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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省長書記之陳毅 --上海市市長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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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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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1)進入上海陳毅決心打一場“經濟戰線上的淮海戰役”

  陳毅領導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所面臨的第一個重大考驗,來自金融市場。

  上海當時的金融業比較發達,國民黨政府國家壟斷資本銀行的總部,以及全國24個大銀行總行都設在這裏,它是全國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國的金融命脈。然而,國民黨政府卻留下了一個混亂的金融市場———

  通貨膨脹嚴重,導致物價狂漲。有人這樣形容國民黨政府實行“幣制改革”後強制發行的金圓券的貶值速度:

  當你走進飯館,吃第一碗是一個價錢,而吃第二碗時,價格就上漲了。

  當你出門時,衣兜裏揣的那一大疊金圓券,可以買一盒香煙。過了一會兒這些錢就只能買一盒火柴,若再晚一會兒,就只能買幾根火柴了。

  流通領域混亂,金融投機猖獗。為了減少貨幣貶值造成的損失,人們不得不將不值錢的金圓券迅速購買實物或金銀;有的商店公開使用銀元或美元標價,形成了流通領域金銀外幣直接代替金圓券的現象。這使得直接以牟取暴利為目的的金銀投機活動愈演愈烈。

  面對挑戰,剛從炮火紛飛戰場上下來的陳毅,立即又指揮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當天。陳毅、粟裕即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管會主任、副主任的名義,頒佈了軍管會《關於使用人民幣及禁用偽金圓券的 佈告》,明文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所發行之人民幣,為解放區統一流通之合法貨幣。自即日起,所有完糧納稅以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物價計算,賬務、債務、票 據、契約等均以人民幣為計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偽‘金圓券’黃金銀元及外幣為計算及清算本位。偽‘金圓券’自即日起為非法貨幣。”

  佈告還規定:人民幣1元折合偽金圓券10萬元,為本市第一次比價;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從5月30日起,以人民幣按牌價收兌偽金圓券;6月5日後,金圓券嚴禁在市面流通使用。

  於是,人們懷著興奮的心情,拿著大捆大捆的金圓券,到收兌點去兌換人民幣。人們希望儘快結束金圓券氾濫成災的時代。

  與金圓券相比,人民幣無疑占上風。但市民們對人民幣的信心也並未建立起來,不少人對銀元仍然有盲目依賴的心理。一些金銀投機家,利用市民的這種心態,興風作浪,哄抬比價,從中牟取暴利,擾亂社會經濟秩序。

  南京路四大私營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動,相繼效仿。這麼一來,人們更是搶購“黃白綠”,特別是銀元和美鈔,因為有了這些才能買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銀元價格猛漲,5月28日,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為100:1,6月3日,非法市場上的比價已經2000:1。銀元價格的狂漲刺激大米、麵粉、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價格急劇上升2至3倍。

  銀牛橫行,銀元囂張,人民銀行當天早上發出的人民幣,到晚上幾乎全部回到了人民銀行。

  人民幣在上海市場的地位受到嚴重的威脅;新生的人民政權的信用受到嚴重的挑戰!

  面對挑戰,陳毅毫不怯弱。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既然可以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同樣能夠取得金融鬥爭的勝利。他果敢地領導了與金銀投機的較量。

  6月3日,以陳毅為司令員的華東軍區頒佈了外匯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所有外匯均應存入中國銀行作為外匯存款,換取外匯存單,或直接售予中國銀行換取人民幣,嚴禁外幣在市場上流通。如果蓄意違犯,擾亂金融,一定嚴厲懲辦。

  但是,利令智昏的投機分子們,對此置若罔聞,變本加厲地非法買賣金銀外幣。銀元及美元等外幣,仍在暗中起著流通貨幣的作用。一些反動分子竟狂妄地叫囂:“解放軍可以打進上海,人民幣則進不了上海!”

  陳毅市長憤怒了!在一次大會上,他公開警告投機分子:“趕快洗手不幹!人民政府反對不教而誅,但假如教而不信,那就勿謂言之不預了!”

  6月5日,上海市政府金融處根據軍管會的指示,指令證券交易所立即停業。

  同日,根據陳毅市長的指示,《解放日報》發表題為《擾亂金融操縱銀元的投機商趕快覺悟》的社論,嚴正警告投機分子立即停止活動。

  6月6日,人民銀行為平抑銀元價格,奉命拋出1萬銀元。但投機分子利用手中雄厚的資金對抗,1萬銀元被一吸而空,銀元價格繼續上揚。

  鬥爭進入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6月7日晚,中共中央華東局開會研究如何取締上海銀元、外幣投機,即將率隊西征入川的鄧小平、劉伯承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副市長兼軍管會財經接管委員會 主任曾山報告了銀元投機活動的嚴重情況,指出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不出一個月就會發生人民幣被擠出上海的危險。曾山還彙報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有關情況:

   上海證券交易所設在漢口路422號,是一幢8層高的大樓,它控制著上海全市的有價證券交易。上海解放前夕,這裏的證券交易日趨冷落,於5月5日自動停 業。但在上海解放後第二天,一些字型大小悄悄複業,打著經營證券的幌子,從事非法的金銀外幣的投機買賣活動。投機商憑藉交易大樓內數百部電話,把觸角伸向 全市 各個角落,操縱金銀外幣的黑市價格。可以說,這裏是全市金融投機活動的中心。

  “幹!挖掉這個白螞蟻窩。”陳毅堅決地說。

  鄧小平接過話頭:“我同意,還是幹掉它。”

  與會同志一致贊成。經過研究,擬定了行動方案,決定對上海證券交易所進行查封,並懲辦一批為首的違法犯罪分子,堅決打擊金融投機活動。

  陳毅對行動非常重視,他說:“一定要把這次行動當作經濟戰線上的淮海戰役來打,不打則已,打就要一網打盡。”

  6月10日上午,在上海警備司令宋時輪的指揮下,華東警衛旅一個營的指戰員,分乘10輛大卡車到達證券大樓,迅速將整幢大樓包圍了起來。

  同時,早已分散進入證券大樓各布控點的200余名公安人員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一律停止活動,接受檢查。

  經過審查,對證據確鑿、罪惡累累的238名銀元投機犯,當場拘捕,押送到人民法院依法處理。

  在查封證券大樓的同時,黃浦、老閘、新成等公安分局也出動人員,分頭取締了各區的銀元投機活動,逮捕了8名重大投機罪犯。

  痛擊銀元投機,肅清銀元販子,使銀元的價格猛跌。於是,米價開始下降了,食用油的價格也往下滑了。

  人民幣佔領了整個上海市場。人民政府贏得了上海人民的信任和擁護。
(2)陳毅向中央連發六封電報,坦誠直言。毛澤東複電:“甚好,甚慰”

  中央某位領導人早年曾稱讚陳毅是“天才的統一戰線政策執行者”。

  此話不無道理!

   擔任上海市長,與擔任野戰軍的司令員畢竟有所不同。上海有很多知名人士,各方面的統戰對象不少,同他們打交道,既要有肝膽相照的胸襟,又要有相互交往的 藝術。陳毅做起這項工作來,可說是如魚得水,遊刃有餘。他兼任華東局統戰部長,親自做統戰工作,並形成了一種廣交朋友、團結多數的統戰風格。

  上海剛解放,陳毅就在繁忙的工作中,分別拜會了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曾任北洋軍閥政府國務總理的顏惠慶等知名愛國人士,聽取他們關於接管、改造和建設上海的意見。

  6月15日,陳毅特意邀集上海各界耆老、名流座談。張元濟、顏惠慶、唐文治、周峻、俞寰澄、吳有訓、竺可楨、陶孟和、陳望道、茅以升等上海知名老人應邀出席。

   兩個小時的座談會,大家就如何發展上海的工業生產、農村開荒、興修水利、恢復交通、失業救濟、教育改造等問題,發表了中肯的意見。陳毅聞之非常高興,他 風趣地稱這次座談是“耆老策杖觀太平之集會”,並誠懇地說:“各位老先生提出的許多寶貴意見可供做實際工作的同志參考。”

  有一次,市政府收到了幾位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送來的“請柬”,邀請陳毅和市人民政府的幾位負責人吃飯。拿著請柬,有的同志不敢去,擔心傳出去之後,群眾會說閒話、或者怕被人說劃不清政治界線。

  陳毅襟懷坦蕩地去做客,不失時機地交朋友、做工作。

  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投入解放初期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工作,是陳毅擔任上海市長做統戰工作的重點和特點。為此,他還擔了風險。

  那是在1950年3月以後,上海工商業積毒迸發,經濟形勢日趨嚴峻:工廠原料嚴重缺乏,資金周轉不靈,產品滯銷,虧損嚴重;一些工廠關閉,一些商店關門;勞資糾紛增多,失業工人增加。

  這就是所謂的“四月危機”。

  經濟狀況不佳,而國家稅收任務又不輕,許多工商業主感到難堪重負。

  一天,陳毅收到“火柴大王”劉鴻生的一封親筆信,劉在信中表示要將劉氏企業全部交給國家,理由是“工廠實在維持不下去了。”

  第二天,陳毅邀請劉鴻生到市政府面談。

  劉鴻生叫苦不迭:“我只有一筆錢,公債買了十幾萬份,要繳款,還要納稅、補稅,還要發工資。現在存貨銷不出去,資金周轉不動……”

  陳毅詳細詢問了有關情況,答應以政府貸款幫助他渡過難關,劉鴻生滿意而去。

  榮毅仁的公債款一時交不出,托鬍子嬰到市政府反映情況。後來,國家收購了榮氏倉庫中久存無用的機器設備和開旅館的全套傢俱,問題才解決。

  有些資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圍,就推脫說:“我的錢都交稅買公債了,你們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職工拿不到工資就分店、分廠,甚至發生了遊行請願的事件。

   面對這種情勢,陳毅深感憂慮,他認為應該向中央反映。這時,全國統戰會議即將在北京舉行。陳毅對前去開會的上海代表說:“資本家交稅買公債是完全應當 的。國家財政收支要平衡,這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決不能含糊。但擠牛奶不可以把牛擠死。現在階級關係緊張,你們去北京開會,就要反映這方面的真實情況。”

  接著,從1950年3月12日至5月10日,陳毅向中央連續發出六封電報,和盤托出上海的困難情況,提出解決問題的一些對策,其中包括寬限稅收、公債完成日期、調整公私關係等內容。這樣做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因為這要冒被扣上“代表資產階級說話”的帽子的風險。

  陳毅的意見和建議,得到了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和肯定。在接到陳毅4月4日的第三封電報後,4月5日,毛澤東複電陳毅,明確表示“我們是支持你們的。”

  在4月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目前財政上已經打了一個勝仗,現在的問題要轉到搞經濟上,要調整工商業”。這次會議明確提出,調整工商業的原則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要糾正幹部中存在的想擠垮私營工商業的不正確思想和做法。

  5月,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上海等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陳雲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佈了調整公私關係的有關政策和措施。

   經過努力,上海的經濟和社會形勢開始出現轉機。5月10日,陳毅向中共中央、毛澤東發出第六封電報,彙報了上海3、4月份的情況和經驗。他認為,上海穩 定局勢的經驗和政策主要是:“調整公私關係,實行公私兼顧;改善勞資關係,照顧雙方利益;適當減少稅收,救濟失業工人;開展自我批評;糾正工作中的缺點 等。”

  5月14日,毛澤東複電陳毅,稱5月10日報告“甚好,甚慰。所取方針是正確的”。

  5月下旬,陳毅應毛澤東之邀赴京,接著又參加了6月上旬舉行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

  在北京期間,陳毅邀請在京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陳毅鼓勵他們要堅決跟共產黨走。並反復告訴他們,黨和國家所採取的措施一定能夠解決工商界的困難,上海工商業的困難狀況很快就會好轉,就會像李白的詩所說的那樣:“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果然,從6月份起,上海工廠、商店復工開業數逐步增加。到下半年,經濟恢復好轉。

  上海,成功地擺脫了“四月危機”!

  上海,迎來了新時代的曙光!

  作為上海解放後的第一任市長,陳毅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長達9年。

  1949年5月27日就任,後因黨內鬥爭的影響,一度專事華東軍區司令員的工作。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實際不再主持上海市的工作,他曾要求辭去上海市長的職務,未獲中央批准。

  1958年2月,在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上,被任命兼任外交部長,又一次向中央提請辭去市長職務;3月4日,毛澤東主席批准陳毅辭去上海市市長的職務;並經上海市10月31日至11月6日召開的市三屆一次人代會通過。

  陳毅是在新舊社會交替的最困難時刻,走上上海市市長這一崗位的,他與上海人民共同奮鬥,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而頑強拼搏,為揭開上海歷史上新的一頁而竭盡辛勞,為社會主義新上海的建設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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