也随身带来了“黑匣子”和卫星通信地面站。等田中首相访华结束后,中国把日本带来的卫星地面站也设法买了下来,留在了邮电部上海邮电科学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两个卫星地面站的购买,为中国日后卫星地面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至少,它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专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缩短了中国卫星地面站研制的时间。
    
    邮电学院“三剑客”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虽影响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可中国的科技专家自“文革”开始八年来,大都蹲在牛棚里写检查,却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如此先进发达的卫星通信设备,不过,此事却极大地震撼了都先后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的三个年轻人的心灵!这三个年轻人,一个叫黄仲玉,一个叫林克平,一个叫钟义信。有人后来将他们称之为“邮电学院三剑客”。
    
    1965年,黄仲玉大学毕业后有幸跨进了北京邮电部的大门。尼克松访华时,美国的卫星地面站刚落脚到中国,他便迫不及待地跑去首都机场看了。在观看的整个过程中,他心里始终有一种压抑感,他总是在心里反复责问自己:美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到呢?林克平毕业后分在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当秘书,当他得知尼克松总统随身携带了一个“黑匣子”的消息后,禁不住好一阵激动。他利用工作之便专程跑到首都机场,亲眼看到了天线直径只有10米长的美国卫星通信地面站。他感到既新鲜又刺激,一瞬间便改变了脑子里多年形成的传统的通信概念。他当时就想:中国什么时候有这玩意儿就好了。钟义信是北京邮电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虽没有机会去机场,但此事他很快就知道了,心里也大受震撼和刺激,因为美国的卫星地面站从大洋彼岸活生生地搬到了中国的北京,对文明古国的中国既是一次形象的警示,又是一次绝妙的挑战。

 
    “三剑客”在1972年不过是三个普普通通而又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三个人的名字最终惊动中南海,是两年后的事情。
    
    197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黄仲玉就激动过,对中国发射通信卫星的事情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现在,一晃快4年过去了,通信卫星的事情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批林批孔运动反倒搞起来了。这一“批”,不知又要“批”到猴年马月了。黄仲玉找到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向他汇报了搞通信卫星的一些想法,并主张通信卫星不从国外买,由中国自己来搞。钟夫翔部长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要他组织一个关于通信卫星的联合调查组。
    
    黄仲玉就找钟义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三人经过商讨,一致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朝着一个信息的时代发展,中国如果再不把通信卫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太空中本应属于中国的位置,不久就会被人抢占。
    
    但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感到最难办的,是通信卫星的问题如何才能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怎样才能纳入国家的重点计划?最后,他们想到了周恩来。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一封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到周恩来的手上呢?林克平是钟夫翔部长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挂号。
    
    这样,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顺着一条机要的秘密渠道,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周恩来最后一个批示
    
    1974年5月19日凌晨,周恩来看到了这封来信摘要。他很惊喜,又感到有些意外,叫来秘书,让马上把来信的原件找来,细看了这篇《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来信。
    
    作者先阐述了我国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意义,又对我国发展通信卫星的现实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论证,最后,信这样写道: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做到大力协同。只要国家出面,把全国各部门的优势集中起来,我国的通信卫星就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搞上去。因此,我们建议:由国家出面,统一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问题。
    
    据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看完信之后的周恩来很激动,当时就向秘书问留在中国的那个活动卫星地面站的情况。秘书告诉周恩来说,这个卫星地面站现在仍在北京,后来新买的也在。只是,有人对购买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人还写了告状信到“中央文革”小组,闹腾得比较厉害。
    
    周恩来听后,似乎一下被触动了什么,脸上闪过一丝忧虑的神情,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他看完信后,心情一直很沉重,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信的天头这样写道:
    
    即送春桥、剑英、洪文、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
    
    周恩来
    1974.5.19

    
    这就是周恩来著名的“5·19”批示。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之后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被迫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上马
    
    周恩来的“5·19”批示,成为中国卫星通信工程一个良好的转机。李先念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后,当即作了批示:秋里阅办。余秋里接到批示后,当即召开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邮电部、国防部五院、广播电视局有关领导的会议,对通信卫星有关问题进行了会商。并成立了相应的几个小组,由四机部部长王诤担任通信小组的组长,还对通信卫星工程的经费也作了预算。
    
    1974年9月30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的讨论稿。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队有关部门又对此报告作了三次讨论和修改。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会上,委员们对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上报的《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表示赞同,并决定马上请示中央。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的报告》,经军委常委第八次会议讨论同意。现呈上,请批示。
    
    中央军委
    1975.3.31

    
    第二天,报告经叶剑英副主席签署后,呈送毛泽东和党中央。这时的毛泽东眼睛正患白内障,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对一般文件的阅示。但秘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表示要亲自看。那天,秘书将报告送到他的床前,他硬是坚持逐字逐句地看完了报告,然后,沉思片刻,从秘书手上要过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由于中央军委批准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故将中国发射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称为“331工程”。
    
    经过9年会战,中国的通信卫星终于横空出世。1984年4月16日18时27分57秒,当“东方红2号”到了最佳定点区域时,西安渭南测控中心一声令下,一瞬间,便将卫星定点在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第二天下午6点,卫星通信的试验正式开始,电视传输发送的中央电视台当天的电视节目,画面稳定,图像清晰,色彩鲜艳,伴音纯正,传播效果比预想的还好。当地处偏远地区的乌鲁木齐和昆明等山区的各族人民看到由中国自己的通信卫星第一次从北京直接转播过去的电视节目时,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1984年5月14日,通信卫星正式交付使用。
    
    从此,中国开始了用自己的卫星通信的历史!
    
    (摘自《远征赤道上空》李鸣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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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不能让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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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纪东著的《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从1968年8月直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作者纪东一直担任周总理的秘书。所以,本书透露了不少周总理日常生活的细节,再现了周总理的伟大人格。本报选取书中部分鲜为人知的“琐事”,以飨读者。

——编者

1.解鞋带“这事不能让你做”

1972年冬,总理的年轻卫士高振普同志因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一周。总理当时的卫士长张树迎与邓大姐和总理的秘书钱嘉东商量并经总理同意后,决定由我替小高值几天班——总理在家办公时,白天我仍做我的本职工作(秘书),夜晚做卫士的工作;总理外出时,我跟着。张树迎对我说:“大姐说了,你是军人,又年轻,又是警卫团来的干部,你就辛苦一下,替几天班吧。”

就这样,我兼做了一个星期的卫士,实际上只值了三天班。但卫士的辛苦、劳累、操心,我也领略到了。

替班第一天,天很冷,总理出门要穿大衣。平时,警卫给总理穿大衣的情景我看多了。可是,轮到我站在总理身后时,我把大衣从下往上提,结果总理左臂伸到袖筒里了,右臂没完全伸进去,我又稍用力往上提,只听总理“哎哟”一声。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拐了总理的右臂了。总理的右臂以前受过伤,是伸不直的,我赶忙把右边袖子往下落,在他伸手的时候往上一提,还好,这回顺顺当当穿上了。

总理深夜离开办公室到卧室办公前,要先在办公室脱掉皮鞋换上拖鞋。我把拖鞋放在地上,顺势蹲下来帮他解鞋带。他却把两脚往座椅下收了回去。我把他的一只脚往外慢慢抻出来,他又收了回去。

我莫名其妙,这时,老人家说:“这事不能让你做,我自己能解。”说着,他就弯下腰,把两只鞋的鞋带解开,自己换上了拖鞋。其实对我这个年轻人、晚辈来说,这点小事是举手之劳,而且也不为过,但总理坚持要自己来。

2.爱打乒乓球,教导李富荣

我曾问总理,在学生时代的各种球类运动里,他喜爱哪种?总理说喜欢排球。但他对乒乓球却有一种特殊情感,对那些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很熟悉,不但叫得上名字,就连每个人的打法、特点也都有所了解。

总理本来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术基础。1939年,他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此后,他便有意识地多打乒乓球,以调理和锻炼右臂。

“文革”时,总理已年过古稀,工作也更繁忙。别的活动,诸如参加舞会、欣赏京剧等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息方式。总理在家办公时,偶尔也到院里散散步,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打乒乓。即使1972年生病后,他还时常打上一会儿,直到住进305医院。

1971年4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从“文革”开始到1971年,我国已经有两届世乒赛没参加了,男女队技术水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创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球队临出国时,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既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鼓励。

世乒赛开始后,总理虽然很忙,仍一直关注着,每天都要过问。

在中国队的李富荣与匈牙利队员比赛的关键时刻,匈牙利队员的一个擦边球被裁判判为出界,李富荣拿了这关键的一分,赢了比赛。

赛后,外界对这个球争议不少,认为球擦边了,胜之不武。乒乓球队回国后,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当场问李富荣,那个球是不是擦边了?李富荣承认,是擦边了。总理便问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裁判?李富荣说,压力太大,太想赢了。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运动员要有风格。如果你的风格高一些,主动示意球出界,将会赢得更多观众和对手的心。”李富荣心悦诚服,虚心地接受了总理的意见。

3.爱好文艺 总理也吹口哨

周总理熟悉多种艺术形式,对文艺有自己独特的了解和爱好。他曾亲自修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被许多行家称为“总导演”;他曾把《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请到家里吃饭,讨论剧情和人物塑造;他青年时代写的诗就大气磅礴;他的书法独树一帜,神定气足;他晚年身染沉疴,还吟唱《国际歌》的悲壮旋律;他还说过,退休后要写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房》……

在南开中学时,周恩来就是学校新剧剧团布景部部长,并演出《一元钱》、《华娥传》等新剧。那时,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剧中的女角都由男生扮演。周恩来扮相俊美,常在剧中饰演女角。不少看戏的学生都对台上那位“小姐”心生爱慕之情。

我曾问总理:“总理,您在南开时,还演过话剧呢?听说您还是男扮女装哩?”

总理“哈哈”笑了一声,却不回答我。“哈哈,那个时候……”说了一句,又止住了话头儿,不再说下去。那是一声开心的大笑,“文革”时期,国事艰难,他难得有这么开心的瞬间。

我听过总理吹口哨,也是在他高兴时的自娱自乐。总理吹口哨不怎么会拐弯,是以“嘘……”这个音调为主。说真话,总理没我吹得好。我曾对总理的侄媳、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邓在军说过此事。那是我们一起去福建泉州参加纪念周总理的活动,之后结伴游览,她无意中听见我吹的口哨歌曲,说:“纪东老弟,你的口哨吹得真不错。”我对她说,总理也吹过口哨,我还模仿了一下。她觉得很新奇,很开心。

4.听京剧,总理喜欢张派唱腔

1974年,山东淄博京剧团排演了京剧《红嫂》,并在北京三大剧场进行了汇报演出,周总理抽空看了一场,并给予了“题材好,演得好,唱腔的创新也非常好”的高度评价。戏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煮鸡汤”的唱段,据说还得到过毛主席的指点。主演红嫂的是青岛京剧团的女演员、张派传人张春秋,总理很爱看她的戏。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总理、大姐刚吃过饭,电视里正在播《红嫂》,老两口就坐在客厅电视机前边看边聊。我刚好要给总理送文件,一见总理在看电视,就把文件藏在背后——总理难得休息一会,一般这时,我们都尽量躲开。但这次总理已看见我,没法躲开了,总理照样问我:“有事?”

我说:“没急事。”我就留下来,也在旁边一起看。这时正放到“煮鸡汤”这一段,总理一边听,一只手还不停地在腿上打着拍子,兴致很浓。大姐突然问了我一句:“小纪,听得懂吗?觉得怎么样?”我脱口而出:“有点软绵绵的,觉得没劲。”总理不高兴地说了一句:“什么软绵绵的,你懂什么!”我一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赶快溜到警卫值班室去。

这时,卫士高振普跟了出来,笑着奚落我:“你不知道总理特别喜欢张派唱腔,净往枪口上撞!”

5.总理和邓大姐的一次亲吻

1969年末的一天,大姐感冒,头痛发烧。晚上9点左右服过安眠药后,大姐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保健护士许奉生出去倒洗漱水,告诉大姐,等自己回来后,再扶她上床。没等小许回来,大姐便自己向床边走去。哪知药力发作快,她险些跌倒。幸亏小许回来得及时,忙把大姐抱住,搀扶她坐到床边,同时按电铃叫服务员高云秀来帮忙。当时总理正在客厅吃饭,看见高云秀从他面前跑过,立即扔下筷子快步奔向大姐的卧室,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大姐床边。一见大姐“昏迷不醒”,情急之中,总理俯身挽住大姐的上身,连声疾呼:“小超!小超!小超啊!”呼声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我还有幸看过总理和大姐有一次亲吻的场面。

1969年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由周总理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美战争仍在继续,美国飞机经常在越南上空轰炸,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担忧。毛主席对总理的安全也非常关心,总理平安返京后,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王海容给我们打电话说,毛主席得知总理安全返京,老人家让王海容、唐闻生(主席当时的英语翻译)与他一起向南面三鞠躬,以示祝贺。

邓大姐的担心更是可想而知。得知总理专机已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她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总理一进门,大姐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让我这个年轻人顿时目瞪口呆。

总理“哈哈”地笑着,把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总理深深地在大姐的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旁若无人。大家为总理平安归来而欣喜,对大姐以这种方式迎接总理既感到惊奇,又兴高采烈。


6.总理笑谈各地口音

一天清晨,总理忙了一夜还没睡觉,在办公室前的走廊里散步。我起床后,在前院活动了一会儿就往秘书办公室走去。总理叫我过去。总理说:“中国的语言讲究音律,发音讲究‘四声’。古诗讲究平仄,古称四声为‘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现在推广汉语拼音,就简化成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了。”说完,他问我:“你不是河南人吗?”我说:“是啊。”

“你们河南人‘四声’就不准。你们发音的时候,字的音都很飘。比如说‘一棵大树’,你们就说一棵‘大富’。”

我笑了,总理学得很像。他接着说:“杨德中(总理的卫士)是陕西人,他的发音更不准。‘我国’他会说成‘饿鬼’。”说着,总理自己也笑了。

我心里想,您老人家有的字发音也不准呀。“吃饭”说成“疵饭”。

确实,如果完全按照普通话的标准衡量,总理有些字的发音也不准确。他的家乡话是苏北话,他12岁去东北,15岁到天津,参加革命后,东南西北到处奔波,但家乡话的影响还是可以听出来。

7.总理把江青的诗扔给我

不久,收到江青给总理的一封信。我给总理送去后他示意我拆开。江青在信中说:她写了一首诗,请总理修改。诗的内容是:“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总理看了信,拿起一张32开的白纸摊在办公桌上。我看得出,总理脸上有种不耐烦的神色。我看总理有些不高兴,就想撤出来。他看我往后退,就说:“等一会儿。”

我只好回来,站在他旁边。总理嘴里念一个字,在纸上画一下,第一句念完了,他画出了“-|--|”,第二句又念完了,他画出“|-||-”。我边听边看他画出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的五绝音律。

第二句画完,他有点烦了,蹙着眉头说:“这不符合四声嘛。连平仄都不懂还作什么诗!给你,你拿去看看,研究研究,改一改!”说着,没容我答话,连信封一起扔给了我。

我苦笑着说:“总理,我是河南人,四声不准,平仄不懂,我可改不了。”

总理笑了:“哦,给你先看看,就放在你那里吧。”说完,他就忙着批其他文件去了。

我理解总理,他把江青的诗交给我改,是对她用这事来干扰他的工作表示一种不满,并不是让我真正去改她的诗。不久,江青的诗发表,并配有她拍的庐山的照片。总理再也没有同我提起过这件事。(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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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周恩來成長有過重要影響的人——周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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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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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周濟渠,按周家譜系先取名貽德,後改名貽謙,再更名濟渠,號竭之。他于清同治10年9月15日(西元1871年10月28日)生於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楚州區)駙馬巷周氏老宅,1936年去世於漢口,1937年安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周恩來五祖父周鳴鹿(譜名駿龐,號敦甫)雖曾還生過周貽震和周貽升,但這兄弟倆均系未成年早夭,因此,周濟渠等於是周鳴鹿的獨生子。他在周家同輩兄弟中大排行老三,因此周恩來稱之為三伯父。

  周濟渠幼年讀書很刻苦,讀的書也比較多,所以他還年輕時,就已精通經史子集,是位飽有學問的學者,並能寫一手漂亮的顏體字。他的父親出於對他前途和出路的考慮,還給他捐納了一個“國學生國子監典簿銜”,以期他在清末官場中有個發展。在他長大成人後,就為淮安多家有名望的人家聘為塾師。他的同輩和後輩鄉坊故老都喜歡喊他“老夫子”。這句淮安方言的意思就是褒獎他是個學問很高的人。因為周家在淮安的特殊關係和地位,周濟渠也被引進師爺行業。但淮安地處淮河下游,清朝末年,朝政腐敗,淮河等主要江河疏于治理,淮安先後於光緒32年(西元1906年)和宣統元年(西元1909年)兩次發大水,整個蘇北一片汪洋,淮安城頭上幾乎可以行船。當地居民不得不背井離鄉四出逃荒。周濟渠所在衙門也不得不大批裁減員工。師爺本來就是個既不“入品”也不在“級”的人員。自然屬裁減之列。周濟渠為生活所逼,不得不帶上妻子和四歲的兒子周恩彥,離家去東北投奔時任奉天右參贊的妻兄錢能訓。

  周濟渠是成人後由父親做主,先娶淮安曹甸(今屬寶應)大戶人家的曹氏為妻。曹氏去世早,他又於光緒30年(西元1904年)續娶寄居淮安城裏磚橋的錢馥蘭為妻。錢馥蘭的哥哥錢能訓,是浙江嘉興人。光緒24年(西元1898年)他中了進士,在清末和民國年間曾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1918年曾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兼代國務總理,同年12月任國務總理,直到“五四”運動爆發才被迫引咎辭職。周濟渠與其妹結婚時恰逢在京任監察禦史的錢能訓去南方有事,便順道回老家淮安參加了妹妹錢馥蘭的婚嫁事情,並在淮安住了一段時間。期間,錢能訓也曾多次去駙馬巷周家作客。當時周恩來只有6周歲,錢能訓見其聰穎靈秀,十分喜歡,特意幾次輔導周恩來的書法,給幼年的周恩來留下深深的記憶。

  東北地區本是滿清王朝的發祥之地。清入關後雖定都北京,但仍給東北以許多優惠措施。如把盛京(今瀋陽)定為大清朝的陪都,建奉天(今瀋陽)府為京府等等,事實上是把整個東北地區建成一個類似於今天的“特別行政區”。所以,當時東北的經濟、文化等方面都較關內發達。

  周濟渠到東北後,錢能訓就安排他到鐵嶺任稅捐局主事,兼管鐵嶺的礦務。這在當時是一般人很不容易謀到的“肥官”。

  也是緣于清末大水,1909年秋,周濟渠奉命去湖北賑災,10月清廷詔示周濟渠在湖北賑災任內“捐加四品銜並指歸分省試用”。

  就在周濟渠這次赴湖北前,時在東北奉天的周貽賡就委託他這次去南方時,能順道回淮安老家看看,去東門外祖塋地祭祀一下祖先,並把12歲的周恩來和時在武漢的周恩來父親周貽能一起帶來東北,以便讓他這個侄兒能繼續上學讀書,也好讓他的胞弟周貽能生活有個著落。

  周貽賡是周恩來的親伯父,在周恩來父輩嫡親兄弟中居長。他也是利用周濟渠與錢能訓的姻親關係才到東北謀上差事的,當時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書(相當於今天的財政科會計)。周貽賡在去東北前曾在淮安先後娶過王氏和繼配趙氏兩任妻子,但皆未生育,且去世較早。到東北後,他又續娶山東的楊氏為夫人,仍無出,便一直無兒無女。而當時周恩來因已失去嗣父母和生母,在武漢做小職員的生身父親又收入微薄,根本無法養家糊口,故他只能失學在家。但他不甘心學業荒廢,多次寫信給他的四伯父,祈求到他身邊讀書。周恩來嫡親弟媳王士琴老師生前85歲時還曾對筆者說,四伯母(指周貽賡續弦楊氏)生前曾對她說過,恩來那時年歲雖小,但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準,給四伯父的信寫得很感人,“親愛的四家伯,我多麼想念書啊!”所以,周貽賡也深深地被他這位侄兒打動了,就趁周濟渠南方之行托他將周恩來帶去東北。周濟渠本來就是個熱心人,加之他和周恩來又是伯侄關係,也就滿口答應下來。待他的湖北公事一結束,就和七弟周貽能一道乘船順江東下,再輾轉淮安,帶上侄兒周恩來一起乘船北上。那是1910年初春的季節。就這樣,12歲的周恩來從垂柳吐翠、百草排芽的故鄉淮安來到了冰天雪地的東北鐵嶺,邁出了他人生最為重要的一步。
 到鐵嶺後,周濟渠把周恩來父親周貽能安排到鐵嶺縣衙門當紅筆師爺,又為他們父子倆找了一處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廣心老人的兒子彭左清在鐵嶺商會工作,和周濟渠是同事。當時,彭左清要求周貽能在閒時的每天晚上輔導彭家孩子的古文和書法,他們父子便可免費寄住于彭家大院西廂房。周貽能一上任便被安排去齊齊哈爾出遠差,而鐵嶺的“家”還沒來得及安排好,周貽能只好拜託彭家人,把恩來寄託在彭家暫時生活。筆者1999年秋季曾走訪鐵嶺,據周恩來少年讀書舊址紀念館工作人員馬阿甯女士介紹,周恩來在那短暫的時間裏,曾替彭家的管家于百川家放過馬,喂過馬。也就是從那時起,周恩來吃上了東北的高粱米飯。他本來在老家吃的都是白米飯,高粱米飯涼了之後,又黑、又紅、又硬,剛開始吃的時候,他很難下嚥。是他的三伯父得便時給了他教育和鼓勵,讓他堅持吃下去,後來也就習慣了。20世紀90年代,筆者在京見到已故周恩來嫡親弟媳王士琴老人時,她還激動地回憶說,1949年北平解放後,我和我們家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來胞弟周恩壽)到北平,第一次見到了兄長(王士琴對周恩來的稱呼),他問我是哪里人,我怯生生地說,“我的老家不太好,是東北哈爾濱的。”因為我國東北曾多年在日本人佔領控制之下,一度使關內人對東北人有歧視看法。誰知周恩來一聽,馬上瞪起眼睛說:“東北有什麼不好?我就是吃了你們東北的高粱米長大的。是東北的高粱米鍛煉了我的身體。”

  不久,周貽能出差歸來,經周濟渠的安排,周恩來到鐵嶺銀岡書院讀書。銀岡書院當時在當地是所很有名氣的學館。它位於鐵嶺古城南門內路西,是一所園林式的古建築群,始建于清順治15年(西元1658年)。康熙年間,是全國五大書院之一。1900年,沙皇俄國侵佔了東北,以鎮壓義和團為藉口劫掠鐵嶺城,竟縱火焚燒20余天,百姓黎民慘遭荼炭。也就是從那時起,銀岡書院愛國知識份子開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活動。

  周恩來來到銀岡書院的1910年,正是鐵嶺學界愛國活動空前高漲時期,嶽飛的《滿江紅》,夏頌萊的《何日醒》,還有《快猛醒》等歌曲,周恩來都是在該校學會的。
 正在成長中的周恩來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裏學習與生活,所受到的愛國主義薰陶是非常強烈的,也是他能在13歲時說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動力源。

  銀岡書院距周濟渠供職的稅捐局很近,遇有陰雨雪天,周濟渠就讓侄兒周恩來到他家吃午飯。只是好景不長,周恩來一學期的書還未讀完,周濟渠就“奉禮回省,六月六日交卸稅差”,帶著妻兒去了奉天。不久,他又全家隨錢能訓遷往天津。

  周恩來在鐵嶺的讀書、生活時間雖然很短,但周濟渠也不失時機地對侄兒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其中他帶周恩來遊覽龍首山,向周恩來講龍首山上石碑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事例。

  鐵嶺的城南曾是1905年日俄兩個帝國主義為爭奪我國東北利益的舊戰場。當年那場狗咬狗的戰爭使東北無數的農舍村莊被毀,老百姓橫遭劫難。那場戰爭以日本人的戰勝結束後,日方還特意在龍首山的高處豎立一塊高大的石碑,以紀念和炫耀他們的戰績。周濟渠指著龍首山和山上的石碑對周恩來他們說,龍首山是一條勤勞為民飛龍的化身,飛龍期盼著有一天再次騰飛起來,為萬民造福。很明顯,周濟渠是借民間傳說來比喻我們中華民族這條“飛龍”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和滿清王朝這些“妖魔”的壓迫,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周恩來對三伯父的這個故事印象很深,1917年7月他東渡日本前,特意重返東北,看望他的老師、舊友,並為他的當年同學郭思甯寫下了“願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的臨別贈言,其期盼祖國繁榮強盛的“飛龍”之心已是彰明昭著。

  據民國4年(西元1915年)的一份《周濟渠履歷表》記載,民國元年(西元1912年),周濟渠“奉直隸勤業道委充水產股科員”;民國3年(西元1914年)10月,周濟渠任奉天“鐵嶺稅捐徵收局局長,12月到差”。民國5年(西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鐵路局秘書”。鐵路運輸業在當時還是個剛剛興起的行業,到鐵路上工作後,薪金也高得多。周濟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後,也經常給四弟周貽賡和侄兒周恩來提供幫助。1917年周恩來東渡日本時,周濟渠也向侄兒周恩來提供過不少資助。

  “五四”運動爆發後,從日本剛剛歸國的周恩來滿腔熱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著名領導人。這時,擔任北洋政府總理的錢能訓卻正因為沒有處理好學生運動而被迫去職。周濟渠既是錢能訓的妹夫,又是周恩來的伯父,當時又在天津供職,他深為侄兒周恩來的安全擔心,一再告誡他,“千萬不要參加亂黨”,由於他和錢能訓的這層關係,也使他處於兩難之中,曾提出要以登報聲明與周恩來脫離叔侄關係相威脅,可事實上,他又千方百計地幫助周恩來。

  1929年,周濟渠調南京任津浦鐵路總務處文管課課員。1934年他的妻子錢馥蘭過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顧,便退休到武漢與在那裏工作的兒子周恩彥一家同住。兩年後病故于漢口,時年63歲。第二年,周恩彥遵其生前遺囑,將其靈柩水運南京,與妻子合葬于南京永安公墓。

  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會見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李勃曼時曾提到1910年那次離家的事:“十二歲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裏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因此,可以說,周濟渠1910年將周恩來帶出淮安這一無意之舉,卻成了影響周恩來一生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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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之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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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荀子解蔽篇: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裡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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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的回憶:在周總理身邊難忘的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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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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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紀東的回憶

    中央文獻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難忘的八年》,是曾經擔任周總理秘書的紀東的回憶錄。作者自19688月始,至19761月止,一直在周總理身邊工作。他記錄了這八年間的親歷親聞,書中追述的真實故事,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周恩來粲然一笑的風采

    “做人啊,不能做勢利小人”    

    “文革”中,周總理為保護和照顧黨、政、軍的領導幹部們,煞費苦心,竭盡全力。總理保護、照顧老幹部是多方面的,生活、醫療、工作……凡是與老幹部有關的事,只要總理知道了,他從不拒絕,不推諉,總是周到細緻,千方百計地作出安排。    

    1969年的冬天來得早些,中南海裏也早早地燒起了暖氣。那些受到衝擊的老同志,雖然有總理的保護和照顧,但對他們來說,這個冬天仍然顯得格外寒冷。

一九二六年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合影

    一天下午,我接到李富春同志辦公室的電話:“李富春同志和蔡暢大姐要你們向總理報告:家裏溫度低,身體又不好,有些冷。請總理給有關單位說一下,能不能把暖氣燒好些?”放下電話,我急忙向總理報告此事。他聽了之後,雙眉緊皺,氣呼呼地說出了三個字:“勢利眼!”總理接著對我說:“做人啊,不能做勢利小人,特別是在人家倒楣的時候!你告訴中央警衛局的領導,要保證富春和其他同志家裏的暖氣供應,要燒暖和。他們年紀都大了,身體又不好,富春還有氣管炎,凍壞身子怎麼辦?”    

    總理說的“勢利眼”三個字,對我震動很大。儘管當時我對種種情況並不完全瞭解,還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含義。但我也知道,在19694月召開的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李富春同志和陳毅等幾位老帥都沒能進政治局。李富春同志只是中央委員和國務院業務組的成員。這對個別“勢利眼”的人來說,就真的看“勢利”了。但我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們連暖氣都供應不足,李富春同志和蔡大姐如果不是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又怎麼會因為這樣的事來找總理,讓他操心、發話呢?    

    我領悟到:“勢利眼”是不看歷史、不顧將來的。有句俗話“看人下菜碟”,也是說的這個意思。這輩子,我牢記總理的教誨,努力做到真誠對人、平等待人,努力做個一生正直的人。    

    我立即把總理說的話報告了楊德中。楊德中深得總理信任,他執行總理指示堅決、認真、細緻。過了兩天,他就到西花廳向總理彙報了落實情況。臨走時,他像往常一樣到我們秘書值班室坐了一會兒,並告訴我們,他去李富春同志家裏和住在中南海的朱老總、陳毅等幾位老同志的家裏轉了一下,室內的溫度都可以了。他還說:“還去了劉少奇的家,溫度也可以,只是看到劉少奇自己在縫上衣的扣子。那麼大歲數了,眼睛又花,唉……”他搖了搖頭,沒有再說下去。楊德中最後說:“檢查的情況都向總理報告了,總理放心了,沒再說什麼。”說完,他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一天,我們收到了從國務院北門警衛值班室轉來的一封署名“林彬”的信。說實話,我當時真不知道這個“林彬”是誰。我把信拆開,裏面就一頁信紙,字數也不多。仔細一看,才知道“林彬”是北京軍區原司令員楊勇的愛人。信上說,楊勇同志在石家莊摔了一跤,腿骨骨折了,希望總理批准他回北京治療。    

    總理得知這個情況後,非常著急。親自給有關方面打電話,安排飛機接楊勇回京,使他的腿得到了及時有效的治療。後來,楊勇去新疆軍區任司令員,總理在大會堂接見了他。楊勇對總理的關心非常感激,見到總理眼睛都濕潤了。總理看到楊勇走起路來很正常,沒有留下殘疾,也非常高興。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總理抓住機遇,在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後,排除“四人幫”的種種干擾,“解放”了一大批靠邊站、受審查的幹部,其中包括國務院的不少老部長、省裏的負責人和部隊的領導。這些同志有的長期被關押,有的住在牛棚裏隔離審查,有的在農村或偏僻的地方勞動改造。他們回到北京後,獲得了自由,那種感覺真像是獲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樣高興。多年不見的老戰友、老同事、老朋友奔走相聚,促膝長談,共話滄桑。    

    這時候,卻發生了一件讓總理非常痛心、非常難過、非常惋惜的事情。內務部部長、被毛主席稱讚為“滿門忠烈”的曾山同志,1972416日突發心臟病去世了。417日上午,我們得到消息。總理聽後非常驚訝,自言自語地說:“怎麼回事?前幾天還好好的。”我就把詳細情況給他說了一遍:最近幾天去看望曾部長的老同志不少,晚上聊天時間長,非常興奮,這樣引起了心臟病突然發作……總理立即交代:“要告訴這些老同志,要節制情緒,要注意休息。好長時間不見面了,要說的話很多,可以理解。但聊天的時間不能太長,特別是晚上,不能太興奮。”後來,在國務院會議上或在同國務院領導談話中,總理又多次強調:要提醒剛解放出來的同志,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身體,不能太累、太興奮,相互串門聊天時間不要太長。現在正是國家用人之際,要保護好他們的身體,注意他們的健康,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他們去做……關懷之殷,寄望之切,語重心長。    

    為保護領導幹部和各界人士的身體健康,總理指示有關部門,對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長以上的高級幹部普遍進行身體檢查,並改善他們的就醫條件。總理並要政協機關調查上層愛國人士的醫療、生活狀況,瞭解、掌握他們的健康情況。    

    為了給解放出來的老幹部們安排工作,總理也是費盡了心機,多方運籌,尋找機會,創造條件,具體落實。四屆人大籌備期間,總理收到許多剛解放出來的老同志來信。他對每一封信,都親自過目。    

    我記得農墾部部長王震寫來一封厚厚的信。這位當年率領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荒,威震全軍,人稱“王鬍子”的將軍,“文革”期間也賦閑在家。我把他的信送給總理時,總理示意我拆開,看看是什麼內容。我拆開一看,真是字如其人,頁數不少,字字鬥大,16開的信箋上,每頁也就十幾、二十來個毛筆字,字體粗壯有力。信中在彙報了思想情況,檢查了自己的“錯誤”之後,強調說自己的身體很好,還可以幹體力活,還能扛200斤的麻袋。最後,他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出,希望批准他組織一支以知青為主的墾荒部隊,像當年南泥灣大生產那樣,到陝北墾荒,改變延安地區的貧窮落後面貌,並表示一定做出成績來!

關心年輕一代的成長

    總理聽我讀完信,笑著反問我:“你相信他說的是真話嗎?”    

    “王震同志很堅決啊!”我回答。    

    “哈哈!這你就不懂了,他這是在要求給他安排工作。”總理又笑著說:“他的信先放著吧,這件事我記著了。”看得出,這封信,讓總理非常高興。    

    過了沒幾天,總理找國務院業務組成員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李德生等幾位領導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商量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事情,那一天把王震也請來了。會議中間,總理對王震說:“鬍子,主席想讓你當個副的,你是想管外呢,還是想主內呀?”    

    聽了這話,王震有點發懵,但也聽清了總理的問話。他馬上站起來,神態既激動,又不好意思。這時,我看不到他那種叱吒風雲的英風豪氣了,倒顯出了幾分靦腆。他“嘿嘿”笑了兩聲,小心翼翼地用一口湖南口音回答:“總理,您知道,我不懂外事,我還是在您和各位老領導的下邊做具體工作吧。”就這樣,在四屆人大會議上,王震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國內有關事務。    

    至於那封請求到陝北開荒的信,在總理心目中,是不是真的起了作用,我就不得而知

 我曾問過總理,在學生時代的各種球類運動裏,他喜愛哪種?總理說喜歡排球。但他對乒乓球卻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在所有體育項目裏,他對乒乓球最熟悉、也最喜愛。總理對那些著名的乒乓球運動員們也很熟悉,不但叫得上名字,就連每個人的打法、特點也都有一些瞭解。    

    周總理的乒乓球緣,還要追溯到延安時期。據考證,早在上世紀4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穩固地佔據了陝北作為根據地,乒乓球運動在這時也傳入這個地方。戰士們在領袖們的住地壘起幾張球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便在辦公之余,利用休息時間揮動球拍,調節一下疲勞的神經,活躍一下緊張的戰鬥生活。    

    總理本來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術基礎。1939年,他在延安騎馬摔傷了右臂,從此以後,他便有意識地多打乒乓球,以調理和鍛煉右臂功能。    

    “文革”時期,總理已經年過古稀,工作也更加繁忙。別的活動,諸如參加舞會,欣賞京劇等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種難得的休息方式。為了鍛煉身體,他還自己編了一套保健操,只要沒有急事,起床後就在盥洗室做幾下操,活動活動筋骨。總理在家辦公時,偶爾也到院裏散散步,但他最喜愛的還是打乒乓球。即使1972年生病後,還時常打上一會兒,直到住進305醫院。    

    在西花廳總理辦公室的隔壁,擺放著一張乒乓球台。這張球臺是原國家体委副主任榮高棠特意送來的。據老同志告訴我,那還是在60年代初,西花廳本來有一張自製的乒乓球台,既不標準,也不結實,稍一碰,就搖晃。一天,秘書見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周總理在重慶中共代表團工作時的老部下、時任國家體育委員會副主任的榮高棠,便對他說:“總理愛打乒乓球,工作疲勞的時候,我們陪他打一會兒球,讓他活動活動。你們體委用過的舊球臺很多,拿一張來放在西花廳吧。”榮高棠滿口答應,第二天就給總理辦公室送來了一張標準乒乓球台。總理發現以後,有些生氣,並表示一定要給體委付錢,榮高棠則無論如何不肯收錢。最後還是秘書們想了一個辦法,說這張球臺是從國家体委暫借的。就這樣,球臺留了下來,直到現在還放在西花廳。    

    西花廳不少同志——衛士、秘書、醫生、護士都陪總理打過球。總理一般在三種情況下打乒乓球,每次大約二十幾分鐘。一是總理從外面回到家裏,放鬆一下;二是在辦公室坐得時間太長,起來活動一下;三是大姐看到總理太累了,叫他和大家一起活躍一下氣氛。我們陪他打球,無論是誰,都十分認真,而且要動一番腦筋:不能讓總理看出來我們讓著他,要裝出來每球必爭的樣子,有時還得有意識地給他出點小難題。    

    我在學校也打過乒乓球,扣殺、推擋、提拉都能比劃幾下。第一次陪總理打球很拘謹。打完球了,高振普就指點我怎樣和總理打球。他多年陪總理打球,有經驗。後來我也逐漸地放鬆了,並有意識地把動作放大,擺出了姿勢來。所以,總理誇獎我說:“小紀是打姿勢球的。”我這樣做,老人家很開心。    

    總理的右臂有傷,伸不直,在球臺上不能左右兼顧,所以我們陪他打球,實際上就是給他“喂球”。球高了、低了、左了、右了,對他來說,都不太方便。我們往往向他正手偏中的位置送球。總理是橫拍、直拍輪著打。開始,總理愛用橫拍,他稱之為“大刀”,推擋、削球、抽球,這些技術他都會一些,最擅長的還是吊球。總理吊球角度大,有些刁鑽,猛然來那麼一下,還真難接。有時我搶得先機,也吊他一下,他會不服氣地說:“你還吊我?”他會猛然抽一下回敬過來。如果我們照顧他,總給他容易的球,他會不高興,甚至埋怨:“這球太平了!”而他一旦擊球失誤,丟了球,也會惋惜地說:“唉,丟了一個。”總理很會捕捉機會,如果送上去的球恰到好處,他會有力地抽上一拍,或者大角度吊一下,讓你失分,這時,他便孩子般地得意,高興地叫起來:“哈哈,你輸了!”我和總理打球時,有時穿布鞋,木地板上鞋底很滑,有一次接總理的吊球,不慎摔了個“屁股墩兒”,總理見狀,哈哈大笑。當時鄧大姐和在場的人也大笑起來。我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看到總理開心,我也蠻開心的。為了不再出醜,我索性脫了鞋子,穿著襪子來回跑。    

    1969年在玉泉山,是我陪總理打球最多的時候。那時中蘇關係緊張,全國備戰,總理臨時住在玉泉山,但各種會議和外事活動還是在城內進行,所以來回奔波,有時住西花廳,有時住玉泉山。我們秘書兩頭都要照顧,服務員和炊事員也分兩邊。本來人手就少,這樣分成兩攤兒,就更不足了。北京有家的同志,也不能回家了。那時路窄,從城裏到玉泉山的路況也不好,走一趟大約半個多小時,最多時40分鐘。總理從城裏出發,警衛就給玉泉山上的值班室打電話,一是請大師傅起來做飯;二是告訴我們總理回來時,準備開樓的大門和準備送批的文件。每次我去開門,總理都讓我陪他去乒乓球室打球。總理太累了,有兩次深夜從城裏回來,在我開車門扶他下車時,他順勢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左肩上,我用右臂摟著他的腰部,攙扶著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沒勁兒了,連支撐自己身體的力氣都很勉強。他靠在我的身上,我們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這三十來米的距離,我們走得很慢很慢,我儘量讓老人家身體的重量往我身上傾斜……當然,這也因為到自己的家了,又是我這個西花廳最年輕的小夥子來扶他,不然,他是寧肯強打精神硬撐著,也不會這樣讓人攙著走的。    

    到了乒乓球房,他打起精神,玩了幾下,驅趕了疲勞,然後又去辦公室批閱文件。不是眼見親歷,誰能想到那麼神采奕奕,那麼風度翩翩的總理能累成這個樣子,能累到這種程度!直到現在,每當我向朋友談起這個情節,仍然無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潸然淚下。    

    說起總理和乒乓球,還有許多事情可講。中國乒乓健兒參加31屆世乒賽時,就有好幾個故事。這屆世乒賽1971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從“文革”開始到1971年,我國已經兩屆沒有參加世乒賽,男女隊的技術水準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創往日的輝煌,這是全國人民關心的問題。總理也關注著這件事。體委的每一期訓練簡報,他都仔細閱讀,有時還作出批示。記得他在一期簡報上批道:“唐誠、趙正洪兩同志並轉乒乓球男女隊員同志們:今晚讀檔,讀了以後知你們已開始準備,……你們不應有包袱,學好了,練好了就會輕裝上陣。祝你們雙豐收。”乒乓球隊訓練的時候,為瞭解情況,我和國務院值班室的同志還去國家体委乒乓球訓練館看過一次。徐寅生還讓許紹發給我們演示了高拋發球技術。回來後我們簡單地向總理彙報了幾句。臨近出國時,總理在大會堂接見了全體隊員,既提出了要求,又給予了鼓勵。    

    世乒賽開始後,總理雖然很忙,仍然每天過問比賽情況。體委送來的比賽秩序冊就擺在他的辦公桌上,總理不僅讓我給他報比分,他自己也在冊子上圈圈點點,誰出線了,下一輪對誰,他心裏都有數。有一天看比賽實況轉播時,我給他講高拋發球的技術,他特別感興趣地聽著。男子團體比賽時,前兩盤都贏了,到莊則棟比賽時先輸了兩局。我心想,別讓總理不高興,就沒到辦公室向他報告。總理覺得不對勁,怎麼不來了?就摁電鈴叫我,並問道:“怎麼這麼長時間不進來?莊則棟打得怎麼樣?”    

    我說:“他輸了兩局。”    

    總理笑了笑,說:“前面贏了,你那麼積極報告,輸了你就不進來了。那有什麼,兩國交兵,各有勝負,不能只想贏害怕輸,哪能勝了報,輸了就不來了呢。”    

    李富榮與匈牙利一名隊員比賽時,關鍵時刻,對手的一個擦邊球被裁判判為出界,李富榮拿了這關鍵的一分,贏了比賽。賽後,外界對這個球爭議不少,認為球擦邊了。乒乓球隊回國後,總理接見了他們。總理當場問李富榮,那個球是不是擦邊了。李富榮承認,是擦邊了。總理便問他,為什麼沒有勇氣告訴裁判。李富榮說,壓力太大,太想贏了。總理語重心長地說:“運動員要有風格。如果你的風格高一些,主動示意,將會贏得更多的觀眾和對手的心。”李富榮心悅誠服,虛心地接受了總理的意見。    

    31屆世乒賽後,梁戈亮的兩面膠球拍引起了國際乒壇的議論,也驚動了總理。因為梁戈亮使用的兩面不同性能的球拍,讓歐洲選手大傷腦筋,國外反映梁戈亮使用的球拍顆粒長度超出國際乒聯的規定,梁戈亮發球時有遮擋等等。這件事不知怎麼就傳到了總理的耳朵裏,總理說:“贏球要贏得光明正大,讓對手心服口服。國際乒聯規定不能使用的器材,我們一律不用。”於是,梁戈亮就只好改用普通的球拍打球,成績很不理想。之後不久,乒乓女隊名將梁麗珍騎自行車到國務院西門找總理辦公室的人,要給總理送一封信。我接待了她。梁麗珍說,梁戈亮球拍的膠皮顆粒長度仍在國際乒聯規定範圍以內,並沒有超過標準,她希望總理過問一下這個事情,不然,梁戈亮的技術很難保持和提高了。說完,她把反映這個情況的信交給了我。我把梁麗珍講的情況和信的內容一一報告總理。總理聽後說:“你把這個情況報告給李德生同志(當時在國務院李德生分管體委工作),讓他轉告體委,既然符合標準,就可以使用。”    

    總理這種根據實際情況改正自己決定的作風,對我觸動很大,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

西花廳:我們的“家”

西花廳秘書們合影(左起:紀東、張作文、趙煒、錢嘉東、趙茂峰)

    在我的相冊裏,有一張十分珍愛的照片:姿態端莊、滿面倦容的總理,面帶微笑、和藹可親的鄧大姐與我們西花廳工作人員的合影。在“文革”那忽風忽雨、飄來蕩去、反復無常的歲月裏,總理和大姐就像撐蔭納涼的華蓋,遮風擋雨的大樹,給我們愛護和關懷,給我們教育和培養。西花廳黨支部是一個齊心協力、忘我工作的集體。    

    我到總理身邊的時候,支部書記由楊德中兼任,總理和大姐都是支部成員。楊德中主要在中央警衛局工作,分管西花廳。同時,總理還交給他一些特殊任務,如首長醫療保健等,他是總理信任和得力的助手。    

    西花廳黨支部分前、後兩個小組。前面小組的成員是秘書,後面小組成員是警衛、司機、炊事員和服務員。醫護人員不屬於西花廳支部,他們的組織關係在中南海保健處。    

    我去之前,前面黨小組的成員多一些。據說,總理辦公室人最多的時候有二十幾個,分為文教、財經、外事、機要等幾個組,有辦公室主任、副主任。後來,因為毛主席對秘書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有的幹部,秘書一大堆,秘書多了會誤事”。周總理聽了這個話以後,從50年代末開始,帶頭減少自己的秘書。到我去的時候,總理的秘書大部分已經分散到其他單位工作,或被抽去“支工”、“支左”,最後,只剩下孫岳、錢嘉東和張作文三個人了,再加上鄧大姐的秘書趙煒。總理辦公室人員精簡後,1965年,辦公室的名稱也改成“總理值班室”。我到西花廳一個多月,孫岳同志也“支工”去了。後來,張作文生了病,休息了一段時間,便沒再到西花廳上班,也去“支左”。又過了一段時間,去“支左”的趙茂峰因為身體不好,難以堅持“支左”工作,就又回到了西花廳。開始,他主要是養病,後來一面養病,一面擔負給總理查找資料等工作。有時遇到錢嘉東還沒上班,我又要跟總理出去,值班室沒人的時候,就由趙茂峰來替班。趙茂峰和趙煒是夫妻,他工作認真細緻,一絲不苟,言語不多,為人憨厚,很容易相處。從秘書這個方面來講,錢嘉東、趙茂峰和我三個人最後把總理他老人家送走,我們一直堅持到197611月,把檔清理完畢,總理值班室工作徹底結束,才離開了西花廳。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按照分工,錢嘉東主要負責外事、安全和宣傳、港臺等方面的工作。我接替張作文的工作,主要負責黨、政、軍、群等方面。也可以說一個外交,一個內政吧。    

    在時間上,錢嘉東主要是值夜班。吃過晚飯後上班,到第二天上午8時交班。我從早上8時接班,晚飯後交班。不過實際上,我們交班後並不馬上離開辦公室,一般情況下,錢嘉東交完班,再處理完需要辦的事情,就9點多了,回家睡幾個小時,下午晚飯前就又回到辦公室。總理夜間事情多,白天來的外交方面的文電錢嘉東都要先看一遍。後來總理的作息時間沒有規律了,錢嘉東值班的時候,即使能躺一會兒,也是合衣而臥,難得踏實睡一覺。成年累月,天天如此。我吃過晚飯交班後,也不離開,一般要到11點鐘吃完夜餐,才回去睡覺。這也是為了及時辦理總理在家辦公時交代的事情。而且,19753月前,我在北京沒有家,就住在西花廳,所謂下班,就是從辦公室到另一間屋子睡覺而已。    

    總理對秘書的分工非常清楚,也非常嚴格。只要事情不急,誰負責的事,就交給誰辦,誰管的檔,就由誰處理。當然,遇上緊急的事情,不論是哪個秘書的分工,誰值班就由誰辦理,辦完後我們再互相通氣。    

    後面的小組由衛士張樹迎、高振普,司機楊金明、服務員高雲秀、炊事員桂煥雲、姚德林、安振常等人先後組成。後來桂師傅年紀大了,他的徒弟林清也來西花廳工作了一段時間。大姐的司機王炳文和服務員霍愛梅等人,也屬於這個小組。張樹迎是1951年開始跟隨總理的一個老同志,事業心強,工作認真,勤勤懇懇,細心周到,言語不多,反應機敏。楊金明除駕駛技術好以外,還是西花廳最勤快的人,打夜餐、擦窗臺……只要有時間,從不間斷;高雲秀做得一手好針線,總理、大姐的衣服,縫縫補補,飛針走線,大多出於她之手;桂師傅是在我們工作人員中年齡最大的,身體很胖,給總理、大姐做飯多年,我有幾次深更半夜把他從熟睡中叫醒,他也是樂呵呵的。他給我講起過開國大典前,在中南海瀛台舉行第一次大型國宴,廚師長就是桂師傅,他提出的菜譜,經各級領導審核,最後得到總理的批准。這是老人家最得意的事,每當他給我講起這件事的時候,臉上都會不時露出那種獨有的驕傲和得意的笑容。    

    當時總理的保健醫生是卞志強和張佐良。保健護士是許奉生、張心莉和王星明,劉心蓮做過大姐一段時間的保健護士。這幾位同志平時與我們接觸多一些。我在西花廳工作的那幾年,還有一些同志來做過警衛、服務和醫護工作,但都是臨時替一下班,時間不太長。    

    1974年,楊德中被調離中央警衛局,到陝西省咸陽軍分區任第二政委。離京前,總理同他談了幾個小時的話。此後,就由張樹迎代理西花廳黨支部書記,直到總理去世。    

    西花廳的活動,一般都由黨支部組織,平時主要是組織學習,也包括一些行政方面的事務。最後,總理的骨灰送上天空,撒向大地,也是遵照大姐的交代,由張樹迎、高振普這兩位保衛、照顧總理多年的衛士代表黨支部執行的。    

這是一個特殊的支部,也是一個特殊的集體。西花廳是這個集體所有成員共同的“家”。有的同志的婚禮是在這個“家”舉行的;有的同志的孩子是總理和大姐在這個“家”裏看著長大的。1975131日中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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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首脑眼中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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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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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对中国的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外国朋友:

  1、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2、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大衣,时间:1972年2月22日上午,地点: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3、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Mao.ZD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4、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说:“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

  5、建国前,斯大林和米高扬也说过:“你们在筹建go-vern-ment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总理呢?”

  6、苏联前总理柯西金对毛主席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末了,他又补了一句:“前天美国报纸上登的。”

  7、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8、英国前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记者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8、苏联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9、印度印中友协会长说;“世界上的领导人,能多一些像周总理的,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在国内也同样,要是能多几个像周总理这样的领袖和Communistparty员,国家就会很好了。

  10、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11、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说过:“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中国人:

  1、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party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Communistparty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Communistparty的。”

  2、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Communistparty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

  3、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4、胡耀邦同志于1984年瞻仰了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后题词:“全party楷模”。

  5、Mao.ZD于1974年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6、文革中当红卫兵向Mao.ZD提出批斗周恩来的要求时,Mao.ZD说:“好吧,让我也去陪斗吧!”

  7、文革中极左分子提出要批判周恩来时,Mao.ZD又说:“周总理打倒了,哪谁来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反周民必反。”

  8、国民party元老于右任和蔡元培说:“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9、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原北大校长马寅初说:“周恩来总理是最得民心的Communistparty员。”

  10、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曾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Communistparty团结了一大批人”。

  11、陈云、彭真、宋庆龄、叶剑英、罗瑞卿、余秋里、谷牧说:“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12、更多的人说:周恩来是中国Communistparty的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中国Communistparty的一面旗帜、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是中国Communistparty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化身,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是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13.国民party高层军政要员盛赞周恩来:

  李宗仁说:“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party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Communistparty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party里没见过,国民party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张治中说:“我的一切进步与我的老朋友周恩来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于右任说:“周恩来的人格真是伟大”!

  冯玉祥评价说:“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见过周恩来后,在日记里写自己是吃饭太多。

  古耕虞说:“国民party把我往外推,Communistparty把我往里拉,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是周恩来的力量,使我改变了对国共两party不偏不倚的立场,逐步靠拢Communistparty”

  国民party内传言:得周恩来者得天下,委员长若有周辅佐,何至于有今天的局面(重庆谈判)

  一个作者:记得著名影星秦怡被关起来后,孩子在家没有人管.有一天总理从他家门前过,偶然看到秦怡的孩子,一问才知道这回事,他马上指示手下办事人员与相关部门联系,给孩子安排个地方.秦怡出来后,感动不已,她没有想到一国总理居然关心到这样的小事.

  人民的事,没有小事,我们的总理心里全是人民,所以在在处处会体现出他的关爱,这于他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我们这代人经过了文化革命,又经过了文化革命的反思,我们知道周恩来确实是千古以来少有的好人,好总理.我不指望一些年轻人一下子理解他,但希望大家多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再进行认真的比较,我相信任何一下有带有偏见的人都会最终承认周总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集智慧,风采,操行,才干于一身的少见的完人.

  联合国:

  周总理死后,联合国降半旗(不是联合国旗降半,而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国旗全降半旗)。其中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不高兴了,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国家死去的领袖降半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海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的到的,我也给降半旗。”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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