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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盡的張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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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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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張聞天傳》第三版增補的一些重要史事

     《張聞天傳》自1993年出版以後,接連增訂出版了三次。記得第二版剛剛面世時,老出版家戴文葆先生撫摸著書,對我說:“書是活的。我一直講好書永遠是活的。你這本傳記的再版,證明瞭我的這個看法是對的。”我聽了很受鼓舞。在本書三版問世之後,我益發感到戴先生的話極富哲理性。

    像張聞天這樣貢獻巨大、經歷曲折、思想深邃的人物,認清識透是很不容易的,他給後人留下了說不盡的空間。我一向認為,人物傳記不單是傳記作者個人研究和創作的成果,它同時也是對這一人物研究總體水準和它所涉及的相關領域總體學術水準的反映。所以,人物傳記質量的提高,固然需要作者不間斷的努力,但更為重要的是,要仰仗於學術界以至全社會對傳主生平、事業、思想及其歷史背景的進一步認識,有賴於史料的發掘和披露,以及相關領域研究的深入和提高。《張聞天傳》自出版以來的十多年間,“張聞天選集傳記組”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它的推動下,張聞天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同張聞天研究密切相關的中共黨史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和老一輩革命家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提高。所有這些,對《張聞天傳》的修訂有極大的助益。這次增補、修訂的方面主要包括:一是增補了不少新發現的史料;二是隨著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研究的深入,對傳主和相關人物的一些認識較以往全面,對歷史聯繫和歷史邏輯的把握較先前準確,對傳記中原來所作的一些不夠恰切的敘述、不夠公允的評價進行必要的修改、補充。茲列舉幾個方面。

    ●採用了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一說

    近年來披露的史料表明,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傳》三版也從此說。張聞天的生平、業績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偉大歷史轉折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從1935年春遵義會議到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將近四年,一直是中共中央的總負責人,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才實際上逐步把這個職務交給毛澤東,組織上正式離開書記處是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

    那么,張聞天是怎樣被推舉為黨內總負責人的呢?對這個重要史實,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沒有人說清楚。1997年3月22日,遵義會議的出席者、當時任紅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同劉英(張聞天夫人)談話,對這個重要史實作了明確的說明。那天我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張培森同志一起陪同劉英同志去拜訪楊尚昆同志,有幸聆聽這次談話並當場作了記錄。楊尚昆同志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么原因呢?這是因為聞天同志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

    依據楊尚昆同志提供的史實,“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的何方同志、張培森同志進行了詳盡、周密的考證,分別發表了有說服力的論文。中央黨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張聞天圖冊》,以“在總書記崗位上”為標題,明確記述張聞天遵義會議“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這次修訂本中單辟“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節。書中還加了一條較長的注釋,列舉張聞天、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楊尚昆、伍修權等六位遵義會議參加者關於張聞天任總書記的說法作為根據。
●增補了張聞天關於皖南事變後的形勢和對策的重要意見

    關於六屆六中全會以後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和作用,《張聞天傳》初版中一方面引張聞天整風筆記中的話說明:六中全會期間張聞天“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總書記的工作逐漸轉移給毛澤東了;另一方面舉了處理茅盾請求恢復黨籍、江青跑馬撞傷周恩來、皖南事變後指導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撤退等事實,說明“在六中全會後的相當時間內,對於全黨的工作,對於有全局影響的事,張聞天還是一直關注著,並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修訂本根據近年《黨的文獻》新公佈的材料,增補了張聞天在1941年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皖南事變後的形勢和對策時的重要意見:

    〔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在1月20日、23日、29日連續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時局和方針。張聞天在這三天會上作了插話和發言。關於事件的性質,張聞天在20日插話指出:“今天國民黨整個國策的中心是放在‘剿共’上面。”在以後兩次會上的發言中又指出,“日蔣還有矛盾”,要“利用”和“擴大”“日蔣的矛盾及日與英美的矛盾”,否定了認為這個事件表明蔣氏“降日”的判斷。張聞天也不同意認為國共合作將要破裂的估計,指出要“爭取延長全國破裂的時間”,認為“我們要孤立他們,使我們打幾次勝仗,積極打破他們反共的計劃”,“堅定的進行政治上的進攻,公開的批評蔣介石的談話,提出我們的要求來爭取群眾,揭破國民黨的武斷宣傳,分化國民黨的內部。”同時,張聞天明確反對過激方針,指出:“暫時不應提出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口號,也暫不提建立國防政府的口號,而應提出改革政府。”(《張聞天傳》第三版,第270-271頁)

    ●增補了中共九大期間毛澤東提議把張聞天選為中央委員而沒有成功的情節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是貫穿全書的一條重要線索。修訂本在這方面有所加強。比較重要的增補是中共九大期間毛澤東提議把張聞天選為中央委員而沒有成功的情節。增補的這一段文字如下:

    毛澤東沒有忘記舊情。就在九大期間,毛澤東幾次提到張聞天。有一次還明確提議要考慮選舉張聞天當九屆中央委員。那是在1969年4月11日大會秘書處召開的各大組部分召集人會議上,毛澤東談九大選舉時說:我提議幾位老同志,就是你們講的幾個“老機會主義”要選進去,我開幕講話就有這個意思。毛澤東提到了以下老同志的名字:朱德、陳雲、鄧子恢、張鼎丞、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陳毅。接著,毛澤東又說:張聞天、王稼祥是犯了錯誤的,但還是做了些工作的。遵義會議是靠在我們一邊的,同我們合作的。那時候我們很困難,以後也是好事做得多嘛!王明回國以後,他們沒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這一邊的。這一次張聞天、王稼祥是否選上,值得考慮。毛澤東講到這裏,有人插話說,幾個老帥要選是可以的,張聞天、王稼祥要選進去困難。這時康生插話說,王明說他們在中國傳播了馬列主義。老人家很不高興,說,王明傳播什么馬列主義,他們一沒有搞工人運動,二沒有搞農民運動,三沒有打過仗。

    選張聞天進九屆中央委員會的提議未被採納。張聞天仍然處於“監護”之中。(《張聞天傳》第三版,第471頁)

    還有,張聞天1974年10月18日給毛澤東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毛作了批示一事。初版本只說“毛閱後,讓身邊人員簽批……”。(初版第771頁),修訂本根據史實寫明:“這封信經王震轉呈,於10月底奉達正在長沙的毛澤東案前。毛澤東這時患白內障,雙目幾近失明,聽完來信,讓身邊人員簽批……”(《張聞天傳》第三版,第486頁)說得比較準確,並說清楚了毛澤東為何沒有親自簽批的緣由,避免了誤解。
●增加了一些他人對張聞天的評論

    《張聞天傳》初版中引用了他人評論張聞天的一些評語。例如,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李維漢談自己對博古、洛甫兩人的“觀感”:對博是“敬而畏”,對洛是“敬而愛”。要言不繁,只六個字,道出了博、洛二人在黨內同志心目中的印象。這樣的評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這次修訂本又增加了幾處類似的評論。舉一個例子,對張聞天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初版中作了這樣的評論:

    總的說來,由於張聞天深厚的理論功底、良好的文字素養,對中國國情和中國歷史的深入研究,使得這本中國現代革命史著作達到了很高水準。在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張聞天及其《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都有一席之地。

    這次修訂本加寫了1988年8月9日胡喬木的一番評論。胡喬木在1988年指導編寫《中國共產黨》歷史時仍然把《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作為一個範本,他說:

    張聞天的這本書是按照他自己對局勢和歷史發展的規律的判斷來寫的,那時毛澤東對這些問題還沒有作出論斷。全書一氣呵成,看起來很流暢,有極大的可讀性。(《張聞天傳》第三版,第285頁)

    胡喬木對這本書的特點、價值和地位,說得更加清楚、透徹。更不用說,他的評論,具有極大的權威性。

    再舉一個例子,對張聞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的情況,初版本由於缺乏材料,沒有進行評論。這次從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複製的檔案中引用了1927年5月對張聞天的鑒定和1929年5月的學年評語,加寫了兩段話,進行較為全面的評價:

    黨組織對張聞天的表現很滿意。1927年5月10日,……對張聞天的鑒定為:“堅定,沒有偏向,守紀律,對當前黨的生活和理論問題認識清楚,……可作為宣傳鼓動方面黨的工作者使用並獨立工作。”(《張聞天傳》第三版,第74-75頁)

    在完成第一學年(紅色教授學院歷史係東方史專業研究生)規定的學業時,東方史專業研討組於1929年5月23日對張聞天的評語,肯定張聞天“完全勝任”在勞動大學的教學工作,說他在勞大研究所和中文出版社“作為編輯進行工作,對此有好的反應”。評語還說,“在黨性方面張聞天同志是堅強的和守紀律的”。(《張聞天傳》第三版,第78頁)

    記得原國家主席楊尚昆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說,張聞天是“共產黨人的楷模,革命知識份子的典範”。對於新本《張聞天傳》,我最大的願望是讀者愛讀這本書。我尤其期望有更多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能夠讀一讀這本書。(程中原/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2月修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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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區大膽主張利用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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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在蘇區大膽主張利用資本主義

張聞天與列寧新經濟政策

    張聞天提出大膽利用資本主義是30年代在中央蘇區時期。這時的張聞天已身居中共領導核心層。如果從他那次去美國算起,已有十年時間。而這十年內,張聞天個人確實經歷了不小變化:留美歸來後,1925年加入了中共,不久即被派往莫斯科學習,經過五年的學習於1931年回到上海時,黨組織已處在嚴峻的白色恐怖之下,由於他留蘇學習表現出眾,回國後即被賦予重任,後又被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隔了一年,便隨中央機關內遷到了“紅都”瑞金。

    到蘇區後不久,1933年4月他在談論蘇區經濟問題的兩篇論文中提出了大膽利用資本主義。文章明確指出:“要發展蘇維埃的經濟,在目前不儘量利用私人資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資本主義的部分發展,對於我們並不是可怕的。這種發展,可以增加我們蘇區內的生產,流通我們的商品,而這對於蘇維埃政權現在是極端重要的。”(《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1933年4月19日﹐《張聞天文集》〈一〉第338頁)還說:“當前蘇維埃政權沒有力量經營國有的大企業,那末利用私人資本來發展蘇維埃經濟,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1933年4月22日,同上,第346頁)這是張聞天首次將列寧新經濟政策中“利用資本主義”的思想運用於中國革命政權下的經濟。

    為何稱張聞天提出這一主張是大膽的?這必須聯繫到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黨內的背景,而且首先要從蘇共說起。1924年列寧去世,1925年主政的史達林就宣告“恢復時期”終結,實際中止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開始了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新時期,起先從工業和商業系統中“排擠資本主義”;緊接著就轉向對農村資本主義的進攻,普遍開展對富農的鬥爭,並宣佈“廢止新經濟政策”;到了1930年隨著“全盤集體化”方針的提出,就又從限制富農進而轉為消滅富農,對資本主義成分舉行“全面進攻”。在此過程中,蘇共黨內在建設方針問題上並非沒有分歧,可是當時對集體化和消滅富農方針提出了不同意見的布哈林,被冠以“反黨”的罪名開除出政治局,一場爭論被迅速壓了下去。

    30年代中共黨內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同樣是“左”的,其根源正是離不開蘇共和共產國際的指導路線。早在1928年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雖然在肯定中國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質和克服大革命失敗後的盲動主義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然而六大決議關於“革命前途問題”卻是認為:在“革命過程裏,它一定要轉變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初步”,換句話說,民主革命過程中,就要向社會主義轉變,這顯然是超階段革命論。到了1930年,當蘇聯國內開展對資本主義“全面進攻”時,共產國際更是明確要求中共也一樣“和中外資本家進行殘酷的鬥爭”。王明上臺後提出的“三反”(即反帝、反封建的同時“反資本主義”)綱領,不過是國際路線的翻版。當時蘇區連小學識字課本上都印著這樣的口號:“左手拿著刀,右手拿著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一掃光。”而這種極左路線貫徹的結果,不但政治上搞得黨自身孤立,而且使得蘇區經濟也陷入嚴重困境。

    就在黨內這種將資本主義完全視為死敵的情況下,張聞天居然在文章中公開提出要“利用資本主義”,豈不是把自己往槍口上撞。果不然帽子立刻飛到了頭上,遭到總書記博古不指名的批判,指責這是“機會主義”,是“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而且要“以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隨後的歷史表明,中央遷入蘇區後黨內兩位高層領導人的這場爭論成了“左”傾路線分化的開始,而對於張本人來說則是自身轉變的一個起點。今日來看,張聞天當時之所以能夠如此大膽地提出這樣的見解和主張,除了他的務實精神之外,還應該說是和他在此之前用心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列寧的思想是分不開的。儘管此時張聞天在整體上尚未能完全擺脫左”的桎梏,但要看到在黨內那種思想狀況下,如此大膽地衝破禁區提出“利用資本主義”,其理論勇氣可謂難得,意義也相當深遠。(張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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