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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的民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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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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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度過的。延安的普遍整風開始後,很快轉為肅反和搶救運動。這就使延安各機關學校的生活分成完全不同的兩個階段。我在這裏談的是前一段。

  那時的延安,到處洋溢著一種自由、活潑、生動、歡樂的氣氛。自由的空氣,和平民主的精神,也許是我們這些青年學子到延安後最重要的感受。

    延安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也許就是《延安頌》上說的“到處傳遍了抗敵的歌聲”。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

    唱歌,最熱鬧的還是集合開會的時候。無論會議規模大小,歌聲總是此伏彼起,啦啦隊也是喊個不停。而且還經常“啦”到了中央領導人和有說唱特長的人。榮高棠就是因為演出“賣梨膏糖”的節目,連名字也改了(後來把高糖改為高棠)。有領導人參加的會也就“啦”領導,包括朱德、毛澤東、張聞天。記得有一次朱德就在不斷的喊聲下,被迫站起來唱了一首北伐時的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努力國民革命,齊歡唱!”

    那時延安的會也特多。除了延安的中央首長常給大家作報告外,從前線、大後方和國外回來的或來訪問的人,也經常被請來作報告。記得1940年朱總司令在學習節的大會上動員大家學習時就講過,不久前在西安的一次國防會議上,他就把胡宗南等國軍將領講得沒話說了,原因就是他學過辯證法,那些傢夥卻不懂。他那時講話還有點舊社會的語言影響。提到雲南起義後他任旅長時在四川打的一次勝仗,他說,“那次戰役是誰指揮的?就是兄弟我!”

    有一次印象特別深的是王明的報告。大約是1939年春天,他才開完國民參政會從重慶回來,給大家講參政會的鬥爭。那時等級制度並不森嚴,聽報告的人可以在報告中間或報告後向報告人隨便提問題,站起來問也行,但遞條子的多。王明正講著,就有人遞條子問:我們共產黨有七名參政員(按:指毛澤東、陳紹禹、董必武、林伯渠、秦邦憲、鄧穎超、吳玉章),其他人都去,為什么毛主席一次都沒去過?王明回答也很俏皮。他說,你們會不會下象棋?難道不知道雙方的將帥是不能見面的,一見面不就將起軍來了?實際上六中全會已經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王明自己發言也說要眾星捧月。但是這一情況沒向下傳達,各種會上對毛澤東的介紹仍然是“我們黨的領袖之一”。所以對王明的答復我們並沒聽懂,以為只是指軍事統帥:一個是國民黨軍委委員長,一個是我方的軍委主席。實際上王明指的是兩黨領袖。

    提起辦壁報,就令人想起在延安前一時期的民主氣氛。各單位的壁報,除發表學習心得、問題爭論等以外,談時政和向組織提意見也是一些重要內容。壁報上的意見,領導或者沒看或者不好講,反正往往沒人理,還不如直接寫信。例如我在1941年一個短時間內就寫了兩封信。一封是寫給賀龍的,說的是同一個連隊的學員,抗大每年每人發一套襯衣,但對一二O師調來的人,還再給他們發一套。我說,這本來已經是山頭主義了,而且還在助長和培養山頭主義。後來賀龍專門派人來向我作了解釋。雖然沒能說服我,但表明人家還是把我的意見當做了一回事。第二個意見是關於生活問題的,具體內容已經想不起來了。信是直接寫給校領導的。當時三分校的校長是許光達,副校長是陳奇涵。來我們大隊講話的是陳奇涵,他對我提的問題作了答復和解釋。但由於我的署名用了個“何方謹上”,他答復時就念成了“何方謹同志”。一時變成笑話。在當時,提意見是一種很平常的事,一些文化人還寫成文章發表在報紙或刊物上。

    這裏還可以講一次民主的實踐。就是1941年選舉第二屆邊區參議員。我們三分校和魯藝、自然科學院三個單位為一個選區,產生一個參議員。我們提的候選人是當時的校長郭化若,魯藝提的是院長周揚,自然科學院院長徐特立則退出競選。郭化若因參加軍委會議,委託俄文隊隊長曹慕岳替他競選。周揚則是親自出馬,除談了自己的施政意見外,還批評郭化若的缺席,說他對選舉不夠重視,將來還能保證負起參議員的責任嗎?雙方的啦啦隊也是嚷成一片。我記得魯藝的啦啦隊長是劉熾(著名音樂家)。他能出洋相,花樣翻新。他大喊一聲,“《安娜·卡列尼娜》是誰翻譯的?”魯藝齊聲答曰:“周揚!”相形之下,曹慕岳就名堂不多。但選舉結果,由於抗大人數大大超過魯藝,結果還是郭化若當選。周揚上臺講話說,其實他和郭化若都是共產黨員,不論誰當選,也都得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徐老最後上臺說,他是鼓勵搞競選的,這也是將來和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競選時的預演和操練。過了一陣,第二屆參議會開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個單位的選民作了傳達,其間還回敬了周揚兩句,但周揚那次沒參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說他上次請假是不重視參議會工作,其實他是很重視這一工作的,而且保證一定做好,請大家監督,雲雲。

    在延安的生活中,給人一個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覺得人和人是平等的,是確實認為上下級只是分工不同。那時中央領導也很隨便,沒有解放後那種前呼後擁的現象。在街上遇到,也是各走各的,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一次我就看到,毛澤東見何思敬走過來,趕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卻只點點頭就擦肩而過了。還有一次也是我親眼看到,陳雲進延安城北門被站崗的擋住,問他是哪部分的,為什么不係風紀扣。陳雲規規矩矩地係上風紀扣才讓進去。

    那時延安沒汽車,有些人連馬也不騎。毛澤東後來坐的是洛杉磯華僑捐贈給八路軍抗戰用的小巴士。在抗大總校上前方去以前,我在延安看到騎自行車的只有羅瑞卿和他的警衛員。據說是他用《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在大後方出版所得稿費買的。另外,吳玉章老人因怕騎馬危險,在延安常看到他騎毛驢。(澗青摘自2007年2月8日《特區青年報》,何方〔外交部辦公廳原副主任、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原副總幹事口述,邢小群整理)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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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延安“挨罵”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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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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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一些報刊發表了關于毛澤東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延安“挨罵”的文章。有些內容並不符合史實。

    筆者于1968年冬至1992年春曾經在延安地區(今延安市)工作和生活二十三年多,訪談了不少老農民、老幹部、老紅軍和老遊擊隊員,並查閱了有關資料。現將了解的史實整理和記述如下。

  ■毛澤東第一次“挨罵”

    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召開邊區各縣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徵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當天下午正在開會的時候,突然大風暴雨;一個炸雷,擊斷了禮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猝不及防,不幸觸電身亡。同一天,一位農民飼養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死了。

    噩耗傳開以後,人們議論紛紛。這位農民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為什麼不劈死毛澤東?”

    保衛部門聞訊,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逮捕這個“竟敢如此咒罵毛主席”的農民,並要公開處理,以一儆百。

    毛澤東從警衛員口中知道這件事以後,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毛澤東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毛澤東在延安還說過:“黨群關係好比魚水關係,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水?可以沒有魚,魚可是永遠也離不開水啊!”

    ■毛澤東第二次“挨罵”

    不久,在陜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村又發生了一起類似的事情。

    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鐵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一邊悲痛,一邊大罵“世道不好”、“共產黨黑暗”、“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等。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後,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並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

    毛澤東從社會調查部部長康生派人送來的《情況匯報》中,知道了這件事。他對社會調查部的人說:“你們不能這樣做嘛!……中央設立社會調查部,不是設幾個官位。如果不做調查,就隨隨便便抓人、殺人,這是國民黨的黑暗做法!就這些而論,人家罵得就有道理呀!”

    當晚,毛澤東的心情仍難以平靜:就叫來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要他立即把伍蘭花帶來。在會客室?,經過聊天拉家常話,毛澤東了解到:伍蘭花的家?共有六口人,七十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三個娃,大的才十歲,小的還不到三歲半;??外外全靠丈夫支撐著。1935年中央紅軍來了以後,她家?分了五畝地,頭幾年還好,政府收的公糧少,家?的糧食吃不完,踏實過了幾年好日子。這幾年變了,幹部只管多要公糧,還多吃多佔。如今她丈夫死了,家?的頂梁柱就沒有了。

    毛澤東又把錢益民叫進來,當面囑咐說:“把這個婦女馬上放回去,還要派專人護送她回家。記住,去的人要帶上公文,向當地政府當面講清楚,她沒有什麼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好人。她家困難多,當地政府要特別照顧。對于清澗縣群眾的公糧負擔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我們決不能搞國民黨反動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蘭花回村以後,對鄉親們講了自己在延安的經歷。長輩們聽了以後說:“古人講,宰相肚?撐大船,將軍頭上跑快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個不怕雷打、不怕鬼咋的大人物!”

    毛澤東從群眾的民怨罵聲中深刻反思,並舉一反三,下決心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領導同志一道,採取一係列措施改進工作。例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通過深入調查發現,“確實公糧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在1941年11月6日開幕的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開明紳士李鼎銘等十一人提案建議:“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並提出了具體實施辦法。11月18日,參議會通過了精兵簡政的決議。

    在中共中央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帶頭行動,先後進行了三次精簡。在減輕人民負擔,減少消費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面對當時十分嚴峻的形勢,毛澤東在1942年12月明確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學各界都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軍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毛澤東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毛澤東還把大生產運動與1942年整風運動一起,稱為在當時整個革命鏈條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兩個環節。

    在1945年4月24日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強調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從此,批評和自我批評與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必須永遠保持和發揚的“三大優良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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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為何“只見公仆不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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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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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楊家嶺農民交談

    在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歷史上,延安時期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和愈挫愈奮、興旺發達的“黃金時期”。其寶貴經驗之一就是,當時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和艱險困苦的環境中,在革命根據地認真探索和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積極實踐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
 

  小腳老太參加選舉

    1941年11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改變了第一屆參議會(1939年1月召開)選舉邊區政府負責人全部是中共黨員的狀況,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三三制”的政策;選舉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開明紳士李鼎銘為副主席。在選舉邊區政府委員時,當選的十八人中本來有中共黨員七人;由于超過了“三三制”的規定,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主動申請退出,然後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黨外人士遞補當選。議員代表李丹生在閉幕會上發言說:共產黨“說到做到,以信義昭示天下,則天下都是你們的”。李鼎銘副主席認真地說:“我原本不願出來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參議會上的演說感動才出來的,在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鼓勵下出來的。”

    延安時期進行的四次選舉,堪稱國史、黨史上民主選舉的典范。選民們也用民謠、小曲來表達自己的心聲:“民主政治要實行,選舉為了老百姓。咱們選舉什麼人?辦事又好又公平。”許多足不出村的小腳老太太,都騎著毛驢,翻山越嶺,趕到選舉地點。為了使不識字的選民能夠行使選舉權,不少地方還使用了“碗裏放豆”、“香頭燒洞”等便于操作的選舉方式,開創了“草根民主”的先河。

    厲行廉潔政治

    早在193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一份材料的批語中就明確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體現了“從嚴治黨”的理念。

    由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1941年5月1日批準、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1941年11月21日通過發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在1938年8月《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和政府還相繼制定和公布了《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條例》、《陜甘寧邊區政紀總則》、《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幹部獎懲暫行條例》、《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等法規,把廉政建設逐步納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軌道。

    1941年12月底,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肖玉璧(1933年參加革命的紅軍戰鬥英雄,全身有傷疤九十多處,曾任陜甘寧邊區某區主席、貿易局副局長),因貪污3050元,由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執行死刑。

    諸如此類案例,彰顯了延安時期“從嚴治黨”的思想和行動。

    “只見公仆不見官”

    美國記者斯諾在1936年和1939年先後兩次長期訪問陜北根據地和延安以後寫道:我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裏,穿的是打了補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飯和辣椒土豆絲;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的背心是用繳獲敵人的降落傘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線繩係著斷了一只腿的眼鏡;林彪請我吃的是“面條宴”;紅軍大學學員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斯諾稱讚“只見公仆不見官”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是“東方魔力”、“興國之光”。

    1945年8月10日,此前訪問過延安的黃炎培在重慶出版了《延安歸來》。他在書中寫道:“每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得上書建議于主席毛澤東。”“公務人員不論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學生裝短發,都代表十足的朝氣。”“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澤東先生,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于執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為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沒有能相見)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狙獷傲慢樣子,天天見面笑談,真是古人所說‘如坐春風中’。這一點太出我們意外了。”“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追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同期訪問延安的左舜生也對梁實秋說,在延安的各級政治機關門口沒有警衛,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排闥(小門)直入。(薛鑫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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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的民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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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歷史上,延安時期(從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長徵勝利到達陜北,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東渡黃河赴華北)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和愈挫愈奮、興旺發達的“黃金時期”。其寶貴經驗之一就是,當時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和艱險困苦的環境中,在革命根據地認真探索和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積
 
極實踐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    

  執行“三三制”,創建民主政權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的法寶”之一;“三三制”是黨在抗日戰爭時期關于統一戰線政權的政策和原則。它明確規定:抗日民主政權中人員的分配比例,共產黨員大體佔三分之一,左派進步分子大體佔三分之一,中間分子和其他分子大體佔三分之一(黨外人士大體共佔三分之二)。中共中央在有關文件中強調: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毛澤東還強調:上述人員的分配是黨的真實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責。共產黨員要堅決反對主觀主義和關門主義的作風,實事求是,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使他們有職有權。“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淩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

    1941年11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改變了第一屆參議會(1939年1月召開)選舉邊區政府負責人全部是中共黨員的狀況,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三三制”的政策;選舉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開明紳士李鼎銘為副主席。在選舉邊區政府委員時,當選的十八人中本來有中共黨員七人;由于超過了“三三制”的規定,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主動申請退出,然後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黨外人士遞補當選。議員代表李丹生在閉幕會上發言說:共產黨“說到做到,以信義昭示天下,則天下都是你們的”。李鼎銘副主席認真地說:“我原本不願出來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參議會上的演說的感動才出來的,在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鼓勵下出來的。”

    延安時期進行的四次選舉,遵照《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的規定和要求,切實做到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堪稱國史、黨史上民主選舉的典范。當時的宣傳口號是:“民主政治,選舉第一。沒有選舉,就沒有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革命。”選民們也用民謠、小曲來表達自己的心聲:“民主政治要實行,選舉為了老百姓。咱們選舉什麼人?辦事又好又公平。”許多足不出村的小腳老太太,都騎著毛驢,翻山越嶺,趕到選舉地點。為了使不識字的選民能夠行使選舉權,不少地方還使用了“碗裏放豆”、“香頭燒洞”等便于操作的選舉方式,開創了“草根民主”的先河。     

    厲行廉潔政治,“只見公仆不見官”

    早在193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一份材料的批語中就明確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體現了“從嚴治黨”的理念。

    由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1941年5月1日批準、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1941年11月21日通過發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在1938年8月《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和政府還相繼制定和公布了《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條例》、《陜甘寧邊區政紀總則》、《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幹部獎懲暫行條例》、《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等法規,把廉政建設逐步納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軌道。

    1941年12月底,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肖玉璧(1933年參加革命的紅軍戰鬥英雄,全身有傷疤九十多處,曾任陜甘寧邊區某區主席、貿易局副局長),因貪污3050元,由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執行死刑。《解放日報》(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在1942年1月5日評論中指出: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諸如此類的案例,彰顯了延安時期“從嚴治黨”的思想和行動。美國記者斯諾在1936年和1939年先後兩次長期訪問陜北根據地和延安以後寫道:我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裏,穿的是打了補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飯和辣椒土豆絲;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的背心是用繳獲敵人的降落傘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線繩係著斷了一只腿的眼鏡;林彪請我吃的是“面條宴”;紅軍大學學員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斯諾稱讚“只見公仆不見官”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是“東方魔力”、“興國之光”。

    1945年8月10日,此前訪問過延安的黃炎培在重慶出版了《延安歸來》。他在書中寫道: “每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得上書建議于主席毛澤東。”“公務人員不論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學生裝短發,都代表十足的朝氣。”“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澤東先生,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于執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為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沒有能相見)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狙獷傲慢樣子,天天見面笑談,真是古人所說‘如坐春風中’。這一點太出我們意外了。”“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追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同期訪問延安的左舜生也對梁實秋說,在延安的各級政治機關門口沒有警衛,任何老百姓都可以排闥(小門)直入。(作者: 薛鑫良)

 來源:學習時報     2009年0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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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抗戰勝利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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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新華網北京6月23日電 1945年8月10日晚,延安清涼山新華通訊社的報務員像往常一樣接收電訊時,突然收到 了發自路透社、合眾社有關日本向美國、中國、英國、蘇聯發出乞降照會的電訊。副社長吳文濤接過電訊稿,激動萬分,直接撥通了棗園毛澤東的電話,報告了這一
振奮人心的喜訊。



    日本乞降的消息在延安不脛而走,人們洋溢著勝利的喜悅,奔相走告。幹部、群
眾、戰士、學員們自發地紮起了火把,從堖畔、窯院走出來,匯成一條條火龍游進延安城。看到此情此景,詩人艾青情不自禁、飽蘸筆墨寫下了激情洋溢的詩篇《人 民的狂歡節》,“迎接歡樂,款待歡樂,歡樂是今天夜晚最高貴的客人。”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廣播“停戰詔書”的形式,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政府無
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延安後,整個延安城再次沸騰了!“日本投降了!”“我們勝利了!”的歡呼聲此起彼伏,大街小巷貼滿慶祝勝利的標語,商鋪店號門前掛起吉 祥喜慶的大紅燈籠。口號聲、歡呼聲、鑼鼓聲、鞭炮聲響成一片,震撼山谷,人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與歡呼之中。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付出了巨大
的民族犧牲,最後勝利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當晚,延安各界群眾再次舉行了盛大的火炬慶祝遊行。人們潮水般地湧來,火紅的
巨流從東、南、北三道大川湧向延安城區,映紅了波光粼粼的延河水和巍巍的寶塔山。機關、部隊和群眾的各種樂隊、秧歌隊、腰鼓隊紛紛走上街頭,盡情地奔跑、 歡呼、歌唱、呐喊……許多市民和商人也紮起火把加入到遊行隊伍中。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也乘汽車趕來,他們高唱著中美兩國歌曲,隨秧歌隊扭起秧歌。在遊行隊伍
中,史達林、毛澤東、朱德的巨幅畫像被高高舉起,在火把的映照下顯得格外醒目。延安成了歡樂的海洋。



    在群眾極度興奮的歡呼聲中,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等趕到新市場,與軍民共慶抗
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遊行的群眾向他們擁來,人們捧起大大碗公向這位抗戰功臣敬酒。彭德懷頻頻向群眾招手致意,接過群眾遞上的一碗酒,飽含深情地說:“我接受 大家的酒,讓我們一起為那些死難的抗日壯士和為中國獨立自由而獻出寶貴生命的國際友人獻上這碗酒吧!”說完,雙手托碗,將酒輕輕地灑在黃土地上。



    這天晚上,延安城的燈火徹夜通明,慶祝活動通宵達旦。朱德總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軍總部舉行雞尾酒晚會,宴請在延安的盟國友人,慶祝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



    9月2日,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裏”號戰列艦上,日本代表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9月5日下午,延安各界兩萬多人在南門外廣場舉行了“慶祝抗戰勝利大會”。會場氣
氛極為熱烈。下午2時,慶祝大會在歡呼聲和抗戰歌曲聲中開始。朱德、劉少奇、林伯渠、李鼎銘等16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朱德總司令在熱烈的掌聲中首先發表講 話,強調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依靠全中國人民的努力、軍隊的英勇作戰和同盟國的幫助下取得的。他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堅持和平、民主、團結和建設新中國
而奮鬥。接著,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延安大學校長吳玉章、教育家黃齊生、晉綏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劉少白、勞動模範吳滿有等先後講話。《解放日報》發表 艾青、蕭三、蕭軍等謳歌抗日戰爭偉大勝利的詩篇,並發表題為《慶祝抗戰最後勝利》的社論,歌頌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歌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歌頌八路軍、新
四軍和人民軍隊在抗戰中的卓著功勳,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把中國建設成為獨立、自由、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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