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報刊發表了關于毛澤東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延安“挨罵”的文章。有些內容並不符合史實。 筆者于1968年冬至1992年春曾經在延安地區(今延安市)工作和生活二十三年多,訪談了不少老農民、老幹部、老紅軍和老遊擊隊員,並查閱了有關資料。現將了解的史實整理和記述如下。
■毛澤東第一次“挨罵”
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召開邊區各縣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徵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當天下午正在開會的時候,突然大風暴雨;一個炸雷,擊斷了禮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猝不及防,不幸觸電身亡。同一天,一位農民飼養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死了。
噩耗傳開以後,人們議論紛紛。這位農民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為什麼不劈死毛澤東?”
保衛部門聞訊,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逮捕這個“竟敢如此咒罵毛主席”的農民,並要公開處理,以一儆百。
毛澤東從警衛員口中知道這件事以後,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毛澤東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毛澤東在延安還說過:“黨群關係好比魚水關係,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水?可以沒有魚,魚可是永遠也離不開水啊!”
■毛澤東第二次“挨罵”
不久,在陜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村又發生了一起類似的事情。
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鐵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一邊悲痛,一邊大罵“世道不好”、“共產黨黑暗”、“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等。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後,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並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
毛澤東從社會調查部部長康生派人送來的《情況匯報》中,知道了這件事。他對社會調查部的人說:“你們不能這樣做嘛!……中央設立社會調查部,不是設幾個官位。如果不做調查,就隨隨便便抓人、殺人,這是國民黨的黑暗做法!就這些而論,人家罵得就有道理呀!”
當晚,毛澤東的心情仍難以平靜:就叫來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要他立即把伍蘭花帶來。在會客室?,經過聊天拉家常話,毛澤東了解到:伍蘭花的家?共有六口人,七十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三個娃,大的才十歲,小的還不到三歲半;??外外全靠丈夫支撐著。1935年中央紅軍來了以後,她家?分了五畝地,頭幾年還好,政府收的公糧少,家?的糧食吃不完,踏實過了幾年好日子。這幾年變了,幹部只管多要公糧,還多吃多佔。如今她丈夫死了,家?的頂梁柱就沒有了。
毛澤東又把錢益民叫進來,當面囑咐說:“把這個婦女馬上放回去,還要派專人護送她回家。記住,去的人要帶上公文,向當地政府當面講清楚,她沒有什麼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好人。她家困難多,當地政府要特別照顧。對于清澗縣群眾的公糧負擔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我們決不能搞國民黨反動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蘭花回村以後,對鄉親們講了自己在延安的經歷。長輩們聽了以後說:“古人講,宰相肚?撐大船,將軍頭上跑快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個不怕雷打、不怕鬼咋的大人物!”
毛澤東從群眾的民怨罵聲中深刻反思,並舉一反三,下決心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領導同志一道,採取一係列措施改進工作。例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通過深入調查發現,“確實公糧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在1941年11月6日開幕的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開明紳士李鼎銘等十一人提案建議:“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並提出了具體實施辦法。11月18日,參議會通過了精兵簡政的決議。
在中共中央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帶頭行動,先後進行了三次精簡。在減輕人民負擔,減少消費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面對當時十分嚴峻的形勢,毛澤東在1942年12月明確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學各界都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軍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毛澤東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毛澤東還把大生產運動與1942年整風運動一起,稱為在當時整個革命鏈條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兩個環節。
在1945年4月24日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強調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從此,批評和自我批評與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必須永遠保持和發揚的“三大優良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