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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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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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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周恩来、叶挺、陈毅、粟裕在新四军皖南军部

皖南事變發生於1941年1月6日。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發出“皓電”,限令黃河以南新四軍於一個月內撤到黃河以北,同時密令其數十萬軍隊準備進攻華中新四軍,從而掀起了第二次反
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蔣介石罪惡陰謀的同時,為顧全大局,決定將皖南的新四軍撤到長江以北,並連電東南局和軍分會書記項英,乘國民黨軍尚未部署就緒,迅 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襲擊。1941年1月4日,項英率新四軍軍部和部隊共9000餘人北移。6日,當進入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突遭事先埋伏的國民黨
軍隊7個師8萬餘人的包圍和襲擊。廣大指戰員經7晝夜浴血奮戰,但終因眾寡懸殊,措施失當,彈盡糧絕,除2000餘人突出重圍外,一部被俘,大部壯烈犧 牲。軍長葉挺與對方談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在突圍中被叛徒殺害。17日,蔣介石竟反誣新四軍“叛變”,宣佈取消其番
號,並聲稱要將葉挺交軍法審判。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周恩來等根據黨中央指示,向國民黨提出嚴正抗議,並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親筆題詞:“千古奇冤,江 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針對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番號的決定,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
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繼續領導新四軍堅持長江南北敵後抗日鬥爭。



1月22日,毛澤東發表談話,指出皖南事變是國民黨醞釀已久的全國性反共突然事變的開端,揭露蔣日勾結,蓄謀滅共和打擊人民軍隊的罪行,號召全國人民起來
鬥爭,並提出了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懲辦皖南事變禍首、恢復葉挺自由、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12條解決皖南事變 的根本辦法。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利用一切公開場合和機會,向社會各界和駐重慶的美、英、蘇等國外交、軍事人
員與記者等揭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中國共產黨的正義立場,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各民主黨派、海外華僑及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經過共產黨的堅決鬥爭, 終於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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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中三个叛变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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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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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将士,其中两千余人突出重围,两千余人战死,一千余人失散、失踪,四千余人被俘。被俘的将士分别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铅山等地。在被俘的人员中,有极少数人由于对中共失去信心,被俘后叛变、变节。而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团级干部的叛变,则给新四军造成极大的破坏。最终,这三个叛徒也得到应有的下场。

  被新四军枪毙的赵凌波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绥靖指挥部成立后,赵凌波当上反共副专员,紧跟该部在繁昌我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地区,专门从事策划清剿活动。中共谍报人员侦悉后,即报告新四军七师师部,曾希圣政委、傅秋涛代师长很重视这一情况,一面用电报报告军部;一面派侦察参谋李务本率侦察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人员,企图侦察中共方面情况,但被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认出来,并被武装护送到安徽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

  傅师长即令当时在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带侦察班,名为“护送”(为麻痹赵凌波,没有捆绑),实乃押送他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在适当时机,派得力精干武装,押解他去苏北军部审判。

  不料,拂晓,押解到石涧埠附近路旁休息时,赵凌波突然向国军黄洛河据点奔逃。李务本发现后,立即带侦察班追捕。赵一面逃,一面大声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何必这样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回答说:“赵凌波,不要跑,跑就打死你。”赵听后反抗拘捕,当场被开枪打死了。

  投黄河自尽的赵希仲
1938年冬,赵希仲任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部长、副总队长,新四军军部北移时任第一纵队参谋长。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赵希仲随队突围中被国军108师俘虏。国军发现他是新四军重要干部,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功外,同时派出重兵将他押送到上官云相司令部。

  赵叛变,供出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及新四军许多领导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和特征等大量情况,因而受到优待,成了第三战区的座上客。

  1941年春,赵希仲与赵凌波一起,由国军用汽车送到江西上饶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同年6月,赵希仲与赵凌波一道自动声明脱离中共,并办了书面的自新手续。

  赵希仲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首脑张超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感化工作。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全体被囚人士,在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下,冒着酷暑烈日,艰难地行进着。6月7日深夜,在石塘镇宿营时,赵乘众人熟睡之机偷逃出来。

  赵希仲逃离“东南分团”后,开始到处流浪,当流浪到浙江金华时,因言语不同,形迹可疑,又无良民证,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讯队服苦役,后转送日军义乌工作班搞杂务,并帮助记伙食账和帮办文书,半年后获释。

  1943年2月,赵希仲流落到义乌做小生意。同年6月,别人介绍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饼干店做摇面机工人,不久又被日本人抓去,并押在警备部,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被判处死刑。因证据不足没有批准执行,一直关押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到老家后,国民党“中统”把他当作是共产党打算逮捕他。赵闻风后逃到甘岷县,惨淡经营土地,做小本买卖过日,直到当地解放,才返回老家。

  1950年,赵希仲隐瞒叛变历史,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介绍再次参加革命,由中共西北分局统战部送到陕西高陵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新华公司改为农具制造厂后,改任秘书科秘书。经过1956年肃反运动,赵希仲的叛党、叛变问题初步暴露,他被撤销职务,监督劳动。

  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赵希仲投黄河自杀身亡。

  被中共新政权处决的刘厚总
被中共新政权处决的刘厚总

  刘厚总,湖南耒阳人,杀害项英的凶手。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担任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1938年9月,刘厚总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

  1941年1月16日傍晚,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英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经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来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仅能住下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四人。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刘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

  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就计划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到太平县城,投奔了国民党县党部。刘厚总先后被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和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3年冬,刘厚总被押送到重庆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刘不敢回原籍,遂到江西省九江市一个盐铺当伙计。1949年5月,九江处于解放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就去江西新余县的一个湖南老乡开的兴记盐铺当管账先生。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会,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立即逮捕。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感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的高度警惕。黄觉得此人像自己当年在新四军里给周子昆副参谋长当警卫员时见过的刘厚总。

  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贺华泉摘自2009年9月21日《新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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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奇冤千古謎--皖南事變的六個歷史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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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1941!那是一場“兄弟鬩于牆”的悲慘事件。皖南事變發生後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來在重慶《新 華日報》上發表親筆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切正義的人們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又一次反共內戰的憤怒和 譴責,這也是皖南事變被稱為“千古奇冤”的由來。
60年前發生在皖南的同室操戈的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事件,是國民黨頑固派在新四 軍軍部和所屬部隊決定北撤到長江以北蘇皖敵後地區時精心策劃的聚殲新四軍部隊於涇縣茂林地區的一個極其險惡的反動陰謀,也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所發動 的反共高潮中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
一、“千古奇冤”的由來
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將反共重心由華北轉到華中。先是命令長江以北的新四軍全 部開到長江以南指定的狹小地區,企圖割斷新四軍與八路軍的聯繫,便於各個擊破。在中共中央針鋒相對地進行了鬥爭以後,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參謀總 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發出皓電,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1個月內全部開到災情、敵情並重的黃河以北,欲陷八路軍、新四軍於絕境,並調兵遣 將,在皖南集中了7個師8萬余人的大軍,以上官雲相為總指揮,採取前堵後追、兩翼夾擊的部署,伺機圍殲勢孤力單的新四軍軍部和所屬皖南部隊。1941年1 月4日,新四軍軍部和所屬皖南部隊9000餘人,為顧全團結抗戰大局,在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率領下,從皖南涇縣雲嶺及其附近地區出發,準備繞道茂林、三 溪、甯國、郎溪,到江蘇省溧陽待機渡江北移。1月6日,蔣介石得知新四軍開始北移,下令第3、第5戰區“採取行動”。第3戰區於6日下午命令第32集團軍 “迅速部署所部開始進剿”,並強令“徹底加以肅清”。7日拂曉,當新四軍北移部隊行至涇縣茂林以東山區時,即遭到國民黨軍層層堵截和進攻。新四軍指戰員在 軍長葉挺的指揮下,被迫奮起自衛,浴血苦戰8晝夜,到1月14日,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約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圍外,其餘分別被打散、被俘或犧牲。葉 挺根據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14日下午走出隱蔽處準備同國民黨軍談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時犧牲。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 昆在涇縣濂坑石牛塢赤坑山的蜜蜂洞隱蔽時於3月12日夜遭叛徒殺害。1月17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表命令和談話,反侮新四軍為“叛軍”,宣佈撤銷新 四軍番號,將葉挺“交軍法審判”。1月30日,蔣介石親自出馬,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撤銷新四軍番號的所謂“訓令”,從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頂峰。
1月1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全面揭露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真相。 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表毛澤東起草的命令和發言人談話。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于恢 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軍軍部。談話提出了嚴懲禍首、取消1月17日反動命令等12條解決皖南事變辦法。周恩來在重慶除同國民黨當局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外, 並運用各種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國民黨頑固派的暴行。中國共產黨的正義自衛立場,得到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海外僑胞和國際進步輿論的同情和支 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都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蔣 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國內各小黨派和中間勢力對蔣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於鬥爭,敢於勝利,贏得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進一步 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國人民中的聲望。在軍事上,儘管新四軍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應欽、白崇禧“皓電”、“齊電”限令八路軍、新 四軍撤至黃河以北的陰謀化為泡影。而皖南事變後不久新四軍軍部的重建,使部隊由原來的6個支隊擴編為7個正規師,新四軍從此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蔣介石妄 圖通過圍殲皖南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部隊來達到取消新四軍的陰謀也徹底破產。
二、皖南事變的難解之謎
對於皖南事變這樣一個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國共兩党關係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國成立 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學術界,特別是黨史、軍史學術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之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 由於歷史的塵封不可能一一拂盡,因而,迄今為止,仍然留下許多待解難解之謎,尚需學術界繼續不斷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討。
●謎之一:走什麼路線最為安全?
新四軍選擇南下皖南事變前,皖南新四軍各部北移有三條路線可以選擇,這就是向東、 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雲嶺、蕭村、北貢裏、土塘等皖南新四軍各部駐地向北,經銅陵、繁昌之間的渡過長江至江北無為一帶。這條路線基本上是敵佔區。向東是由 我軍駐地向東開拔,由蘇南北渡,其具體路線是,從駐地經涇縣的馬頭鎮、宣城縣的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梅渚鎮、南渡鎮至簣橋、水西地區,然後進入 蘇南之敵佔區,從鎮江附近渡江。這條路線所經之地是敵、頑的交錯防區。向南是皖南新四軍最後所選擇的路線,這就是從駐地向南開拔,經茂林、三溪、旌德、沿 天目山腳附近的甯國、郎溪,繞道蘇南的溧陽,然後待機北渡。這條路線所經過的地區,不僅行程最遠,而且全是國民黨軍隊的防區,沿途有國民黨駐軍的幾個師。 新四軍最終所選擇的路線是向南的路線。從皖南事變事後的結果來看,新四軍所選擇的北上路線與北上時間是最壞的。在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新四軍所選擇的路線 是一條絕路,結局是皖南部隊的全軍覆沒,試想,即使選擇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此了,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也有人認為是 在對向東、向北和向南路線作出比較後作出的在當時看來是最佳選擇的路線。
有學者據此認為“部隊最後確定的北移路線,並不失為一種有利選擇,它並非是一條自投羅網的自殺路線。有誰能保證 說由涇縣往北在銅陵、繁昌間北渡,或向東去蘇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無事或較少犧牲呢?”(李良志:《烽火江南話奇冤——新四軍與皖南事變》,中國檔案出 版社1995年版第416頁。)筆者認為,鑒於國民黨頑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本性,鑒於國民黨有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前科,鑒於黃橋戰役、皖南1940年 秋季反掃蕩、曹甸戰役中新四軍在作戰中的傑出表現和實力的顯現,蔣介石發動內戰與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這種內戰發生的具體地點、時間可以移易,但是, 筆者還認為,在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新四軍所選擇的路線是一條絕路,結局是皖南部隊的全軍覆沒,試想,即使選擇向東、向北的北移路線,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如 此了,因為已經不可能有比這更差的結果了。現在的問題是,歷史只具有一維性,邏輯推論畢竟代替不了歷史事實。走向東和向北的路線無非有這樣幾種後果:全軍 覆沒;遭遇(頑軍或日軍)阻擊,有部分傷亡;順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線,該是哪一種結果,這是永遠也無法揭開的謎——因為歷史上沒有發生的事永遠只能 是猜測。
●謎之二:項英為何一再推遲皖南新四軍部隊北上日期?
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後,蔣介石將其反共活動的重點由華北轉向華中。 1940年7月16日,國民黨提出所謂“中央提示案”,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撤至黃河以北,並要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縮編為10萬 人。1940年9月19日,毛澤東指示葉挺、項英“率部迅即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為要。”(《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2年版第62頁。)10月8日向皖南軍部提出了三個行動方案:一、軍部移動到銅陵、繁昌三支隊活動地區,準備在頑軍進攻時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 能,移到蘇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隊派兵到無為沿江接應。10月9日,劉少奇致電葉挺、項英,要軍部從速北移,指出“如果遲緩,恐有被頑 固派阻斷封鎖可能。”10月12日,毛澤東又再次致電耐心說服項英,說明北移理由,要皖南軍部“絕對不要遲延。”10月21日,毛澤東又致電葉挺、項英, 要葉挺儘快渡江,以速為好。10月25日,毛澤東又向項英等人轉發了周恩來“將新四軍主力開至江北”的意見。以後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 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復催促項英儘快北移,或在情況有所變化、項英猶豫不決的情況下給予鼓勵,或給予嚴厲的批評,其 目的都是為了要項英北移,但對於黨中央的指示,項英或直接拒絕之,或婉言拒絕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開新四軍軍分委會議,決定於1941年1 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軍被圍而聚殲,使革命隊伍遭受慘重損失。對於項英遲遲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項英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受到王明右傾錯誤的嚴重影 響,抵制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新四軍向敵後發展的戰略方針,強調皖南特殊等。有人認為,僅僅作這種分析是不夠的,還要“研究歷史的、現實(指當時的現實)的、 國際的、國內的、個人的種種因素”,要“進入人物的心態”來進行研究。那麼,項英當時的心態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紙隻字,也不見有人聽到項英的任何流露, 儘管我們可以對之進行分析和揣測,但不能作為信史,項英其時最真實的心態恐怕這實在是永遠也解不開的千古之謎了。
●謎之三:項英究竟有沒有一個“三山計畫”?
這是關係到新四軍北上抗日為什麼選擇南下茂林的問題而遭到國民黨部隊圍剿的問題。 1940年4月3日,毛澤東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皖南部隊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情況,其中問到:“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 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遊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4月9日,項英收到毛澤東來電,當天立即回電,報告皖南部隊 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情況,其中說:“向南,為黃山、天目山、純石山,人少糧缺;靠江,則須經過敵友之間,極不利;渡江,絕對不可能,敵在長江封鎖更嚴,江 北桂軍已密佈江邊。”“向東,某方已有佈置,須沖過兩道封鎖,經過幾次戰鬥,才能與陳支會合。到蘇南,地區不利,處在敵友夾擊,地區狹小。只有在廣德、甯 國一帶堅持,繼續戰鬥。”(《新四軍‧文獻》(一),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頁。)可見,最後決定繞道的路線時,項英是作了遇到襲擊時堅持在山 區和丘陵地帶堅持戰鬥的準備的,並且主要是考慮了新四軍各部隊善於在山區地形進行作戰的因素的。只不過在北上的實際過程中,由於他對蔣介石等的反動本性認 識不足,應付突然襲擊的準備不充分,故在皖南事變中遇到襲擊時,還等不到我軍到達廣德、甯國一帶就被圍殲,連他本人也在皖南事變中不幸犧牲。那麼,項英為 什麼要率領皖南新四軍部隊向南而北上呢?這裏的關鍵是:有人說項英有一個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認為與新四軍大部分部隊缺乏在國共合作抗日情況下 對所謂“友軍”進行集團作戰的經驗有關。究竟事實是怎樣的,這個謎尚待解決。
●謎之四:新四軍北移出發不利之謎?
新四軍北移出發這條路線,是經12月28日新四軍軍委會反復討論決定的,當時確認 這條路線是一條較少犧牲的路線,但是1月4日部隊出發時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發的具體時間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連日的大雨,路滑難行,這就給 部隊行軍從一開始帶來了困難。二是大部隊於5日拂曉到達章家渡時,因青弋江水陡漲,在通過章家渡浮橋時,因過於擁擠,僅過千餘人,浮橋即被折斷,部隊被迫 涉水過河,延長了渡河時間,加之由於是隆冬季節,很多人衣服濕透,造成了部隊的疲憊。三是由於初出雲嶺等地不利,部隊被迫在茂林停留兩個白天加以修整,這 樣就給了頑軍形成緊密包圍圈的時間,使北移隊伍陷入重重包圍之中,未能在合圍之前沖出去。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作為全軍行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在那樣的重 大行動前沒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種種的預案,使部隊從一開始就陷入行軍的困難之中。為什麼部隊出發不選擇在白天?為什麼不考慮連日降雨青已經弋江漲水 而採取加固浮橋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長渡河時間?為什麼一定要在茂林停留兩個白天?這個謎至今也不見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謎之五:新四軍突圍部隊會攻星潭究竟有沒有成功?
新四軍皖南部隊北移時,編隊序列為三路縱隊,南下茂林時,第一縱隊為左路縱隊,第 二縱隊為中路縱隊,第三縱隊為右路縱隊。1941年1月5日,各路縱隊先後到達茂林一帶。1月6日晨,新四軍第二縱隊老三團三營派出一個排向高壇方向警 戒。7時許遭國民黨40師120團搜索部隊襲擊。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的第一槍打響了。同日下午,新四軍軍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開了新四軍各路縱 隊領導幹部的軍事會議,史稱“潘村會議”。會議研究了具體的行動方案,形成了決定:“以一縱隊全部出球嶺(注:亦作求嶺);二縱隊四個營(注:實為三個 營)出丕嶺,二個營出博刀嶺(注:又名縛刀嶺);三縱隊(注:欠五團)出高嶺,五團為全軍後衛,隨二縱隊行動。並決定戰鬥分三個步驟:各部於6日黃昏開始 行動,7日拂曉佔領各嶺,正午前會攻星潭;攻下星潭後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師師部。”(《皖南事變資料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頁。)
皖南新四軍突圍部隊會攻星潭有未成功,不僅關係到皖南事變中的一個重要的史實問 題,而且還涉及到新四軍在事變發生後是否貽誤了突出重圍的有利時機,更牽涉到項英到底負有多大責任的問題。對此,學術界一直爭論不斷:一種觀點認為,新四 軍沒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當時突圍時機已經喪失,兩側部隊未能合圍星潭,星潭一帶地形不利,突圍部隊缺乏足夠火力,缺乏強大預備隊,星潭守敵40師 裝備精良,文字記錄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證據等。涇縣黨史辦曾於1984年和1986年兩次召集星潭村瞭解當時戰鬥情況的老人座談,這些老人們回憶新四 軍確未打進星潭村。另一種觀點認為,新四軍部隊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證據是幾位新四軍老同志的回憶材料,還有時任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少將參謀處長 岳星明的談話材料。這兩種觀點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沒有打下,如果沒有最確鑿的材料發現,這個謎底恐怕已經很難揭開了。
●謎之六:遭圍剿皖南新四軍部隊究竟突圍出來多少人?
關於皖南事變中新四軍突圍出來的人數,學術界持論不一。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認為:“除約兩千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 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記載:“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犧牲。”由馬洪武、童志強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軍發展史》認為,“在 皖南事變中突圍歸隊的新四軍指戰員,總數應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認為“新四軍突圍人數 為1300人。”新四軍指戰員的突圍人數,十分精確的數字已經永遠是個謎了,但概數究竟是1000人左右、1300人,約2000人,還是2000餘人, 尚需學術界繼續深入探討。(曹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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