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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省長、書記之程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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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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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開國省長、書記之程子華


--山西省委書記、省主席程子華
(1)“門衛”原來是省主席

  1950年1月27日,山西省第一次專員、縣長會議在太原召開。

  省政府會議廳門口,一位身著軍裝的中年人正默默地注視著與會代表的到來。他中等身材,四方臉,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眉宇間透著一股英氣。

  會議室差不多坐滿了,大家熱切地注視著主席台,今天,剛剛到任的程子華主席要同他們見面。

  當程子華走上主席台時,台下許多人頓生詫異:剛才那位站在門口的中年人不就是這個人嗎?“門衛”原來是省主席。

  程子華出任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是在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軍區成立時。但由於別的事務,他一直呆在北京,直到1950年1月才正式到任。

  此次回山西,做家鄉的“父母官”,用他的話來說,“這是從事22年戰爭,取得全國革命勝利后,轉業地方做經濟政治建設工作。”

  當時,山西全省雖已得到解放,但解放戰爭還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國民黨和閻錫山殘余分子還未肅清﹔人民政權的建設、經濟的恢復、新解放區的土改、官僚資本的沒收等問題都亟待解決,程子華面臨著大量嚴重而迫切的工作任務。

  黨政軍重擔一肩挑,程子華感到沉甸甸的。但他發誓要把家鄉建設好,無愧於家鄉父老的期望。一到山西,他就迅速投入各項工作中。

  全省建政工作的順利完成,是程子華到山西后走好的第一著棋,這為后面工作的有序開展奠定了政治基礎。

  閻錫山統治時期的山西經濟,按其當時在全國所佔的地位而言,僅次於上海、東北。但到解放前夕,山西經濟已近於崩潰。解放后,雖然進行了軍事接管、復工復業等繁重工作,但是到1949年底,山西的工農業生產總值仍低於抗日戰爭前的水平。

  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成為山西人民最迫切的願望。

  以程子華為首的第一屆山西省委和省政府,把生產建設、文化教育和治安工作確定為當時的基本任務,決心在3年內恢復國民經濟。為此,許多有力措施在程子華的精心組織下,先后出籠。

  沒收以閻錫山為代表的官僚資本。

  閻錫山的官僚資本,不但壟斷了山西的工礦企業,而且壟斷了山西的金融、貿易、交通和郵電事業。人民政府在接管這些官僚資本的同時,組織職工復工生產,對生活困難的職工進行救濟、安置,並在接管的企業中開展了民主改革。

  穩定金融物價和調整工商業。

 
 山西剛解放時,由於通貨膨脹,生產遭受破壞,物質匱乏,投機商人乘機搶購面粉、棉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程子華到山西前夕,1949
年4月至1950年3月,全省發生了4次物價大波動。他到山西后,領導省委省政府立即採取有力措施,禁止白銀、黃金、美鈔、港幣在市場上流通,堅決取締金
銀黑市,打擊金融投機活動。在此基礎上,根據一定的比價,將各解放區發行的地方貨幣逐步受兌,以人民幣為統一的流通貨幣。這樣,到4月中旬,全省物價趨於
穩定。

  調整工商業的工作是在1950年下半年開始的。隨著金融物價的穩定,市場虛假購買力的消失,貨幣流通量的減少,加之政府在價
格、稅收管理方面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致使大量私營工商業在一段時間內倒閉、歇業。1950年2月至3月間,全省約有3600家私營工商業歇業。看到這
種情況,程子華十分焦急。於是,他親自組織力量到太原市棉織、糧食等13個行業進行調查研究,開展試點工作。取得經驗后,在全省普遍推廣。政府堅持“公私
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縮小國營貿易范圍,規定國營零售公司隻售糧、棉、油、布、鹽五大商品,以免過多地與私營商業競售。另外,政府還調整了批發與零售
之間、產區與銷區之間、季節與季節之間、原料與成本之間的價格差額,使私營工商業有利可圖。由於政策得力,私營工商業很快擺脫了困難局面,私營工商業戶從
業人員迅速增加。

  鎮壓反革命,是又一項繁重的任務。程子華到達山西的當年,全省發生反革命騷亂事件20起,搶劫事件394起,破壞鐵
路交通事件281件,殺害干部和群眾51人。血淋淋的事件,觸目驚心,令程子華等一班領導寢食難安。對敵人的嚴懲就是保護人民的最好方式,山西省經過3個
月的斗爭,僅省一級就處理反革命犯383人。殺害劉胡蘭烈士的凶手徐德勝等3人,也在這次鎮反斗爭中處以死刑。鎮壓反革命運動為恢復國民經濟創造了安定的
社會環境。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后,全國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為了迅速恢復遭到破壞的山西國民經濟,程子華與山西省委、省政府一班領導,把恢復與發展工業生產確定為關鍵突破口。

 
 程子華就山西的工業情況著重進行了調查,並根據實際情況採取了相應措施。煤炭工業是山西的優勢。建國初期,國家在財力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先后撥出專款
3976萬元用於礦井的修復和改建。省政府在狠抓恢復老礦井生產的同時,著重恢復和建設了大同、陽泉和石圪3個國營煤礦。山西第一台掘煤機就是這段時間內
在大同永定庄礦用土法制造出來的。1950年,原有各煤礦基本完成礦井修復任務,當年生產原煤380萬噸。

  太原儀表廠作為中國第一個
航空儀表制造廠,是程子華在山西時籌建的,1949年10月7日,國民黨政府的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4000余職工在香港起義,駕機回歸大陸。
1950年,中央軍委民航局決定,遣調“兩航”修理廠的全體職工和設備到太原,進行飛機發動機儀表附件的修理,這是太原儀表廠的雛形,程子華負責安排了國
民黨“兩航”起義人員。

  山西的電力工業、國防工業也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來。

  由於工作的需要,程子華於1950年9月離開山西到中央工作。雖然他在山西工作的時間不到1年,但是由於他領導山西省委省政府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開了個好頭,山西的國民經濟恢復得十分迅速。
(2)擔任“京官”的程子華奔波在經濟建設主戰場

  離開地方走上中央領導崗位,程子華基本上是在經濟部門任要職,為了新中國經濟的振興,他嘔心瀝血。

  程子華在中央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他是1951年初到任的。建國初期的合作總社除負責管理供銷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外,也負責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工作,直到1955年,手工業合作社才從供銷合作總社中分離出來。

  當時手工業正面臨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在這個過程中,程子華與一些錯誤主張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上任之初,他就從理論上著手解決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程子華組織全國合作總社局以上干部學習了《資本論》的有關章節和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
展》。在學習中,大家明白了工業發展的一般過程,即從農業當中分離出來以后是作坊,然后是行會,再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繼而發展成為機械化、半
機械化的大工業。聯系中國的實際,程子華等人認為,作坊這個階段,就是我們的生產小組﹔行會這個階段,類似我們的供銷合作社﹔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
“我們就把它作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這樣,一步步由低級到高級逐步過渡。

  但蘇聯專家堅持隻承認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而對手工業生產小組和供銷生產合作社堅決不承認,說那是資本主義。有些盲從的官員隨聲附和。

  程子華就此情況向劉少奇作了匯報,由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程子華等人的意見最后被認為是正確的。

 
 在合作社組織蓬勃發展之際,程子華和合作總社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基層社的組織形式問題。1949年1月的華北供銷合作會議和1950年7月的全國合作社
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根據劉少奇“供銷社要大”的指示,提出了農村以集鎮為中心建社的原則,但是認識很不一致。高崗和東北的一些干部極力堅持以村為單位
建社。

  帶著這個問題,1951年3月,程子華下到華東、華中作調查。

  經過調查,程子華心中有了底。4月中旬,他和薄一波聯名給劉少奇並中央寫了《關於農村和城市基層合作社改變組織形式問題的報告》,肯定了農村基層社應以集鎮或較大村庄為中心建社的原則,明確了城市消費社應以居民區建社為主的3種形式。

  報告得到劉少奇和中央的肯定,5月初,中央將報告批轉給各級黨委作為城鄉建社整社的依據。

  程子華的出色工作,贏得中央領導的高度肯定。他們對他的工作非常支持,對合作社的工作也抓得很緊。

  由於中央領導的重視,加上程子華等合作社領導的努力工作,合作社的各項工作開展得非常順利。

  繼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工作之后,程子華擔任過國家商業部部長、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中共西南局書記、西南三線建委常務副主任、民政部部長等職務。

  程子華到國家計委工作的時間是1961年。當時,國家計委主任、黨組書記是李富春,他任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60年代初,正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程子華是受命於危難之際。

 
 程子華參加領導縮短國家基本建設戰線的任務。工農業生產,包括消費商品生產和基本建設的計劃,要根據物質的多少,量力安排。物質的多少是由勞動力決定
的,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人民幣是造幣廠印出來的,要多少有多少。如果按人民幣多少作計劃,超過物質供給可能,就會造成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拉長基本建設戰
線。他在實際工作中得出的經驗之談,具有深遠的理論價值。

  程子華直接參與了解決香港人民吃水困難的問題。1962年夏,他親自到兩
湖、兩廣,就這個問題進行廣泛調研。到廣州后,正逢周恩來出國訪問回國后在廣州作短暫休息。周恩來了解到香港人民吃水困難,便找到陶鑄和程子華研究解決。
他們三個人不謀而合,都主張把東江水經過幾級提級開發,越過高山,送水到香港。回到北京后,程子華向李富春作了匯報,將此事列入了國家計劃,從而解決了香
港人民吃水困難的問題。

  為西南三線的建設,程子華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名字生根於西南地區人民心中就是始於此時。

  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攀枝花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設不起來,睡不著覺。”他這裡所說的攀枝花,實際是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代名詞。

  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成立了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兼主任,程子華任常務副主任。

  西南三線建設的重點是攀枝花鋼鐵廠的建設,從廠址的選定到工廠的投產,程子華親歷親為。

  僅過了1年,攀枝花工程就完成了准備工作。1966年開工,1970年煉出了鐵,1972年軋出了鋼坯,1974年就出了鋼材。

  1966年,程子華剛過花甲之年,老當益壯的他仍在繼續為黨的事業忘我工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受到迫害的程子華被迫離開了領導崗位。

 
 程子華由專政機關關了4年多,在軍隊農場勞動改造近一年。在逆境中,他仍很樂觀,他知道烏雲總會有散去的一天,被關押期間,程子華閱讀了大量書籍,包括
《資本論》、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等。通過讀書,充實自己,打發無聊的時光。

  在閱讀之余,程子華憑著記憶,寫出《關於西南三線建設報告》。這個報告融入了大量的經濟理論觀點,並與建設的實踐完美結合了起來。從專政機關出來后,他將報告呈送毛澤東和周恩來各一份,周恩來看后認為寫得不錯。

  1977年8月,在黨的十一大程子華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他曾是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屆中央委員。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並在中顧委全體會議上被選為常委。

  他還是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程子華最后在實際工作部門任職是1978年,那年他已過了73歲,擔任國家民政部部長。

  1991年,程子華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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